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森林群落因其极高的物种多样性而倍受生态学家的关注。在这些群落中, 一些大属对于推动群落的多样性起着重要作用。然而, 这些大属中的众多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共存, 一直是群落生态学的关键问题之一。传统研究通过测量功能性状来解释共存, 但难以全面揭示其复杂格局。本研究以榕属(Ficus)植物为例, 结合转录组学、代谢组学与功能性状测定, 探索了系统发育关系和防御性状差异如何促进局域群落中的共存。结果表明: (1)除碳氮比外, 局域共存榕属树种的防御性状均未检测到显著系统发育信号; (2)物理防御性状、防御基因及代谢物多样性显著低于随机结构(P < 0.01), 呈现性状发散格局, 而系统发育关系与随机结构无显著差异(P = 0.194); (3)防御性状多样性格局表现出生境异质性。本研究揭示了局域共存榕属树种通过防御性状的发散格局促进防御生态位分化, 防御基因和代谢物多样性为此提供了新证据, 有望为该领域提供新的见解和思路。

掌握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活动节律、活动范围和适宜生境分布, 有助于理解蒙古野驴适应环境变化的生存策略。本研究于2021–2023年夏季(6–8月)在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候选区,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蒙古野驴夏季水源利用规律研究。于2022–2024年, 对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候选区野外放归6匹蒙古野驴并佩带GPS颈圈进行跟踪监测。利用GPS颈圈数据开展蒙古野驴50%和95%Kernel夏季活动范围研究。同时, 基于红外相机和GPS颈圈数据, 利用BIOMOD2物种分布模型模拟蒙古野驴夏季适宜生境分布, 并评估国家公园候选区保护空缺。结果表明: (1)安装在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候选区的红外相机夏季共记录到5,996张蒙古野驴独立照片。其中, 白天2,825张、夜间2,212张、清晨459张和黄昏500张; (2)蒙古野驴在夏季水源利用方面表现出全天活动强度相对稳定的特征, 为昼夜兼性动物, 夜间活动指数略高于其他时间段, 活动高峰出现在23:00至翌日04:00, 清晨和黄昏时分活动强度略低; (3) 6匹蒙古野驴夏季50%Kernel活动范围为4.98–162.18 km², 平均活动范围为76.34 ± 69.36 km²; 夏季95%Kernel活动范围为27.67–2,117.72 km², 平均活动范围为892.95 ± 908.91 km²; (4) BIOMOD2模型结果表明, 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候选区蒙古野驴夏季适宜生境总面积为1.94 × 104 km², 76.97%的适宜生境处于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 本研究初步掌握了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候选区蒙古野驴夏季利用水源规律、活动范围和适宜生境分布, 丰富了行为生态学知识, 可为国家公园候选区制定针对蒙古野驴及其栖息地的保护管理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麝科是亚洲东部森林环境中的特有小型反刍动物, 分布于我国及毗邻国家。我国动物地理区划华北区麝类物种的相关记录纷杂, 物种认定亦缺乏系统研究。本研究整合分子生物学和动物地理学方法, 研究动物地理区划华北区野生麝的物种认定及其地理分布。作者于2023年2–10月于山西省吕梁山、中条山、太岳山和陕西省的黄龙山4个山系采集210份样品(208份粪便 + 2份组织), 使用线粒体16S rRNA和Cytb片段, 成功测得272条序列, 经过序列比对, 华北区麝类样品均属于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 未发现原麝(M. moschiferus)。系统发育分析表明华北区林麝与其他区域的林麝遗传距离为0.18% (16S rRNA)和0.70% (Cytb), 结合考虑华北区林麝的形态学特征和地理分布, 推测华北区林麝可能为一个新的地理宗。地理分布分析表明, 水热、植被和人为干扰是影响华北区林麝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目前华北区林麝分布范围主要在动物地理的华北区黄土高原亚区的山地森林带, 呈现出西南-东北走向的山地分布格局。综合分析分子证据和地理分布范围, 本研究得出结论: 华北地区的麝为林麝而非原麝, 可归属为一个新的林麝亚种或地理宗, 其地理分布受到山脉连通性和水热条件的显著影响。

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是我国学者于2015年在墨脱地区发现并命名的新哺乳动物物种, 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颊猕猴的分布范围有限, 种群数量稀少, 其栖息地适宜性评价方面尚缺乏相关的研究。为了解白颊猕猴的分布格局, 本研究通过红外相机布设与样线调查数据, 结合冠层高度、人类影响指数(human influence index, HII)、归一化植被指数、海拔、坡向、坡度和19个生物气候因子, 使用MaxEnt模型系统分析了白颊猕猴在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栖息地分布现状及影响因素, 并根据未来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该区域的生境状况, 预测其栖息地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 (1)筛选后的影响因素拟合的MaxEnt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的面积为0.924, 表明模型预测结果极为准确; (2)影响白颊猕猴当前分布的关键环境变量为最湿月降水量(bio 13)、人类影响指数(HII)、气温年较差(bio 7)、降水季节性(bio 15); (3)当前气候条件下, 白颊猕猴的高适生区大部分集中在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 部分高适生区分布于达木核心区。在未来2050s年SSP1-2.6气候情景与SSP3-7.0气候情景下, 白颊猕猴的适生区相较于当前气候条件下均有所增加。本研究可为了解白颊猕猴当前及未来的分布情况以及对该珍稀物种实施有效的保护策略提供理论和基础数据支持。

野生动物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能够为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解析提供关键依据, 有助于精准构建保护策略与管理规划。作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在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中起着重要作用。为探索红腹角雉的时空分布特征, 本文于2011年1月至2019年5月在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时期共布设83台红外相机, 采用优化后的MaxEnt模型、核密度估计法和单样本t检验从空间和时间角度分析了红腹角雉的适宜栖息地分布及活动节律。结果显示: (1)红腹角雉的潜在适宜栖息地面积为6,858 ha,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2.2%。(2)植被是影响红腹角雉栖息地分布的主要因素, 年降水量、最干季平均温和坡向是次要因素。(3)红腹角雉在日活动节律上表现为典型昼行性(昼行性指数β > 13/24), 日活动节律为单峰型(Φ = 17.777), 高峰期在11:00左右。(4)每月日活动差异指数α = 0.069 (t = –1.6847, df = 11, P > 0.01)和昼行性指数β = 0.68 (t = –0.0764, df = 11, P > 0.01)均无显著差异。(5)冷暖季的日活动节律重叠程度达到中度(∆₄ = 0.78), 两季活动节律存在显著差异(P < 0.01)。冷季活动高峰期在8:00和18:00左右。暖季活动高峰期在11:00左右, 相对冷季延迟3–4 h。本次研究填补了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红腹角雉时间和空间生态位上的信息空缺, 为后续红腹角雉在保护区内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种群动态分析是制定濒危物种保护策略的重要依据。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为我国特有两栖动物, 其野外种群状况不明。 为探讨种群增长模型在种群动态分析及物种保护成效量化评价中的可行性, 本文以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国大鲵为研究对象, 基于2006–2021年的野外调查数据和2000–2024年的增殖放流统计数据, 应用种群增长模型模拟分析了该保护区中国大鲵的种群动态、环境容纳量及增殖放流效果。结果表明: (1)该种群年均增长率为0.1722 ± 0.0324, 环境容纳量K值为51,190条, 目前种群处于指数增长阶段; (2)中国大鲵种群在增殖放流和无增殖放流两种情形下, 其种群增长曲线呈现极显著差异。在无增殖放流情形下, 种群指数和Logistic增长模型中的瞬时增长率分别下降了16.27%和32.11%。(3)增殖放流对中国大鲵野生种群复壮效果明显, 按照目前增殖放流量测算, 40年后种群数量将达到环境容纳量的峰值。基于种群增长模型分析种群动态具有可行性, 其研究成果对制定中长期濒危物种保护策略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对张家界大鲵保护区中国大鲵种群动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增殖放流(种群补充)效果明显; 中国大鲵种群增长率相对较低, 实施增殖放流和栖息地修复等保护措施十分必要。鉴于目前的种群增长率、种群增长趋势及环境容纳量, 建议持续实施增殖放流措施, 并按水系和遗传支系筛选增殖放流个体, 以本地亲本繁育后代为增殖放流个体来源, 防止野生种群基因混杂并确保种群稳定增长, 重点加强出苗点的保护和恢复。本结果可为中国大鲵或其他濒危物种种群动态分析、保护成效评估和保护策略制定提供参考。

根际微域作为植物-土壤互作的关键界面，其与非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分异特征及碳氮含量的调控作用共同塑造了森林土壤养分循环的微观格局。本研究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蒙古栎(Quercus mongolica)纯林根际与非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功能及其对碳氮含量的响应。根际土壤微生物特有ASV（扩增子序列变体）多于非根际土壤。门水平上，根际细菌以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和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为主；根际真菌群落的子囊菌门(Ascomycota)丰度显著高于非根际，而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呈现相反趋势。根际土壤中富营养型细菌通过快速利用根系分泌的简单碳源而占主导，而非根际寡营养型菌群适应低养分环境；真菌群落中，子囊菌门在根际占优，非根际以担子菌门为主，主要由根际效应（碳源输入）与非根际环境（有机质分解）的异质性驱动。Alpha多样性表明，根际真菌Shannon指数和Chao1指数显著高于非根际，而细菌多样性无显著差异；Beta多样性表明，根际与非根际微生物群落组成差异显著。功能预测显示，蒙古栎林土壤细菌与真菌分别富集于氨基酸合成与呼吸相关代谢通路，其互补的代谢功能（辅因子合成、碳氮源交换）可能会增强蒙古栎林土壤的物质循环效率。根际土壤富集有机质分解菌（如Candidatus Udaeobacter)和氮循环功能菌(如Bradyrhizobium)，其代谢途径可能以氨基酸生物合成等为主。土壤碳氮梯度通过资源竞争和代谢适应对微生物多样性和丰度产生影响：根际细菌多样性与有机碳呈正相关，真菌群落丰度与全碳及C:N显著关联。本研究分析了蒙古栎根际效应对土壤微生物结构与功能的调控，为蒙古栎林的科学管理以及为东北退化森林恢复提供借鉴。

牡蛎礁(oyster reef)广泛分布在亚热带和温带的近岸潮间带和潮下带, 是海岸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根据其垂直发育程度和聚集面积, 可将其划分为“礁” (reef)、“礁床” (bed)和“聚集体” (aggregation) 3种类型。目前, 全球牡蛎礁生态系统普遍退化, 而关于其形成机理、生态功能与经济效益的研究滞后, 这不仅限制了对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全面理解, 也影响着牡蛎礁的健康评估与可持续利用。为弥补广东省海岸带牡蛎礁生态系统数据的不足, 本研究于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 对广东省海岸带牡蛎栖息地进行了现场考察, 结合历史资料, 探讨了广东省海岸带牡蛎的物种多样性、牡蛎礁的分布特征及面临的主要威胁, 并提出保护与修复建议。结果显示, 广东省海岸带存在3种类型的牡蛎礁, 其中“礁床”与“聚集体”分布广泛, 而“礁”仅限于珠海、江门、阳江及湛江雷州半岛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区域。本次调查共记录了牡蛎科3属13种牡蛎, 其中小蛎属(Saccostrea) 6种, 包括棘刺牡蛎(S. echinata)、马拉邦牡蛎(S. malabonensis)、咬齿牡蛎(S. mordax)、多刺牡蛎(S. kegaki)和小蛎属的2个未定种; 巨蛎属(Crassostrea) 6种, 即熊本牡蛎(C. sikamea)、福建牡蛎(C. angulata)、香港牡蛎(C. hongkongensis)、近江牡蛎(C. ariakensis)、易迁牡蛎(C. bilineata)和电白牡蛎(C. dianbaiensis); 齿缘牡蛎属(Dendostrea) 1种, 为缘齿牡蛎(D. crenulifera)。熊本牡蛎、福建牡蛎、香港牡蛎、棘刺牡蛎、马拉邦牡蛎、咬齿牡蛎和小蛎属一种为主要造礁物种, 其中形成“礁”的主要是熊本牡蛎、福建牡蛎和香港牡蛎。造礁牡蛎的分布具有区域性差异: 香港牡蛎集中于河口区域, 熊本牡蛎与棘刺牡蛎广泛分布, 其他物种多见于非河口区域。目前, “礁”主要发育在天然岩石岸线上; 而人造海洋设施与养殖牡蛎设施上以“礁床”和“聚集体”为主, 未见具有一定垂直结构的牡蛎礁。广东省海岸带牡蛎礁面临过度采捕、栖息地改变、增养殖干扰、水质污染、物种入侵和礁体退化等问题。为加强牡蛎礁保护与修复, 建议完善保护体系, 强化基础调查与监测, 推进修复工程, 并加大科普宣传力度。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中部，省下辖区划分复杂而繁多。全省从西部到东部，依次为草甸草原，落叶阔叶林，针叶阔叶林；垂直分布由下到上，可分针阔叶混交林带及阔叶林带，针叶林带，亚高山岳桦林带，高山苔原带。本名录主要参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4版)》《东北植物志》《东北植物检索表》《吉林植物志》《中国东北药用植物资源图志》《东北植物分布图集》《东北草本植物志》等著作、以及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和来自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BIF)、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NSII）、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东北生物标本馆(IFP)、东北林业大学植物标本室(NEFI)。由于“无分布”比“有分布”的信息相对较难确定，我们在整理数据时，轻易不删除重要著作中已经有收录的物种，除非有较可信的证据，这可能使得本数据集的物种数量稍偏多。此外有些不能确定的物种，建立了一个存疑名录。本名录共收录吉林省野生维管植物142科739属2664种（亚种、变种），有凭证标本的2,184种。其中石松类2科6属22种，蕨类植物16科40属，103种(亚种、变种)，裸子植物，4科9属26种(变种)，被子植物，120科684属2513种(亚种、变种)。吉林野生维管植物中，菊科(76属283种)、禾本科(65属195种)、莎草科(14属177种)、蔷薇科(32属146种)和毛茛科(18属135种)所含种数较多。其他为有可靠资料记载的记录。统计发现，吉林省物种县域分布差异较大，61个县级行政单位中，物种数超过1,000的约占1/7，且县级分布数据严重不均衡。本名录中，省级名录的可信度相对较高，县级分布数据质量还需要大大提升。

厘清山西省野生维管植物的数目对于山西省植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山西植物志》作为记录山西省植物编目和分布区最权威的著作已经出版了20多年, 这期间植物分类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 山西省也出现了许多植物的新记录, 但目前尚没有一个准确、全面而科学的山西野生维管植物编目数据。本文在《山西植物志》1–5卷的基础上, 全面收集了1980年以来山西省维管植物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 结合作者科研团队多年的野外调查和相关研究工作, 对山西省野生植物名录进行查漏补缺, 通过修订名称、添加物种保护等级和分布区(具体到县区), 形成了最新的山西省野生维管植物名录(分为山西省野生维管植物名录和山西省野生维管植物存疑种类列表)。截至2024年6月26日, 本数据集包括2,438种73亚种229变种4变型, 隶属于147科763属, 其中石松类和蕨类植物15科34属117种4变种, 裸子植物4科8属13种4变种, 被子植物128科721属2,308种73亚种221变种4变型。本数据集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版)》的有19科27属36种4变种, 列入《山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晋政函〔2023〕126号)》的有47科80属119种1亚种2变种。建议今后的工作应该重点关注存疑物种和有标本但分布不详的物种, 这些物种可以为进一步完善山西省野生维管植物编目提供明确的方向。本研究可以为《山西植物志》的再版和山西省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盐生植物作为适应盐渍化环境的特殊植物类群, 在生态保护、盐碱地治理及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相较于其重要性, 中国盐生植物的编目工作相对滞后, 现有数据多来源于区域性研究或零散的文献记录, 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本文基于《中国盐生植物》(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世界盐生植物数据库(eHaloph)的基础数据, 结合多年实际野外调查, 通过系统检索文献资料, 对现有编目数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补充(增加新分类群、新记录), 完善其全球分布信息, 同时系统性整理了物种的生境、生活型、株高、形态、盐生类型、生态型、耐盐极值、光合作用途径、利用价值等生态学和功能性相关数据, 最终完成中国盐生植物编目和分布数据集。截至2024年, 该数据集收录中国盐生植物102科538属1,581种(31亚种37变种)。随着农业开发和生态修复工作的推进, 部分外来盐生植物逐渐归化并成为中国盐生植物的一部分。与《中国盐生植物》第二版相比, 本数据集新增31科310属1,026种(22亚种14变种)。该数据集的建立, 不仅为深入研究中国盐生植物的多样性、生态功能及其应用潜力提供了重要支撑, 也为盐碱地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花粉二型性(pollen dimorphism), 即同一物种内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花粉, 是一种花粉形态变异现象。本文基于形态和生理两个维度, 将花粉二型性分为花粉大小二型性、花粉形态二型性、花粉颜色二型性和花粉活性二型性等4种类型。少数物种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花粉二型性类型。在现有文献基础上, 我们对51科116属被子植物中已确认存在花粉二型性的类群构建了系统发育树。花粉二型性往往出现在具有特殊繁育系统的植物中, 如异型雄蕊、隐雌雄异株、镜像花等, 这可能与特化的传粉机制和交配系统有关。目前, 花粉二型性遗传基础、发育机制、生态适应与进化等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 因此, 采用多手段、多途径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花粉二型性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花粉形态的进化, 还能为理解植物多样性形成机制以及植物与传粉者的协同进化提供新视角。

翼手目动物作为哺乳纲中唯一具备真正飞行能力的类群, 因其独特的生物学特征, 如回声定位、复杂的生态位适应性, 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 翼手目动物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这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构成潜在威胁, 使其成为保护生物学研究的重要类群。道路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纽带, 其建设和使用对动植物种群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为保护生物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本研究聚焦于翼手目动物, 通过系统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 筛选出108篇论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深入分析, 系统归纳了道路建设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交通噪音和光污染对翼手目动物的影响。整理发现, 交通噪音和光污染对蝙蝠的声学结构和觅食行为产生了普遍且多样的影响, 且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物种特异性。基于上述梳理结果, 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首先, 建议建立和完善道路评估与监管体系, 将生态影响评估纳入道路规划和建设的全过程, 确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生态保护。其次, 增加噪音屏蔽设施, 以降低交通噪音对蝙蝠的影响。最后, 优化道路路灯设计, 减少光污染对蝙蝠的干扰。这些策略旨在减轻道路对翼手目动物的负面影响, 改善其生存环境, 从而为保护这一独特且重要的类群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鲸类动物作为海洋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 其种群动态的有效监测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传统的船基目视调查方法受制于海况条件、天气能见度及人力成本等因素, 难以实现时空连续性的生态监测。被动声学监测(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PAM)技术通过布设水听器实时接收并记录鲸类声学信号及环境噪声等, 突破了传统监测瓶颈, 实现了鲸类动物的全天候、非侵入式立体化监测。本文系统梳理了2004年至2024年6月期间1,089篇(英文1,038篇, 中文51篇)全球鲸类动物声学监测研究文献。相关研究呈现阶段性特征: 2004–2010年为低速积累期(年发文量均 < 30篇), 2016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年发文量均 > 50篇), 目前研究热度持续攀升。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5个方面: (1)设备发展与技术方法(19.9%); (2)声学信号与通讯模式(18.7%); (3)种群与空间生态学(38.0%); (4)鲸类生态行为模式(15.1%); (5)保护与管理应用(8.3%)。近年来, 声学设备的种类与功能日益丰富, 深度学习等先进技术的创新应用显著提升了海量声学数据的处理效率。声学监测研究已从基础的声信号识别拓展至种群动态分析、声景生态评估及行为模式解析等多元领域, 成为鲸类动物保护与管理的重要工具。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鲸类声学监测体系尚不完善、声学数据库缺乏共享等问题, 建议重点从构建综合性声学监测网络、建立标准化声学共享数据库等方面寻求突破。本文旨在明晰国内外鲸类动物声学监测研究动态与未来发展趋势, 为我国鲸类保护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

查明生态关键区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演变特征, 是制定有效保护规划及科学管理措施的前提。本文通过整理统计1958‒2020年间101个航次的调查资料, 梳理了黄河口及其邻近海域的浮游动物种类名录, 比较了不同年代间浮游动物种类组成的变化, 分析了优势种及多样性指数年代际的变化情况, 以期为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支撑。结果显示, 黄河口及其邻近海域共记录浮游动物185种(类), 包括节肢动物94种, 刺胞动物42种, 浮游幼虫35类, 原生动物6种, 尾索动物4种, 栉板动物和毛颚动物各2种。节肢动物中, 桡足类41种, 糠虾类16种, 涟虫类12种, 端足类7种, 枝角类6种, 等足类4种, 十足类3种, 介形类和磷虾类各2种, 无甲类1种。从种类组成来看, 栉板动物在2000年之后开始出现记录, 刺胞动物和栉板动物等胶质浮游动物呈现暖温种比例降低, 暖水种比例升高的变化趋势, 桡足类中, 小型桡足类占比增加。大中型浮游动物优势种组成呈现小型化、胶质化趋势, 并且浮游幼虫占比增加, 夜光虫(Noctiluca scintillans)的大量出现导致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急剧降低。

随着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的融合发展, 由地质学、地貌学、古气候学、基因组学、系统发育学、种群遗传学和生物地理学等多学科关联形成的地理基因组学(geogenomics)将地表景观变化与生物演化联系起来, 成为检验地质假设、重建地球历史及其生物协同演化的一个有效途径, 并在全球生态保护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本文通过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的文献检索和计量, 分析了地理基因组学的研究主题演变和热点演变, 并系统介绍了地理基因组学的基础概念和关键科学问题, 及其与相关研究领域的关系。作为一门正在兴起的多学科交叉领域, 地理基因组学深度整合地质、气候和基因组数据, 反演地质构造运动、生物类群分化历史和分布变迁的时空格局和相互影响, 对促进地质学和生物进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点关注5个研究内容: 检验地质假说, 阐明区域或洲际尺度的地质过程, 推断区域多样性演化历史, 地质重建中的不确定性与尺度效应, 以及病原体的地理分布模式和扩散起源。目前, 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还非常有限, 但已针对若干重要科学问题展开, 如青藏高原的差异性隆升历史, 长江黄河水系的演变等。未来还应进一步加强多学科方法的应用, 开发更好的工具, 并推动建立全球地理基因组学研究数据库。

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中的SLOSS (single large or several small)争论概述了在总面积相等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应该优先保护一个大的保护区(SL)还是几个小的保护区(SS)来最大化保护物种多样性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该问题一直备受生态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的关注, 其研究对于保护区设计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和交叉学科的兴起, SLOSS争论在分析方法和理论机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本文通过文献检索和归纳总结对SLOSS争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首先, 我们回顾了SLOSS争论的起源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其次, 本文概括评估了SLOSS争论在实证研究和理论方面的分析方法, 包括零模型法、经典的物种累积曲线法以及由该方法所计算出来的饱和指数。随后, 本文还回顾了以往研究者提出的改进的饱和指数, 并介绍了我们所开发的优化后的饱和指数。此外, 本文探讨了几种影响SLOSS争论的理论机制, 如由灭绝率和定殖率的变化所主导的灭绝-定殖动态理论机制及其相应的检验方法。最后, 本文对该领域进行了总结和展望并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 包括采用多种保护策略的重要性以及在保护区规划中经济和生态因素的结合的必要性。本文整合了SLOSS争论中常用的分析方法的适用场景与局限性, 比较了不同方法在划分保护优先级时的优势和争议点, 可为研究者在方法选择及保护规划权衡方面提供参考。

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 CMS)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等国际公约都强调缔约国应履行就地保护义务。为此, 一些国家实施了撤销/拒绝颁发采矿许可证、颁布/修改生物多样性政策等自然保护地治理措施, 而这些措施对部分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益造成损害, 违反了其对外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s)所承诺的投资保护义务, 引发诸多投资争端。本文从国际投资仲裁争端的角度出发, 梳理了自然保护地治理引发投资仲裁案件的争议焦点, 如管辖权、公平公正待遇条款、间接征收条款等, 总结出国际投资法视野下同时履行就地保护义务与投资保护义务所面临的困难: (1)合理期待解释分歧较大; (2)公共利益审查标准不一; (3)一般例外条款适用难度大。基于此, 本文提出明确就地保护规则与投资保护规则的效力等级、引入善意原则完善投资待遇条款、强化投资者义务条款和建立应对生物多样性的全球基金等建议, 实现自然保护地治理与国际投资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