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来看, 完成《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的履约目标存在共性难点, 但中国履约模式易于克服难点: 中央在决策层面判断“大事”、集中力量, 并通过规划、考核、资金三方面主导手段将力量层层传导到执行层面, 使国际公约目标转化为有执行保障机制的国家任务, 这在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际目标转化为中国的“双碳”目标和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中已初显成效。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迄今还未实现类似的转化,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NBSAP)的工作仍然类似部门工作而非“双碳”目标那样成为多数部门和各层级政府的刚性任务。依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和相关工作机制, 可以将《昆蒙框架》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的多数行动目标转化为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刚性任务并带动社会各界参与, 其中细化和优化“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作最便于完成与就地保护、公平惠益分享和主流化相关的目标, 这样才能在完成《昆蒙框架》目标中体现中国履约模式的优势。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NBSAP)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履约的核心工具, 也是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总体规划。地方政府是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管理者和执行者, 中央和地方根据各自事权上下联动, 将凝聚NBSAP实施合力并对执行成效产生显著影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针对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和需求, 制定了新时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以及优先领域和行动。地方政府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责任与要求也在相关法规政策的演变中不断明确。中央和地方协调联动, 以加强法治保障、完善政策规划, 以及将生物多样性融入示范创建和评估考核等多重手段, 推动NBSAP执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仍面临可操作的方法和路径缺乏、经济和政治回报不显著、社会参与规模不足等挑战。为进一步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NBSAP执行, 建议加强指导示范, 打通从理论到实践的路径; 激发内生动力, 提升工作的可持续性; 丰富政策手段, 调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NBSAP)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执行机制。本文从战略、行动、保障措施3个层面对比分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简称更新版中国NBSAP)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协同和差异。对比发现, 更新版中国NBSAP在战略层面与《昆蒙框架》一致, 都以“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治理最高目标, 同时中国基于国情提出阶段性目标和指导原则; 在行动层面, 两者的行动目标整体协同程度较高, 差异主要体现在目标量化程度、目标优先级、行动方向、行动核心要素等方面; 在保障措施层面, 更新版中国NBSAP从国家维度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 呼应《昆蒙框架》的同时做出更为具体的安排。更新版中国NBSAP与《昆蒙框架》的协同可以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促进中国生物多样性实践与国际接轨。两者的差异反映出中国生物多样性治理存在提升空间, 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其中,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优先行动旨在解决保护与发展的难题, 围绕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的多种服务和产品的价值建立一套评估和转化体系, 使其可衡量、可交易、可变现, 进而激励企业和市场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 使资金流向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为生物多样性在经济系统的主流化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 对更新版中国NBSAP的落实和优化提出建议, 以期助力《昆蒙框架》执行进度的全球审查进程。

在中国国情下完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目标, 基层地方政府是重要角色, 要落地的举措大多由其实施或监督。对于生物多样性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这样需要全社会合力完成的国际目标而言, 中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但对自上而下的任务, 地方政府习惯于优先和全力完成与考核目标挂钩和有明确资金支持的。中国体制优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约中已经显现, 但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上相形见绌, 原因即为履约任务没有体现在地方政府的规划、考核中, 且资金支持薄弱。建议借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任务, 推动《昆蒙框架》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转化为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的任务, 使得国际履约工作获得中国体制下的刚性支持; 建立健全各级政府协调机制, 构建各部门各行业政策体系; 扭转生物多样性工作属于生态环境部门工作的观念,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治理联合机制, 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形成生态环境部门调度基层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手段。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是我国应对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要求而制定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明确了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地方政府作为《行动计划》的基层执行主体, 其执行力直接影响了《行动计划》的落地成效。本文梳理了地方政府在执行《行动计划》过程中面临的难点: 一是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不足, 部门间协同机制不完善, 现有政策法规在实施层面需细化与完善, 公众与企业认知不足, 社会参与度较低; 二是资金来源单一, 多元化融资机制尚未成熟; 三是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建设有待优化。为确保地方执行层面有效落实《行动计划》, 建议进一步完善政策协同与地方政府考核机制, 优化资金配置并探索多样化融资渠道, 提升技术与数据能力, 加强网络监测建设并整合多源数据, 通过宣传与教育提升公众和企业认知, 提高社会参与度。

本文结合中国林草部门职能, 从生态系统保护、物种保护、遗传资源保护和生物安全、保障措施、公平要求等五方面, 逐条梳理了林草部门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3个行动目标的法律基础和实施机制, 指出中国林草部门承担着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工作, 其职能与2030行动目标高度相关, 制定实施了多部全国性的规划、计划和方案, 并出台了生态保护补偿、林长制等措施以落实上述目标。论文分析了林草部门与其他部门如何协同工作以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典型路径, 深入讨论了总体目标设立→分目标设立→具体事项落实→执法监督与评估4个阶段。论文总结了林草部门在生物多样保护方面取得的良好成效, 即建立了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重要栖息地在内的就地保护体系, 包括国家植物园、濒危物种保护研究中心在内的迁地保护体系, 执法力度不断加强, 许多濒危物种受到良好保护, 开展大量双多边国际合作, 广泛宣传提升了公众保护意识等, 生态系统质量和野生种群数量不断提升。本文还深入分析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提出了通过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加快国家公园体系建设、解决物种就地保护空缺问题来完善就地保护网络, 完善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网络建设、完善生物多样性监督执法体系、促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4个方面的具体建议。

生物多样性是支撑人类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基础。《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多次提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目标和路径。尽管全球采取了诸多行动,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依然未得到有效遏制。随着《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关键目标“3030”全球目标到期时间临近, 结合中国国情推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主流化, 尤其是主流经济产业部门(如农业部门)向可持续转型且发挥其履约作用, 对于推动实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十分必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制度化保护的传统农业系统,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产品开发和区域发展协同中具有独特优势, 契合《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关于减少生物多样性威胁、通过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满足人类需求以及推动主流化工具和解决方案的目标, 有潜力推动中国特色的主流化履约模式。本文具体阐释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及其制度化保护方式, 基于其系统性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理念, 提出面向传统农业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体任务与评价指标, 包括物种丰富度、生物多样性相关地域、传统知识的贡献与传承、农业生产的环境质量与生态条件、生态农产品推广效率以及政策执行与落实效果等方面。

土地/海洋用途改变是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最大的直接驱动因素,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行动目标1提出通过覆盖全域的空间规划确保重要生态区域零丧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为行动目标1的落实提供了最佳机遇。国家公园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国土空间, 其体制改革必须与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制度充分衔接, 才能有效支撑这一类型国土空间——生态空间的有效保护。但是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中, 整体上缺少与这两项制度衔接的相关内容, 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少的冲突矛盾。建议将国家公园规划体系与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充分衔接作为国家公园空间管制依据; 根据改革难易程度, 分阶段推进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间接或直接统一行使用途管制权; 建立基于空间分区的差异化、精细化用途管制体系。

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作为传统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本研究通过深入剖析OECMs的发展历程及当前研究进展, 结合中国OECMs的相关进展与特点, 进一步探讨了中国OECMs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下的未来发展前景。近年来, 世界各国围绕OECMs的持续政策推进, 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这一工具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中重要补充作用的高度重视。从概念提出到实践推广, OECMs的国际认可过程经历了不断深化和完善, 成为全球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手段。总体来看, 世界各国和有关组织围绕OECMs的认定标准、认定流程和识别方法, 以及OECMs的治理及其是否长期有效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尽管OECMs已在国际层面赢得了广泛认同, 但其具体执行与监测环节依旧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挑战。为此,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OECMs在《昆蒙框架》下的未来发展前景, 包括加快OECMs的主流化进程、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监测与评估、探索OECMs退出机制、建立跨领域协同与多方利益协调机制、加强海域OECMs的研究与认定等方面, 以期为我国以及世界各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参考依据。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达成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提出了“3030目标”, 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被普遍认为是能够通过大幅增加陆地和海洋受保护面积、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因素来实现3030目标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新型保护管理工具。通过对中国OECMs行动的现状分析, 可识别推进中国OECMs行动的关键问题(包括重要机会和现实困境)。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刚性任务背景下, 借助“有目标、有手段、有保障、有监督”的中国体制特色, 可采取推进策略, 将OECMs特征优势与中国体制优势相结合: 明确OECMs国家层面的认定部门和认定程序; 制定OECMs适应性的认定标准和管理规范; 激励OECMs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和筹融资渠道; 启动OECMs最具成本效益的中国样板研究等。

为有效遏制并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的严峻趋势,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这一最新行动纲领, 确定了4项长期目标及23项行动目标。目前, 有效跟踪盘点《昆蒙框架》目标进展是国际关注的热点, 但仍面临全球进展不明朗、监测不及时、评价不全面等多重挑战, 亟需突破标准不一、指标众多、数据不足等技术难题。本文旨在探索基于遥感监测的《昆蒙框架》执行进展快速评估路径, 通过遥感地基数据融合、定量定性评估结合, 满足多尺度《昆蒙框架》目标快速盘点需求。本文首先指出, 现有监测框架在有效评估《昆蒙框架》目标进展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有必要研发一套执行性更强、空间分辨率更高、更新频率更快的指标集、指数计算方法和高质量数据集, 以确保《昆蒙框架》目标得到及时、有效的跟进与盘点。其次, 本文深入分析了遥感技术在生物多样性监测中的应用, 评估了其在《昆蒙框架》目标进展评估中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构建数据-知识-计算一体化时空智能服务框架, 以支持生态系统制图、生物多样性制图以及遥感生物多样性核心变量(RS-EBVs)研发。最后, 本文建议采用基于RS-EBVs的定量评估方法, 结合基于缔约方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和国家报告的定性评估, 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昆蒙框架》实时进展监测智能体, 实现《昆蒙框架》进展的多尺度快速评估。这一系列技术手段旨在为《昆蒙框架》进展盘点提供切实可行的支持, 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线性基础设施的不断扩张已成为威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探索大尺度的野生动物通道优化路径对于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本研究以新疆代表性野生动物为研究对象, 采用最大熵模型预测其潜在栖息地, 并对栖息地重要性进行评估。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计算线性基础设施影响的最小累积阻力路径, 结合现有及规划的道路、围栏, 精准识别提高栖息地连通性所需的通道位置和数量, 形成野生动物通道空间布局优化方案。结果表明: 不同代表性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分布呈现显著的生态差异, 其中食肉目动物主要分布于高山和亚高山地区, 而大型食草动物则偏好干旱荒漠地区。高阻力区域主要位于铁路和高速公路穿越自然保护地的地段。研究识别出2,494.98 km的通道区域及4,314个通道。道路的技术等级越高, 通道区域的长度和通道数量越多。尽管重要区域的通道总长度大于关键区域, 但关键区域的通道密度显著高于重要区域。建议根据线性基础设施的技术等级实施差异化的通道建设, 同时加强保护地外的通道布局优化, 以有效维持区域生态连通性。

空间生态位分化是生物多样性维持的重要机制之一。为了解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有蹄类的空间生态位分化情况, 本文于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在该区域布设了56台红外相机, 采用单季节单物种占域模型计算域内主要6种有蹄类动物的占域率, 包括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野猪(Sus scrofa)、水鹿(Rusa unicolor)、扭角羚(Budorcas taxicolor)、中华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和小麂(Muntiacus reevesi), 分析其空间分布情况, 并进一步采用单季节双物种占域模型计算这些物种间的物种相互作用因子(species interaction factor, SIF)值, 探究它们的空间共存关系。结果显示: (1)毛冠鹿具有最高的空间占域率(0.61), 野猪次之(0.55), 水鹿、扭角羚和中华斑羚分别为0.44、0.41和0.11, 小麂占域率最低(0.05); (2)有蹄类动物的占域率受到环境变量的影响, 其中海拔是影响上述6种有蹄类动物分布的主要因素; (3)在空间共存关系上, 水鹿与除野猪外的其他有蹄类不存在明显回避, 毛冠鹿与野猪和扭角羚之间也不存在明显回避, 而其他物种相互之间空间分布更多呈回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因素影响着崇州区域有蹄类物种的空间生态位, 同时, 物种间的空间分布格局显著影响了同域分布动物的共存机制及种间竞争关系。本研究为保护和管理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有蹄类动物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突出了在物种多样性保护中考虑空间生态位分化的重要性。

重金属作为常见的土壤污染物, 可通过共选择作用诱导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抗生素抗性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s)的产生和扩散, 并促进ARGs在环境中持久存在。本研究建立了不同铜(Cu)浓度和镉(Cd)浓度的土壤微宇宙实验, 基于高通量测序和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分析不同重金属浓度和复合污染条件下ARGs的分布特征以及土壤细菌群落对不同浓度Cu、Cd污染的响应, 旨在解析ARGs与土壤细菌群落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中的分布特征。此外, 通过探究影响ARGs变化的关键环境因子, 以期找出有效减缓环境中抗生素抗性的传播和扩散现状的途径。研究表明: 高浓度Cu (400 mg/kg)与Cd (1 mg/kg和5 mg/kg)的复合污染显著(P < 0.05)提高了土壤中抗生素抗性基因sul1、intl1、blaVIM的相对丰度, 抗生素抗性基因tetX、tetG对Cd响应最敏感, 低浓度Cd (1 mg/kg)可明显提高tetX、tetG的丰度。此外, Cu、Cd显著(P < 0.05)改变了土壤细菌群落结构, 并且使细菌群落对Cu的响应更加明显。相关性分析和网络分析表明, sul1、tetX、tetM02、blaVIM广泛分布在多个细菌门, 而ARGs的变化与细菌群落(如链霉菌属Streptomyces、慢生根瘤菌属Bradyrhizobium、BIrii41属(Polyangiales)、海无柄孢囊黏细菌属Haliangium等)的变化密切相关, 推测这些细菌可能是携带ARGs的主要宿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大量森林和农田土地被城市建筑物、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所占用, 这些由城市化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会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 但当前对于地下生物多样性对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研究仍然不足。土壤真核生物作为地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维持土壤健康和土壤生态功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为探究城市土壤真核生物的多样性特征及其环境驱动因素, 本研究在宁波市选择了2种非城市用地(森林与农田)和5种城市用地(公园、绿化带、工业区、居民区和医院), 解析了5种关键土壤真核生物类群(真菌、原生生物、线虫、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的多样性对城市化和不同城市绿地类型的响应规律。研究结果显示, 总体真核生物在城市绿地中的丰富度显著低于农田, 其中城市绿地土壤中节肢动物的丰富度显著低于森林用地, 城市绿化带土壤中原生生物的丰富度下降最为明显。土壤真核生物的β多样性在森林、城市绿地以及农田3种生境中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节肢动物与原生生物在城市绿地中的异质性最高, 而5种城市绿地间除了环节动物外的其余土壤真核生物β多样性无显著差异。所有土壤真核生物类群在不同用地之间的差异主要由β周转组分来驱动。土壤pH和总磷含量可能是影响土壤真核生物群落多样性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 真菌和环节动物的丰富度与土壤pH呈负相关, 土壤pH、质地以及含水率也会降低原生生物丰富度, 而总磷含量升高则与原生生物丰富度呈正相关。总体上, 城市绿地可能导致真核生物类群均质化, 通过土壤改良等手段提升土壤理化属性的空间异质性, 从而为城市土壤真核生物多样性的提升创造可能。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会增加毒害草适生区, 导致新疆半干旱地区生物多样性迅速丧失, 草地退化日益严重。探明土壤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关系, 可为新疆地区科学管控毒害草扩散蔓延提供理论支撑。本研究通过田间试验, 探究短期氮、水添加和刈割对土壤生物多样性、共生网络的影响以及多样性指数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关系。结果显示: (1)土壤细菌Shannon-Wiener多样性在对照组与水添加处理和氮添加刈割处理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土壤真菌、线虫和节肢动物多样性在各处理之间无显著性差异。(2)氮添加、水添加、刈割、氮水添加和氮添加刈割处理降低了土壤生物共生网络的复杂性和连通性; 水添加刈割和氮水添加刈割处理增加了土壤生物共生网络的复杂性和连通性。(3)对照组生物多样性指数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 < 0.01), 氮添加刈割处理生物多样性指数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 < 0.05); 其他处理生物多样性指数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指数均无相关性。土壤细菌多样性在外界环境改变时最易发生变化, 短期氮、水添加和刈割会减弱土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联系。本文可为深入了解全球变化引起的环境变化对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关系的影响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土壤线虫是一类对环境变化敏感、响应迅速的重要土壤动物, 其营养类群丰富, 横跨土壤食物网的多个营养级, 这使得土壤线虫的代谢速率和能量流动成为了衡量生态系统功能的有效指标。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我国北方温带草地在降水模式和氮沉降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降水模式和氮沉降的交互作用(氮水交互)对土壤线虫的代谢速率和能量流动的影响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野外试验模拟这两种全球变化因子, 在内蒙古多伦地区开展了长达8年的降水添加(降水总量相同而降水强度和频率不同, 共5个降水强度)和氮添加(10 g∙m^–2∙yr^–1)控制实验, 旨在探究土壤线虫代谢速率及能量流动对氮沉降和降水模式改变的响应。结果表明: 氮水交互效应对线虫的代谢速率和能量通量均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在降水模式向高强度低频率转变下, 线虫的代谢率和能量通量均呈现随降水强度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在高强度降水下达到峰值后降低, 而氮水交互的负效应大幅削弱了这种趋势。氮水交互下, 线虫的代谢速率和线虫食物网的能量流动可能主要由食物资源介导的上行效应控制。本研究揭示了长期氮沉降与降水模式改变的交互作用会显著抑制土壤线虫的能量代谢过程, 表明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氮水耦合效应可能通过干扰土壤微食物网能量传递削弱温带草地生态系统的功能稳定性。

自然保护地是最重要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场所, 因此它们对物种的保护覆盖度一直是关注的重点。本文利用GBIF数据、文献数据以及自然保护地科考数据, 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年版)》为依据, 分析了全国自然保护地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物种的保护覆盖度及分布状况。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自然保护地保护了78.12%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其中,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覆盖率为85.58%,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覆盖率为71.95%; 自然保护地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物种的密度空间分布并不均匀, 呈现自西南向东北降低的趋势; 在科水平上, 兰科植物保护率最高, 其次为豆科、石松科、松科等; 从省域分布来看, 云南、四川、广东等省份自然保护地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物种数最高。总体而言, 我国绝大部分重要保护野生物种已在自然保护地内得到了保护, 自然保护地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履行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