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迁地保护将是正在建设的国家植物园体系的核心任务, 然而, 有关植物迁地保护在植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我国植物迁地保护的目标应该如何确立等诸多问题尚待讨论。本文通过文献研究, 简要回顾了植物迁地保护的发展历史、过去40年国内外植物迁地保护取得的成绩, 澄清了人们对植物迁地保护工作的一些疑虑; 结合《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即将发布的《支持<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的植物保护相关的自愿补充行动》, 提出我国植物迁地保护的目标应该为“对所有受威胁植物实施有效的迁地保护, 包括保护其遗传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早期的新闻报道中提到国家植物园体系“逐步实现中国85%以上野生本土植物、全部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得到迁地保护”的建设目标引发了质疑。实际上, 《中国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明确了更为实际的目标, 包括到2025年设立5个左右国家植物园, 实现7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迁地保护; 到2035年设立10个左右国家植物园, 实现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有效迁地保护。植物园体系应当建立明确的迁地保护分级标准, 即使在迁地栽培无法达到最高级别的保护标准时, 仍可视为某种较低级别的迁地保护。迁地保护工作应与中国植物园体系有机结合, 包括国家植物园、地区优秀植物园和地方植物园。通过全国植物引种数据联网共享的可能性, 区域性和基层植物园可参与到迁地保护工作中, 共同承担任务份额。迁地保护与就地保护、引种驯化并非对立的关系。就地保护优于迁地保护, 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迁地保护和引种驯化并非绝对对立, 可实现既保护又开发的目标。总体而言, 未来迁地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建立清晰的分级标准和数据网络, 以明确迁地保护与其他保护形式的关系, 实现明确的灵活性。

百山祖常绿林是亚热带中高海拔地区保存较好的森林类型, 群落结构复杂。本研究以百山祖25 ha亚热带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简称百山祖样地)为平台, 对样地内胸径(DBH) ≥ 1 cm的所有木本植物进行调查和统计, 分析了其物种组成、区系特征、径级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 样地内DBH ≥ 1 cm的木本植物独立个体有210,556株, 分属43科85属163种。热带分布的科(20个)多于温带分布的科(17个), 但在属水平上以温带性质为主(温带分布的属为47个, 热带分布的属为33个)。常绿树种有90种, 占总树种数的55.21%。样地内稀有种和偶见种分别占所有物种数的35.58%和25.77%。重要值 ≥ 1%的物种共有25个, 分别占样地总个体数和总胸高断面积的85.84%和91.18%。重要值最大的3个物种分别是鹿角杜鹃(Rhododendron latoucheae)、黄山松(Pinus taiwanensis)和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样地内所有个体的平均胸径为5.26 cm, 整体径级分布呈倒“J”型, 小径级个体较多, 群落更新良好。样地内优势种在1-100 m尺度上呈聚集分布, 且不同优势种表现出不同的生境偏好。本文可为后续开展亚热带中高海拔地带常绿林群落构建及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的研究提供科学基础。

目前对黄河口盐沼和贝壳堤盐沼植被带状分布序列分异的水盐耦合机制仍不清楚。为了更好地保护与利用黄河三角洲典型盐沼生态系统, 本研究以黄河三角洲7种常见植物组成的群落为研究对象, 采用温室模拟控制实验, 探究了两种常见土壤类型(贝壳砂土壤和滨海潮土)和8个地下水埋深水平(10 cm、20 cm、30 cm、40 cm、50 cm、60 cm、70 cm和80 cm)对实验群落特征和表层土壤物理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1)与滨海潮土相比, 贝壳砂土壤能维持更高的植物丰富度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 植物丰富度在贝壳砂土壤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加呈单峰变化, 而在滨海潮土无显著变化; (2)随地下水埋深的增加, 贝壳砂土壤植物群落由盐生群落逐步变为中旱生植物群落类型, 而滨海潮土始终为盐生植物群落类型; (3)贝壳砂土壤表层含水量显著低于滨海潮土, 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加, 贝壳砂土壤表层含水量呈“凹”型变化, 而滨海潮土表层含水量呈线性递减变化; (4)滨海潮土表层含盐量显著高于贝壳砂土壤, 随着地下水埋深的增加, 贝壳砂土壤表层含盐量呈双峰变化, 而滨海潮土无明显变化。综上所述, 不同土壤类型和地下水埋深决定了不同的水盐运移规律, 从而产生了不同生境类型, 这是黄河三角洲典型盐沼——黄河口湿地和贝壳堤湿地植物群落分异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主要机制。

明确大尺度物种丰富度的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生态学及生物地理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 其对于预测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的响应和制定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保护方案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全国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沼泽野外调查数据, 结合气候、地理、土壤等环境因子, 探讨了中国芦苇沼泽植物物种丰富度的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 (1)中国的芦苇沼泽植物物种丰富度总体表现为亚热带湿润区和温带湿润半湿润区较高, 青藏高原区、温带干旱半干旱区和滨海区较低的特点; (2)芦苇沼泽植物物种丰富度与年降水、土壤有机碳、土壤总氮、纬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而与年均温、最冷月最低温、土壤pH值、海拔之间表现为显著负相关; (3)土壤因子特别是土壤pH值是影响芦苇沼泽植物物种丰富度的最主要因素, 其次分别为淹水状况、气候因子和地理因子; (4)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土壤因子、淹水状况和气候因子直接影响植物物种丰富度, 而地理因子通过调控土壤因子、淹水状况与气候因子间接影响植物物种丰富度。总体而言, 中国芦苇沼泽植物物种丰富度具有空间异质性, 其分布格局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土壤因子是影响植物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的关键环境因素。

城市公园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苔藓植物是公园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成分, 但因其体型小、难以鉴定等, 容易被人们所忽略, 因此对其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也相对薄弱。本文基于文献资料和生态调查数据, 整合上海市中心城区和郊区共35个样点的苔藓植物名录, 应用聚类分析对公园进行分组, 比较了市区和郊区两个区域的苔藓植物相似性; 采用典范对应分析(CCA)及层次分割的方法, 定量研究环境因子与城市公园苔藓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关系。结果表明, 35个公园共有苔藓植物34科74属164种, 包括苔类7科8属9种、藓类27科66属155种, 其中有12种中国特有种和4种近危种。根据聚类分析结果, 35个公园可划分为两组, 主要与人口密度、与市中心距离、与主干道距离及公园面积等因素有关。市区和郊区两个区域的科、属、种的Jaccard相似性系数分别为0.94、0.89和0.30, 表明两个区域的物种组成各有特点。层次分割结果显示, 环境因子对城市公园苔藓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的解释率从高到低分别为人口密度、公园年龄、与市中心距离、与主干道距离、森林覆盖率、湖泊覆盖率及公园面积。整体上, 上海城市公园苔藓植物物种多样性较高, 而且市区公园和郊区公园物种组成存在一定差异, 两个区域对于苔藓植物多样性保护都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揭示了人口密度、与主干道距离和森林覆盖率等不同环境因子对城市公园苔藓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响, 有助于对城市苔藓植物多样性的全面认识, 促进城市生态系统及苔藓植物多样性的保护。

种间关系是群落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是研究物种演化和物种多样性保护的关键。掌握黔金丝猴(Rhinopithecus brelichi)与其所在群落物种的种间生态学关系对黔金丝猴的综合保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基于2017-2022年在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 运用空间关联方法构建黔金丝猴地栖鸟兽关联网络, 探讨了黔金丝猴在群落中的生态学作用及其保护问题。结果表明: (1)黔金丝猴与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食蟹獴(Herpestes urva)、马来豪猪(Hystrix brachyura)、猪獾(Arctonyx collaris)、野猪(Sus scrofa)、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和小麂(Muntiacus reevesi)存在空间关联, 其所处群落的物种组成与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较为相似。(2)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没有捕食黔金丝猴的地栖性天敌。(3)黔金丝猴与中华鬣羚、食蟹獴、马来豪猪、野猪、小麂和勺鸡存在竞争生态学关系, 这些物种种群的过度增长可能会排挤黔金丝猴的生存空间, 抑制黔金丝猴种群的增长。(4)黔金丝猴能够从藏酋猴和红腹角雉的存在中获利, 对二者的有效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黔金丝猴的生存。(5)对黔金丝猴的有效保护有助于猪獾和红腹角雉的生存, 也更有利于维持群落的稳定。本研究从空间角度初步探讨了黔金丝猴的种间生态学关系, 研究发现, 黔金丝猴不仅从群落中获益, 也具有维持群落稳定的重要作用。在未来的保护和管理中, 加强对黔金丝猴的单物种保护措施的同时, 应强化多物种的综合平衡保护措施。

为揭示大别山黏菌的物种组成和分布特征, 在2020年8月至2022年9月期间, 作者先后对大别山21个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进行了黏菌物种调查。通过野外采集和基物湿室培养, 获得黏菌标本984份。按照形态分类学鉴定为6目13科32属93种, 其中, 11种为丰富种(相对多度RA > 3%), 8种为常见种(RA = 1.5%-3%), 30种为偶见种(RA = 0.5% -1.5%), 44种为稀有种(RA < 0.5%)。苔生高杯菌(Craterium muscorum)和易碎双皮菌(Diderma fragile)在我国现仅知分布于大别山, 掌状夹被菌(Ophiotheca pedata)、草生发网菌(Stemonitis herbatica)、环壁团毛菌(Trichia varia)等48种首次在大别山报道。丰富度分析表明, 大别山不同调查地点、林型和基物类型的黏菌物种数量和种属比存在差异, 大别山区域的河南董寨自然保护区黏菌物种数量高于其他地点, 发现黏菌41种, 种属比为1.95, 特有种为3种; 针阔混交林中的黏菌物种数量高于针叶林和阔叶林两种单一林型, 生长黏菌81种, 种属比为2.89, 独有种有28种; 生长于腐木上的黏菌77种, 物种数量高于凋落物、活草和树皮等基物, 种属比为2.75, 腐木上特有种有42种。研究结果表明, 黏菌在大别山21个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具有不同的物种组成和丰富度,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分布格局, 且物种多样性在腐木上和针阔混交林中高于其他生长基物和单一林型, 为全面认识大别山的黏菌生物多样性奠定了良好基础。

戈壁荒漠甲虫多样性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十分敏感, 甲虫数量、多样性及其功能性状可用于评估戈壁荒漠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戈壁荒漠甲虫分布及多样性月动态变化数据积累可为荒漠生态系统动物多样性保护与维持机制研究提供数据支撑。河西走廊中部是戈壁荒漠主要分布区之一, 2012年研究组在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省临泽县北部干旱荒漠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内建立了地表甲虫分布及多样性的长期监测样地。本数据主要汇集了戈壁荒漠地表甲虫物种组成、物种照片、活动节律、数量及功能性状信息数据。该数据集可用于典型荒漠甲虫种属识别、典型甲虫种功能性状比对及其时空分布格局对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扰动的响应研究。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驱动下, 我国可再生能源增长势头迅猛, 而随着光伏、风电的大规模发展, 其生态影响问题也引发关注, 但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综述。本文回顾了国内外集中式光伏和陆上风电电场对环境、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的研究, 发现: 光伏的生态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土壤、植被和栖息地质量的改变, 对部分物种有不利影响, 在较为干旱的地区, 光伏设施能起到降温增湿的作用, 促进植被恢复, 在荒漠地区可以发挥防风固沙的生态作用; 风电电场的生态影响集中在对土壤植被的扰动、造成鸟类碰撞死亡和栖息地破碎化等方面, 影响物种迁徙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目前的研究在生态影响机制和生态系统整体影响方面还存在不足, 对此, 本文提出了完善与统一调查方法、采用先进的生态环境调查技术、加强在物种和生态系统水平上的系统性影响研究等建议。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光伏、风电电场的生态影响, 在能源规划初期关注生态本底调查和生物多样性评估, 并制定相应的生态影响减缓策略。

海草床是地球上最具价值的生态系统之一, 为人类提供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海草床面临着人类活动威胁, 且呈退化趋势。广东海草研究起步较晚, 近年来涌现的一些研究成果将广东海草分布特征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并发现海草床受到的威胁来源多样, 但缺乏系统的总结。基于广东滨海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面临高强度人类活动压力的背景下, 为有效保护海草床及其生物多样性, 亟需进一步深入了解广东海草床存在的问题, 从而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建议。本文通过回顾21世纪以来广东海草床研究成果, 汇总了广东海草分布信息, 并结合现场调研和国内外海草床的研究报道, 梳理了广东海草床面临的威胁。结果表明广东沿岸海草分布广泛, 现有海草床面积约1,540 ha。海草种类共5种, 以卵叶喜盐草(Halophila ovalis)和贝克喜盐草(H. beccarii)为主, 日本鳗草(Zostera japonica)、单脉二药草(Halodule uninervis)和短柄川蔓草(Ruppia brevipedunculata)分布较少。本文阐明了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如何影响海草的生长和分布, 并指出了广东海草床主要面临着海水养殖、渔业捕捞、陆源污染、海洋工程等人类活动的威胁。此外, 物种入侵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针对上述威胁, 在现有的保护基础之上, 建议加强海草床生态系统研究、提升海草调查监测能力、建立健全海草保护监管体系、管控污染物排放、强化海草床生态修复并开展海草科普宣传等工作。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两栖动物是脊椎动物中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类群, 两种壶菌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 (Bd)和B. salamandrivorans (Bsal)的感染是两栖动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Bd主要感染两栖动物无尾目、有尾目和蚓螈目的皮肤, 可能引起两栖动物淋巴细胞凋亡和全身电解质失衡。Bsal主要感染有尾目, 可能导致两栖动物致命的败血症。针对壶菌及其感染对两栖动物种群影响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 然而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有限。本文通过检索1990-2022年国内外文献, 梳理和总结了壶菌病原的可能起源与传播、壶菌感染的发病机制、壶菌毒力的影响因素和壶菌病原体的诊断与防治等领域的研究, 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技术方法的改进需求, 如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溯源、开发RPA技术进行野外检测和应用转录组学研究宿主-病原体的免疫等。最后, 提出以下4条建议: (1)建设壶菌病原基础数据平台, 建立壶菌病常规检测部门, 并将壶菌病监测纳入野生动物疫病监测体系; (2)深入开展我国两栖动物不同地理区系壶菌感染情况的相关研究; (3)探索学科交叉与部门合作, 如流行病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和生态学等; (4)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构建符合特殊亚洲环境的壶菌感染和预测模型。本研究将为两栖动物保护拓展新思路, 助力我国两栖动物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为应对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遏止与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 生物多样性信用以碳信用为蓝本应运而生。与以生物多样性损失为前提的生物多样性抵消不同, 生物多样性信用是一种可测量、追踪和交易的, 能为生物多样性带来净效益的经济工具。本文旨在介绍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概念内涵, 详细阐释了其与生物多样性抵消和碳信用的概念异同, 在参考高质量碳信用的基础上汇总了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原则, 包含其核算方法和治理体系, 同时介绍了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 提供了不同交易项目的具体实践案例, 并梳理了生物多样性信用在定价、是否会成为企业漂绿的工具、监管与治理体系以及与碳信用的兼容等4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未来, 生物多样性信用挑战与机遇并存。

地方立法是中国自然保护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然保护区地方立法从数量上看已不少, 但整体上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提质增效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本文通过对116部中国自然保护区地方法律规范的实证分析发现, 自然保护区地方立法主要呈现立法时间跨度较大、立法数量新时期增长较快、立法地域分布广泛、立法模式上综合性与专门性相结合等特征。当前, 自然保护区地方立法面临着过时立法、抵触立法、重复立法等诸多问题。为有效破解上述难题, 可尝试从立法清理和立法特色两个维度下功夫, 加快地方立法清理的工作进程, 突出地方立法特色, 提升中国自然保护区地方立法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