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大城市是全球城市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冲突之地，对于维持区域内外生物多样性的平衡至关重要。但尚未有研究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内的中国大城市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基于COP15中履约目标12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的优先行动18，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与可持续利用计划编制”、“城市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与评估”、“城市生物物种栖息地修复及生态廊道建设”及“城市居民的自然联系与健康福祉”及“城市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五个方面梳理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内的16个中国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后简称“热点大城市”)保护政策，对照国际对比案例城市，总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方向，为平衡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促进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城市建设提供参考。研究发现，中外热点大城市均存在对自身的特殊生态区位缺乏认知、在长期规划中对生物多样性的考虑不足、城市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仍然匮乏等问题，中国大城市还存在城市生物多样性数据监测覆盖面较少且方式较为单一、对公众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体验及其设施建设的关注不够、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方面关注不足等问题。建议未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1)优先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规划编制；(2)探索多源数据监测新技术方法的集成应用；(3)促进多维度生物多样性体验的规范化；(4)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服务协同。

“留野”作为国土空间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 在支持大都市地区生态可持续和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大都市地区规划体系对此探讨尚显不足, 而在生态文明体制推进过程中, 这一点尤需重视。本研究以历史的视角, 从大都市地区全域和城区两个尺度梳理了近30年中国大都市地区多类型自然生态空间的发展, 分析了大都市地区全域范围自然保护地与建成区共存格局逐渐增强的态势, 以及核心城区从突出绿色空间与建成区协同拓展到重点培育包含生态保护区的大型郊野公园的发展过程, 综合揭示了当前大都市地区自然留野现象逐步增强的趋势。进而, 研究围绕生态文明体制下的大都市地区规划, 从观念调整、体系发展、机制优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与展望。研究倡导立足大都市地区规划探索系统的“留野区”, 推动相关治理手段的发展, 支持“城野共荣”的未来大都市地区新形态的发展。

生物多样性是城市发展的宝贵自然与公共资源, 城市化进程下, 研究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动态, 既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需要, 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的客观要求。对标国际形势,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的正式发布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描绘了2050年新愿景, 也提出了2030年全球行动目标。本文梳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历届缔约方会议中城市生物多样性有关议题的发展脉络, 主要包括城市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健康与福祉、城市化过程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城市与地方政府参与。同时, 回顾了《昆蒙框架》从要素讨论、案文完善至框架发布三个阶段中“城市生物多样性”行动目标的演变过程。放眼国内实际, 本文总结了在园林绿化、空间规划、气候变化、创建示范等方面我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发展, 介绍了新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中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要求。基于以上归纳分析, 提出了保护建议, 即: (1)以保护工作为基础, 推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发挥; (2)构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评价指标体系; (3)全方位深化主流化进程, 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响应、全民参与的保护氛围。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 生态系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 政府和公众对如何有效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关注日益增加。近年来, 昆虫旅馆(insect hotel)作为一种创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手段, 在城市公园管理中引起了广泛关注, 并逐步得到应用和推广。昆虫旅馆的设计初衷是为城市环境中的昆虫, 特别是独栖蜂, 提供繁殖、栖息、越夏或过冬的场所, 从而有助于维护物种多样性和种群的稳定。然而, 关于昆虫旅馆在城市昆虫多样性保护中的实际效果及其面临的挑战, 目前仍缺乏系统的研究。为深入探讨昆虫旅馆对城市独栖蜂多样性保护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本文首先对全球范围内昆虫旅馆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 包括研究数量、地理分布、受保护物种种类以及筑巢巢管的材料类型与规格大小等方面; 进一步总结了昆虫旅馆在城市环境中独栖蜂多样性保护中的积极作用(传粉、控害和科普教育)和限制因素(独栖蜂入住率低、非保护目标物种、天敌病原物危害增加等), 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案, 旨在为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持。

城市绿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载体, 大学校园作为城市建成区的缩影, 对提升小微绿地质量有重要意义。然而, 已有大学校园生物多样性研究缺乏连续的时间与空间信息, 且未明确物种与绿地内部植被结构的关联, 可能影响小微绿地内部结构质量的优化。本文以清华大学校园鸟类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地调查鸟类与植物群落, 运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冗余分析, 探讨大学校园的鸟类分布时空格局以及鸟类组成与绿地特征的关联。研究发现, 鸟类在大学校园绿地内部呈现集中分布且存在季节差异。鸟类组成与木本食源植物丰富度、灌木均匀度、地被盖度、人工草地盖度、乔木盖度存在关联。其中木本食源植物丰富度与鸟类多度、丰富度及Shannon多样性指数呈正向关联, 灌木均匀度与鸟类丰富度及Shannon多样性指数呈正向关联, 乔木盖度和人工草地盖度仅同时分别低于37.5%与39.8%时与鸟类多度呈正向关联, 而地被盖度则与鸟类丰富度及Shannon多样性指数呈负向关联。此外, 不同居留型鸟类的生境选择存在差异, 秋季的过境鸟分布仅关联于植被结构, 留鸟和冬候鸟分布同时关联于绿地物理特征和植被结构。我们建议在遵循自然规律营造城市小微绿地时, 应控制乔木盖度和人工草地盖度同时在约40%以下, 提升木本食源丰富度和灌木均匀度, 并增加自然地被覆盖和植被结构层次。研究面向城市小微绿地提出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近自然绿地营造建议, 为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的城市蓝绿空间质量提升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具有环境、社会和经济多重效益，是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和方法。通过建立“与自然合作”的机制来改善城市生态系统功能是目前诸多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也是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12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基于NbS理论框架，以上海市长宁区生境花园实践为例，系统梳理了城市小微栖息地的设计、运维模式及其网络构建方法，探讨了长宁区生境花园的建设成效和不足，结合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需求，提出了未来高密度城市小微栖息地营造的科学研究和实践方向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长宁区生境花园实践探索的城市小微栖息地营造模式，提升了高密度城区点状小微栖息地的网络化规模效应，构建了全过程居民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了多主体协同的合作共赢机制。然而，当前生境花园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生物多样性数据监测方法标准不统一、试点案例过于聚焦社区绿地、多元资金支持机制尚未形成。随着“昆蒙框架”目标的不断实施，城市物种栖息地修复和生态空间网络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研究建议，在NbS理论框架和原则方法指导下，城市应搭建跨部门合作和多元共治平台，为城市小微栖息地网络构建提供以下支持：科学监测与整合技术体系、拓展不同气候区的营造模式、探索多元资金支持保障机制，进而提升NbS理论和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号召力。

近自然林是加速城市森林植被恢复的重要方式，但近自然林恢复过程中植物多样性、地上生物量的时空动态及其空间尺度效应尚不明晰。本研究以2006年在上海市闵行区使用乡土树种营造的亚热带近自然林为研究对象，于2023年对其植物群落组成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与2007年至2023年期间的5次核心样方追踪调查结果对比，分析物种多样性、地上生物量及二者关系在时空尺度上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随着演替进行，木本植物丰富度由2007年的11种增至2023年的18种，植株密度先升高后下降；地上生物量由2007年的3.51 t/ha增加至2023年的208.83 t/ha，樟(Camphora?officinarum)、小叶青冈(Quercus myrsinifolia)等常绿树种逐渐成为群落优势种；生物量与丰富度(P < 0.01)、平均树高(P < 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植株密度显著负相关(P < 0.01)；2）在5 m、10 m和20 m三个空间尺度上，生物量与植株密度的正相关关系都极为显著(P < 0.001)；而随尺度增大，生物量与平均树高的关系由5 m尺度的不显著转变为10 m (P < 0.05)与20 m尺度(P < 0.05)的显著负相关。综上，在17年的亚热带森林恢复过程中，近自然林的营造模式已展现出其加速演替进程的效力。在近自然林营造中，应注重乡土树种的优势作用，选择多样化的物种组合，进而有效推动植物多样性与碳储量的协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