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上海内陆水体鱼类多样性本底及其群落结构组成, 本文于2023年7月至8月(夏季)和2023年10月至11月(秋季)对上海13条河流和1个水库的鱼类作了采集, 共获标本20,160尾。经鉴定有16目24科54属71种, 其中鲤形目、虾虎鱼目和鲇形目分别占总种数的57.74%、9.86%和5.63%; 有淡水鱼类57种、河口鱼类11种、洄游鱼类3种; 其中的4种为外来种或人工培育种。这种鲈形系占比较高的分类学组成以及河口鱼类较丰富的生态类型, 代表了中国东部地区河口感潮河网鱼类组成的特点。14个水体平均有鱼类35.9种, 最多的浦南运河和浦东运河各有47种, 最少的滴水湖仅24种。共有15个优势种和14个常见种, 每个水体平均有优势种5种、常见种10种, 其中鲫、大鳍鱊、达氏鲌和红鳍鲌是14个水体总体的优势种。物种丰富度指数(D)、多样性指数(H′)、均匀度指数(J′)和优势度指数(C)均显示, 圆泄泾等13条河流的鱼类多样性水平较高, 滴水湖最低。各水体之间的βc多样性指数在4.0–15.5之间, 平均9.9; βr多样性指数在12.44–28.76之间, 平均19.8, 表现出较大的物种差异性。ABC曲线显示, 多数水体的W为负值, 丰度优势度曲线大多在生物量曲线之上, 呈现出以中小型或小个体鱼类为主的群落结构特点。聚类分析可将14个水体的鱼类群落划分为4组, 除组I外的组内相似性均在74%左右, 组间相异性在31.42%–49.65%之间, 相异率贡献最高的为鲫、麦穗鱼和蒙古鲌。分析显示, 造成上海内陆水体鱼类群落结构这种差异的原因, 主要在于水体本身的自然条件、区域位置和放流活动。在保护好水域环境和鱼类栖息生境的前提下, 建筑物密集的国家中心城市水域也能维持较高的鱼类物种多样性。

环境DNA (eDNA)技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一种无损伤的监测方法。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从空气中收集eDNA可用于监测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野生动物。相比其他的eDNA调查方法, 该技术在采样地点选择上具备更高的灵活性, 特别适用于缺乏水体等环境介质的调查区域。因此, 空气环境DNA在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监测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潜力。本研究旨在评估空气环境DNA在监测热带雨林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方面的有效性。研究地点位于中国西双版纳20 ha森林动态监测样地, 研究采用空气环境DNA技术对样地内的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展开调查, 并将结果与红外相机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实验共设置20台空气环境DNA采样器, 在2023年11月的6天内完成了3次采样, 每次采样持续24 h。采集的样本经12SV05引物扩增12S rRNA基因片段, 并在Illumina NovaSeq 6000平台上进行高通量测序。随后对获得的序列数据进行物种注释, 并评估空气环境DNA与红外相机在物种检测效率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3次的空气环境DNA采样实验共检测到66个可注释到鸟类、哺乳类、爬行类和两栖类的可操作性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s); 放置于相同位点的20台红外相机, 在总计5,682个有效相机日的监测中, 检测到15种哺乳动物和15种鸟类。分析表明, 相较于红外相机, 空气环境DNA在物种多样性检测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此外, 通过评估α多样性增长曲线发现, 当空气环境DNA样本量达到10个时, 多样性曲线趋于平台期; 在当前实验环境下3天内采集10个样本可实现物种多样性的最大化检测。综上所述, 本研究表明空气环境DNA是热带雨林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监测的有效工具, 并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一定的物种覆盖。相较于红外相机, 该方法在快速生物多样性调查方面展现出更大的优势。尽管空气环境DNA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 其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稳定性及检测精度仍需进一步优化,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 空气环境DNA有望成为跨营养级、多物种生物多样性监测的重要工具, 并为中国大规模标准化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提供科学支撑。

对具有相似形态特征或功能性状的食肉动物而言, 生态位(如空间、时间和营养生态位等)分化通常是它们同域共存的重要机制。其中时间生态位分化的调节性更强, 因而成为促进物种共存更为常见的一种行为策略。目前有关中小型食肉动物时间维度或其协同其他维度生态位分化构建物种同域共存的作用机制, 逐渐被学者们所关注。本研究于2016年12月至2023年10月在保护区内和保护区外分别设置2个和1个红外相机监测样区, 每个样区20 km²。相机依据公里网格法布设, 每个网格设置1个相机位点。本文基于中小型食肉动物的独立有效影像数据(2,299次), 通过核密度函数模型对比分析了8种食肉动物的昼夜活动模式。结果显示, 花面狸(Paguma larvata)、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鼬獾(Melogale moschata)这些群落优势种和常见种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均表现出夜间活动模式。然而, 猪獾(Arctonyx collaris)、黄腹鼬(Mustela kathiah)、伶鼬(M. nivalis)和黄鼬(M. sibirica)表现为间歇性活动模式, 前2种为该群落常见种, 后2种为偶见种。在此基础上, 利用重叠系数(Δ)对各物种活动节律进行保护区内、外的差异比较。结果发现, 尽管夜行性优势物种的活动节律在保护区内外重叠度较高, 花面狸、小灵猫和鼬獾的Δ分别为0.89 (95%CI, 0.79–0.95)、0.92 (95%CI, 0.85–0.97)和0.91 (95%CI, 0.87–0.95), 但是它们凌晨的活动高峰在保护区外较保护区内的早1–2 h结束。常见种和偶见种的活动节律在保护区内、外重叠度较低(Δ < 0.80)。与此同时, 我们对相同位点监测到的优势种和常见种进行了物种间活动节律的重叠分析。结果显示: 花面狸、小灵猫、鼬獾这3个优势种间的昼夜活动节律未表现明显的时间生态位分化(Δ值均 > 0.90); 豹猫和猪獾间的时间生态位分化最为明显, 其活动节律重叠系数最低(Δ = 0.49, 95%置信区间为0.28–0.69); 其余物种组对间显示一定的分化趋势, 重叠系数指数(Δ)在0.6–0.8之间。上述结果表明中小型食肉动物昼夜活动节律受保护区内、外的人类活动差异影响; 同域物种间的活动节律重叠表现有所不同, 并反映动物在群落中显示不同功能属性的物种特征性。其中优势物种间通过时间生态位分化来促进共存的作用较弱, 营养维度的生态位分化可能是更重要的策略。研究结果同时提示在保护区管理过程中, 关注重要物种的生态位分化格局将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保护政策。

基于谱系多样性特征推断冰期避难所的位置是分子系统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对于理解多样性起源和进化模式以及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线粒体23S rRNA-tRNA-Val intergenic spacer (IGS)和COX1对加拿大纽芬兰大浅滩(the Grand Banks)的二裂墨角藻(Fucus distichus)种群开展了谱系多样性研究。通过比较北太平洋、西北大西洋和东北大西洋其他二裂墨角藻种群分子数据, 我们发现大浅滩种群的特有基因型数目、单倍型多样性h (均值 = 0.6533)和核苷酸多样性π (均值 = 0.0067)明显高于其他地区(h均值 = 0.1487, π均值 = 0.0022)。IGS和COX1单倍型网络图及系统进化树则显示大浅滩种群的单倍型与其他地区单倍型之间亲缘关系较远。这些结果表明大西洋东西两岸的二裂墨角藻可能在更新世末期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灭绝, 北极的二裂墨角藻祖先可能在末次冰盛期之前的间冰期侵入到东北大西洋, 继而在随后的间冰期(如全新世)跨过大西洋侵入到北美。二裂墨角藻谱系多样性模式还显示纽芬兰大浅滩东岸的弗莱明角(the Flemish Cap)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更新世末期冰期避难所。综上所述, 关键地区种群的谱系多样性结果可为深入理解海洋生物进化过程和模式提供重要线索, 进而为遗传资源评估、多样性保护和环境适应等提供科学指导。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其地形复杂、生境多样，为丰富的植物的生存提供了条件。然而，《湖北植物志》(1976–1998)并未收录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为了更全面地展示湖北省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多样性与分布信息，本研究基于《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4版)》，结合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提供的湖北省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数据，通过查阅公开出版的著作、论文等，整理编制了湖北省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名录和分布信息。依据PPG I系统进行科、属的排列。结果表明：湖北省有石松类和蕨类植物31科99属570种3亚种27变种，其中石松类植物2科8属38种1亚种，蕨类植物29科91属532种2亚种27变种。此外，本研究指出42种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在湖北省实际并无分布，对37种有分布记录的物种提出了质疑。本研究建议未来应加强野外调查力度，提高标本采集记录的严谨性、准确性，以便更全面彻底地厘清湖北省植物资源。本研究为湖北省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原生动物作为真核微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水生态系统中发挥关键作用。雅鲁藏布江是青藏高原重要的河流生态系统, 为探究枯水期雅鲁藏布江中游原生动物的多样性模式与地理分布格局, 我们于2021年枯水期对干流与支流的原生动物群落结构、多样性及其环境响应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共检测到6,066个扩增子序列变体(amplicon sequence variants, ASVs), 涵盖23门55纲86目114科281属323种。其中干、支流在群落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 物种周转是其β多样性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距离衰减与环境衰减分析显示, 支流群落对地理和环境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中性模型与零模型分析表明, 干、支流的群落组装过程均由同质选择主导, 但支流中随机性影响更大。共现网络分析揭示了干、支流群落网络结构的复杂性差异, 支流网络连接强度和信息传递效率更高。环境因子分析表明, 干、支流群落分别受到不同环境因子的显著影响。研究结果为河流生态系统中原生动物群落的空间异质性及环境响应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野生动物多样性监测是评估自然保护区保护进展的重要手段。目前, 红外相机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野生动物监测, 为自然保护区的物种编目提供了有效支持。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湖南省古丈县, 地处武陵山区腹地, 面积为17,169.8 ha, 栖息着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和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2种。本文整理了该保护区2021–2023年间的红外相机监测记录, 并进行了物种鉴定, 提供了完整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集。该数据集累积了42,947个相机工作日, 共拍摄45,838条影像数据。其中, 兽类记录19,972条, 独立有效探测次数为8,039次, 涵盖了3目8科12种兽类; 鸟类记录5,694条, 独立有效探测次数为2,212次, 涉及9目23科43种鸟类。本数据集详细展示了相机位点坐标、相机工作日、鸟兽的独立有效探测次数及所监测到的鸟兽物种名录, 这些数据能够更好地了解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的状况, 为保护区制定科学的保护计划和管理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绿绒蒿属(Meconopsis)为罂粟科第二大属, 广布于东喜马拉雅-横断山脉地区,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近年来, 大量分布于西藏、云南和四川的新类群基于细微的形态学差异而被发表, 对本属的分类造成了一定困难。因此急需对中国绿绒蒿属植物进行全面整理, 以明确物种分类, 厘清地理分布。本文基于对本属物种分类学文献、数据库、标本查阅鉴定与野外调查, 结合相关分子系统学证据, 全面梳理了中国绿绒蒿属物种名录, 首次明确本属在我国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范围, 以及各种的县级分布信息。确认现阶段中国绿绒蒿属共4组61种4亚种3变种(特有种34种), 编制了最新的物种名录和检索表, 并对部分种以记述形式进行简单讨论。对多花横断山绿绒蒿(M. pseudointegrifolia subsp. daliensis Grey-Wilson), 草甸绿绒蒿(M. prattii (Prain) Prain)、螺髻绿绒蒿(M. atrovinosa T. Yoshida & H. Sun)、碧罗绿绒蒿(M. biluoensis Y. Fan & L. Wei)、拉萨绿绒蒿(M. lhasaensis Grey-Wilson), M. horridula subsp. drukyulensis Grey-Wilson和美然绿绒蒿(M. merakensis T. Yoshida, R. Yangzom & D. G. Long)予以归并处理。将中甸绿绒蒿(M. zhongdianensis Grey-Wilson)降级为变种, 将紫斑绿绒蒿(M. purpurea T. Yoshida & H. Sun)和黑药雅致绿绒蒿(M. pulchella var. melananthera T. Yoshida)进行新组合并降级为变种。此外, 本文报道了产自西藏自治区的绿绒蒿属中国新记录种2种, 分别为拟报春绿绒蒿(M. ludlowii Grey-Wilson)和深波绿绒蒿(M. sinuata Prain); 西藏新记录种1种, 为隆子绿绒蒿(M. sherriffii G. Taylor)。本研究基于最新的分类学研究结果, 为中国绿绒蒿属提供了最新的编目信息和分布数据, 可为后续中国绿绒蒿属植物分类研究和物种保护提供参考。未来应加强本属植物的针对性野外调查, 将形态学与新的分子系统学手段相结合, 进一步完善其分类体系与分布范围。

野生动物的科学保护和有效管理高度依赖于资源本底数据，而调查方法的精度直接决定了资源评估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环境DNA(eDNA)技术已在鱼类等水生生物的物种监测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在两栖动物资源调查中的应用相对较少，且多集中于对具体物种的监测。本研究以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探究eDNA技术在莽山地区两栖动物资源调查中的检测效率与准确性。本研究利用2023年7–8月在该保护区19个水体采样位点所获取的eDNA检测数据，与同期采用传统的样线法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通过计算α和β多样性指数对两种方法所得结果进行了详细评估。结果显示：采用这两种方法记录的两栖动物均为34种，但相同的物种仅有24种；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son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上，这两种方法所得的两栖动物数据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5)；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MDS)的结果也显示，两种方法记录到的物种种类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其原因可能是受到物种习性、采样地点与时间、环境干扰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表明：eDNA技术在两栖动物资源调查方面虽具有较明显的优点，但目前仍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样线法。建议将eDNA技术与传统的调查方法相结合，以便获得更准确的两栖动物资源本底数据，促进两栖动物资源的科学保护和管理。

从物种、进化和功能等多个维度探究多样性格局对于深入了解生物多样性和开展科学合理的保护规划至关重要。云南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和全球樟科植物的重要分布中心，是研究樟科植物多维多样性格局及其环境驱动机制的关键区域。本研究以云南分布的特有性显著且受威胁程度高的樟科植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其分布数据，从物种、进化、功能等三个维度探究云南樟科植物的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识别其多样性热点区域和特有中心，解析分布格局的环境驱动因子，同时对其进行保护优先区识别和保护空缺分析，为优化云南现有保护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结果显示: (1)云南现有樟科植物21属225种，不同维度的多样性格局存在空间错配; (2)滇东南、滇南、滇西南、滇西北、滇东北，以及中部的哀牢山-无量山区域是多样性热点区域和特有中心; (3)水分和土壤是主导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关键环境因子; (4)云南现有的自然保护体系对樟科植物保护不足，63.4%的保护优先区存在保护空缺，52.6%的保护优先区位于与周边省份、国家毗邻的狭窄区域中。本研究强调，精准保护需对多维多样性进行综合分析，充分了解区域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从而为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提供依据；同时在云南的保护规划中，应特别关注与周边省份、临近国家接壤的边缘保护优先区。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6次会议通过了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DSI）多边机制（包含卡利基金）的运作模式。该多边机制适用于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可公开提供的数据、不受获取遗传资源的共同商定条件管制的数据以及不受其他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法管制的数据。多边机制确立了国家管辖范围内遗传资源所产生数据的共享利用和惠益分享国际规则，回应了国际上对“数字生物剽窃”的关切，并从货币惠益分享、非货币惠益分享、数据治理、卡利基金治理、运行监管等方面赋予缔约方、非缔约方、公共数据库运营机构、DSI使用者等各利益相关方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卡利基金的启动，标志着DSI多边机制进入全球实施阶段。尽管多边机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效力，但其实施将使国家管辖范围内遗传资源的DSI的开放获取从科学实践向习惯国际法迈进，促进DSI相关国际国内法发展。我国在DSI生成、存储、应用和管理上快速发展，是DSI生产和科学研究大国，DSI管理制度初具雏形。但DSI存储依赖大型国际公共数据库，商业应用水平不及主要发达国家，DSI产权等制度仍有空缺。在数字经济和生物经济融合发展背景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统一协调、分工负责的DSI管理体制和跨部门协调机制，研究完善DSI利用和惠益分享法律制度体系，研究启动我国生物多样性数字化工程，预先研究和防范多边机制溢出效应。

诱饵式远程水下视频监测技术（BRUV）因其操作简便、成本较低、适用范围广等优点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珊瑚礁鱼类监测方法。然而，BRUV技术在我国礁栖鱼类群落监测中的应用效果仍缺乏研究。本研究通过在南澎列岛开展BRUV监测和水下目视调查（UVC）的对比实验，以评估BRUV技术在珊瑚礁鱼类监测中的优势和不足。结果表明，在50-60分钟同等时长的监测中，BRUV与UVC记录到的总物种数大致相当（59种vs 61种），而功能丰富度则略高（0.987 vs 0.783）。与UVC相比，BRUV记录到的礁栖鱼类更倾向于体型较大、活动能力强、集群性的上层掠食者，而在底栖性、隐秘性较强的礁栖鱼类监测方面相对不足。本研究结果表明，BRUV与UVC在监测效果上具有显著互补性：UVC更适用于珊瑚覆盖度较高的岛礁，而BRUV则在岩礁鱼类多样性监测中表现更为突出。在实际应用中，应结合使用这两种方法，以更全面、准确地揭示礁栖鱼类多样性。

本研究选择宁夏四类温性草原共42个样地, 用样方法调查各样地植物丰富度和盖度并测定初级生产力, 用扫网法调查草原蝗虫丰富度和丰度, 用陷阱法调查步甲丰富度和丰度, 将上述数据综合分析以揭示不同草原类型植物多样性–蝗虫–步甲级联效应及对初级生产力的影响。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草原化荒漠植物丰富度分别为41、35、22和16种, 蝗虫丰富度分别为9、12、16和6种, 步甲丰富度分别为8、12、12和3种。在草甸草原, 植物多样性、蝗虫、步甲与初级生产力两两之间无显著相关性。在典型草原, 仅初级生产力分别与植物多样性、步甲丰度和步甲丰富度显著正相关。在荒漠草原, 初级生产力与植物多样性显著正相关, 步甲丰富度与植物多样性显著负相关。然而, 在草原化荒漠, 不仅蝗虫丰富度、丰度与植物多样性显著正相关, 而且步甲丰度与蝗虫丰度也显著正相关, 但草原初级生产力与植物多样性、蝗虫丰度和丰富度显著负相关。因此, 四类草原中, 草原化荒漠植物多样性–蝗虫–步甲级联效应最强但显著抑制草地初级生产力。本研究的启示为: 植物多样性的增加可能导致蝗害暴发与生产力下降, 因此, 利用植物多样性修复草原化沙漠需考虑草地类型及对害虫-天敌互作关系进而对草地初级生产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