《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 即《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随之通过的还包括《<昆蒙框架>的监测框架》《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资源调动》《能力建设与发展和科技合作》《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等一揽子成果文件。《公约》缔约方需要在国内执行《昆蒙框架》及其一揽子成果。为支持我国执行《昆蒙框架》, 本文简要回顾了《昆蒙框架》及其一揽子成果的制定进程, 解读了《昆蒙框架》及相关一揽子成果的主要内容, 评论了《昆蒙框架》对全球和国家的影响, 并就我国如何执行《昆蒙框架》提出了建议, 包括更新修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 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 强化国家执行进展监测和评估, 促进生物多样性融资工具的开发, 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伙伴关系。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领域。本文梳理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的发展脉络, 分析了保护形势的变化, 认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无论是在工作领域还是在战略目标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工作领域方面, 从最初仅关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逐渐拓展到识别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素, 以及探讨解决这些威胁因素的工具和方法上。战略目标方面, 从保护10%的海洋目标提升到至少保护30%的海洋区域。特别是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一热点问题也纳入到议题的讨论范畴。结合科学研究文献和国际进程评估报告对相关议题进展进行了评估, 认为在工作领域上, 目前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更侧重减少海洋生物多样性威胁, 在工具和方法上较为欠缺。在战略目标上, 不仅要实现30%的数量目标, 还需要考虑科学地保护规划和利用。在处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上, 需要明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作用。通过对议题的梳理和评估, 识别出目前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 包括: (1)各国政府及利益攸关方政治意愿和行动力不强; (2)全球海洋受保护区域面积不足, 保护成效较低; (3)资金来源不够; (4)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作不足。基于此, 建议未来在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时考虑加强海洋保护政策的制定; 增加海洋保护区面积, 提高保护成效; 强化资源调动和能力建设; 并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多边协定之间的合作。

资金问题对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和新达成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实施都至关重要,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的一揽子成果文件中, 与资金问题有关的主要是《昆蒙框架》及关于《资源调动》的决定。《昆蒙框架》提出了逐步缩小每年7,000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到2030年每年至少筹集2,000亿美元的资源量等明确的数量目标。关于《资源调动》的决定包含了历史性地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通过新的资源调动战略、成立资源调动咨询委员会等重要制度安排。这些目标相关承诺和制度安排如何尽快落地是重中之重。本文系统梳理了COP15资金问题相关决定, 综合分析了当前关于生物多样性资金问题的系列重要报告, 概述了全球履约资金的现状和问题, 分析了国际履约的最新资金要求, 展望了未来履约的资金安排, 并对中国如何加强履约资金的调动提出了应继续争取用好多双边国际赠款、提供持续稳定的财政资金支持、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以及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补偿和损害赔偿制度等建议。

能力建设与发展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议定书下的重要议题,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更是将其作为履约的有效执行手段之一。本文旨在增进生物多样性利益相关方对能力建设与发展问题的全面、深入理解, 以及探讨为处理这个问题可选择的优先政策事项。首先, 从能力、能力建设和能力发展基本概念入手, 概述了这些术语在《公约》及其议定书相关文件中的演变历史; 然后, 基于历届《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决定, 全面梳理了能力建设与发展的磋商进程和COP15主要争论焦点, 分析了该领域面临的资金、规划、项目、信息分享以及与其他国际公约之间的协同等关键性挑战及其原因; 最后, 针对能力建设与发展问题, 在国际层面上, 从扩宽资金渠道、制定或协调不同层次的战略与行动规划、确保项目和方案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完善信息交流机制、提升相关公约间协同增效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关注点; 在国内层面上, 从强化顶层设计、更新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查明生物安全和生物遗传资源领域的能力建设需求、加大宣传与参与以及充分利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外来植物从原产地到入侵地通常会经历植食性天敌选择压力的变化, 其生长防御性状的快速适应性进化是成功入侵的重要机制之一。植食性天敌按食性专一性分为专食性天敌与广食性天敌, 并对植物生长防御性状产生不同的选择压力。然而, 在自然群落中两类植食性天敌的相对比例可能会随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 这些变化对入侵植物生长防御进化的影响尚不清楚。本研究以喜旱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为研究对象, 在同质园条件下比较了原产地(阿根廷)和入侵地(中国)种群在不同专食性-广食性天敌比例处理下生长防御性状的差异。结果显示: 专食性-广食性天敌比例对喜旱莲子草生长防御性状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但其与来源地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生长性状中的贮藏根生物量与根冠比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入侵地种群的贮藏根生物量与根冠比随着专食性天敌比例的增加而增加, 而原产地种群正好相反。通过对比原产地与入侵地种群生长防御相关性状发现, 入侵地种群的总生物量(-21.4%, P = 0.027)、地上生物量(-22.6%, P = 0.026)、生长速率(-17.5%, P < 0.001)和黄酮含量(-38.4%, P = 0.010)显著低于原产地种群, 分枝强度(+357.9%, P < 0.001)、比茎长(+62.2%, P < 0.001)、比叶面积(+13.6%, P < 0.001)和叶毛密度(+221.9%, P = 0.002)显著高于原产地种群。综上, 入侵植物会通过改变生长性状而不是防御性状以响应专食性-广食性天敌比例的连续性变化。该结果为探究入侵植物生长防御进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证据。

植物的分布格局和区系分区研究可以为植物资源开发、物种引种、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农、林、牧的远景规划提供依据。本文基于最近出版的《浙江植物志(新编)》记载的相关数据, 分析了浙江省野生种子植物的分布格局, 探讨了植物区系的分区。结果显示: 浙江省有种子植物212科1,469属4,430种(不计种下分类群), 其中自然分布的野生种子植物有190科1,085属3,344种, 包含中国特有属45个, 中国特有种1,405个。属级水平上, 广布属有548个, 占野生种子植物总属数的50.5%; 各区域中属数最多的是洞宫山区(851属), 其次是浙东南沿海区(822属)和天目山区(818属), 最少的是浙北平原区(仅有411属)。种级水平上, 种数最多的是洞宫山区(2,304种), 其次是天目山区和仙霞岭区(均超过2,000种), 最少的是浙北平原区(仅有721种)。按照浙江种子植物分布的区域数目分为广布种(904个)、常见种(846个)、局限种(1,000个)、区域独有种(594个); 常见种和局限种共计1,846种, 可归纳为以下6个基本分布式样, 浙北部分布(171种)、浙南部分布(280种)、浙西部分布(109种)、浙东部分布(93种)、浙西至浙东南分布(98种)、浙东北至浙西南分布(37种), 其余为丘陵山地散布和间断分布。根据浙江野生种子植物属和种的分布, 结合前人的区系分区研究成果, 将浙江植物区系划分成2个地区(华东地区和岭南山地地区) 3个亚地区(黄淮平原亚地区、浙南山地亚地区和闽北山地亚地区) 5个小区(浙北平原小区、浙江中北部山地丘陵小区、浙东北沿海小区、浙江中南部山地丘陵小区、浙东南沿海小区)。

海南拥有丰富的热带苔藓植物, 已知受威胁苔藓植物多达29种, 但长期以来这些苔藓植物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保护工作尚待推进。本研究利用最大熵(MaxEnt)模型模拟了其中27种海南受威胁苔藓植物的适生区, 并识别和划分了适生热点区域, 旨在提出海南受威胁苔藓植物保护优先区域和筛选重要区域, 为开展苔藓植物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 不同苔藓植物的适生区面积和分布格局差异较大; 根据适生受威胁苔藓植物物种丰富度(species richness, SR)占丰富度峰值的比例区间(40% < SR ≤ 60%、60% < SR ≤ 80%及SR > 80%), 将适生热点区域划分为相对应的3级: (1)一般热点区域, 受威胁苔藓植物物种丰富度为11-15, 面积最大, 约2,527.2 km²; (2)显著热点区域, 丰富度为16-20, 面积约2,503.2 km²; (3)极热点区域, 丰富度为21-25, 面积最小, 约259.8 km²。各级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内, 其中极热点区域集中在海拔约1,100 m (-1,300 m)以上的热带云雾林, 均属于该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各环境变量中, 昼夜温差月均值对11种苔藓植物的贡献率最大(46.2%-91.3%), 年温度变化范围对8种苔藓植物的贡献率最大(31.9%-82.2%), 二者对海南受威胁苔藓植物的分布影响较大。针对海南受威胁苔藓植物的保护提出相关建议: (1)通过本底调查掌握受威胁苔藓植物的分布信息和动态变化; (2)对部分物种的受威胁等级进行调整, 将受威胁苔藓植物列入海南野生植物保护名录; (3)将云雾林区域划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重要区域加以重点保护; (4)加强对适生热点区域森林维管植物的监护; (5)将国家公园范围外的热点区域设为生态恢复区, 加强对各热点区域次生林、人工林生态及苔藓植物群落恢复的科学研究。

揭示物种共存的发生和维持机制对于群落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生态位分化是同域分布物种实现共存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解同域分布的多种小型哺乳动物的共存机制, 本研究采用DNA宏条形码技术对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6种小型哺乳动物胃内容物进行分子食性分析, 解析其夏季食物组成特征, 并计算和比较种间食物的多样性、生态位宽度和重叠指数。结果表明: (1)鳞翅目(相对丰度: 3.76%-42.33%)和双翅目(2.59%-62.63%)是6种小型哺乳动物的主要动物性食物, 禾本目(0.02%-45.33%)和豆目(0.19%-38.95%)为其主要植物性食物。6种小型哺乳动物取食主要动植物性食物的相对丰度存在种间差异。(2)黄胸鼠(Rattus tanezumi)和淡灰黑齿鼩鼱(Blarinella griselda)的属水平动物性食物显著重叠(O_jk = 0.63); 其余物种间的营养生态位存在一定程度重叠, 但在主要食物的构成和组成比例上存在明显差异; (3) 6种小型哺乳动物的动物性食物α多样性存在明显种间差异, 而植物性食物α多样性在6种小型哺乳动物之间差异不显著, 其中社鼠(Niviventer confucianus)食物多样性最高, 其动植物营养生态位宽度(8.2-11.1)均高于其余物种。以上结果表明6种小型哺乳动物的食物组成存在一定程度重叠, 但在主要食物上出现分离, 它们可能通过对主要食物摄食种类和比例的分化来减少竞争, 实现长期共存。本研究为揭示四川老君山地区多种小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的维持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也为该地区鼠形动物的生态管理提供参考。考虑到本研究在样本量和时间尺度上的局限性, 未来基于营养生态位对多种小型哺乳动物进行同域共存机制研究时建议适当增加取样的时空跨度, 更多的样本量能更好地反映种间关系。

受气候变暖的影响, 北极海洋生态系统的内部结构正发生改变, 其稳定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鱼类作为北极海洋食物网中营养传输与转运的重要枢纽, 了解其摄食习性以及种间营养关系是掌握食物网结构与功能变化的关键。本文基于中国第6次(2014年)和第8-11次(2017-2020年)北极科学考察拖网调查所获得的鱼类样品, 利用稳定同位素技术对白令海与楚科奇海(Bering Sea-Chukchi Sea)海域鱼类稳定同位素比值大小、营养级范围和营养生态位宽幅与重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共捕获鱼类8科21属29种, 所有鱼类样品的δ¹³C均值为-19.36‰ (-23.88‰至-15.78‰), δ¹⁵N均值为16.16‰ (11.80‰-20.37‰), 营养级范围为2.42-4.62, 均值为3.74。营养生态位结果显示, 基本每种鱼类的营养生态位都与其他几种鱼类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 但多数物种间并无完全重叠, 保持一定的独特性。白令海北鳕(Boreogadus saida)校正后的标准椭圆面积(corrected standard ellipse area, SEAc)最大(SEAc = 5.51); 大西洋钩杜父鱼(Artediellus atlanticus)的营养生态位宽幅最小(SEAc = 0.85)。本研究可为进一步研究北极海洋食物网结构以及深入分析北极海洋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提供营养生态学基础。

为了解雅鲁藏布江中游干流及支流丰水期原生动物的群落多样性特征, 于2021年7月利用18S rDNA高通量测序技术开展雅鲁藏布江中游原生动物多样性研究, 并现场测定水体理化因子。结果表明: 雅鲁藏布江中游原生动物在干流和支流两个河段上均以丝足虫门、纤毛虫门和双鞭毛虫门为主。群落Shannon多样性在河段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β多样性在两个河段上均以周转组分为主。研究区域原生动物群落存在显著的地理距离-衰减趋势; 物种互作关系以协同作用为主导; 影响支流原生动物群落的主要理化因子为pH、水温、海拔组合, 影响干流原生动物群落的主要理化因子为电导率。原生动物群落受到地理距离、物种互作关系和理化因子的共同影响。本研究结果明确了雅鲁藏布江中游丰水期原生动物群落多样性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可为后续雅鲁藏布江原生动物研究以及青藏高原水环境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和参考。

环境和遗传分化共同影响植物的功能性状, 进而能够通过根系分泌物影响根际微生物。本研究利用同质园试验, 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 基于固氮酶基因nifH的同源性, 分析同质园栽培的不同种源小叶锦鸡儿(Caragana microphylla)、中间锦鸡儿(C. liouana)和荒漠锦鸡儿(C. roborovskyi)根际土壤固氮菌多样性, 并探究其与种源地气候及同质园土壤属性的关系。结果表明, 3种锦鸡儿植物根际土壤固氮菌隶属6门9纲18目21科33属72种, 其中变形菌门、疣微菌门和蓝细菌门为优势门, 优势属为中慢生根瘤菌属(Mesorhizobium)、固氮氢自养单胞菌属(Azohydromonas)和慢生根瘤菌属(Bradyrhizobium)。3种锦鸡儿根际土壤固氮菌α多样性种间差异不显著, 但中间锦鸡儿和荒漠锦鸡儿根际土壤固氮菌的α多样性存在显著的种内差异(P < 0.05), 小叶锦鸡儿和荒漠锦鸡儿根际土壤固氮菌群落结构存在显著的种内差异(P < 0.05)。冗余分析表明同质园土壤pH和种源地年均温分别是影响3种锦鸡儿根际土壤固氮菌多样性和群落结构变化的主要因子, 说明3种锦鸡儿属植物根际土壤固氮菌群落多样性受同质园环境与遗传分化的共同调控。本研究结果为锦鸡儿属植物的生态适应机制和引种栽培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过去30年, 毛乌素沙地采取飞播、禁牧等一系列生态恢复措施进行荒漠化治理, 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 植被恢复后, 土壤多功能性的变化情况仍不明晰, 尤其是土壤微生物对土壤多功能性的影响缺乏深入认识。本文以毛乌素沙地同期建植的黑沙蒿(Artemisia ordosica)、北沙柳(Salix psammophila)和柠条锦鸡儿(Caragana korshinskii) 3种固沙灌木林地土壤为研究对象, 使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测定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 采用平均值法量化了林地土壤多功能性并分析二者关系。研究结果显示: (1) 3种固沙灌木林地土壤有机碳、全氮、全磷、微生物量碳、微生物量氮存在显著差异(黑沙蒿林地 > 北沙柳林地 > 柠条锦鸡儿林地), 黑沙蒿和北沙柳林地土壤蔗糖酶、碱性磷酸酶、土壤多功能性无显著差异, 但高于柠条锦鸡儿林地; (2) 黑沙蒿林地土壤微生物Chao 1指数、物种数、Shannon指数显著高于柠条锦鸡儿林地, 柠条锦鸡儿林地土壤净种间亲缘关系指数显著低于其他两类林地, 3种林地土壤微生物Shannon指数、系统发育多样性、网络拓扑性质(节点、边、边密度)及柠条锦鸡儿林地土壤净种间亲缘关系指数均与土壤多功能性呈正相关; (3)微生物参数对土壤多功能性的解释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网络拓扑性质(24.46%)、物种多样性(19.72%)、谱系多样性(5.92%), 土壤微生物多样性通过促进网络结构间接地对土壤多功能性产生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灌木林地对土壤微生物参数和土壤多功能性影响不同, 土壤微生物多样性通过正向调控微生物种间关系影响土壤生态系统功能。结果有助于从土壤微生物视角, 理解以不同固沙灌木为优势种组成的植被群落对土壤功能的影响, 并可为荒漠化防治植物种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利用基因组重测序的方法获取高通量SNP标记, 分析了长江上游三峡大坝-白鹤滩大坝之间8个不同江段(太平溪、巴南、合川、岷江口、宜宾、邵女坪、桧溪、冯家坪)共136尾瓦氏黄颡鱼(Pelteobagrus vachelli)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水平, 阐明了长江上游瓦氏黄颡鱼群体遗传结构。结果显示: (1)三峡库区太平溪群体和巴南群体具有较高的SNP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数量和核苷酸多样性指数, 遗传来源丰富, 其遗传多样性高于其他群体; 上游的岷江口、宜宾、邵女坪和冯家坪群体遗传来源单一。(2)瓦氏黄颡鱼存在3个不同的遗传分支, 且不同遗传分支之间存在较大的遗传分化。(3)群体SNP数量和核苷酸多样性指数与河流坡降呈显著负相关, 群体遗传分化指数与地理距离和隔离时间无显著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 在三峡大坝-白鹤滩大坝江段, 瓦氏黄颡鱼上游群体具有更低的遗传多样性, 更易发生遗传漂变作用, 在鱼类遗传多样性保护中需要特别关注; 瓦氏黄颡鱼存在3种显著的遗传结构, 应视为3个不同遗传单元进行种质资源管理。

苔藓植物因个体普遍细小, 更易在野外观察及采集中被忽略, 故很难获得一个客观、详尽的地区名录, 导致对其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受到极大限制。本文以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采用区系生境调查法和样方法相结合的采样策略, 沿海拔梯度对不同生境类型内苔藓植物多样性进行了系统调查, 并结合多次历史普查资料整理出该保护区的苔藓植物名录。本研究共获得苔藓植物56科143属394种, 包括苔类植物16科30属103种, 藓类植物40科113属291种, 其中有5种为濒危物种。与该保护区历史数据相比, 本研究苔藓植物新增科4个、属31个、种182个, 包括浙江省新记录科1个、属8个、种33个。区系生境调查法和样方法分别贡献了总物种数的81%和72%, 但当调查范围只限定在树附生生境时, 采用样方法所获得的总物种数及新增物种数均大于区系生境调查法。虽然代表更大采样努力程度的8个样方/树的调查获得的物种数显著高于2个样方/树的调查结果, 但只针对树干0.3 m和1.5 m的2个样方/树的采样结果贡献了75%的物种数。鉴于本研究采集方法获得的较高苔藓植物物种丰富度及新增物种数以及物种组成在时间梯度上的巨大差异, 建议在自然保护地开展类似的调查和研究, 以期及时更新各个保护地的苔藓植物名录, 为其保护研究提供最新的详实数据。

叶附生苔类植物主要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维管植物叶片的表面, 是苔藓植物中较为复杂的一个类群, 特殊的生理生态特性使其在成为气候变化指示类群方面的潜力很大。为了探究采集者的经验及采样强度是否显著影响叶附生苔的发现概率及物种多样性, 本研究在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叶附生苔开展了系统的采集和比较研究, 以期为我国其他地区开展叶附生苔类植物的调查和研究提供经验和方法支持。通过4位具有不同采集经验的采集者在规定的时间(每人每次30 min)和区域(铁炉基至黄家岱)内对叶附生苔进行3次重复采集, 分析不同采集者所采集到的含有叶附生苔的叶片数及所获得的物种多样性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 4位采集者共采集叶附生苔类植物5科11属36种, 并新增1种首次发现附生于叶片的种类(南溪苔Makinoa crispata)。采集者经验对叶附生苔的发现概率影响不显著, 但对叶附生苔的物种多样性, 尤其是一般种和优势种的多样性具有显著影响, 推测这一差异主要是由采集者不同的采集策略所导致。同时,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 叶附生苔的物种多样性随着采样强度的增加而增加, 4位采集者共同参与的采样结果体现出较高的采样充分性。本研究结果表明即使针对叶附生苔类植物这一类常被认为采集和鉴定非常困难的类群, 如加以必要的采集前的经验培训, 即使是非专业的采集人员也足以开展针对叶附生苔类植物的调查。

鼠类-植物种子互作关系是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的重点之一, 对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维持具有重要意义。许多研究关注了鼠类的行为习性、种群动态、群落结构、种间合作与竞争以及植物的种子特征和环境因素等对鼠类与植物种子取食和传播关系的影响。然而, 从种群内个体差异的角度探讨鼠类种子传播作用的研究较少, 鼠类种内特征(尤其是鼠类个性)为理解种子命运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另一种方法。近年来, 动物的个性及其生态效应逐渐受到关注, 但是将动物的个性与种子传播等生态服务联系起来的理论和研究案例较为少见, 妨碍了人们对动物个性如何影响种子传播进而影响植物更新机制的理解。本文结合近年来动物个性研究进展, 初步阐述了鼠类个性研究现状; 介绍了测量鼠类个性的常用方法(如旷场实验、出现实验和洞板实验等)以及这些方法测量了鼠类哪些个性; 着重讨论了鼠类个性对植物种子传播的影响, 强调了鼠类单一个性(如勇敢性、活跃性和探索性等)与种子传播的关系; 总结了鼠类个性介导种子传播的生态、进化和保护意义。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设计适合的野生鼠个性测量方法, 长期监测不同个性鼠类与种子传播的关系, 实现理论预测和实证研究的整合。

植物各个器官表面及内部定殖着高度多样化的微生物群落, 这些微生物与植物长期共进化, 作为宿主植物的“共生功能体” (holobiont)在植物生长发育、养分吸收、病害抵御和环境胁迫适应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益于近10年来多组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有关植物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组成和功能特征、群落构建的驱动因素和植物-微生物互作机制等方面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然而, 与土壤微生物组相比, 目前对植物微生物组的认识及其应用尚且不足。本文系统总结了植物微生物组的组成特征, 植物微生物在调节植物生长发育、促进养分吸收、提高病害抵御能力及环境胁迫适应性等方面的功能及作用机制, 从宿主选择、环境因子以及生物互作3个方面总结了驱动植物微生物群落构建的因素, 并着重阐述了植物-微生物互作如何塑造植物微生物群落以及如何调节对植物的有益功能。此外, 我们对未来植物微生物组研究和应用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展望, 如核心微生物组挖掘和合成群落构建, 植物-微生物互作的分子调控机制, 植物微生物群落水平上的互作机制等。深入理解植物微生物群落特征、生态功能以及构建过程对于精准调控植物微生物组以提高植物适应性和生产力以及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