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未来气候变化下植物分布区的改变, 是评估物种生存潜力和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重要依据。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属因其跨大陆的亲缘关系与生态位保守性, 成为揭示气候变化响应区域差异的理想研究对象。本研究选取15个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属(洲际物种分布范围相当)的71种植物, 利用MaxEnt模型模拟了其当前及未来的潜在分布区, 从适生区面积变化、纬度迁移及生境破碎化程度3个方面, 对比分析了东亚与北美区域物种及不同生活型植物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差异。结果表明, 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属整体呈现出相似的响应模式, 但也存在差异: (1)北美的物种相较于东亚的物种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更敏感, 表现在面积显著变化的物种比例更高、分布区北移趋势更普遍且生境破碎化程度加剧更明显。(2)乔木和藤本植物在北美表现出更强烈的响应, 具体为分布区变化幅度更大、迁移趋势更显著、生境破碎化更剧烈; 灌木在两地表现出相当的迁移趋势; 草本在两地表现各异, 在东亚受地形限制, 表现为更强的破碎化, 而在北美则表现为扩张与连通性增强。本研究量化了东亚-北美间断分布类群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差异, 揭示宏观地形格局与生活型特性共同驱动该差异, 并凸显地形在决定物种气候韧性中的重要作用, 为识别保护优先区、制定生活型特异性保护策略及实施适应性管理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光周期是诱导两型花发育的关键生态因子。堇菜属(Viola)物种紫花地丁(V. philippica)与早开堇菜(V. prionantha)为典型的两型闭花受精植物, 同一植株均可诱导开放花(chasmogamous flower, CH花)与闭锁花(cleistogamous flower, CL花)两种花型, 其中紫花地丁为二倍体, 早开堇菜为四倍体, 目前二者倍性与形态学的相关性尚不清楚。本研究以紫花地丁和早开堇菜为材料, 分别培养于10 h、12 h和16 h光照条件下, 利用染色体核型分析及显微观察等实验方法, 开展两个不同倍性物种在不同光周期处理下的花型响应变化研究。结果表明, 紫花地丁与早开堇菜分别有24条染色体(2n = 24)和48条染色体(4n = 48); 光周期虽调控这两种植物两型花的形成, 但同一光周期下的不同花型比例存在一定差异, 在短日照(10 h)与中日照(12 h)下, 早开堇菜开放花的比率低于紫花地丁, 而在长日照(16 h)下, 早开堇菜形成完全闭锁花, 紫花地丁仍保留少量偏向闭锁花的过渡闭锁花。因此, 倍性差异可能影响了两个物种不同光周期下的花型变化, 四倍体基因剂量效应可能会强化光周期信号调控响应。此外, 四倍体早开堇菜相对于二倍体紫花地丁, 营养与繁殖器官均较大, 且气孔孔径也较大, 而气孔密度较小, 这些特征可作为两个物种鉴定的辅助指标。该研究为堇菜属多倍体与繁育系统协同进化及物种鉴别研究提供了依据。

道路网络日益密集, 在便利人们出行的同时, 也给野生动物的活动带来了影响, 但道路干扰对野生动物的道路影响域及其与物种特征的相关性尚不明确。湖北大老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省道S287贯穿, 其核心区被分割成两部分, 而道路作为线性基础设施, 对野生动物尤其是偶蹄类动物可能造成潜在的干扰。本研究于2020年1月至2025年7月在湖北大老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省道S287两侧各3 km范围内布设红外相机。基于388台红外相机数据, 通过广义线性模型分析6种偶蹄类动物的道路影响域。结果表明, 6种偶蹄类动物的道路影响域均有2个, 且阈值呈现种间差异。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的近端影响域阈值为600 m, 远端影响域阈值为1,700 m; 小麂(Muntiacus reevesi)的近端影响域阈值为1,300 m, 远端影响域阈值为1,700 m; 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中华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的近端影响域阈值均为1,400 m, 远端影响域阈值均为1,800 m; 野猪(Sus scrofa)的近端影响域阈值为900 m, 远端影响域阈值为1,300 m。采用相关分析探讨道路影响域与体重、昼行性指数的关联发现, 昼行性指数与两阈值均呈显著负相关(r_s = –0.893, P < 0.05; r_s = –0.939, P < 0.05), 即昼行性物种表现出更强的道路耐受性; 体重与道路影响域无显著相关。研究表明偶蹄类对道路的耐受能力不相同, 昼行性指数是反映物种道路耐受性的关键指标。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内既有道路的管理优化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家畜放牧是威胁野生动物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确野生动物对放牧干扰的响应对物种保护意义重大。自然保护区中散养的牛、马等家畜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 但关于家畜如何影响雉类时空分布格局的相关定量评估仍十分有限。本研究于2011–2015年选取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域, 以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和家畜(牛、马)为研究对象开展红外相机监测, 采用多物种占域模型(multi-species occupancy models)、核密度估计方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和回避-吸引指数(avoidance-attraction ratios, AAR)探究家畜放牧对红腹角雉栖息地活动节律及占域的影响。结果显示, 在时间维度上, 红腹角雉的活动模式与家畜高度重叠(重叠系数∆₄ = 0.74, 95% CI: 0.73–0.95), 行为上显著回避家畜(AAR = 3.17)。在空间维度上, 红腹角雉的边际占域率与灌木盖度(β = 0.16)、郁闭度(β = 0.06)呈正相关, 与凋落物(β = –0.36)、草本盖度(β = –0.41)、海拔(β = –0.20)、竹子盖度(β = –0.10)呈负相关; 家畜的边际占域率与郁闭度(β = 0.39)呈正相关, 与凋落物(β = –0.10)、距最近河流距离(β = –0.15)、海拔(β = –0.33)、灌木盖度(β = –0.54)、竹子盖度(β = –0.25)呈负相关。红腹角雉的栖息地利用同时受家畜以及其他生态因子的共同影响。家畜的存在改变了红腹角雉对竹子盖度、海拔和距最近河流距离的占域响应, 使其更倾向于利用竹子盖度较高、海拔较低且距最近河流较远的栖息地。我们建议对家畜放牧进行管控, 以促进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雉类种群及栖息地的恢复。

泸沽湖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高原深水型湖泊, 其鱼类群落状况已多年未见报道。本研究于2023–2024年春季(5月)和秋季(10月)对泸沽湖鱼类群落共开展了4次现场调查, 并结合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与聚类方法, 揭示了环境因子对鱼类群落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共采集到鱼类14种, 隶属2目4科, 其中鲤形目占绝对优势(85.71%)。土著鱼类仅采集到1种, 为泥鳅(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外来鱼类共采集到13种, 占鱼类种类数的92.86%。相对重要性指数(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IRI)显示, 鲫(Carassius auratus, IRI = 8,509)和麦穗鱼(Pseudorasbora parva, IRI = 1,763)在所有调查季节均维持高出现频率, 为全年优势种。RDA表明, 不同季节环境因子对鱼类群落结构变异的影响程度和方式存在差异, 春季鱼类群落结构变异主要受NO₃^‒-N、pH值等环境因子影响, 而秋季鱼类群落结构变异主要受NO₃^‒-N、总氮(total nitrogen, TN)等环境因子影响。丰度生物量比较曲线(abundance-biomass comparison curve, ABC)显示秋季生物量曲线显著高于丰度曲线, 呈现出“秋季稳态-春季亚稳态”模式。针对当前泸沽湖鱼类群落面临的土著鱼类衰退、外来鱼类占据优势等突出问题, 建议加强土著鱼类保护研究、强化对污染和外来鱼类放生活动的管控, 并建立渔业资源长期监测体系。

山地生态系统在有限空间内集成多样的地质、地貌与气候条件, 形成陡峭而连续的环境梯度, 是生物地理学和群落生态学研究的理想场所, 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本研究以华东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浙江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叶蜂群落为对象, 沿海拔梯度设置4条固定样线, 并在2023–2024年的3–7月进行重复调查, 整理出该区域的叶蜂物种名录与丰度数据。基于此, 探究了叶蜂群落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 (1)在α多样性方面, 叶蜂的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随海拔升高显著降低(P < 0.05); 7月叶蜂的物种丰富度显著降低(P < 0.05), 而其余多样性指数在月份间差异不显著(P > 0.05)。(2)广义可加模型模拟结果表明, 物种丰富度对海拔的响应由多个局部峰谷构成。日均温与物种丰富度呈显著单峰关系, 湿度则表现为微弱的非线性效应; 气压与物种丰富度、海拔与群落均匀度之间均呈显著线性正相关。(3)在β多样性方面, 不同海拔带及月份间的群落组成差异显著, 且主要由物种周转过程驱动。(4) Mantel检验结果表明, 群落组成的总差异及空间周转组分与多种环境因子差异呈显著正相关, 群落相似性随环境距离增加而显著降低。本研究形成了乌岩岭叶蜂物种名录, 揭示了叶蜂群落多样性的多样性分布格局, 阐明了环境因子对群落构建的驱动作用, 为区域昆虫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植物光合产物主要以地上凋落物和根系输入的形式进入土壤, 为地下食物网提供物质与能量。原生生物作为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组分, 在微生物调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 凋落物与根系输入对土壤原生生物多样性与群落结构的影响及机制并不清楚。本研究基于宝天曼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连续6.5年的资源控制实验(移除凋落物与灌木和阻断乔木根系), 应用环境DNA宏条形码技术分析了食细菌者、食真核生物者、杂食者和食碎屑者4类原生生物功能群对植物资源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 不同原生生物功能群对植物资源变化的响应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 移除凋落物显著降低了各原生生物功能群的丰富度, 其降幅约为33.7%–47.7% (P < 0.05)。移除凋落物通过降低细菌和真菌丰富度对各原生生物功能类群丰富度产生“自下而上”的影响, 其中, 食细菌者与食真核生物者主要与细菌丰富度下降有关, 食碎屑者与真菌丰富度下降有关, 而杂食者类群则受到细菌和真菌丰富度下降的共同驱动。阻断根系的作用相对较弱, 且阻断灌木根系和乔木根系的效应在不同原生生物功能类群中存在明显差异。阻断乔木根系降低了多个类群的丰富度, 并通过增加土壤含水量间接提高了食真核生物者和食碎屑者丰富度。总体而言, 凋落物与根系资源通过不同路径共同调控土壤原生生物丰富度, 不同原生生物功能类群对两类植物资源的差异化响应, 与其受到土壤性质与微生物资源的差异化调控密切相关。本研究通过揭示原生生物对植物资源输入的响应差异模式, 强调原生生物在连接地上–地下过程、维持土壤微食物网稳定性中的关键作用, 为深入理解土壤生态系统中原生生物的功能机制提供依据。

光核桃(Prunus mira)是栽培桃(P. persica)的野生近缘种, 局限分布于第三极地区的横断山与喜马拉雅, 兼具独特的生态适应性与重要的经济价值, 但其起源及扩散历史尚不明确。本研究基于746份光核桃的质体基因组(ptDNA)与核糖体DNA (nrDNA)序列, 结合谱系地理学分析与物种分布模拟, 重建了该物种的演化历史。群体遗传结构分析显示, 尽管nrDNA数据集无明显的遗传聚类, 但质体基因组包括3个显著分化的遗传分支(Clade A、B、C)。其中, Clade A与Clade B分布于滇西北和藏东南, 而Clade C集中分布于四川西部。分化时间估算表明, 光核桃起源于约8.69 Ma, 3个分支于上新世中期(3.64–4.56 Ma)分化, 这可能与青藏高原隆升及亚洲季风气候增强有关。遗传多样性分析显示, Clade A与Clade B的遗传多样性中心及私有单倍型高值区位于滇西北, 而Clade C的多样性中心则位于川西; 同时, 这两个区域也是光核桃nrDNA多样性和特有性中心, 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潜在分布较为稳定的地区。由此, 我们推测这两个区域为光核桃末次冰盛期的独立避难所。种群动态历史分析进一步检测到, Clade A和Clade C约在1,500年前(唐朝)和600年前(明朝)经历了有效种群规模快速扩张, 这一动态与区域内茶马古道的兴衰历史吻合。综上所述, 我们推测光核桃应起源于滇西北与川西地区, 并沿茶马古道扩散至藏东南及喜马拉雅地区。本研究在系统解析光核桃起源与扩散历史的同时, 也为其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植物标本对植物分类学研究至关重要，20世纪初我国科学界才开始自主开展区域性植物调查和标本采集。20世纪30年代贵州籍植物采集家邓世纬的植物采集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梳理邓世纬采集的植物标本，对理解我国尤其是贵州省早期植物采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整理馆藏标本的植物名称、采集地点及日期等原始数据，对邓世纬采集植物的名实进行校正，并重新核查了采集人、采集地点和采集日期信息。研究结果表明：1930年3月至1936年10月，邓世纬共参与采集了2,968号(含4,778份)植物标本，涵盖184科878属1,913种植物，主要来自贵州省、江苏省和湖北省。通过标本记录整理出邓世纬1930–1936年的采集路线，并首次展示了邓世纬及助手的珍贵影像。建议对未明确物种的标本再次进行鉴定，以便进一步挖掘这批标本的潜在价值。本研究可为中国早期植物采集历史以及贵州省植物资源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1992年出版的《黑龙江省鸟类志》中共记录鸟类19目57科343种, 2016年有文献研究对其进行过系统修订, 更新为20目64科384种。近十年来, 鸟类分类系统变动较为频繁, 且随着观鸟活动的普及和鸟类多样性调查项目的持续开展, 鸟类新记录不断出现; 此外, 公民科学也促使了网络化观鸟记录平台的发展, 鸟类分布信息的获取方式更加多样化, 新记录的发现不再局限于传统调查和专题文献报道。本研究在2016年修订版的基础上, 通过查阅2017–2025年相关文献, 并整合eBird和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数据, 以AviList全球鸟类名录为分类系统依据、以《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为中文名称及分布信息参考, 对黑龙江省鸟种分布名录进行系统修订。此次修订后黑龙江省内共分布有鸟类23目69科414种, 占中国总鸟种数(1,505种)的27.5%; 与2016年修订相比, 新增4目、7科、32种、4亚种; 删除1目、2科、2种、8亚种; 共修订1目、1科、40属名、21个拉丁种名、16个亚种名、12个中文名。本研究及时更新了黑龙江省鸟类名录, 对修订和完善中国鸟类的分类和分布名录具有一定贡献。

软骨鱼类是最古老而独特的脊椎动物类群之一, 拥有超过4亿年的演化历史, 对维系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一些物种兼具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科学价值。2001–2024年, 全球软骨鱼类物种数已由900种左右升至1,200种以上, 涌现出许多新物种和新分布记录。中国作为软骨鱼类的重要栖息地, 目前尚缺乏结合最新信息整理的软骨鱼类物种名录。本研究通过对已发表文献资料的梳理、国内各海区研究机构的走访、公共数据库的核实和补充以及近20年对重要渔港实地调查数据的积累(截至2025年9月30日), 整理出中国软骨鱼类的拉丁文-英文-中文-日文对照物种名录, 以及各物种在中国各海域(黄渤海、东海、南海、台湾海域)的分布状况, 并使用G指数、F指数和G-F指数对上述海域软骨鱼类多样性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 中国分布有软骨鱼类共14目59科114属259种, 约占全球软骨鱼类物种总数的1/5。其中2001年后命名的新物种22种, 中国海域特有种22种; 被IUCN红色名录评为“受威胁”的物种141种, 占中国软骨鱼类物种总数(已评估)的55.73%。黄渤海、东海、南海、台湾海域的G-F指数依次为0.4655、0.7527、0.7393、0.7580。本研究对中国软骨鱼类物种名录进行了梳理和更新, 该名录可为后续开展的软骨鱼类研究和国际合作提供基本框架, 也为中国海域软骨鱼类物种保护、渔业资源管理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的履约提供重要参考信息。

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截至2025年12月的文献资料及标本信息, 对广西两栖动物物种名录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的名录共收录广西两栖动物151种, 隶属于3目12科40属, 占全国已知物种总数(735种)的20.5%, 较2014年记录增加了58种, 增幅达54.7%。本次修订涉及1科、13属、39种的分类地位更新, 并新增物种28种、新记录物种31种。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有19种为受胁物种, 其中极危(CR) 2种、濒危(EN) 10种、易危(VU) 7种; 根据IUCN红色名录, 有21种受胁物种, 其中极危(CR) 3种、濒危(EN) 9种、易危(VU) 9种。名录中包含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2种; 广西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2种; 列入CITES附录I物种1种、附录II物种5种。针对布角蟾属(Boulenophrys)、掌突蟾属(Leptobrachella)等类群中存在的分布存疑及隐存种问题, 建议进一步加强野外调查的广度与深度, 并结合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深入研究。本修订名录可为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栖息地管理提供重要基础数据。

为了解我国东北地区寄蝇科昆虫资源本底、区系特征与空间分布格局, 揭示其生态调控功能, 本研究以沈阳师范大学昆虫标本馆馆藏的2,951号大兴安岭山脉寄蝇标本为研究材料, 开展系统的整理、分类鉴定与区系分析。研究记录大兴安岭山脉寄蝇科昆虫4亚科18族85属193种, 分别占中国已知寄蝇的属、物种总数的30.91%和15.48%, 其中包含内蒙古新记录21种、黑龙江新记录47种。区系组成分析显示, 该区域寄蝇以古北界成分为绝对主导, 古北界特有种占比26.94%, 古北+东洋界共有种占比62.69%, 两类区系成分之和占比达89.63%, 构成了大兴安岭寄蝇的主体分布格局。本研究完善了大兴安岭山脉寄蝇科昆虫资源分布数据, 明晰了其区系组成特征, 可为区域昆虫多样性保护与农林牧草生态系统的害虫生物防治提供基础数据。

为系统阐明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物种组成、资源价值和濒危现状, 本研究于2023–2025年采用样线法和随机踏查法, 对该区大型真菌进行了资源调查, 共获得标本737份。基于分子系统发育证据和形态学特征, 共鉴定大型真菌215种, 隶属于2门6纲17目64科123属, 其中子囊菌门3纲4目7科8属11种, 担子菌门3纲13目57科115属204种, 包含江西新记录种6种。该地区大型真菌的优势科为多孔菌科、类脐菇科、小脆柄菇科和红菇科, 共61种, 占比28.37%; 裸脚伞属(Gymnopus)、光柄菇属(Pluteus)、红菇属(Russula)和小菇属(Mycena)等9个属为优势属, 共56种, 占比26.05%。该区大型真菌生长的主要植被类型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主要营养型为木生型。资源评价表明, 鉴定的大型真菌中食用菌有29种, 药用菌有32种, 食药兼用菌有33种, 毒菌有33种。濒危现状分析发现近危物种1种, 占总物种数的0.46%, 无易危、濒危和极危物种。本研究揭示了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多样性现状, 可为该区域真菌深入调查、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提供数据支撑。

头孢藻属(Cephaleuros)隶属于绿藻门石莼纲橘色藻目橘色藻科, 是重要的植物病原藻类, 可侵染多种经济植物, 引发“藻斑病”或者“红锈病”; 部分物种还作为光合共生藻参与地衣形成。本文系统综述了头孢藻属分类学研究的进展、困境及未来方向。该属早期分类依赖藻体形态、孢子囊结构及侵染深度等特征, 但因模式标本遗失、表型可塑性强、种间形态重叠等问题, 导致分类混乱与物种误判。近年来, 基于18S rDNA、ITS和rbcL等分子标记的系统发育研究, 明确了该属的单系性及其在橘色藻目中的系统位置, 揭示了茂盛头孢藻(C. virescens)等物种的复系性, 暗示属内存在大量隐存种。然而, 这些研究也凸显出形态数据与分子结果冲突、物种取样不全面、传统分子标记分辨率不足等问题。组学时代的到来为该属的分类研究提供了新机遇, 叶绿体基因组分析为该属的单系起源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但目前仅报道了6个头孢藻叶绿体基因组数据, 线粒体与核基因组的研究尚属空白。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1)加强全球范围的样本采集与分子数据扩充; (2)重新厘定模式物种身份, 建立可靠的分类基准; (3)构建融合形态、分子、寄主特异性及多组学数据的“整合分类学”框架, 并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特征识别与数据整合中的应用。通过多学科交叉与协作, 有望建立更为稳定、客观的头孢藻属分类体系, 从而为其所致病害的防控、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藻类陆地化研究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

由于历史时期的栖息地丧失、国际宠物贸易驱动的人为盗猎以及其他人类活动压力, 鳄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野生种群经历了长期衰退和分布范围萎缩, 目前在整个分布区内(中国和越南)均面临极高的灭绝风险。该物种被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 并在中国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在越南亦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除了无可替代的保护价值, 鳄蜥因其重要的系统分类学地位、漫长的演化历史、特殊的生活史策略以及对环境变化的高度敏感性, 成为研究蜥蜴类群演化历程和生态适应机制的重要对象。本文系统综述了鳄蜥在分类地位与化石记录、栖息地选择、分布变迁与种群现状、遗传多样性与谱系分化, 以及圈养条件下行为节律与热生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现有研究表明, 分子系统学和基因组学研究已明确鳄蜥在蛇蜥类系统发育中的关键位置, 并揭示了中国不同地理种群及越南亚种之间显著的遗传分化格局。遗传学与基因组学证据进一步显示, 现存种群整体遗传多样性较低, 但长期瓶颈和近交过程中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遗传净化, 即部分有害隐性变异可能被选择性清除。与此同时, 野外调查与生态研究表明, 栖息地丧失与破碎化以及人为干扰已对鳄蜥野生种群造成持续压力; 基于气候情景的模型预测则进一步指出, 未来气候变化可能显著加剧其栖息地适宜性下降与种群长期存续风险。此外, 本文进一步概述了鳄蜥保护研究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 并提出未来研究与管理工作的重点方向, 包括完善种群动态监测、评估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适应性潜力、规范圈养种群的遗传管理、开发体色等无创指标辅助个体评估以及优化再引入与长期监测策略, 以期为鳄蜥的科学保护与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两大环境挑战, 且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迫切需要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协同应对。作为我国开展生态保护工作、实现“30×30”目标的重要空间单元, 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区在这两大危机的协同治理方面具有重要潜力, 但其当前的管理与规划体系在此方面的设计仍显薄弱。本文基于适应性管理理念, 构建了一个“风险源识别–治理–成效评估”的闭环框架, 以NbS为路径实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风险源的协同治理。具体而言, 该框架将风险源划分为4类: (1)导致自然生态系统丧失与退化的因素; (2)阻碍生态系统恢复的因素; (3)不可持续的生产管理方式; (4)关键地块有效保护的缺失, 并提出从生态系统保护、恢复、可持续管理及空间格局优化4条路径来开展协同治理。该框架为在全球变化背景下提升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区的协同治理长期成效提供了方法支撑, 有望助力我国对《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协同履约。

生物多样性丧失已成为当前全球面临的三大环境挑战之一。本文聚焦《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全球目标与国家/地方执行的系统性尺度差异, 从政策与时间、监测与指标、空间与地理、资源与功能4个维度展开分析。结果发现, 全球愿景在向本土转化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 政策层面存在“承诺快、行动慢”的时间滞后; 监测指标存在“分辨率不足”问题; 空间治理存在行政边界与生态完整性冲突; 资源层面存在约7,000亿美元资金缺口及“保护1美元、破坏30美元”的投入失衡。进一步指出, 差异成因包括政策更新行政成本高、数据能力不均衡、空间治理碎片化及经济激励机制错位。为弥合尺度鸿沟, 本文提出多尺度协同治理路径: 政策上嵌入国家法律与预算体系; 技术上构建“卫星–社区”多层监测体系; 空间上推广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与跨国保护区网络; 资源上推动有害补贴改革与创新金融工具。本文认为, 解决尺度差异的核心在于构建弹性治理范式, 需全球治理关注地方生态质量、国家执行强化生物多样性宏观约束、资源动员重构负向金融流向, 以实现203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

软骨鱼类是演化历史最悠久, 分布最广泛的脊椎动物类群之一,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是软骨鱼类重要的栖息地, 但长期以来研究较为薄弱。随着多种因素导致的软骨鱼类资源衰退, 该类群在国际自然保护领域日益受到关注, 区域渔业组织和国际公约对软骨鱼类的资源利用和贸易进行了强制性约束。其中《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要求在进行附录II物种的国际贸易及附录I物种的非商业性贸易时, 缔约方科学机构须进行“非致危性判定” (Non-detriment Findings, NDFs)。考虑到开展软骨鱼类NDF应参考周边国家和地区同类物种多样性信息及生活史参数, 本研究通过文献调查厘定了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南亚地区海域的软骨鱼类物种名录, 使用Jaccard相似性系数将其与中国海域软骨鱼类物种组成相似性进行对比, 并对CITES软骨鱼类相关履约技术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 日本有软骨鱼类225种, 东南亚有284种, 澳大利亚有338种, 新西兰有120种, 以上国家和地区与中国软骨鱼类(共259种)的Jaccard相似性系数分别为0.6080、0.4403、0.2159和0.1416。截至2026年3月, CITES附录共列入软骨鱼类6目14科35属216种(其中我国分布有72种), 共有15个公约缔约方针对56个附录软骨鱼类物种提交了127份NDF。中国作为CITES重要的缔约方, 对附录I和附录II软骨鱼类物种的NDF开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选择了代表性物种镰状真鲨(Carcharhinus falciformis), 依6大步骤构建了CITES附录II鲨鱼的从海上引进NDF框架, 初步判断镰状真鲨从海上引进的整体风险等级为中等。当CITES履约机构为镰状真鲨从海上引进的具体案例开展正式NDF时, 本研究框架可为其提供方法和数据的支撑, 并能显示哪些环节需要进一步补充数据或经专家组研判。本研究进一步厘清了中国及周边海域的软骨鱼类多样性格局, 并为中国的CITES履约提供了本底信息和技术支持, 对中国和周边海域的软骨鱼类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参考。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项下《名古屋议定书》构建了全球生物多样性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核心国际法框架, 旨在通过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中国作为首批缔约方, 已将该制度纳入国家战略, 并通过《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等政策文件及《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成果践行着大国担当。然而, 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生态治理模式、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数智化新阶段的背景下, 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仍面临核心术语界定适配性不足、权属分置与操作程序滞后、国际公约之间的协同不畅等挑战, 尚未形成与数智化发展相适应的成熟制度体系。本文立足当前人工智能与生态环境前沿发展态势, 结合跨境遗传资源数据采集、算法育种、传统知识数字化开发等典型实践案例, 提出应精准界定核心术语适配标准、构建人工智能赋能的权属分置与流程优化机制, 以及建立智能协同的国际公约协调体系等对策, 为中国高质量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实现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的可持续利用及公平惠益分享提供技术支撑与制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