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维管植物编目对于该区域内植物多样性保护及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北京作为中国首都, 尽管编目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得以开展, 但近30年来没有进行系统更新。现有数据零散、不系统, 相关编目进展甚至已经落后于周边地区。本文在《北京植物志(1992年修订版)》的基础上, 结合多年实际野外调查, 通过系统检索文献资料对现有编目数据进行查漏补缺(补充新分类群、新记录)、修订名称(基于新分类修订成果)、更新分类系统(采用基于分子数据的新分类系统), 并添加物种等级、分布状态、生长状态、室内/室外、分布区、了解程度及保护状况等相关信息, 最终完成北京维管植物编目和分布数据集(分为本土植物和外来植物两个表单, 其中外来植物主要基于志书和文献记载)。截至2021年12月31日, 该数据集共有数据2,883条(本土1,680条, 外来1,203条), 其中包含北京本土野生维管植物134科611属1,597个类群(1,440种3天然杂交种46亚种97变种11变型), 与《北京植物志(1992年修订版)》相比增加3科26属173种4亚种28变种11变型, 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的有16种(一级仅1种), 列入《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08)》的有90种3亚种4变种; 收录外来维管植物137科581属1,184个类群(含992种及其他种下等级), 其中栽培植物854种19杂交种15亚种29变种2变型87栽培品种38栽培群, 逸生植物132种1亚种, 归化植物77种2变种, 入侵植物27种。编目数据显示, 北京本土野生维管植物多样性整体上并不高, 主要以广泛分布的常见种为主, 特有种、狭域种以及珍稀濒危种数量不多; 同时, 北京存在大量的外来植物(许多种类在《北京植物志》各版中已经收录), 这些植物也是北京维管植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现有数据尚不完整。

植物名称是人类对植物研究与利用等一切活动的基础。植物名称的变化可能会成为不同行业之间交流的障碍, 错误或含混的植物名称可能会造成不便甚至损失。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 对于植物多样性信息变化的管理水平和能力要求更高。及时并准确地更新植物名称的变化及其过程, 对于植物学工作者、园林工作者和与植物相关产业从业者都十分重要。本文基于过去30年间 (1992?2021)北京各类维管植物的名称信息, 记录了自1993年《北京植物志》(1992年修订版)以来的维管植物名称的变化过程: 包括34个新类群、175个新记录、509个新异名, 49个错误鉴定, 以及50个存疑类群。过去30年间, 北京的维管植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结果可作为北京维管植物多样性监测和保护的重要参考。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东北端, 省下辖区划分复杂而繁多, 植被可分为3大区域: 寒温带针叶林区域、温带针阔混交林区域、温带草原区域。本名录主要参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1版)》《东北植物志》《东北植物检索表》《黑龙江省植物志》《黑龙江省树木志》《东北植物分布图集》《东北草本植物志》等著作、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和来自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NSII）、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BIF)、东北林业大学植物标本室(NEFI)、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NEAU)、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东北生物标本馆(IFP)的标本资料以及最近发表的文献资料。由于“无分布”比“有分布”的信息相对较难确定, 我们在整理数据时, 轻易不删除重要著作中已经有收录的物种, 除非有较可信的证据, 这可能使得本数据集的物种数量稍偏多。本名录中物种分布精确到县级, 共收录黑龙江省野生维管植物132科651属2,276种(亚种、变种), 有凭证标本的本土植物2,122种(亚种、变种), 广泛入侵的44种, 无凭证标本但是有较可靠资料的154种。其中石松类2科6属17种, 蕨类植物16科34属81种, 裸子植物3科6属20种, 被子植物111科605属2,158种。收录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22科25属39种。黑龙江野生维管植物中, 菊科(67属258种)、禾本科(61属187种)、莎草科(14属174种)、毛茛科(18属124种)和蔷薇科(24属112种)所含种数较多。统计发现, 黑龙江省物种县域分布差异较大, 131个县级行政单位中, 物种数超过1,000的约占1/6, 且县级分布数据严重不均衡。本名录中, 省级名录的可信度相对较高, 县级分布数据质量还需要大大提升。

为了全面了解江西省野生维管植物资源的现状并为开展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提供基础资料,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 通过进一步的文献收集、标本考证、数据分析, 并结合作者的野外调查结果, 按照维管植物最新的分类系统整理出江西省野生维管植物名录, 并根据标本信息核实了每个物种县市级的分布信息。结果显示, 江西省共有野生维管植物214科1,253属4,761种(含种下等级), 其中石松类与蕨类植物35科103属444种, 裸子植物5科21属36种, 被子植物174科1,129属4,281种。石松类与蕨类植物中, 物种数最多的前5个科为鳞毛蕨科(84种)、水龙骨科(55种)、凤尾蕨科(49种)、蹄盖蕨科(47种)和金星蕨科(47种), 最多的属是鳞毛蕨属(Dryopteris, 40种); 裸子植物中物种数最多的科和属为松科(7属12种)和松属(Pinus, 5种); 被子植物是江西省野生维管植物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分别占科、属、种总数的81.3%、90.1%和89.9%, 其中种数最多的前5个科分别是禾本科(315种)、菊科(241种)、蔷薇科(228种)、唇形科(200种)和豆科(197种), 前6个属依次是薹草属(Carex, 71种)、悬钩子属(Rubus, 66种)、冬青属(Ilex, 56种)、蓼属(Persicaria, 40种)、珍珠菜属(Lysimachia, 37种)和杜鹃花属(Rhododendron, 37种)。江西省维管植物调查呈现出地区不均衡性, 建议增加后续调查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尤其在武夷山脉、赣南山区、鄱阳湖湿地等生物多样性较高或较特殊的地区进行补充采集。同时, 本文呼吁加强专科专属的分类学研究, 为后续名录的修订与完善奠定基础。

物种编目是区系研究、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珍稀濒危生物保护的基础。宁夏维管植物编目对该区植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植物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宁夏植物志(第二版)》的基础上, 结合多年野外实地调查数据和相关文献资料, 按照APG Ⅳ分类系统修订了宁夏野生维管植物名录。结果显示: 宁夏有野生维管植物127科597属1,754种, 排名前10的优势科分别是菊科、禾本科、豆科、蔷薇科、毛茛科、苋科、唇形科、莎草科、石竹科和伞形科, 这10科共有物种939种, 占宁夏野生维管植物总数的53.53%; 科的组成以物种数小于20种的科为主, 属主要以小于5种的属为主; 2007年至今累计发现新记录植物230种; 宁夏有珍稀濒危植物25科44属65种; 外来归化、逸生及入侵植物9科22属28种。就国土面积和地理位置而言, 宁夏野生维管植物较为丰富。本研究结果可为《宁夏植物志(第三版)》修订和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提供基础数据。

戈壁荒漠广泛分布于全球干旱和极旱区域, 是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交通条件限制, 目前有关戈壁植物群落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等多维度β多样性形成机制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 严重制约着对戈壁植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的认知。本文以青藏高原北部61个典型戈壁生境植物群落为研究对象, 通过构建系统发育树和测量8个关键功能性状, 获取戈壁生境的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β多样性, 比较3个维度β多样性格局与零模型的差异, 同时量化环境距离和地理距离对其的相对影响, 以探讨戈壁植物多样性的形成机制。结果显示: (1)戈壁植物的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β多样性均表现出显著的距离衰减效应; (2)戈壁植物的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β多样性均表现为非随机的格局; (3)由于功能性状趋同进化, 植物功能和系统发育β多样性变化趋势并不一致; (4)环境差异对植物3个维度β多样性均有着比空间距离更为重要的影响, 且土壤含水量、地表砾石盖度等局域生境因素的影响比气候更为强烈。以上结果表明, 戈壁植物的β多样性可能主要由局域生境过滤作用控制, 且不同维度的β多样性分布格局并不一致。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是亟需保护、最为濒危的植物, 研究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物种重要值和竞争格局对保护与恢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本文通过野外群落调查, 研究了湖北省分布的7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大别山五针松(Pinus fenzeliana var. dabeshanensis)、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峨眉含笑(Michelia wilsonii)、小勾儿茶(Berchemiella wilsonii)、长果秤锤树(Sinojackia dolichocarpa)、黄梅秤锤树(S. huangmeiensis)和庙台槭(Acer miaotaiense)的重要值及改进后的Hegyi竞争指数。结果表明: 从重要值来看, 水杉、长果秤锤树在各自所属的群落中具有较高的重要值及较低的变异系数, 为群落中的优势种; 庙台槭和黄梅秤锤树重要值较高, 为群落中的亚优势种; 大别山五针松、峨眉含笑、小勾儿茶重要值较低, 为群落伴生种。从改进后的Hegyi竞争指数来看, 湖北省7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受到的竞争压力的来源和强度存在较大差异, 大别山五针松、峨眉含笑、小勾儿茶、黄梅秤锤树主要受到种间竞争, 而水杉、长果秤锤树、庙台槭主要受到种内竞争, 因此在制定保护措施前要充分考虑物种间的竞争情况, 才能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是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被IUCN红色名录列为极危(CR)物种, 也被列入CITES附录I。分布现状信息的匮乏是制约该物种保护规划制定与保护行动开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利用红外相机陷阱法和样线调查法, 于2020年8月至2021年11月在海南尖峰岭林区进行中华穿山甲海南亚种(M. p. pusilla)的监测调查, 分析评估了其分布与保护现状。调查发现: (1)尖峰岭林区7个公里网格内的8台红外相机拍摄到10次中华穿山甲出没的影像, 且在11个网格内见到35个觅食洞穴, 其中在红外相机损失率较低的南中区域记录到的中华穿山甲实体数量和洞穴数最多; (2)中华穿山甲主要分布于尖峰岭林区400–1,000 m海拔区域, 林区的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内仍然有3台红外相机拍摄到中华穿山甲及调查记录到18个觅食洞穴。结果表明: 海南尖峰岭林区仍然存在中华穿山甲种群, 目前可能被海拔等因素隔离为3个小种群; 人为干扰是影响该物种种群恢复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管理部门要落实各项管护制度并加强巡护管理力度以把人为干扰程度降到最低; (2)管理部门在今后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调整时可将有中华穿山甲等极危物种分布的一般控制区调整为核心保护区, 而在未调整规划前则要重点加强该区域的管理, 对建设项目布局等要尽量避开该区域; (3)尽快开展尖峰岭林区中华穿山甲的生境适宜性分析及廊道研究, 以使该物种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4)今后要定期开展其监测与保护研究, 明确尖峰岭林区中华穿山甲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 (5)在海南岛范围内开展中华穿山甲资源调查, 明确该物种在海南的种群数量及分布等情况。

城市化是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鸟类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生物多样性格局和物种保护已成为城市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为揭示城市化过程中城区和郊区破碎化林地中鸟类群落的多样性差异和嵌套格局, 本研究于2021年春、夏季鸟类繁殖期采用样线法对海口和三亚市的城区、郊区共13个林地斑块中的鸟类群落进行调查。使用NODF (nestedness metric based on overlap and decreasing fill)和WNODF (weighted nestedness metric based on overlap and decreasing fill)方法进行嵌套格局分析。研究发现: (1)共记录到林鸟100种, 隶属于11目39科, 其中三亚郊区的鸟类丰富度最高, 共8目29科68种。记录到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共18种, 其中两城市郊区的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物种数均多于城区, 海口郊区还记录到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黄胸鹀(Emberiza aureola)。(2)鸟类群落多度、物种丰富度、Pielou均匀度指数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在不同区域中均存在差异。海口城区的鸟类群落多度显著高于海口郊区(P < 0.05), 三亚郊区的鸟类群落物种丰富度、Pielou均匀度指数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均显著高于三亚城区和海口郊区(P < 0.05)。(3)嵌套分析结果表明, 海口和三亚市的城区、郊区林地鸟类群落均呈现反嵌套分布格局。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三亚市城区和郊区的斑块面积与鸟类物种丰富度呈显著正相关, 而物种丰富度与斑块距最近大面积林地的距离之间无显著相关性。研究表明, 两城市鸟类群落多样性都表现出郊区高于城区的特点, 少数优势种(如白头鹎 Pycnonotus sinensis)占据了城市中的主要生态位。受城市化的影响, 海口郊区与城区鸟类群落有同质化的趋势。鸟类在城区和郊区斑块间的高流动性、种间竞争和斑块中资源的可利用性等因素可能导致斑块间鸟类群落的反嵌套分布格局。我们建议应加强城区和郊区鸟类的保护, 减少对林地的破坏, 提高城市鸟类多样性。

高海拔山区气候条件恶劣, 资源匮乏, 探究同域分布的近缘物种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以实现稳定共存, 对于了解高山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形成和维持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鸡形目鸟类飞行能力弱, 属于典型的地栖物种, 生态位空间相对狭窄, 可能面临更高的种间竞争压力。本研究旨在比较几种同域分布的鸡形目鸟类的时空生态位, 为了解高山生态系统同域物种的共存机制提供新的研究案例。2020年4–9月, 研究人员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3,300–4,200 m的高山区域进行了野外调查, 通过样线法和样方法对鸡形目鸟类群落优势物种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和雪鹑(Lerwa lerwa)繁殖期的微生境进行调查, 使用红外相机对其活动节律进行监测, 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从微生境利用和日活动节律两个生态维度进行了种间生态位比较。结果显示, 雪鹑在微生境利用和日活动节律上均与其他两个物种存在显著差异。绿尾虹雉与雉鹑在微生境的利用上具有相似偏好; 但绿尾虹雉的早活动高峰晚于雉鹑, 晚活动高峰早于雉鹑, 表现出显著的种间日活动节律差异; 然而, 整合两个维度后, 绿尾虹雉和雉鹑的整体生态位仍然高度重叠, 没有显著分化。本研究表明高山鸡形目物种间的生态位分化体现于多个不同的生态维度, 并且不同物种之间的分化方式有所差异。在空间和时间生态位上的显著分化使雪鹑与同域物种间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 有利于其实现稳定共存。而绿尾虹雉与雉鹑的整体生态位高度重叠, 建议进一步对其食性开展研究, 探讨营养生态位上的潜在种间分化。

为了全面掌握四川省康定市两栖动物多样性现状及其时空分布格局, 本研究系统选取61个10 km × 10 km调查网格, 每个网格设置至少3条样线, 分别于2016年9月、2017年5月和7月进行实地调查。所有调查网格中, 有11个网格未调查到两栖动物, 有1个网格调查到的两栖动物物种数最多达到了10种。调查共发现两栖类动物2,639只, 隶属于2目5科7属14种, 其中优势度最高的是中华蟾蜍(Bufo gargarizans), 其次是倭蛙(Nanorana pleskei)和高原林蛙(Rana kukunoris), 优势度最低的是九龙齿突蟾(Scutiger jiulongensis)。不同月份两栖动物物种数和个体数调查结果显示: 5月份调查到的个体数最多, 共发现966只; 9月份调查到的物种数最多, 有13种。不同月份间两栖动物的物种相对多度结果显示: 5月和7月调查到的优势物种均为中华蟾蜍, 9月份为倭蛙。大部分两栖动物分布在海拔3,000–4,000 m之间; 四川湍蛙(Amolops mantzorum)和中华蟾蜍的海拔分布跨度较大, 分布范围在海拔1,300–3,600 m之间; 刺胸齿突蟾(Scutiger mammatus)和九龙齿突蟾等物种海拔分布范围较窄, 刺胸齿突蟾分布在海拔3,200–3,300 m之间; 九龙齿突蟾仅在海拔3,600 m左右。比较影响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的5项环境因子发现, 年均降水量和植被类型数与物种丰富度显著相关, 其次是平均海拔, 而年均温和植被覆盖指数相关性相对较弱。本研究摸清了康定市两栖动物的多样性及其分布格局, 为康定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基础数据。

雅鲁藏布江流域维系着丰富而独特的生物资源, 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区域。然而, 该流域底栖动物多样性的调查却极不充分。本文于2015年10月和2016年3月对雅鲁藏布江干流(朗县至墨脱段)和主要支流的底栖动物进行了调查, 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和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等对群落多样性格局进行解析。共采集到底栖动物270种, 隶属于5门8纲20目92科, 包括昆虫纲246种, 寡毛纲14种, 腹足纲4种, 其他动物6种。春季和秋季分别采集到底栖动物184种和214种, 优势种均以喜清洁和冷水的水生昆虫为主, 包括四节蜉属一种(Baetis sp.)、花翅蜉属一种(Baetiella sp.)、蚋属一种(Simulium sp.)、小突摇蚊属一种(Micropsetra sp.)和短石蛾属一种(Brachycentrus sp.)等。全流域平均密度为939.1 ind./m², 平均生物量为5.44 g/m²。底栖动物的物种组成、密度和多样性在季节和区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支流的多样性显著高于干流。典范对应分析显示, 海拔、流速、河宽和底质类型等环境因子是影响雅鲁藏布江流域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关键环境因素, 而大峡谷地区多变的气候类型和地理阻隔是造成群落变化的根本原因。本研究可为雅鲁藏布江流域底栖动物多样性评估和环境监测提供重要的基础和参考。

为了探究拉萨河中下游纤毛虫群落的组成模式、时空多样性格局及其维持机制, 本文于2015年5月和8月以及2016年10月在拉萨河中下游17个样点进行采样, 采用活体观察、鲁哥氏碘液固定染色以及Wilbert蛋白银法相结合的物种鉴定方法, 对纤毛虫群落结构进行了研究。通过Shannon多样性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物种数分析群落结构时空上的差异性; 通过共现网络分析纤毛虫类群之间的相互作用; 通过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探讨水体理化因子对纤毛虫群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 Shannon多样性指数在季节和河段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Margalef丰富度指数、物种数在河段间存在极显著性差异; 中游和下游河段共现网络节点间的相关关系均以正相关为主; 溶解氧(DO)、总氮(TN)、总磷(TP)、总溶解盐(TDS)是影响纤毛虫群落结构的关键因子。综上所述, 拉萨河中下游纤毛虫群落结构在季节间没有显著差异, 在空间上具有显著差异; 纤毛虫在纲级水平上类群间的相互作用以协同作用为主导, 不同类群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整体上互作关系在春季较为复杂、夏季较为简单; 影响拉萨河中下游纤毛虫群落结构是多个环境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微生物多样性在评估水体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青藏高原纳木措湖为研究对象, 开展水体可培养丝状真菌多样性及影响因子研究。通过膜过滤平置培养法、经典分类法和rRNA转录间隔区(ITS)序列分析对纳木措湖20个采样点的丝状真菌进行分离、纯化及鉴定, 测定水体理化指标, 综合分析丝状真菌空间分布格局与理化因子的相关性。菌种鉴定结果显示, 从纳木措水体样品中共分离纯化出1,412株丝状真菌, 隶属22属47种, 其中链格孢属(Alternaria)、青霉属(Penicillium)和毛霉属(Mucor)为优势属, 链格孢(Alternaria chlamydosporigena)和冻土毛霉(Mucor hiemalis)为优势种;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 丝状真菌总丰度与温度、铵态氮、全磷呈显著正相关; 冗余分析显示, 铵态氮、温度、全磷、全氮、盐度及电导率是影响纳木措湖丝状真菌群落组成与分布的主要理化因子。综上所述, 纳木措水体可培养丝状真菌具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和空间异质性, 而且水体环境因子影响其分布。

近年来植物基因组测序物种数量的指数增长, 为我们对植物环境适应性状的遗传和变异的全面理解提供了保障。磷脂酰乙醇胺结合蛋白(phosphatidylethanolamine-binding protein, PEBP)在植物的开花转变和株型建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直是植物生物学研究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然而对该家族并没有利用新近测序的基因组数据进行比较基因组分析, 制约了对其在分子水平上的进化研究。为了确定PEBP基因家族的分子进化机制, 本研究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开展了7种十字花科植物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琴叶拟南芥(A. lyrata)、小鼠耳芥(A. pumila)、亚麻荠(Camelina sativa)、甘蓝(Brassica oleracea)、白菜(B. rapa)和油菜(B. napus)的PEBP基因家族成员的全基因组鉴定、结构特征和比较进化分析。从7个物种中共鉴定出91个PEBP基因, 系统进化分析表明它们分属5个亚家族: MFT、FT/TSF、TFL1、CEN和BFT。基因结构分析发现甘蓝、白菜和油菜的CEN基因内含子明显比其余4个物种的内含子长。蛋白结构域分析表明MFT比其他4个亚家族成员少了一个motif 2, TFL1比其他亚家族多了motif 8。选择压力分析发现7个物种PEBP同源基因均受到较强的纯化选择, 其中TFL1亚家族受到的纯化选择最弱。共线性分析表明十字花科植物PEBP基因家族随古代多倍体事件发生不同程度的扩张, TSF在甘蓝、白菜和油菜中丢失。非生物胁迫下, 在拟南芥中过量表达小鼠耳芥的一个MFT基因, 转基因拟南芥种子的萌发率明显低于野生型, 暗示MFT基因在调控种子萌发上的功能保守。本研究为深入研究十字花科植物PEBP基因的进化特征和生物学功能奠定了基础。

开展保护区人类活动压力定量评估对保护区内生态系统安全、降低人类活动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学者从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生物的生境或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的影响等角度已开展了大量研究, 但由于反映人类活动的统计数据在时空尺度上较粗, 难以精细刻画保护区内短期动态的人类活动干扰。本研究尝试通过记录人的位置到访信息的高时空分辨率数字足迹数据, 以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域, 利用0.01°逐日的定位请求数据和草地生物量数据, 从人类数字足迹覆盖率、数字足迹强度和草地生物量的人类活动暴露度3个指标上对青海湖自然保护区内人类数字足迹入侵强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开展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青海湖保护区人类数字足迹具有“多尖峰、南高北低、景区节律”的时空模式; 每日人类数字足迹覆盖率和足迹强度呈现按月聚集模式, 最大值分别为7.42%和5.24; 草地生物量的人类活动暴露度显示人类数字足迹对青海湖二郎剑–黑马河沿线的草地生物量影响最大, 此时草地生物量的人类活动暴露度水平在热门旅游景点较高, 最高达到2.24。通过位置大数据挖掘青海湖保护区内人类数字足迹的时空变化及其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 不仅证明了数字足迹用于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环境影响研究的有效性, 也为保护区生态环境精细化的管理提供支撑。

鲟形目物种是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和CITES附录物种。其人工养殖种群数量众多, 种类丰富, 产品贸易量大, 但种类鉴定困难。本文在厘清当前鲟鱼商业类群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现有种类鉴定方法, 整合了线粒体DNA遗传分析、SNP分析和微卫星DNA分析的鉴定方法, 探讨其鉴定国际贸易所涉鲟鱼的可行性。结果表明: 上述3种方法整合应用可在11种纯种鲟鱼及其正反杂交产生的杂交鲟范围内进行盲检。当前共有贸易鲟鱼36种, 其中杂交鲟14种, 杂交鲟的亲本共涉及9种鲟鱼。整合方法可准确鉴定小体鲟(Acipenser ruthenus)、达氏鳇(Huso dauricus)、施氏鲟(Acipenser schrenckii)、欧洲鳇(Huso huso)、闪光鲟(Acipenser stellatus)、高首鲟(A. transmontanus)两两杂交所产生的杂交鲟, 小体鲟为母本与纳氏鲟(Acipenser naccarii)或富氏鲟(A. fulvescens)或中华鲟(A. sinensis)产生的杂交鲟, 纯种的达氏鳇、高首鲟、富氏鲟和中华鲟, 但无法准确鉴定纯种的西伯利亚鲟(Acipenser baerii)和俄罗斯鲟(A. gueldenstaedti)以及父母本涉及此两种鲟鱼的杂交鲟。由于已开发的分子标记仍有限, 上述结果是对当前CITES贸易所涉鲟鱼鉴定的最大范围, 可以满足一些鲟鱼野生种群保护、贸易产品检测、种质资源管理等情景下的鉴定需求。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广州 510650; 2. 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 江西九江 332900 摘要：植物园诞生的原初是“皇家”或“国家”意志的产物, 植物园的概念从公元前2800年我国的“神农本草园”起源, 至今已历经沧桑巨变; 而源于西方文艺复兴后演替出的现代植物园, 科研、保护、教育与示范四大功能始终是植物园的主线。植物园作为专门从事野生植物收集、科学研究、引种驯化和保护利用的专业研究机构, 始终肩负着国家的重要使命。本文系统综述了植物园的起源与演变, 并对世界各国的国家植物园与国家植物园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在对我国植物园历史与发展概况总结的基础上, 论述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定位与目标、区域布局、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基础设施等五个方面的思考, 以任务带学科构建我国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综合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