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食性昆虫与木本植物的互作关系因其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而受到广泛关注。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森林中虫食强度的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并提出了诸多理论假说, 但这些假说在不同森林群落中缺乏普适性, 尤其是对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系统性验证较为有限。此外,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少数树种, 其结论能否推广至整个森林群落仍有待进一步检验与证实。为此, 本研究以浙江百山祖25 ha亚热带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简称百山祖样地)中149种阔叶树种的400株个体为研究对象, 比较了不同树种间虫食强度的差异, 其中虫食强度包括虫食率(即叶片虫食面积占比)和虫食频率(即虫食叶片占比); 基于样地监测数据, 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探究了多种因素对虫食率的影响, 包括采样树种类别(按树木生活型和多度划分)、叶片大小、邻体树种多样性及其组成, 以及土壤养分等, 旨在揭示影响百山祖样地虫食率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 (1)样地内99.40%的虫食损伤由咀嚼类昆虫造成。平均虫食率为7.18%, 平均虫食频率为65.38%。不同树种的虫食率和虫食频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常绿种的虫食率显著高于落叶种, 常见种的虫食率显著高于稀有种, 乔木的虫食率显著高于灌木。(2)树种类别对虫食率具有显著影响, 且虫食率与邻体树种系统发育多样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采样树的生活型(乔木vs.灌木)的相对贡献最大, 达62.33%。本研究结果支持昆虫植食作用的植物显性假说, 常绿、常见及乔木树种均因其在群落中的显性较高而遭受更强的虫食。同时, 研究也表明百山祖样地存在关联敏感效应, 即系统发育距离越远的树种混交更易吸引植食性昆虫取食。

β多样性反映了不同群落间的物种组成差异, 是联系局域与区域生物多样性、描述物种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以小兴安岭的天然林为研究对象, 基于森林群落调查数据, 探讨了森林β多样性格局、组分及其影响因素, 旨在明确森林β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为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通过Podani方法将β多样性进行分解, 探讨了物种替换与丰富度差异对β多样性的相对贡献; 同时将β多样性划分为不同样方对多样性的贡献(LCBD)和不同物种对多样性的贡献(SCBD), 进而识别具有生态特异性的关键区域和物种; 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和变差分解量化不同环境、空间因子以及人为干扰对群落组成差异的影响, 揭示驱动森林群落构建和生物多样性格局的生态机制。结果表明: (1)物种替换是影响研究区群落β多样性的主要过程; (2)研究区SCBD的范围为0.002%–21.918%, 其中白桦(Betula platyphylla)对β多样性的贡献最大, 香杨(Populus koreana)的贡献最小; (3) LCBD的范围为0.537%–2.677%, LCBD较高的样方通常具有较高的物种丰富度, 且整体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 (4)气候因子是影响LCBD格局的主要环境因素, 其与空间和地形因子以及人为干扰共同作用, 通过调控降水和生境异质性, 共同塑造了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分布格局。研究结果揭示了小兴安岭森林β多样性的分布格局与影响机制, 明确了对维持森林β多样性具有显著意义的区域和物种, 可为该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是落实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为明确西藏芒康滇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和兽类多样性现状及其季节性分布特征, 我们于2021年12月至2025年7月在保护区及周边地区布设122台红外相机开展连续监测。野外监测共记录到兽类4目12科26种, 鸟类8目18科51种, 其中包含6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0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豹(Panthera pardus)、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马麝(M. chrysogaster)、滇金丝猴(Rhinopithecus bieti) 、斑尾榛鸡(Tetrastes sewerzowi)和黄喉雉鹑(Tetraophasis szechenyii)。相对多度较高的兽类为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灰尾兔(Lepus oiostolus)、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猕猴(Macaca mulatta)和赤狐(Vulpes vulpes); 鸟类为血雉(Ithaginis cruentus)、白马鸡(Crossoptilon crossoptilon)和黄喉雉鹑。在此基础上, 基于监测数据的完整性与代表性, 我们选取了赤狐、中华鬣羚、滇金丝猴、白马鸡和血雉5种代表性物种, 采用单季节占域模型分析了其季节性空间分布差异。结果表明, 不同物种在不同季节的占域率存在明显差异, 四季平均占域率最高的是赤狐(ψ = 0.64), 其次为中华鬣羚(ψ = 0.44)、滇金丝猴(ψ = 0.43)和白马鸡(ψ = 0.43), 血雉的占域率相对较低(ψ = 0.41)。总体来看, 各物种的季节性空间利用模式具有明显的物种特异性, 其变化与植被条件、地形特征及水源可达性等多种环境因子相关。本研究揭示了西藏芒康滇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现状, 并阐明了部分代表性大中型兽类和地栖性鸟类的季节性空间利用格局, 可为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不同维度的生物多样性通常具有不同的时空格局和塑造机制，从多个维度研究鸟类多样性格局对于全面了解群落的维持和调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省自然环境复杂，野生鸟种数位居全国第二，具有极高的鸟类多样性，但不同维度的鸟类多样性空间格局及其关键影响因子尚不明晰。本研究基于2023–2024年四川省分层抽样的288个野外样地调查数据，分别计算了繁殖鸟类群落的分类、功能与系统发育多样性，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了气候、生境和人类活动等因子对各维度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分类多样性主要受生境和气候影响，与样地中森林、水体及耕地占比显著正相关，而与年降水量显著负相关；功能多样性受气候和生境共同影响，与降水变异系数、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性和耕地占比显著正相关，与年均温显著负相关；系统发育多样性则同时受气候、生境和人类活动影响，与年均温显著正相关，与森林占比和人类足迹指数显著负相关。本研究发现，繁殖鸟类群落的分类、功能和系统发育多样性由不同的生态因子主导，相同因子对不同维度的影响兼具一致和相反的效应。整合分类、功能和系统发育多样性的多维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群落结构特征及其维持机制，进而为区域鸟类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鸟类多样性特征是评价湿地生态系统质量的重要指标。传统鸟类多样性调查多限于人工观测, 而近年来声纹监测技术逐步应用, 为鸟类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新途径。为对比AI声纹监测与人工样线调查差异, 本研究于2024年1月(冬)、4月(春)、8月(夏)和10月(秋), 在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选取5处人工样线调查与声纹监测设备重合的样区开展同步监测。声纹监测选取77.5%作为置信阈值输出数据, 基于Simpson优势度指数(C)、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J)和Margalef丰富度指数(M)等指标, 评估两种方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结果表明: (1)四季累计, 声纹监测设备检测到鸟类105种, 人工样线记录鸟类89种; 声纹监测在物种丰富度(S)上表现更优。(2)按居留型看, 声纹监测对候鸟的检出更优, 人工样线则在留鸟的检出上更优; 声纹监测贡献了区域新记录。(3)两种方法在各指数的季节变化不完全一致, 声纹法在C及M上多数季节较高, 更易捕捉优势物种信号且物种丰富度表现更佳; 人工样线法在H′及J上多数季节较高, 更能反映群落的综合多样性及物种分布的均衡程度。(4)按区域看, 声纹监测下绿堤/水下长廊的H′、J、M最高, 人工样线下则以莲花滩最高。总体声纹监测适合长期、广时段的动态监测, 具有广阔前景; 可与人工样线调查互补, 建议建立识别置信度与质量控制阈值的评估体系, 提升方法准确性与可比性。

植被三维结构显著影响公园绿地中声景的形成与空间分布, 生物声作为声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间接反映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及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然而, 目前关于城市公园生物声对植被三维结构特征的响应机制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本研究于2024年夏季在北京城市中心公园的52个样点中同步采集了声音数据和背包激光雷达植被数据。基于现场录制的声音计算了6个典型声学指数, 并从激光雷达点云中提取了42个植被结构变量。利用主成分分析和XGBoost-SHAP模型, 识别对生物声产生显著影响的关键植被结构变量及其重要性, 并使用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 GAM)量化边际贡献与生物声特征之间的非线性响应关系。主要结果如下: (1)不同生物声频段的功率谱密度(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夏季的日变化模式存在差异, PSD2–4 kHz与PSD4–6 kHz频段表现出相似的日节律特征, 而PSD6–10 kHz则呈现出错峰鸣唱的时间分布。(2)平均胸径、冠层起伏比和粗糙度指数是驱动各频段生物声表达的重要植被结构因子; 而林下植被结构和冠层覆盖度则对声学复杂度指数(acoustic complexity index, ACI)、声学多样性指数(acoustic diversity index, ADI)和生物声多样性指数(bioacoustic index, BIO)的调控起到关键作用。(3)适度疏透的林分结构与中等尺度的林木胸径更有利于鸟鸣声的增加, 冠层表面形态对昆虫声具有显著调控作用, 冠层起伏比的增加普遍促进生物声的表达。(4)林下植被过密, 寡光区体积过大不利于多声源的共存与传播, 会削弱声景的多样性。本研究系统地揭示了植被三维结构对生物声的复杂影响机制, 明确了在生物声营造中的关键植被结构因子, 为城市绿地中的声景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微地形是调控局域物种分布格局和群落结构的关键驱动力之一。然而,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植物和微生物, 对土壤动物的研究仍显不足。跳虫作为对环境变化响应敏感的土壤指示生物, 其群落组成和多样性特征可有效反映微环境异质性。本研究以新疆巩留野核桃自然保护区土壤跳虫为研究对象, 选取阴坡、阳坡和沟谷3类典型的微地形生境, 系统调查跳虫群落组成及其环境因子, 分析微地形对土壤跳虫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共获得跳虫1,548头, 隶属于6科12属19种。结果表明, 不同微地形类型间土壤温度、总磷含量及郁闭度均存在显著差异。微地形类型间跳虫群落组成亦存在显著差异, 而多样性虽差异不显著但呈现一定的空间分布趋势: 阴坡跳虫多样性指数高于阳坡, 而沟谷多样性最低; 属水平上呈现特有分布格局, 柳跳属(Willowsia)、长角跳属(Entomobrya)和刺齿跳属(Homidia)仅分布于阴坡, 奇跳属(Xenylla)则为阳坡特有; 土壤温度和铵态氮是影响跳虫群落组成的主要因子; 跳虫多度与土壤湿度呈显著负相关, 而水热条件与土壤养分间存在紧密耦合关系。研究揭示了微地形通过“植被-微气候-土壤”的耦合效应, 塑造了异质性的微环境条件, 进而驱动了跳虫群落的地理分异。

土壤微生物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维系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等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本研究以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巴山冷杉(Abies fargesii)林为对象, 旨在揭示土壤微生物群落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规律及其驱动机制, 并解析植物–微生物跨界生态网络(inter-kingdom ecological networks, IDENs)特征。采用高通量测序, 并构建IDENs, 综合分析不同海拔巴山冷杉林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群落结构及其与植物群落的关联。结果表明, 随海拔升高, 土壤全氮、土壤有机碳和年均降水量(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MAP)显著增加, 而土壤全磷、速效钾、植物物种丰富度以及植物Shannon指数显著降低(P < 0.05); 细菌Shannon指数与丰富度指数随海拔升高显著下降(P < 0.05), 真菌多样性无显著差异; 细菌优势菌门中, 仅酸杆菌门及其优势属(酸杆菌门亚群Gp2、Gp1和Gp3)相对丰度随海拔升高显著增加(P < 0.05); 真菌优势菌门随海拔变化无显著差异, 但属水平红菇属(Russula)相对丰度显著升高、丝盖伞属(Inocybe)显著下降(P < 0.05); 偏Mantel分析表明, 年均气温(mean annual temperature, MAT)与MAP是驱动土壤微生物群落变化的主要因子; 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CA)进一步显示, MAP与植物多样性对细菌和真菌群落结构影响最显著。IDENs子网络指标显示, 模块度、连通性和嵌套性随海拔升高显著上升(P < 0.05), 高山杜鹃(Rhododendron lapponicum)和四蕊槭(Acer stachyophyllum subsp. betulifolium)等植物是模块枢纽的主要组成部分, 巴山冷杉在植物–真菌IDENs中占据网络枢纽的重要地位。本研究揭示了不同海拔巴山冷杉林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识别了植物–微生物IDENs的关键特征, 可为理解森林生态系统中植物–微生物互作关系提供科学参考。

土壤细菌群落作为维系植物–土壤互作过程的关键纽带, 在参与调控土壤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促进植物群落演替和驱动土壤生态功能恢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 对高海拔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植被恢复进程中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多样性及功能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认识尚不清晰。本研究选取滇西北玉龙雪山退化森林火烧迹地, 以乡土植物乔木长苞冷杉(Abies georgei)和亚灌木滇牡丹(Paeonia delavayi)构建植被恢复1年、恢复3年、恢复6年及火烧后自然演替的裸地为对象, 通过测定滇牡丹根系土壤理化性质, 采用Illumina MiSeq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不同恢复年限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多样性和功能演替过程及其相关性。结果表明: (1)恢复3年土壤有机碳(SOC)、全氮(TN)、速效氮(AN)、全磷(TP)含量和含水量(SMC)均显著低于裸地, 而全钾(TK)含量和pH值则显著高于恢复1年、恢复6年和裸地; 恢复6年土壤速效磷(AP)和速效钾(AK)含量显著高于裸地。(2)恢复3年和6年土壤细菌群落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son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均显著低于恢复1年和裸地, 但Chao1指数在不同恢复年限间无显著差异。土壤细菌群落β多样性在不同恢复年限间发生极显著变化。相比裸地而言, 恢复1年、恢复3年和恢复6年土壤细菌假单胞菌门、酸杆菌门和疣微菌门相对丰度显著降低, 而放线菌门和芽单胞菌门显著升高, 绿弯菌门则在恢复1年时显著最高。恢复3年参与N循环的慢生根瘤菌属(Bradyrhizobium)、分枝杆菌属(Mycobacterium)和参与P循环的芽单胞菌属(Gemmatimonas)相对丰度显著高于裸地, 而恢复6年具有生物防治功能的雷氏菌属(Reyranella)、芽孢杆菌属(Bacillus)显著低于裸地。(3)冗余分析结果显示, 土壤AN、AK、TK、TN、SOC、SMC和pH显著影响了土壤细菌群落组成。结构方程模型表明, 恢复年限越长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越低, 同时SOC通过调控土壤全量养分和pH间接影响土壤细菌群落组成, 而恢复年限可以通过积极影响土壤速效养分间接提升土壤细菌群落组成。综上所述, 退化森林火烧迹地恢复3年是滇牡丹根系土壤理化性质特征、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优势菌丰度及功能菌组成格局演替的关键拐点。推测土壤速效养分随着恢复年限不断改善, 土壤细菌群落组成在植被恢复后期会得到明显提高。

叶际微生物对宿主植物健康至关重要, 但极端干旱区荒漠灌木叶际内生与附生细菌群落的多样性特征及构建的环境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以新疆吐鲁番的6种典型荒漠灌木为对象, 通过16S rRNA基因多样性分析, 并结合主坐标分析、变差分解、结构方程模型及零模型等统计方法, 系统分析了叶际内生与附生细菌群落的多样性特征、影响因素及群落构建机制。结果表明, 6种典型荒漠灌木的叶际附生细菌群落多样性在不同植物物种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而内生细菌群落多样性在不同植物物种间差异不显著(P > 0.05)。此外, 叶际细菌群落的多样性在叶片表面(附生)与内部(内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且内生细菌群落的Shannon指数与Pielou均匀度指数均显著高于附生细菌群落(P < 0.05)。变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 叶片生理对叶际内生细菌群落的独立解释度(35.10%)显著高于叶片形态(13.42%)和叶片养分(0.62%), 而叶片形态对叶际附生细菌群落的独立解释度(32.75%)显著高于叶片生理(6.75%)和叶片养分(0.52%)。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无论是叶片表面还是内部, 叶片生理化学特性不仅直接作用于细菌群落结构, 还通过叶片形态特征间接影响细菌群落结构; 同时, 叶片形态特征也可通过作用于细菌群落的α多样性间接影响其群落结构。零模型分析表明, 随机性过程在叶际附生(66.67%–93.33%)与内生(80.00%–100.00%)细菌群落的构建中占主导地位, 生态漂变是两者构建的驱动力。本研究揭示了极端干旱区荒漠灌木叶际附生细菌群落多样性主要受植物物种身份和叶片形态塑造, 且物种间差异显著; 而内生细菌群落的多样性则主要受叶片生理特性驱动, 物种间差异不显著。此外, 随机性过程(特别是生态漂变)在两类群落的构建中均起主导作用。这些发现为理解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脆弱荒漠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中国作为兼具生态压力与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 关于生物多样性风险如何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实证证据仍较为有限。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本文采用生物多样性风险暴露指数和生物多样性关注指数量化企业层面的风险敞口, 系统检验生物多样性风险对企业资产回报率(ROA)的影响。研究发现, 生物多样性风险显著降低企业财务绩效, 表明生物多样性风险会通过推升合规成本和资源再配置压力侵蚀企业盈利能力。这一负向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 在地理维度上, 市场化程度高、环境规制刚性高的东部地区的风险抑制效应显著强于政策缓冲空间较大的中西部地区; 在所有制维度上, 非国有企业的财务脆弱性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在行业维度上, 生物多样性风险影响和企业应对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同时, 绿色产品创新在生物多样性风险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短期内可能因创新投入增加而加重财务压力。本研究在中国情境下为生物多样性风险影响企业基本面提供了微观证据, 并揭示了其在地理、所有制和行业维度上的异质性, 为协调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完善差异化环境规制和创新激励机制提供了经验依据。

内蒙古赛罕乌拉地区野生动物的保护对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行为分析有助于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性与智能化水平, 而姿态估计是行为分析的前提和核心支撑。针对野生动物监测中因光照变化、动物高速运动、复杂环境遮挡因素导致的姿态估计精度下降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融合注意力机制和动态置信度抑制的野生动物姿态估计方法(selective coordinate-enhanced decoupling-HRNet, SCD-HRNet)。首先, 结合压缩-激励(squeeze-and-excitation, SE)注意力机制, 通过全局平均池化提取通道级上下文特征, 增强网络对物种形态特征的鉴别能力, 有效解决由光照变化导致的特征失真问题; 其次, 为应对动物高速运动带来的定位偏差, 引入坐标注意力(coordinate attention, CA)机制, 将二维坐标分解为水平与垂直分量, 通过双向注意力机制建立跨方向长程依赖关系, 提升运动模糊状态下的关键点定位精度; 最后, 提出动态置信度抑制(dynamic confidence suppression, DCS)模块, 基于模型推理精度建立自适应阈值函数, 实现遮挡部位关键点的稳健性检测。本文开展对比实验以验证模型的性能。实验结果表明, SCD-HRNet方法的平均精度均值在采集并标注的赛罕乌拉地区野生动物数据集和AP-10K公开动物数据集上分别达到了82.61%和69.79%, 均优于已有方法。本文提出的SCD-HRNet方法显著提升了复杂生态场景中野生动物图像的姿态估计精度, 为生物多样性监测中的野生动物行为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

通过全面收集、整理中国禾本科植物物种信息, 本文更新了中国禾本科植物物种名录, 系统分析了禾本科植物多样性的分布特点, 总结了禾本科植物标本的保存和采集现状。物种数据统计发现: (1)中国现有禾本科植物10亚科37族283属2,304种, 其中本土物种数包括10亚科34族232属1,978种(含12个特有属和1,028个特有种), 仅次于菊科, 位列中国种子植物第二大科。在本土物种中, 早熟禾亚科(Pooideae)含74属746种, 竹亚科(Bambusoideae)含46属712种, 是物种数最丰富的两个亚科; 簕竹属(Bambusa, 99种)和披碱草属(Elymus, 96种)是物种数最丰富的两个大属。外来物种涉及8亚科20族109属326种, 其中栽培植物占比69%。中国本土禾本科植物的属、种多样性中心位于西南及华南地区, 集中分布了全国92%的本土属和76%的本土种。(2)中国现有国家重点保护禾本科植物21属29种, 省级重点保护禾本科植物15属16种, 受威胁物种31属54种。(3)排名前15位的标本馆其馆藏禾本科标本数合计占全国禾本科植物标本的73%, 这些标本馆主要隶属中国科学院各机构; 现有禾本科植物标本采集多集中于大属和广布种, 而寡种属和狭域分布的特有种采集相对不足。本研究可为禾本科植物的分类、系统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方面提供基础数据。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腹地、云贵高原东部, 生态区位独特, 生物多样性丰富, 高等植物物种多样性居全国第四。本文基于《贵州植物志》、相关文献及专项调查, 系统整理了贵州高等植物多样性数据, 涵盖物种名称、分布、濒危与保护等级等信息, 并按行政辖区和全省四大山脉八大水系等自然地理区进行了现状统计。截至2025年4月30日, 全省共记录高等植物11,686种(含种下单元, 下同) (包括9,921种和1,765种下单元), 隶属386科2,396属。其中, 野生高等植物373科2,185属10,967种, 省级特有高等植物547种, 喀斯特专性植物782种, 常见引种栽培植物115科402属719种, 外来入侵高等植物202种。本数据集还记录了贵州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高等植物256种和省级保护野生高等植物55种。空间分布上,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6,792种)和荔波县(3,981种)物种数分别居各市州、县级单元首位; 苗岭山脉(6,340种)和乌江水系(8,732种)分别为山脉和水系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上述结果为揭示贵州省高等植物物种多样性特征、开展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资料, 同时也为《贵州植物志》(再版)、《贵州树木志》等专著的编撰提供了最新的数据支撑。

节肢动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承担着传粉、分解和群落结构调控等关键生态功能, 是维系生态系统稳定性与生产力的重要生物类群。然而, 相较于植物和脊椎动物, 节肢动物多样性数据的系统积累仍然不足, 区域尺度的基础数据尤为匮乏。本研究以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典型森林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 于2023–2024年的7–8月, 在27个样地采用振击法(beating)、马氏网法(Malaise trap)和地面陷阱法(pitfall trap)相结合的采样方法, 共采集节肢动物20,564头。结合DNA条形码与形态学鉴定, 共鉴定出1,060个物种(其中669种鉴定至物种水平, 391种为属级形态种), 包括昆虫纲882种(14目146科551属), 蛛形纲164种(3目21科68属)及其他纲14种(4目5科8属)。本数据集系统整合了兴隆山节肢动物物种名录、标本照片及DNA条形码信息, 可为物种鉴定、功能性状研究、隐存种识别以及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估与保护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线蚓隶属于环节动物门环带纲, 是环带纲的第二大科。线蚓在改良土壤结构、增加孔隙度、提升通气透水性, 促进土壤颗粒混合并形成稳定团聚体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调控作用, 被誉为“微型生态系统工程师”。线蚓作为关键的有机物分解者, 参与养分循环, 与土壤微生物、植物根系及其他土壤动物间存在复杂且紧密的相互作用关系, 是土壤食物网的重要一环。本文从营养生态学和生态功能方面梳理了线蚓的研究进展。在营养生态学方面, 明确了线蚓食物来源的多样性, 揭示了其营养物质吸收与转化的生理机制, 初步厘清了其营养生态位特征; 在生态功能方面, 发现了线蚓对土壤结构具有重塑作用, 阐明了其在碳循环(加速有机质矿化、调控微生物活性影响碳释放与固定)和氮循环(促进有机氮矿化、影响无机氮释放与迁移)中的双重调控效应, 以及其与土壤微生物、其他土壤动物及植物根系的复杂关系。当前, 线蚓生态学在基础研究与应用层面仍存在许多不足, 为了深入理解线蚓的生态功能和生态服务潜能, 未来需要从多学科交叉的视野针对线蚓营养生态学的生物机制和多维生态功能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 以期利用线蚓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功能服务生产实践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根际微生物被认为是植物的“第二基因组”, 在塑造物种间互作、维持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功能等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过去30年中, 伴随分子生物学技术(如高通量测序)的快速发展, 植物和根际微生物间互作逐渐成为生态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成果深化了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维持和外来物种入侵等生态过程的理解, 为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等提供了新思路。目前, 对于多物种共存及时空动态背景下的植物–根际微生物互作, 以及昆虫胁迫对两者互作的影响, 相关综述与研究严重不足。为提高人们对植物–根际微生物互作如何响应昆虫胁迫的预测能力, 本文综述了植物–根际微生物互作路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环境驱动机制, 以及两者互作从个体到群落尺度对昆虫胁迫的响应机制及其生态效应。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当下本领域研究的不足和潜在的研究方向, 以期推动本领域的发展。

作为弥补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与推动生态价值转化的新兴市场化工具, 生物多样性信用正逐渐活跃成为调动社会资本参与自然保护的重要途径。本文围绕形成市场的核心要素, 系统性分析了生物多样性信用如何衡量、如何定价、企业为何参与以及如何参与的关键问题。研究表明, 生物多样性信用通常通过多维度生物多样性指标聚合计算的方法核算生物多样性净增益; 其定价以保护与恢复行动的直接成本和交易成本为基础; 企业参与的动机综合了合规与风险管理需求、品牌与社会责任诉求、以及潜在的长期资产回报; 企业可通过购买信用、共同开发项目、产品与信用捆绑以及与碳信用叠加等多元方式介入。然而, 当前市场仍面临将信用误用为抵消、碳市场遗留问题引发的“漂绿”担忧、方法与数据瓶颈、市场基础设施与监管规则不完善以及使用场景和信用声明缺乏规范指导等障碍, 阻碍企业对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投资。为此, 本文针对未来中国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建设提出了汲取碳市场经验教训、链接核算方法与需求、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和监管规则和建立信用声明共识的建议, 以期为构建规范、透明的高诚信生物多样性信用体系提供战略思路, 使其成为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投融资并助力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

迁地保护是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提出到2035年我国70%以上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有效迁地保护, 然而有效迁地保护的定义及其衡量标准并不明确。本文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在迁地保护实践中, 存活并生长正常、繁殖成功、自我维持以及保持物种原真性可作为不同程度成功的依据, 本文将这些成功程度不同的迁地保护归为迁地保存和有效迁地保护两类, 并提出采用自我维持、遗传独特性和遗传完整性作为判断有效迁地保护的标准, 最后提出了开展有效迁地保护的4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