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植物入侵威胁着自然保护区的原生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 其中以草本植物尤为明显。为明晰外来入侵草本物种组成及其对保护区植物群落谱系结构的影响, 本研究对广西1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野外调查, 基于1,046个样方数据并结合从GenBank获取的rbcL、matK和ITS核苷酸序列构建系统发育树, 以平均系统发育距离的标准化效应(the standardized effect size of MPD, SES.MPD)和平均最邻近系统发育距离的标准化效应(the standardized effect size of MNTD, SES.MNTD)两个指标衡量草本群落的谱系结构变化。 结果表明: (1) 13个保护区共发现外来入侵草本植物47种, 隶属于15科38属, 32种(68.1%)为严重和恶性入侵类, 且主要是原产于美洲的一年生菊科草本。所调查的保护区均遭受入侵, 大明山保护区外来入侵植物数量最高, 达24种, 元宝山保护区外来入侵植物数量最低, 仅为5种。(2)在两种系统发育度量水平上, 无论原生草本群落的谱系结构是聚集还是发散, 8个(61.5%)保护区均由于外来物种入侵而导致草本群落的聚集性增加。本研究从系统发育的角度探索了外来入侵植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为未来自然保护区的入侵植物防控提供了理论基础。

“多样性-可入侵性”和“多样性-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生态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热门话题, 然而少有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多样性是否通过提高群落的时间稳定性进而抑制入侵, 即群落时间稳定性的提高是否是多样性抵御入侵的关键途径, 是尚未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本研究于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开展野外原位控制实验, 通过向不同的本地植物群落移栽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 canadensis)幼苗模拟外来物种入侵, 并监测移栽后入侵种的生物量, 以揭示本地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谱系多样性、时间稳定性和样方郁闭度与加拿大一枝黄花生长表现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 本地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谱系多样性(尤其是盖度加权后)与入侵种的生物量正相关。同时, 本地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谱系多样性(尤其是盖度加权时)与本地群落的时间稳定性正相关。然而, 入侵种生物量与本地群落的时间稳定性无显著相关关系, 但与林冠郁闭度显著负相关。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 在物种多样性较高且样方郁闭度较低的群落中, 入侵种的生物量相对较高; 物种多样性与入侵种生物量存在强正相关路径, 抵消了物种多样性通过提高时间稳定性进而对入侵种生物量产生的抑制作用。本研究揭示了物种多样性和谱系多样性及时间稳定性与群落可入侵性的复杂关联, 为探讨“多样性-可入侵性”关系的作用途径和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全球气候变化下外来植物入侵日益加剧, 从多角度综合分析本地植物群落对入侵的影响, 有助于为入侵物种的生态防控和治理提供依据。本研究以四川攀西地区不同火烧干扰强度的植物群落为研究对象, 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 采用主成分分析(PCA)和广义线性模型(GLMs)等方法分析了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与紫茎泽兰(Ageratina adenophora)入侵的关系。 结果表明: (1)自然状态(未经火烧)植物群落中本地物种系统发育多样性对紫茎泽兰入侵具有极显著抑制作用(P < 0.001); 经历火烧的次生群落中, 较高的本地物种系统发育多样性以及与紫茎泽兰相似性更大的本地物种对紫茎泽兰入侵具有显著抑制作用(P < 0.05), 同时, 定居时间对紫茎泽兰盖度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P = 0.067)。(2)未经过火烧的群落中, 本地物种-紫茎泽兰叶干物质含量等级距离的增加显著降低紫茎泽兰入侵强度(P < 0.05); 经火烧后, 本地物种-紫茎泽兰株高等级距离的增加显著降低紫茎泽兰入侵强度(P < 0.05)。本研究结果表明, 系统发育多样性持续有效解释了干扰环境中本地植物群落对紫茎泽兰入侵的抵抗力。在火烧干扰前后, 本地物种抵抗紫茎泽兰入侵的群落性状指标会发生转变。

物种分布模型常被用于预测和管理入侵物种。然而, 这些预测工作假设物种现实生态位保持稳定, 但实际在入侵过程中是不确定的, 因此基于早期的分布数据预测后期的真实分布具有挑战性。本文基于我国重点管理的外来入侵植物——飞机草(Chromolaena odorata) 1934-2024年原产地及我国的分布记录和环境变量, 采用NicheA和COUE (centroid shift, overlap, unfilling, and expansion)框架分析其现实生态位的时空变化, 结合时间序列物种分布模型(过去4个阶段及2040时段未来气候情境)和物种扩散能力, 分析了飞机草的时空分布格局。使用优化后的MaxEnt模型, 将每一时期的模型投影至下个时期, 由于物种记录已知, 因此可检测模型的预测与飞机草在我国的实际扩张是否一致。 结果显示: (1) 1989年前飞机草在我国的现实气候生态位稳定性最高(niche stability = 1), 1989年后生态位略有扩张(1934-2009年: niche expansion (NE) = 0.08, 1934-2024年: NE = 0.09), 生态位扩张来源于台湾省的分布数据, 其余各省的现实气候生态位仍保持稳定。(2)基于过去物种记录的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出飞机草已知的分布(测试数据AUC为0.873-0.887, 10%训练数据下的遗漏率为0.131-0.152), 不同时期的物种分布模型产生了相似的潜在分布。在入侵早期阶段, 开发的物种分布模型提供了有用的见解, 但与后期阶段构建的模型相比, 也往往低估了潜在范围, 与1969年前相比, 飞机草在中国的适宜分布范围增加了71.8%-77.3%, 向北扩散至贵州南部、广西和广东北部及江西北部, 向东扩散至福建省。(3)基于未来气候变化情境和飞机草的扩散能力拟合的物种分布模型显示, 到2040年, 飞机草向北将到达重庆与四川交界处, 向东将扩散至浙江南部部分地区及江西东部。本研究可为入侵生物物种分布模型的拟合过程和飞机草在我国的管理提供参考。

花地河位于广州市荔湾区, 流域内人口稠密, 工商业和观赏鱼养殖业发达, 是受人类干扰较大的典型城市河流。本文通过研究花地河中下游鱼类群落结构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摸清外来鱼类入侵状况和主要环境驱动因子, 以期为城市河流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于2023年7-8月(夏季)和2024年1-2月(冬季)分别在花地河中下游进行了鱼类资源调查, 在干流及4个支流上分别布设了2-4个站点, 总计18个调查站点, 每季度调查18 d。两季共采集鱼类880尾, 隶属于5目10科31属, 共34种。其中, 夏季采集到鱼类482尾, 共26种, 隶属于4目7科21属; 冬季采集到鱼类398尾, 共26种, 隶属于5目8科23属。研究发现, 花地河中下游全年的优势种为外来种尼罗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与麦瑞加拉鲮(Cirrhinus mrigala), 其中, 尼罗罗非鱼在夏季和冬季的相对重要性指数(relative importance index, IRI)分别为0.84723和0.55796, 麦瑞加拉鲮的IRI分别为0.10971和0.14407。多样性分析表明, 外来鱼类对花地河中下游的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影响, 其中尼罗罗非鱼的存在与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和Margalef丰富度指数均呈负相关。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结果表明, pH值、溶解氧和水温是影响花地河中下游鱼类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 RDA分析的6个排序轴共解释了约47.84%的群落结构变异, 其中尼罗罗非鱼的分布主要受pH值和水温的影响, 而麦瑞加拉鲮的分布则与溶解氧含量密切相关。研究表明, 尼罗罗非鱼和麦瑞加拉鲮已成为花地河的优势种, 严重威胁本地鱼类多样性, 环境因素如pH值和溶解氧对外来鱼类分布有重要影响, 引起外来鱼类入侵可能与城市化进程中观赏渔业兴起和水质变化有关。为应对外来物种入侵, 建议加强花地河外来物种监控和防控, 重点关注尼罗罗非鱼和麦瑞加拉鲮, 并加强水质管理, 保护生态平衡。

生物入侵是入侵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为了预测和预防新的入侵, 了解入侵过程的驱动因素至关重要。与原产地相比, 入侵地物种的生态位是否发生漂移的争论一直存在。入侵物种的扩散过程十分复杂, 除了直接由原产地转移至入侵地, 还能由初次入侵地转移至其他入侵地, 这一现象被称为桥头堡效应, 普遍存在于入侵物种的扩散过程中。因此, 在评估入侵物种的生物地理学、洲际流动和气候生态位变化时, 考虑桥头堡效应至关重要。因此, 本研究以红火蚁(Solenopsis invicta)为研究对象, 探究其原产地(南美洲)、桥头堡地(美国)和二次入侵地(中国)两两之间的气候生态位重叠和漂移。 结果表明: 红火蚁南美洲种群和美国种群之间的气候生态位重叠程度较低(Schoener’s D = 0.06, Hellinger’s I = 0.20), 生态位稳定性较高(93.78%), 扩张程度较低(6.22%)。红火蚁南美洲种群和中国种群之间的气候生态位重叠程度也很低(Schoener’s D = 0.01, Hellinger’s I = 0.05), 生态位稳定性较高(97.60%), 扩张程度较低(2.40%)。但是, 在考虑桥头堡效应的情况下, 桥头堡地(美国)和二次入侵地(中国)种群之间的气候生态位重叠程度却较高(Schoener’s D = 0.34, Hellinger’s I = 0.51), 生态位稳定性较低(28.08%), 扩张程度较高(71.92%)。由此可见: 当前以美国为枢纽的贸易全球化进程在打破了长距离地理空间的限制之后, 桥头堡地种群入侵至中国后不仅能够快速适应相似的气候环境, 还在此基础上发生了明显的生态位漂移, 极可能与桥头堡地种群的适应能力密切相关, 暗示了桥头堡效应在促进红火蚁全球化入侵过程中的重要性。

外来入侵物种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五大直接驱动因素之一, 对生态环境、人类福祉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尽管各国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认识逐步加深, 管控措施也越来越严格, 但全球外来入侵物种的数量始终未得到有效控制, 甚至有持续增加的趋势。本文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并沿3条主线系统梳理了外来入侵物种管控相关国际政策和措施的发展进程: 一是建立综合性工作体系, 编制和发布相关工作指南、建立伙伴关系; 二是定期研究设定相关全球目标, 鼓励各国将外来入侵物种管控纳入其国家战略、方案和行动计划; 三是根据相关国家或国际机构的诉求, 就一些紧迫的、危害性严重的问题, 设立专题, 优先解决。结合大量科学研究文献和国际进程评估报告, 对当前全球外来入侵物种管控的进展以及不同国家采取的立法和管理政策进行评估, 分析当前在全球层面外来入侵物种管控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主要挑战。针对上述问题, 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本研究从4方面提出完善对策: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管控立法和监督, 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工具, 建立公众参与制度以及提高资源调动的能力。

外来植物入侵对本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尽管已有诸多研究探讨外来植物入侵的机制, 但土壤生物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尚未得到系统总结。本文首先综述了土壤生物驱动外来植物成功入侵的5种途径: (1)土壤微生物(病原微生物、共生微生物、腐生微生物、微生物多样性)驱动的外来植物入侵; (2)土壤动物(植食性昆虫、线虫和原生动物、螨虫和跳虫、蚯蚓)驱动的外来植物入侵; (3)土壤食物网(微食物网、整个食物网)驱动的外来植物入侵; (4)植物-土壤反馈与外来植物入侵的联系; (5)植物地上-地下生物互作对外来植物入侵的影响。其次, 基于上述研究进展, 本文提出该领域未来发展的4大趋势: (1)原产地和入侵地的生物地理学比较; (2)多样性-可入侵性假说的验证; (3)植物群落水平上的扩展; (4)多组学技术的应用。本文通过解析外来植物入侵的土壤生物学机制, 为防控外来入侵植物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2023年全球共发表维管植物新分类群2,316个(数据获取时间截至2024年4月30日; 最终的数字大约会增加20%左右, 即达2,900左右), 包括新科1个、新亚科11个、新超族4个、新族7个、新亚族3个、新属102个、新亚属9个、新组41个、新亚组8个、新系5个、新种1,967个、新亚种79个、新变种67个和新变型12个; 这些新分类群隶属于162科914属, 兰科、菊科和茜草科是本年度发表新分类群最多的3科。2,316个维管植物新分类群由来自全球的1,983位学者发表在192个期刊和12部专著中, 其中有60位作者发表了10个以上的新分类群。Phytotaxa和PhytoKeys是2023年发表维管植物新分类群的主要期刊, 分别发表526个和182个。本年度发表的2,125个新种及种下单元中, 有被子植物2,061个、石松和蕨类植物58个、裸子植物6个, 其中兰科植物最多, 共254个。2023年发表的新种及种下单元来自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亚洲和南美洲是新种及种下单元发现的热点地区, 分别发现873个和506个。中国、巴西和墨西哥是2023年贡献维管植物新种及种下单元最多的前3个国家, 分别发现207、197和116个。

通过查阅233种期刊和新出版的相关书籍, 并对各种网络数据库进行交叉检索和系统梳理, 共检索到4部书籍和63种刊物中发表的419篇文章包含中国植物新分类群、新组合、新名称、异名、模式化、名称更正以及国家级新记录、排除中国分布、物种再次发现等与中国植物物种编目相关的内容。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共发表高等植物新属14个, 新种(含新杂交种) 241个, 新种下分类群13个, 新高阶等级13个(新亚科7个, 新超族4个, 新族2个), 新亚属2个, 新组6个; 发表新组合(等级) 185个(种级组合173个, 种下等级组合12个), 新名称15个; 发表国家级新记录科1个、属5个、种82个、种下等级4个; 将86个名称处理为58个名称的异名; 还新发现多年未曾发现的物种5个, 排除物种分布1个。新发表的物种中, 有苔藓植物9种、蕨类植物22种及1个种下等级、裸子植物1个新杂交种、被子植物209种(含2个杂交种)及12个种下等级。这些新种中, 有116个在发表的同时提供了详细的分子证据, 62个在发表时就依据IUCN标准被评估处于受威胁的状态。云南、西藏、广西和四川等西南4省区发表新种最多, 占全国新种发表总数的2/3; 墨脱县是新种发现数量最多的县级行政单位, 发表了14个新种和14个新记录种; 盈江县是国家级新记录种发现最多的县级行政单位, 发现了21种国家级新记录植物。2023年中国高等植物净新增262个分类群种, 占全国高等植物总数的0.56%, 200个高等植物名称发生变动, 占全国总数的0.43%。多项指标显示, 中国植物的新分类群发表和名称变化的数量开始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 但是否进入下降通道还需要进一步的数据跟踪和分析。

为及时掌握中国脊椎动物在2023年的新发现情况, 本文汇总了73份文献报道的脊椎动物新物种及新记录种基本信息。 结果表明,中国脊椎动物2023年新增93种, 隶属于14目40科61属。新增物种包括新种69种, 新记录15种, 亚种级提升为种级9种; 其中鱼类4目9科13属18种; 两栖类2目9科18属31种(新种23种、新记录8种); 爬行类2目9科12属22种(新种21种、亚种级提升为种级1种); 鸟类3目8科10属10种(亚种级提升为种级4种、新记录6种); 哺乳类3目5科8属12种(新种7种、新记录1种、亚种级提升为种级4种)。在新增物种中, 变温脊椎动物有71种, 占总数的76%; 哺乳类集中于劳亚食虫目(6/12)和啮齿目(5/12)、鸟类集中于雀形目(8/10)、爬行类集中于有鳞目(21/22)、两栖类集中于无尾目(27/31)、而鱼类新增物种集中于鲤形目(15/18)。本次新增物种分布记录涉及21个省域, 仅记录于1个省域的有79种; 云南、西藏、广西、四川、贵州分别有29种、13种、10种、10种和9种。发表时应用了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的有79种。有82种发表于学术期刊上(24份英文期刊发表了79种, 其中中国主办的2份英文期刊发表了14种; 2份中文期刊发表了3种)。本文工作可为脊椎动物的分类和保护等相关工作提供基础信息。此外, 本文也提示变温脊椎动物可能是中国以后脊椎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研究的热点类群, 整合分类方法是未来分类工作的重要支撑。

膜翅目生物多样性丰富, 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基于数据库检索, 本文系统梳理并总结了2023年发表的现生膜翅目新分类单元。共纳入本年发表的297篇相关期刊论文, 涵盖了957个新分类单元, 包括23个新属、7个新亚属、920个新种、7个新亚种, 涉及17个总科、51个科和313个属。在各总科新种数量对比中, 姬蜂总科、蜜蜂总科和胡蜂总科新种数量最多, 分别约占新种总数的31.1% (286/920)、19.8% (182/920)和13.4% (123/920)。2023年共有57篇期刊论文涉及中国现生膜翅目新分类单元, 涵盖了151个新分类单元, 包括4个新属和103个新种(广腰亚目13种, 细腰亚目90种(针尾部21种, 寄生部69种)), 另有2个新记录属、2个新记录亚属和40个新记录种, 共涉及11个总科、26个科和62个属; 其中新属和新种涉及11个总科、26个科和54个属。中国现生膜翅目中, 姬蜂总科、小蜂总科和胡蜂总科发表新种数量最多, 分别约占中国现生膜翅目新种总数的35.9% (37/103)、24.3% (25/103)和17.5% (18/103)。从地理单元角度来看, 亚洲发表新种数量最多, 约占新种总数的47.5% (437/920); 洲级地理亚单元中, 东南亚发表新种数量最多, 约占新种总数的15.5% (143/920); 在国家和地区行政单元中, 中国发表新种数量最多, 约占新种总数的11.2% (103/920)。在涉及现生膜翅目新分类单元的75个期刊的297篇论文中, 有295篇英文论文、1篇中文论文、1篇西班牙语论文; 其中, 来自73个期刊的295篇论文涉及新种发表。2023年, 现生膜翅目新种命名人389人, 其中中国学者69人, 占比约17.7%。膜翅目新种正模保藏机构150家, 其中21家位于中国, 占比约14.0%。综上所述, 中国膜翅目分类在世界膜翅目分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总结了2023年国内外学者发表的中国鳞翅目新分类单元的情况。经过统计, 2023年共发表与中国鳞翅目物种相关的论文87篇, 涉及新分类群224个, 其中新属10个, 新种195个, 新亚种19个; 报道中国新记录属3个, 中国新记录种96个(包括19个亚种); 新组合40个, 提出52个异名, 1个种和1个亚种分别被赋予新名, 13个物种降为亚种, 18个亚种提升为种。214个新种(新亚种)隶属于26科85属, 其中120个新种隶属于小蛾类, 57个新种隶属于大蛾类, 蝶类有18个新种和19个新亚种。2023年发表的分布于云南省的鳞翅目新种和新记录种数仍然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分别占全国发表总数的31.78%和42.71%, 我国南方新种和新记录种的数量仍显著高于北方。

双翅目昆虫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数据库检索, 本文总结了2023年国内外学者发表的中国双翅目新分类单元的情况。经统计, 2023年共发表中国双翅目物种相关的论文52篇, 涉及新分类单元186个, 包括新属2个, 新种184个; 增加了中国新记录亚科2个, 新记录属7个, 新记录种25个; 提出了更名1个, 异名变动5个。在2023年发表的所有中国双翅目新种中, 果蝇科、舞虻科、蚤蝇科、摇蚊科、寄蝇科和大蚊科数量最多, 占全年发表新种总数的77%。新分类单元和新记录涉及28个省级行政区, 云南新种最多, 共67种, 超过全部新种总数的1/3; 辽宁、吉林和内蒙古为主要的物种新记录分布地。

本文对2023年发表的全球鞘翅目现生类群的新分类单元情况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与总结, 并对中国2023年鞘翅目新增分类群进行了单独梳理。通过查询与分类相关的期刊与数据库, 以及相关专家的补充, 最终共获取了880篇文献和1部专著。2023年全球鞘翅目现生类群新分类单元共2,397个, 包括5个新族、3个新亚族、85个新属、60个新亚属、2,157个新种、87个新亚种; 另有837个新组合和402个新异名, 85个分类单元升级, 50个分类单元降级。全球鞘翅目新分类单元发现数目最多的国家是中国, 共发现新属16个、新亚属6个、新种388个、新亚种6个, 发现中国新记录亚科2个、新记录属24个、新记录种49个、新记录亚种2个。中国鞘翅目新种(亚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为云南和四川, 其新种(亚种)的数量约占全国数量的37.1%。相较于2022年, 2023年全球鞘翅目现生类群新增的分类单元总数目减少。

本文以中国昆虫纲半翅目等除鞘翅目、双翅目、鳞翅目、膜翅目之外的其他29目昆虫类群为研究对象, 系统汇编了2022‒2023年新分类单元的基本信息、模式标本名录与文献名录, 分析了描述新种的热点地区、模式标本存放情况以及发表期刊等。2022-2023年中国半翅目等29目昆虫共描述了新科1个新属58个新种(新亚种) 668个, 共计727个新分类单元, 其中数量最多的3个目分别为: 半翅目(新科1个新属22个新种252个)、直翅目(新属19个新种183个)和襀翅目(新属1个新种54个)。螳䗛目、缺翅目、双尾目等8个目未描述新分类单元。基于省级行政区的分析表明, 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西藏、四川, 华南地区的广西、海南、广东, 华中地区的湖南、湖北, 以及华东地区的台湾、浙江、福建。新发表的668个物种(亚种)的5,252个模式标本保藏于70家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 包括正模和副模在内的模式标本中有95%以上保存在国内40所高校和11家科研机构, 境外3所大学和12个研究机构保存的模式标本以副模为主。2022‒2023年新分类单元命名和描述相关工作发表在35种期刊上, 共320篇文章。

本文总结了2023年全世界发表的现生蜘蛛目新分类单元。344位学者发表了75个国家和地区的1,311个新分类单元, 包括1新科70新属1,240新种, 隶属71科。这些新分类单元发表在63种刊物的315篇文章中, 其中科和属水平的修订、地区志或专著类的文章共有52篇, 占文章总数的16.5%; 运用DNA分子数据分析方法的论文共计53篇, 占文章总数的16.8%; 740个新种是基于雌雄两性标本发表, 占新种总数的59.7%, 500个新种仅基于雄或雌性标本发表, 占新种总数的40.3%。中国是2023年发现蜘蛛目新种最多的国家, 共412种, 占世界蜘蛛目新种总数的33.2%; 中国学者李枢强是2023年命名蜘蛛目新分类单元数量最多的学者, 共命名171个, 占世界新分类单元总数的13.0%。此外, 无论是命名蜘蛛目新分类单元数量还是参与命名新分类单元的学者数量, 均是中国学者位于第一。中国共有94位学者参与命名, 占世界新分类单元命名学者总数的27.3%; 这94位学者命名了中国和越南等11个国家和地区33个新属507个新种, 合计540个新分类单元, 命名新分类单元数量占世界41.2%, 该贡献率高于2022年的37.0%、2021年的33.8%和2016-2020年的平均贡献率28.1%。

2023年, 全球2,050位学者共发表了4,372个菌物新命名, 包括7个新纲、17个新目、56个新科及新亚科、316个新属及次级属下单元、2,997个新种及种下单元, 以及831个新组合、33个修订名称和115个其他名称。这些新名称隶属于3界13门47纲170目441科1,342属, 以小型子囊菌发表的新分类单元最多。本年度发表的菌物新种采集自世界102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亚洲东部和南部是发现新种最多的地区; 中国是发现新种最多的国家, 共发现1,249种, 占全球的41.98%。中国学者的分类学研究成果同样保持全球领先, 548位中国学者参与发表了2,160个菌物新名称, 占全球新名称总数的49.41%。我国西南和华南地区发现的新种较多, 其中云南省发现了343个菌物新种, 为国内之最。而面积广袤的西北地区和边境省份的菌物多样性研究十分匮乏, 建议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入, 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开发, 也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

活动节律是动物应对种间竞争、捕食风险和环境条件变化的重要适应性特征, 探究野生动物的日活动节律特征, 对于深入理解物种的生存策略及其对人类干扰的行为响应至关重要。本研究于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利用红外相机陷阱技术沿道路近处和远处获取了41对相机位点的梅花鹿(Cervus nippon)的9,825次活动数据, 采用核密度估计等方法评价了性别、年龄、繁殖状态以及季节变化、道路干扰等因素对梅花鹿日活动节律和活动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在年尺度上, 6月和10月是梅花鹿种群的活动高峰; 在日尺度上, 梅花鹿的活动节律具有可塑性, 春、夏季以晨昏活动为主, 秋季为夜行型, 冬季转变为昼行型并呈现最低的活动水平。不同性别和不同繁殖状态的梅花鹿日活动节律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未成年类群活动节律为昼行型, 而成年梅花鹿种群活动呈现晨昏型特征, 所有类群中仅成年雄性夜间活动概率增加。梅花鹿对道路的响应在人类干扰最强的秋季尤为明显, 在道路近处活动水平显著下降, 在清晨活动水平增加, 减少了黄昏和夜间的活动水平。不同类群梅花鹿对道路的响应具有相对一致的模式, 即核心活动集中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窗口, 从而在最大化食物摄入的同时减少暴露在道路附近的风险。我们的结果和方法为野生动物管理提供了新见解, 强调了生活在受干扰环境中的大型有蹄类动物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行为可塑性。我们建议未来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物种的保护和管理工作中, 应长期监测野生动物种群动态, 并评估不同物种对人类干扰的行为响应。

作为中国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地带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区域, 黄河流域的水鸟多样性对维持该流域的生态平衡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2022‒2023年的黄河流域同步调查数据和公民科学数据, 分析了水鸟的种群组成及其季节性特点; 并利用物种丰富度、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 评估了水鸟多样性在不同季节和区域的特征; 同时提出了黄河流域水鸟动态保护策略。 结果表明: (1) 2022‒2023年, 黄河流域共记录到9目20科141种水鸟, 其中鸻形目和雁形目水鸟占优势。(2)春季和秋季的水鸟多样性最高, 黄河流域不仅是繁殖地和越冬地, 还是候鸟迁飞通道中重要的停歇地; (3)下游地区的水鸟丰富度较高, 而中游、上游和源区则表现出较高的多样性和均匀度; 重点保护物种分布广泛, 尤其在春秋季节, 中游和下游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分布。我们建议在黄河流域的春季和秋季采取全域性保护措施, 并根据重点物种的分布季节和区域实施动态的针对性保护。同时, 将重点保护水鸟的分布区域纳入迁飞通道行动计划, 进行持续性监测。

雅鲁藏布江是我国最长的十大河流之一, 流域纵贯古北界和东洋界两大动物地理区, 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但缺乏从全流域尺度认识鱼类组成和多样性格局及其变化过程的研究。本研究依据近20年实地调查数据, 综合雅鲁藏布江鱼类多样性研究文献, 特别是藏南鱼类分类学和多样性研究, 整理形成雅鲁藏布江流域鱼类多样性名录及分布, 并分析了多样性现状与面临的主要威胁。截至2023年, 雅鲁藏布江流域共分布土著鱼类10目25科70属155种(亚种), 包括特有鱼类29种, 特有属1个; 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II级) 5种; 受威胁物种26种。鱼类区系组成以青藏高原鱼类和南亚鱼类为主,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加热萨-帮辛段可能是两大动物区的分界线; 雅鲁藏布江流域自然水体记录有外来鱼类8目16科24属30种, 其中3种为雅鲁藏布江流域内不同地区间引入。近年来, 外来鱼类呈现出从高原内部水系之间引入以及北方冷水性鱼类快速增加的趋势。雅鲁藏布江鱼类多样性正面临外来鱼类入侵等威胁。本文也对当前研究不足和未来关注的重点进行了讨论。

生物遗传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基础性资源, 是生物育种产业化扩面提速的基石。创新驱动生物育种技术, 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法治保障生物遗传资源, 筑牢安全坚实防线。因此, 探讨育种产业化背景下的生物遗传资源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研究发现, 生物遗传资源关乎国家生物安全、粮食安全以及社会安全, 在育种产业化背景下, 生物遗传资源安全呈现出价值综合化、监管全程化与保障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尤其表现为生物遗传资源源头保护、数字序列信息分享利用及生物育种技术应用监管方面的国际化共识。然而囿于生物安全法律体系的融贯性不足, 生物遗传资源法律保护模式缺位, 资源安全管理机制缺乏可操作性等现实困境, 外来物种入侵、遗传资源流失、亲本品种盗用等生物遗传资源安全问题频发。为此, 应健全国内法治体系, 良性对接国际规则, 以实现生物遗传资源安全整体性保护法治路径的推进; 设立生物遗传资源权这一新兴权利, 综合保障遗传信息与保存主体权利, 以实现生物遗传资源专门权保护模式的构建; 健全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 强化生物遗传资源分级管理机制, 优化安全风险防范与应急机制, 以实现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综合管理机制的完善。以此保障育种产业化背景下的生物遗传资源安全, 促进生物育种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维护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

民族植物学是一门探讨人与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自1982年引入中国以来, 该学科在国内也如同在国际上其他地区一样, 开展了大量的描述性研究。为了推动民族植物学成为一个由假设和理论驱动的学科, 本文在对国内外民族植物学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基础上, 结合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 重新梳理了中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思路, 并汇总了民族植物学研究可以参考的15个理论假设。民族植物学研究通常采用从人出发和从植物出发的两种研究范式, 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工具, 按照“描述—解释—应用”三步走的研究思路开展。在解释阶段, 为了更科学地阐释人与植物的相互关系, 可以依据以下理论假说从人与植物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从人的角度出发的理论假说包括生存假说、泛灵论、文化适应假说、生态位假说、人口特征假说、社交网络理论、城市化假说等; 从植物角度出发的假说则包括生态显性假说、生态冗余假说、协同进化假说、边缘效应假说、多功能性假说、多元化假说、象形假说和亲缘假说等。理论假设是帮助我们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工具, 依赖多种工具进行多维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是未来民族植物学发展的趋势。希望本文总结的民族植物学理论假设能为未来民族植物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国的植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虽然提升了公众对多样性的认识, 但这些努力往往未能深入到理解植物多样性演化及其保护的深层意义。从演化的视角进行植物多样性宣传教育, 有利于促进对多样性的综合理解, 增进对多样性保护的认可。然而, 现有资料多集中于物种的识别、鉴定与分类, 缺乏从生物演化角度对植物多样性进行系统性介绍的内容。本文介绍了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教资料案例——由美裔德国植物学家Theodor C. H. Cole发起的植物系统发生海报(Plant Phylogeny Posters)项目。该项目通过整合最新的系统与演化植物学研究成果, 以系统发生为线索介绍植物多样性及其亲缘关系, 旨在利用系统发生树所蕴含的丰富演化思想内涵, 启发读者理解植物多样性与演化。海报以系统发生树结合植物类群的形态、地理分布、物种数量等数据信息, 直观展示了多个分类等级的重要类群的演化历史。在数十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45位研究人员的努力下, 70张系统发生海报已被翻译成中文, 并向所有人免费开放获取。这一科教项目有望为增进公众深入理解植物多样性及其保护行动提供宝贵的资源和帮助。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 为缩小7,000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 除了需要逐步降低有害补贴(每年5,000亿美元), 还须从“所有来源”每年筹资2,000亿美元, 包括“新的和额外资源”, 如“利用私人资金, 促进混合融资, 激励私营部门投资”和“鼓励绿色债券、影响基金等金融创新” (行动目标19 C/D)。本文从债券背景、结构设计、风险分担和资金模式4方面, 剖析犀牛债券为何能同时吸引风险和收益形态差异化的3类投资者: 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赠款、财务回报优先投资人、影响力优先投资人, 形成迭加式资本结构的成功原因, 并总结其优势特点与不足, 以期对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探索业务创新、促进混合融资带来启迪, 并据此提出我国规范与扩大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的建议。

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关系国家安全, 是相关国际谈判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已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的重点领域。基于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克服分散立法体系性困境、优化地方立法和履行国际条约等方面考虑, 我国有必要重启专门立法。文章综合运用了价值分析、逻辑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等法学研究方法, 得出结论: 唯有制定一部专项行政法规才能同时满足专门立法、未来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之需要。生物遗传资源ABS专项行政法规的总体设计应当紧跟现实发展: 一是回应法律全球化下的本土化, 正视法律移植语境下我国法律的自主性发展, 同时认真对待我国国内立法的国际影响力。二是回应前沿科技发展, 针对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digital sequence information on genetic resources, DSI)新议题采用“有限限制”的保护路径, 优先保障本国DSI最终控制权; 针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变化与挑战, 应认真对待传统监管范式更新、采购外国货物服务禁止、知识产权遗传资源信息披露增强等立法需要。三是回应关民共享、包容性增长等相关学术理论的发展, 夯实惠益分享的法理基础。

本文总结了刊登在本期的王战和薛纪如的两篇遗作的要点, 概述了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的发现、命名和发表过程。现代生存水杉是1943年发现的, 并非是有些文献记载的1941年。王战是采集并研究现代生存水杉的第一人。他于1943年7月21日采得第一份水杉标本, 经过研究认为应该是一个新种, 但不能确定其分类归属, 于是在1944年把采得的水杉标本托人转交给郑万钧请求进一步鉴定。1946年郑万钧派他的研究生薛纪如再采标本。胡先骕和郑万钧把王战采得的水杉标本命名为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并由胡、郑二人联名于1948年5月15日正式发表。

本文是作者于1980年9月以后完成的手稿, 作者在世时未发表, 现作为他们的遗作发表。文章回顾了水杉发现的经过。王战于1943年在其同学的建议下采到了第一份水杉标本, 看似水松却与水松不同, 疑似新种。但因参考资料不足, 不能确定, 就托人请郑万钧鉴定, 郑万钧确定是一个新分类群, 后由胡先骕和郑万钧联名发表。至于干铎, 他未曾研究过水杉, 其自称在王战之前就曾托人采集过标本一事纯属捏造, 所以水杉的发现及发表与干铎毫无关系。

本文实际作者为王战。本文以甄士明(意为“真事明”)叙事的方式写成。本文在1984年6月完成(见附录1油印稿), 内容含王战在油印稿上的批注。本文在王战在世时未发表, 现作为王战的遗作发表。本文回顾了王战采集和研究第一份水杉标本的历史。基于王战是第一份水杉标本的采集者和研究者这一事实, 王战是水杉的发现者毋庸置疑, 胡先骕和郑万钧是水杉的命名人和发表者, 水杉的发现与干铎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