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强约束力、强专业性、有效保护工具、对国际贸易影响深远、我国多重角色等角度, 分析了开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履约研究的重要意义。文章回顾了近年来CITES相关研究的进展, 将其分为履约概况和管理机制介绍、影响因子和动态格局研究、重点议题研究、相关立法思路研究、会议进展报道几类, 并从历史发展、物种科学与技术创新、管理政策等方面介绍了本期文章的主要内容。文章讨论了CITES的发展趋势, 认为存在向海洋和木材物种扩张、NGO深度参与影响公约进程、对执法问题高度关注、与其他公约的协同不断推进等趋势。提出今后应从以下方面加强履约研究工作: 如何把CITES管理理念纳入国内管理、公约决策机制、海洋物种保护管理制度、与其他公约和组织的协同等。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是基于有效许可证制度的强势国际公约, 其附录调整、条款解释和执行建议对全球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国际贸易有深远影响。CITES缔约方大会的议事规则, 特别是投票表决机制, 在其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介绍了CITES议事规则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历史演变和重点争议。文章汇总了1997年CITES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以来附录修订提案的投票情况和结果, 并以关键时间点上CITES海洋动物物种议题的投票决策为例, 讨论了CITES与其他生物多样性相关多边国际协定(如《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的缔约方大会议事规则中投票规则, 包括投票权利、多数票要求、秘密投票和重开辩论等方面的异同。比较发现: (1)其他国际协定大多倾向于协商一致, 而CITES经常使用投票机制, 助推其更快做出决策; (2) CITES实质性议题的通过需获得2/3多数, 而不结盟国家经常难以协调到足够票数, 欧盟的主导性增强; (3) CITES特定动议(如重开辩论、秘密投票等程序性规则)增加了谈判的激烈程度, 但对于维护中小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4)相比其他国际公约, CITES过度使用投票表决, 虽然有利于使物种的国际贸易得到较快控制, 但也导致有的缔约方因缺少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无法有效执行相关决议决定, 不利于缔约方通过国际合作解决问题。我们建议深入研究各公约和协定的议事规则, 密切跟踪规则演变和决策趋势, 积极维护秘密投票规则, 加强与其他缔约方的沟通, 推动形成科学严谨、公平合理、积极有效的管理规范, 以保证合法贸易正常开展, 打击非法贸易, 贡献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特有的规制结构决定了其在濒危物种保护国际合作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它的贸易管控和相应制裁都围绕附录物种展开, 因此附录物种的列入或移出十分关键。修订附录物种的提案数量和通过率可以作为判断各缔约方在该领域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基于CITES第三届至第十九届缔约方大会上的附录修订提案, 重点分析了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提案提交和降级类动物提案通过率上存在的差异, 认为发达国家缔约方对CITES决策具有更强的影响力, 而这些决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本土保护方案带来困境。缔约方大会的表决结果显示, 在涉及“魅力物种”的情况下, 倾向于采取收紧或维持贸易限制的立场。本文结合长颈鹿(Giraffa camelopardalis)和非洲象(Loxodonta spp.)两个案例, 讨论了表决结果倾向于加强贸易限制的两大原因, 即各国物种状况和管理能力的差异及背后的利益博弈。发达国家缔约方对附录提案的影响力显著强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这与一国一票的表决机制密切相关。本文也简要介绍了缔约方大会对改进一国一票表决机制的近期讨论。本文为我国及其他物种分布国参与CITES相关议题谈判提供了启示和参考。

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对国际公约的协同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在简述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公约及协同现状的基础上, 聚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公约及组织的协同和合作, 以及CITES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 以下简称《昆蒙框架》)的潜在贡献, 分析其现状并提出发展建议。目前我国尚未批准成为部分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公约的缔约方, 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公约在秘书处层面已建立一些机制, 取得了良好成效, 但在国家层面的协同有限, 亟待加强。CITES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制定专门的决议、参与国际联盟及委托事务等, 建立了覆盖执法、木材物种、海洋物种, 以及评估和数据管理等领域的合作网络, 强化履约效力。CITES战略愿景(2021–2030)及其履约实践如非致危性判定(Non-detriment Findings, NDFs)、附录物种管理等直接贡献于《昆蒙框架》的多项目标。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多环境公约跨部委协调机制和履约专家委员会, 加强沟通与数据共享, 形成交叉议题的履约方案, 并关注《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the Convention on Migratory Species, CMS)动态以提升迁徙物种保护能力。CITES凭借其严格的执行机制和国际合作, 在支撑《昆蒙框架》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未来应通过议题整合、资金整合和能力建设等, 通过设立跨部门工作组、共享数据平台和联合培训等方式, 推动更深层次的多公约协同增效。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作为全球首个涉及濒危物种国际贸易的公约，在全球物种保护与贸易监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CITES附录作为国际贸易监管的基础性名录，对缔约方的履约与执法具有核心支撑作用。兰科植物是被列入CITES附录物种数量最多的类群，在全球观赏、药用与园艺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衡量植物贸易监管成效的关键指标。作为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兰科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但因生境破碎化、资源过度采集与贸易需求持续增长，面临严峻的保护压力。本文梳理了中国兰科植物名录与保护现状，更新了中国野生兰科植物物种名录，指出分类学进展对CITES名录更新的推动作用和对履约执法的支撑作用，总结了中国在履行CITES方面的主要成就，强调了生境破碎化与非法贸易带来的挑战。最后提出建立名录快速更新机制与开放的物种鉴定平台、构建数字化监管体系等未来方向，旨在为我国在CITES框架下的兰科植物保护提供参考。

树木在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经济与文化价值，但其生存正面临森林砍伐、栖息地破坏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威胁，其中非法与不可持续的国际贸易是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自1975年生效以来，逐步将管制树木物种由18种扩展至约690种，通过附录修订、注释管理、决议决定执行等措施，持续推动对树木物种国际贸易的监管，并通过实施树木物种项目，支持缔约方在管理、执法与监测方面的能力建设。本文系统梳理了CITES附录中树木物种列入历程及注释变化，概述了CoP19后与树木直接相关的有效决议和决定，评估了树木物种项目的主要进展与成效，包括物种保护、能力建设、贸易监管及知识共享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指出项目在区域分布、资金使用、基础数据缺乏及评估机制不足等方面的局限性。当前CITES树木物种履约仍面临附录修订科学性不足、出口国源头监管薄弱、物种鉴定与产地溯源技术瓶颈等挑战。中国作为全球重要木材进口国，面临巨大的履约压力。为此，本文提出加强进出口监管、提升履约能力建设、深化国际合作等对策建议，以期推动我国及全球树木物种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本文可为未来CITES树木物种管理策略优化、履约能力提升及全球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参考。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第78次常务委员会会议(SC78)是其第二十次缔约方大会(CoP20)召开前的 最后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 会议围绕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的可持续性、合法性和可追溯性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提供了很多有 影响力的建议, 为CoP20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未来CITES履约工作指引了方向。本文从科学机构的角度围绕会议一 些重要议题的讨论过程以及缔约方的意见、相关方的反应和常委会的决定等方面分析CITES的野生动植物贸易管理思路, 包 括重点管控物种、管理方式、多边国际合作在内的关注重点以及未来发展的战略态势, 以期为下一步的履约工作提供参考。

甘松(Nardostachys jatamansi)是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地区特有的珍贵药用植物。近年来, 甘松的需求量和国际贸易量持续增长, 其资源完全依赖野外采集, 因过度采挖、生境破坏和非法贸易等因素面临自然种群资源枯竭的风险。然而, 国内甘松资源储量的系统评估尚不明确, 致使区域内甘松非致危性判定(Non-Detriment Finding, NDF)的核心数据不足, 从而影响国际贸易的出口管理。为此, 本研究选取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这一甘松主要产区, 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 分析了中生型与湿润型两种生境中甘松的群落结构、生长特征及生物量, 并结合物种分布模型与资源量估算模型, 评估了甘松在该区域的潜在适生区与资源储量。结果显示: 两类生境共记录植物108种, 隶属于77属29科, 群落组成与多样性受土壤总磷含量影响而差异显著, 其中中生型生境物种多样性更高, 甘松根长更长, 且甘松新酮含量更高。物种分布模型表明, 潜在适生区热点集中于麦洼乡, 资源量模型估算显示红原县拥有16,028.26 t的甘松潜在资源量, 呈现北高南低的资源分布格局, 年采挖量约占总潜在资源量的3.12%。本研究通过系统调查与模型模拟, 揭示了甘松主产区的资源现状、空间分布特征与可持续管理的挑战, 同时为高原地区药用植物的就地保护与可持续采集的精准管理提供数据依据, 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贸易非致危性判定, 及相关国家的甘松国际贸易与管理提供了方法学参考。

为分析不同性别系统的优势树种空间分布格局影响因子的差异性特征, 探讨了繁殖成本差异对植物适应环境特异性产生的影响。本研究选取吉林蛟河天然针阔混交林样地中主要优势树种红松(Pinus koraiensis)、紫椴(Tilia amurensis)、胡桃楸(Juglans mandshurica)和水曲柳(Fraxinus mandshurica)为研究对象, 测定其胸径、树高、冠幅等指标, 并观测胡桃楸、水曲柳各植株性别, 通过整合相关数据和样地环境信息并将其分为个体大小、物理环境、拥挤度和植物种群的空间分布情况4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分析了4个树种的空间分布格局, 并分别针对不同性别系统和同一性别系统内不同性别的植物构建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path modeling, PLS-PM), 评估了环境因素、拥挤度和个体大小对其分布的影响, 并对比探究其响应差异。结果表明, 4个树种均在半径r < 60 m的空间内聚集分布。性单态树种紫椴和红松的拥挤度、个体大小与空间分布的聚集程度呈正相关; 雄全异株树种水曲柳及其两类性别个体均表现为个体大小、环境压力与空间分布的聚集程度正相关, 而拥挤度与空间分布的聚集程度呈负相关; 性单态树种雌雄同株异熟胡桃楸的不同交配类型中, 拥挤度均与聚集程度呈负相关, 雌花先熟类群个体大小与聚集程度呈负相关, 拥挤度与个体大小正相关, 雄花先熟类群表现相反, 且环境压力对其个体大小呈显著负相关。综上, 不同性别系统植物的聚集程度对物理环境、种群拥挤度和植株个体大小的响应存在差异。在性二态性别系统或向性二态过渡的植物类群中, 不同性别植物的繁殖功能有共同之处时, 可能表现出相似响应, 若执行繁殖功能不同, 则存在明显性别特化。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特异性假说在不同性别系统物种中均有体现, 同一物种内雌雄功能分离程度较大时, 性别特异性表现更为显著。

植物功能性状是指与植物定植、存活、生长和死亡紧密相关的一系列核心属性, 功能性状间的权衡与协同决定了植物 的生态策略。基于植物功能性状探索群落内物种间的生态策略差异, 不仅有助于阐明物种共存机制, 同时对于揭示森林生态 系统过程以及气候变化下的植被响应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吉林蛟河21.12 ha次生针阔混交林动态监测样地为依托, 选 取32个主要树种的8类关键功能性状, 基于植物竞争–耐胁迫–杂草(competitor–stress tolerator–ruderal, CSR)策略理论划分主要 树种的生态策略类型; 并结合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揭示不同树种的生态策略差异; 最后通过Spearman相关性分析计算了 每个树种在主成分分析中的得分与其C、S、R策略值之间的相关性系数, 以检验植物生态策略的功能性状基础。结果表明: (1) 基于CSR策略分析, 32个树种可以划分为6种生态策略类型, 并以耐胁迫/竞争–耐胁迫–杂草型(S/CSR)占比最高; (2)基于聚类 分析, 32个树种可以划分为2大类(即针叶树与阔叶树), 同时阔叶树可进一步细分为7小类(包括先锋树种、顶极阔叶树种、灌 木、小乔木等); (3)主成分分析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 不同树种间的功能性状呈显著分化, 阔叶树整体趋向较大的叶面 积、比叶面积和叶氮含量, 表现出较强的竞争能力(高C策略值), 而针叶树则趋向较高的叶碳含量和叶干物质含量, 表现出较 强的耐胁迫能力(高S策略值); 灌木和小乔木类则倾向于高扰动适应性(高R策略值)。本研究系统揭示了东北次生针阔混交林 内主要树种的生态策略差异及其功能性状基础, 证实了基于CSR策略理论与基于主成分分析获得的性状变异轴具有高度一 致性, 为理解温带次生针阔混交林内主要树种的生态策略提供了功能生态学基础。

揭示暖温带森林幼苗群落物种组成的时间动态规律及驱动机制, 对理解森林更新过程和制定科学抚育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北京东灵山20 ha森林动态监测样地内1 m × 1 m幼苗样方2021–2024年的连续监测数据, 采用时间beta多样性指数(temporal beta diversity index, TBI)及其损失(losses)/增益(gains)分解组分, 分析了幼苗群落组成的时间变化特征, 并评估了与幼苗生长指标、林分结构、土壤和地形因子的关系, 以确定其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 幼苗群落的TBI呈缓慢上升趋势, 其中2022–2023年物种损失大于增益, 2021–2022及2023–2024年则以物种增益为主。TBI与幼苗平均高度显著负相关, 与幼苗总盖度和树木多度正相关, 未发现其与土壤和地形因子有显著关联。幼苗群落的时间动态呈阶段性变化: 2022–2023年度主要由林分结构驱动, 导致以物种损失为主; 2023–2024年度则转入资源释放阶段, 促进了物种增益, 该动态主要受幼苗生长指标调控, 未来可通过长期监测更好地明确幼苗更新的动态过程。研究结果可为暖温带次生林抚育与可持续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生物量是评估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关键指标, 在当前全球亚热带森林生境破碎的背景下, 通过探究常绿阔叶林生物量的影响机制, 可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恢复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研究对象, 依托5个沿海拔梯度布设的0.48 ha动态监测样地2018年和2023年的调查数据, 分析了5年间群落生物量及物种组成的变化, 使用一般线性混合模型分析了生物多样性、结构多样性、叶功能性状和土壤元素含量与生物量之间的相关性, 并使用层次分割法探究了影响生物量积累的关键因子。结果表明: (1) 5年间研究区总生物量增加62.60 t, 生产力为5.22 t·ha^–1·a^–1, 其中常绿树种生产力为5.05 t·ha^–1·a^–1 (96.81%), 落叶树种为0.17 t·ha^–1·a^–1 (3.19%)。(2)研究区内重要值大于1.00%的主要树种共有25种, 其中罗浮锥(Castanopsis faberi)、港柯(Lithocarpus harlandii)、峨眉鼠刺(Itea omeiensis)和窄基红褐柃(Eurya rubiginosa var. attenuata) 5年间生物量积累量减少。(3)线性混合模型结果表明, 胸径标准偏差和Simpson多样性指数与生物量显著正相关(P < 0.05), Margalef物种丰富度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与生物量显著负相关(P < 0.05)。(4)层次分割结果表明, 结构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影响生物量积累的主要因素, 叶功能性状和土壤元素含量对生物量积累影响有限, 总生物量的各影响因子中, 胸径标准偏差对生物量积累贡献率最高(31.42%), 其次为Pielou均匀度指数(21.79%)。本研究结果可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修复提供指导。

新疆天山的雪岭云杉(Picea schrenkiana)林是我国重要的山地森林类型, 是维持新疆绿洲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研究天山雪岭云杉群落结构的长期动态变化, 对于理解温带针叶林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和开展适应性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2008–2024年(分别在2008、2014、2019和2024年进行了4次调查)针对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 ha雪岭云杉林动态监测样地中所有胸径 ≥ 1 cm的木本植物调查数据, 研究了西天山温带天然针叶林群落的动态变化规律。结果表明: (1)在过去的16年间, 雪岭云杉群落内的木本植物个体多度逐渐降低, 其中雪岭云杉的个体多度由1,310减少到了1,123, 减少了13.09%, 2014–2019年间减少的比例最高。(2)木本植物的死亡率在3个不同时间段分别为0.06%、2.88%和1.99%, 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 补充率分别为0.60%、0.60%和0.10%, 呈现后期下降的变化趋势; 物种周转率分别为0.62%、3.39%和2.08%, 呈现先急剧增加再下降的变化趋势; 群落地上生物量的生长量和损失量均在2014–2019年间最高, 但净变化为2008–2014年间最大。(3)物种丰富度显著提高了群落树木个体的补充率、死亡率和周转率; 较高的土壤有效氮含量显著降低了地上生物量的净变化, 而高的土壤pH值显著提高了地上生物量的净变化。本研究表明新疆西天山雪岭云杉群落正在经历显著的群落结构转变, 与此同时也面临着高死亡率与低补充率并存的衰退风险。

植物性状是连接植物与环境之间的桥梁, 功能群作为研究其关系的基本单元, 承载着响应环境变化的主要信息。研究植物功能群组成和叶性状如何随资源梯度变化, 对于理解荒漠植物的环境适应策略至关重要。本研究以毛乌素沙地黑沙蒿(Artemisia ordosica)群落为研究对象, 涵盖了4个典型恢复阶段(半固定沙地D1、固定沙地D2、土壤生物结皮固定沙地D3、草本植物固定沙地D4), 重点分析了不同植物功能群(禾本科、非禾本科和灌木)叶性状与物种组成的阶段性演变规律, 并探讨影响二者变化的主要土壤驱动因子。随着沙地逐步固定, 植物功能群组成趋于复杂化, 其中禾本科和非禾本科种类和数量增加, 而灌木则无明显变化。D1、D2阶段植物功能群叶性状表现为较高的比叶面积和较低的叶干物质含量(leaf dry matter content, LDMC), 表明植物优先投资叶片形态建成以提高资源利用能力; 禾本科具有较高的LDMC和碳同化能力, 适应胁迫环境的能力更强。冗余分析结果表明土壤含水量(soil water content, SWC)、土壤碳氮比(soil carbon to nitrogen ratio, SC : SN)和土壤有机碳含量(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SOC)对3种植物功能群叶性状影响极显著(P < 0.01)。方差分解和层次分割分析显示, 9个土壤环境因子解释了植物叶性状总变差的18.5%, 其中SC : SN的单独效应最大(4.13%), 且SC : SN和SWC与大多数因子存在共同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了解沙生植物对环境变化的生态适应策略, 为荒漠地区植被恢复和保护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开展物种丰富度格局和热点区域研究对于生态系统健康评估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 本研究旨在通过整合多源数据, 解析该区域重点保护鸟类丰富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识别热点区域, 为保护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基于文献、公众平台与野外调查数据, 整理并获取了290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的分布记录, 结合气候、地形及人类干扰等环境变量, 运用Biomod2模型构建物种分布模型, 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与热点分析揭示其空间格局。研究结果显示, 青藏高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丰富度呈现显著的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梯度特征, 高值区域集中于藏东南、云南西北部及四川西部的山地区域; 极热点与热点区域占研究区面积的25.37%, 中北部高原冷点区占比达32.53%。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性, 相似丰富度区域呈集聚分布。本研究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数据支撑, 为相似分析提供了方法参考。

山地因独特的环境特征(地形地貌、气候和海拔等)和高度丰富的物种组成, 被认为是研究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及群落构建的热点地区。截至目前, 尚未有针对南北气候过渡带区域(如皖西大别山区)的山地两栖类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群落构建机制的报道。因此, 本文采用标准样线调查法, 在不同海拔梯度、生境类型和季节尺度上, 对皖西大别山地区无尾两栖动物的Alpha多样性与Beta多样性进行分析, 并结合气候、地形、生境及人为干扰等环境因素, 探讨其多样性格局及其影响因素。Alpha多样性的结果显示: 该区域共有无尾两栖动物6科12属18种且物种丰富度与海拔呈显著的负相关, 而Pielou均匀度指数则显示了相反的海拔变异规律; 此外, 该区域内无尾两栖动物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在不同生境类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农田生境高于其他生境), 其中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还呈现出显著的季节性差异(夏季高于春季), 同时还发现年降水量是影响物种丰富度、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Simpson优势度指数的主要因素。Beta多样性的研究表明, Bray-Curtis指数和Sørensen指数表现出周转组分高于嵌套组分且年均温是影响Beta多样性指数及其周转组分的主要因素。本研究阐明了处于气候过渡带的皖西大别山地区两栖动物多样性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为该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明确濒危物种的微生境选择特征是为其制定科学保护策略的基础。鳄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是全球极危物种, 野外种群数量仅剩1,500只左右。本研究于广东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针对鳄蜥集中分布的溪沟开展微生境样方调查, 系统分析了鳄蜥的微生境选择特征。随机森林模型分析表明栖枝密度、溪流深度、溪流沙覆盖比、郁闭度、溪流流速、溪流宽度是影响鳄蜥利用微生境的重要变量, 并具有特定的生态阈值。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最终模型表明, 栖枝密度、溪流深度、郁闭度和溪流宽度与鳄蜥出现概率呈显著正相关; 其中, 栖枝密度为影响鳄蜥出现概率的首要因子, 溪流深度次之; 郁闭度虽独立贡献率较低, 然其作用不可或缺, 是基础性影响因子; 而溪流宽度则为边缘影响因子。多模型分析结果综合表明, 鳄蜥尤其偏好高栖枝密度的微生境, 可能与其获取庇护和食物资源的需求相关。研究建议, 在鳄蜥保护中应以提高栖枝密度构建多层次庇护网络作为首要目标, 同时通过改善水文环境和提高乔木郁闭度等措施, 为鳄蜥种群提供更适宜的生存环境。

鳤(Ochetobius elongatus)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区域,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为探讨不同水域鳤形态学变异情况, 本研究系统分析了长江中下游鳤不同地理群体的多变量形态学特征。基于2022年5月至2024年11月采自长江中下游干流的宜昌和嘉鱼江段､支流汉江的潜江江段､通江湖泊洞庭湖和鄱阳湖5个群体的98尾鳤样本, 整合线性测量和框架结构的33项多变量形态学参数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长江中下游鳤28项形态参数(占比84.85%)在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形态变异最大的是躯干部, 其次是头部。长江中下游鳤按照形态度量学特征可聚为3支: 嘉鱼和潜江群体聚为一支､洞庭湖和鄱阳湖群体聚为一支､宜昌群体为一支。地理距离与形态变异的正相关性较弱(r = 0.176, P = 0.012), 对形态分化的解释能力有限。逐步判别分析显示, 长江中下游5个群体的综合判别率为74.5%, 其中嘉鱼群体判别准确率最高(95.45%), 宜昌群体最低(25%)。本研究揭示了长江中下游5个鳤群体间存在显著的形态变异, 异质性生境的适应性可能是导致鳤形态分化的主要因素。

包头南海湿地作为重要的生态区域, 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然而, 目前针对该湿地鱼类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数据积累不足, 相关生态学研究也较为匮乏。本研究以南海湿地6种常见鲤科鱼类(鲢,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鳊, Parabramis pekinensis; 鳙, Aristichthys nobilis; 翘嘴鲌, Culter alburnus; 鲫, Carassius auratus; 团头鲂, Megalobrama amblycephala)为对象, 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解析其肠道菌群结构, 结合宿主生长性能、抗氧化能力及食性生态类型特征, 探究菌群与宿主生理的关联性。结果显示: (1)共获得1,051,137条有效序列, 被鉴定为11,108个操作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s), 属于37门、1,005个属; (2)菌群组成分析显示6种鲤科鱼肠道中存在共同核心菌群, 其中假单胞菌门、梭杆菌门和放线菌门为共有优势菌门, 鲸杆菌属(Cetobacterium)和罗氏菌属(Rothia)为共有优势菌属; (3) LEfSe分析揭示物种特异性菌群, 如鲢肠道中蓝细菌门显著富集, 与其上层水体滤食性生态习性相关; 有20个差异菌属, 如鲢的甲基杆菌 (Methylobacterium_ Methylorubrum)、蓝藻类群, 鳙的邻单胞菌属(Plesiomonas)及鲫的候选竞争杆状菌(Candidatus_Competibacter)等, 它们均与宿主的生态分布密切相关; (4)菌群结构与宿主生理指标显著相关: 肥满度(R2 = 0.731)和DPPH抗氧化指标(R2 = 0.700)是主要因子, 并发现与生长、抗氧化及食性相关生物学特征的差异菌属, 如与生长性能指标显著相关的有鞘氨醇单胞菌属(Sphingomonas)、噬冷菌属(Algoriphagus)和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 与抗氧化能力指标显著相关的有弧菌属(Vibrio)、气单胞菌属(Aeromonas)和邻单胞菌属(Plesiomonas); 与不同食性生态位特征显著相关的有海居菌属(Marivivens)、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和候选竞争杆状菌(Candidatus_Competibacter)。上述结果显示, 鲤科鱼类肠道中存在共有的核心菌群, 推测这些核心菌群在短链脂肪酸生成、维生素合成及能量代谢过程中表现出功能保守性; 而物种特异性的菌群可能通过协同调控宿主营养代谢、氧化应激反应及生长相关生理过程使宿主更好地适应特定环境; 而物种特异性的菌群可能通过协同调控宿主营养代谢、氧化应激反应及生长相关生理过程使宿主更好地适应特定环境。相关研究结果为湿地鱼类资源管理和精准养殖提供了实验依据。

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提升保护成效, 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通过在保护规划中系统整合生态系统类型、物种、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遗迹等多层次保护对象, 可以使保护地体系更好地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提升保护成效。但是, 目前集成这些多层次保护对象的系统保护规划研究还较为有限。本研究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研究区, 选取植物和动物保护物种丰富度、自然植被覆盖度、优先保护植被类型覆盖度、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和自然遗迹6类保护对象, 采用熵值法确定了各类保护对象的权重, 应用系统保护规划模型Zonation, 在考虑已建保护地的基础上, 辨识出潜在保护地分布。结果表明, 基于30%的面积保护目标, 已建保护地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0%, 潜在保护地约占22.0%; 潜在保护地能够更全面地覆盖物种、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遗迹等多层次保护对象, 显著提升了已建保护地体系的生态代表性; 潜在保护地主要分布在云龙县、剑川县北部和永平县, 可通过新建保护地或扩大已建保护地等途径加强保护。本研究所采用的集成多层次保护对象的潜在保护地识别方法可以为大理白族自治州和其他地区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作提供科学支持。

鸟类鸣声作为种间识别、种群动态及生态系统评估的重要生物声学指标, 在生物多样性监测中具有关键作用。我们于2021年6月至2022年4月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开展声学监测, 采用人工录音和被动声纹监测设备收集数据, 结合人工智能识别算法与人工复核, 构建了包含9目25科46种常见鸟类的本地化鸣声数据库。数据集涵盖了由AI模型自动识别筛选的全部音频切片共12,187段, 以及由人工挑选的1–20段/种的标准化鸣声样本。本数据库可为热带雨林鸟类特有地理种群鸣声研究、人工智能驱动的大规模声学监测, 以及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评估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在全球气候变化及人类在海洋和淡水水域活动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濒危水生动物比濒危陆生物种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为有效保护这些濒危水生动物, 需精准掌握其种群大小、密度、分布及其动态变化等基本信息。然而, 传统野外调查方法耗时费力、主观性强、因濒危水生动物稀少而导致监测效率低、可能对生物及其生境造成伤害或破坏等不足, 亟需调查技术改进或更替。eDNA技术通过检测水体中目标物种DNA片段来识别该物种的存在、分布及其丰度等, 且无需直接捕获生物。近年来环境DNA (environmental DNA, eDNA)技术在濒危水生动物的监测与保护中逐渐崭露头角。本文对eDNA技术在濒危水生动物单一物种种群分布、丰度、生物量、生活史动态追踪等方面的应用进行综述。首先, 梳理了从特异性引物和探针设计、室内模拟实验与数学模型构建到野外采样与实验室分析的全套技术流程与关键步骤。接着, 进一步探讨了影响eDNA检测准确性的主要因素, 包括生物因素(如生物量、个体大小、生理状态)、环境因素(如水温、pH、水流)以及技术环节中可能产生的误差。最后, 客观分析了当前其在精确定量、鉴别活体等方面的不足, 并对未来eDNA技术与遥感、人工智能等多技术融合, 实现标准化、智能化监测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为濒危水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提供新的方法论支持与理论参考。

全球植物园历经从古代园林到现代科学机构的演变, 逐步发展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力量。国家植物园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科学研究与公众教育的重要科学机构, 其全球体系化发展现状与功能优化路径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系统分析了英国、法国、俄罗斯、南非等国的国家植物园体系, 总结其在组织架构、科研布局与功能协同方面的创新实践经验。结果表明, 各国国家植物园普遍通过明确使命定位、强化保护导向的科学评估、规范活植物收藏管理、推进科学收藏数字化和创新植物资源利用等策略, 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效能和国际影响力。结合全球国家植物园的发展经验, 本文建议中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应聚焦植物多样性保护核心使命, 构建科学完善的迁地保护网络, 推动珍稀濒危植物综合保护和野外回归技术创新, 建设自然教育基地以提升公众参与。未来, 中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应有机统筹迁地保护与就地保护, 与国家公园体系共同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