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格局是影响植物物种多样性(PSD)和功能多样性(PFD)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然而, 目前对景观格局动态的作用机制仍然不清楚。浑善达克沙地固定沙丘、半固定沙丘、流动沙丘、丘间低地、湖泊和建设用地镶嵌分布, 形成了复杂的景观格局, 是揭示这种机制的理想地区。本文对该地区2008-2017年的遥感图像进行处理, 对PSD和PFD进行实地调查和分析, 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识别了对PSD和PFD有显著贡献的景观格局指数;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解析了景观格局动态变化对PSD和PFD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 PSD和PFD均受2-4年前景观格局的影响。PSD主要受形状指数、面积和边缘指数以及聚集指数的重要影响, PFD主要受形状指数和聚集指数的影响。由于环境过滤和扩散限制, 欧氏邻近距离指数和分离度指数是描述PFD的良好指标。综上, 在世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土地的景观规划、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过程中, 必须考虑景观的动态和演变。

三星堆遗址城墙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不同维护措施下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根系与土壤抗冲性的关系对防止遗址城墙水土流失、发挥原生植被的水土保持作用意义重大。本研究基于样地调查, 以三星堆遗址城墙的草本植物群落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自然更新、种植、弃耕、灌木去除、修剪5种维护措施下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根系和土壤抗冲性特征及其相关性。结果表明: (1)研究区共记录草本植物103种, 隶属40科81属, 以菊科及禾本科植物占优, 多年生草本植物居多。(2)灌木去除样地的物种多样性水平相对较高, 自然更新样地次之, 再次是修剪样地和种植样地, 弃耕样地物种多样性水平显著低于其余样地(P < 0.05)。(3)灌木去除样地和自然更新样地的土壤抗冲系数(分别为138.86 L/g和118.31 L/g, 二者无显著差异(P > 0.05))显著高于其余类型(P < 0.05)。除根长密度外, 灌木去除样地的根表面积密度、根体积密度和平均根径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P < 0.05)。(4) 4种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物种丰富度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根长密度、平均根径、分叉数均与土壤抗冲系数极显著正相关(P < 0.01); 根表面积密度、根体积密度与土壤抗冲系数亦显著正相关(P < 0.05)。综上, 灌木去除样地与自然更新样地的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根系参数与土壤抗冲性较好。结合城墙区域的植被特点和遗址保护的原真性, 建议实行以自然更新为主的原生境保护措施, 必要时辅以如灌木去除、修剪等维护措施, 有效提升物种多样性和土壤抗冲性, 促进三星堆遗址城墙植被的可持续发展和原生态展现。

昆虫均为完全或不完全变态发育, 其幼虫和成虫阶段往往有着不同的资源需求。研究昆虫在幼虫和成虫阶段的生态位和适合度, 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昆虫物种共存和群落构建的认识。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和伊米果蝇(D. immigrans)是全球广布的两种果蝇, 它们常常发生在相同的季节, 且均在腐烂的水果上产卵, 幼虫寄生在其中完成生长发育。本研究通过转瓶实验评估了这两种果蝇在连续竞争过程中的内禀增长率和种内与种间竞争系数, 并进一步检验了它们的成虫对产卵场所, 以及幼虫对食物的竞争强度, 据此计算了两个物种在成虫和幼虫阶段的生态位分化与适合度差异, 在当代物种共存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了影响两种果蝇共存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 连续饲养过程中, 黑腹果蝇表现出更高的适合度, 大概率会竞争排斥掉伊米果蝇。具体而言, 两种果蝇在幼虫和成虫期均有极大的生态位重叠, 虽然伊米果蝇成虫对产卵场所有着更高的利用率, 黑腹果蝇的幼虫在生长发育阶段对饲料有着更高的利用率, 但两种果蝇在成虫、幼虫阶段竞争的结果更多地取决于谁先占据资源。本研究表明昆虫在不同发育阶段对资源利用率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们共存的可能性。

生物多样性的海拔格局一直是生态学、生物地理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研究利用红外相机对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整垂直带的兽类和鸟类开展连续10年的野外监测, 分析了保护区当前鸟兽多样性及受胁情况, 并通过整合水平与垂直分布的多样性格局开展热点与空缺分析。2012-2021年间共设置了116个红外相机点位, 相机累计拍摄85,164个工作日, 获得可识别独立有效照片21,194张, 共记录到兽类24种, 鸟类50种。兽类受威胁物种比例较高, 为45.83%。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 RAI)最高的5种兽类为赤麂(Muntiacus vaginalis)、小麂(M. reevesi)、红腿长吻松鼠(Dremomys pyrrhomerus)、鼬獾(Melogale moschata)和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 而红颊獴(Herpestes javanicus)和水鹿(Rusa unicolor) RAI最低, 仅各拍摄到1次。RAI最高的4种鸟类是白鹇(Lophura nycthemera)、紫啸鸫(Myophonus caeruleus)、黄腹角雉(Tragopan caboti)和白眉山鹧鸪(Arborophila gingica), 有42种鸟类的RAI指数小于1, 主要来自雀形目、鴷形目和鸮形目。广义加性模型结果表明, 兽类和鸟类的物种丰富度与海拔显著相关, 呈典型的“中峰格局”, 中海拔(1,000-1,400 m)物种丰富度较高。β多样性分析表明低海拔和高海拔与其他海拔段之间的分类相异性最高, 中海拔段之间的相异性相对较小。热点与空缺分析表明,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主要集中分布在3个热点地区, 且全部分布于中高海拔; 同时部分区域具有较高的鸟兽多样性, 但并未包含在保护区范围内。总体看来, 当下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仍面临较为严峻的保护压力。在南岭国家公园建设大背景下, 我们建议当地管理部门: (1)以物种为单元, 针对重点物种制定保护管理政策, 特别是大中型兽类; (2)充分重视保护区中高海拔地段的生境管理, 维持区内完整的气候与生物垂直带谱; (3)建立多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关注人为干扰、环境因子、功能特征、种间互作网络和进化历史等综合因素对野生动物分布格局的长期影响。

城市化导致的栖息地破碎和丧失是全球范围内威胁野生动物生存的重要因素。两栖动物是受城市化威胁最严重的陆生脊椎动物类群。研究城市化区域两栖动物空间分布格局, 探究影响其片断化小种群间基因交流的景观连通性等问题, 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城市化对野生动物种群的作用机制及造成的影响, 能够为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指导。本研究以上海地区金线侧褶蛙(Pelophylax plancyi)为研究对象, 基于Landsat-8卫星影像, 获取上海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地表温度等景观、环境数据。结合野外种群调查, 通过最大熵(maximum entropy, MaxEnt)模型得到金线侧褶蛙在本地区的潜在空间分布格局; 基于电路理论(Circuitscape)计算各小种群间的扩散阻力距离; 结合微卫星位点(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和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计算各小种群间的遗传距离(F_ST), 通过Mantel相关性检验探讨地理距离和阻力距离对各小种群间遗传分化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 (1)金线侧褶蛙栖息地适宜性随城市化水平的增高而显著降低; (2) NDVI是影响其潜在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金线侧褶蛙更倾向于栖息在植被覆盖度较高的区域; (3)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但随着景观扩散阻力的增大而显著增大。因此, 保护和维持郊区连续栖息地以及市区仍然保留的斑块化栖息地是现阶段保护以金线侧褶蛙为代表的本土两栖动物的首要措施。而通过优化城市景观结构, 加强针对不同野生动物类群的廊道建设, 促进野生动物小种群间的基因交流, 则是实现城市化区域野生动物多样性自维持和长期保护的有效途径。

作为长江上游唯一未在干流建坝的一级支流和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赤水河流域孕育和保护了极为丰富的底栖动物多样性。然而对赤水河底栖动物的了解仍不充分, 缺乏涵盖整个流域的连续性、季节性的底栖动物调查。本研究于2019-2021年按季度开展4次调查, 系统评估了赤水河水系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 更新了物种名录, 甄别出其驱动机制及受胁因素, 并提出相应的保护对策。本次调查共记录底栖动物5门9纲22目86科186属209种。全流域优势种均为昆虫类, 如蜉蝣属一种(Ephemera sp.)、扁蜉属一种(Heptagenia sp.)、河花蜉属一种(Polamanthus sp.)、四节蜉属一种(Baetis sp.)、潜水蝽科一种(Naucoridae sp.)和多足摇蚊属一种(Polypedilum sp.)。春季底栖动物的物种丰富度、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均高于其他季节。上游的密度、物种丰富度、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Simpson优势度指数均明显高于中下游。主坐标分析显示, 不同季节和不同河段间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差异显著。冗余分析结果显示, 底栖动物的分布主要受底质、海拔、流速、溶解氧、NH₄⁺-N和大尺度空间因子PCNM1、PCNM2、PCNM3、PCNM6的驱动。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环境过滤对群落结构的影响大于空间因子(随机效应)。流域内的多重人类活动(如支流的梯级电站、采矿业、土地开发利用、酿酒业、旅游业等)严重影响底栖动物多样性。建议采取退耕还林、维持水文的自然节律、管控采矿业和酿酒业、优化防治外来入侵种等一系列对策, 建立有效的预测和风险评估机制。

揭示热带木本豆科与樟科植物的叶内生细菌群落的物种与代谢功能群组成差异及其驱动因子有助于理解热带森林的植物适应性和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本研究采用Illumina Miseq测序平台检测海南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中豆科与樟科植物叶内生细菌, 并采用FAPROTAX微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代谢功能数据库注解内生细菌功能。从豆科植物的长脐红豆(Ormosia balansae)、软荚红豆(O. semicastrata)与樟科植物的厚壳桂(Cryptocarya chinensis)、硬壳桂(C. chingii)共4种植物检测到叶内生细菌可操作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s)达1,123个, 隶属于21门36纲51目92科160属, 其中有600个OTUs被鉴定为变形菌门, 72个OTUs为酸杆菌门, 分别占总细菌序列数的57.17%和15.12%; 噬纤维菌目的薄层菌属(Hymenobacter)及根瘤菌目的甲基杆菌属(Methylobacterium)的细菌物种最丰富, 分别达37和27个OTUs。叶内生细菌物种组成在豆科与樟科植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ANOSIM: R = 0.5792, P = 0.004)。基于群落非参数性检验的环境向量拟合分析(environmental vector fitting, Envfit)结果表明, 对叶内生细菌群落物种组成影响最大的是叶全钾含量(leaf potassium content, LKC)与比叶面积(specific leaf area, SLA)。有明确分类信息且功能已注释的叶内生细菌OTUs占总OTU数的54.63%, 涉及28类代谢功能群, 其中固氮功能群、好氧化能异养功能群、纤维素分解功能群、甲醇氧化功能群、甲烷氧化功能群、尿素分解功能群等6类功能群的相对多度在非豆科的厚壳桂属(Cryptocarya)显著高于豆科的红豆属(Ormosia)植物。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NMDS)结果表明, 细菌代谢功能群主要受SLA和叶全磷含量(leaf phosphorus content, LPC)影响。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非豆科植物叶内生细菌群落中相对多度较高的碳、氮代谢功能群可能是其对低有效养分的土壤环境的适应性机制之一。

生物结皮在干旱半干旱区具有极为重要的生态功能, 细菌是生物结皮中的重要微生物类群, 在生物结皮形成、养分循环与调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 对于毛乌素沙地生物结皮演替过程中细菌群落多样性和关键环境因子的认识尚不清楚。因此, 本文通过qPCR和高通量测序方法调查了毛乌素沙地裸地、藻结皮、地衣结皮和藓结皮之间的细菌丰度和群落多样性, 并探究了生物结皮中细菌群落及其与关键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随着生物结皮的演替, 细菌16S rRNA基因丰度呈显著上升趋势, 细菌Chao 1、Shannon指数和系统发育多样性呈先降低后增加的模式。生物结皮不同阶段的细菌门、目和属的相对丰度均存在显著差异, 在裸地阶段优势细菌类群是拟杆菌门的噬几丁质菌目、放线菌门的红色杆菌目和变形菌门的根瘤菌目; 藻结皮和地衣结皮中均以蓝藻门的颤藻目占绝对优势; 藓结皮的细菌以拟杆菌门的噬几丁质菌目和变形菌门的根瘤菌目占优势。全磷、全氮、pH和总有机碳是影响土壤细菌群落的关键环境因子。综上所述, 生物结皮的演替通过改变土壤理化特性, 为细菌群落提供了不同生态位, 其中, 土壤养分和pH等环境因子对毛乌素沙地生物结皮细菌物种筛选和群落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

原生生物在草地生态系统养分循环、微生物群落稳定和土壤肥力维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揭示亚高山草甸退化过程中土壤原生生物群落组成和多样性变化格局及环境驱动机制, 本文利用18S rDNA高通量测序技术研究了五台山不同退化阶段(未退化(nondegraded, ND)、轻度(lightly degraded, LD)、中度(moderately degraded, MD)和重度退化(heavily degraded, HD))亚高山草甸土壤原生生物群落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 丝足门、褐藻门、纤毛门、叶足亚门、锥足亚门、绿藻门和顶复门是亚高山草甸土壤原生生物的优势门(相对丰度 > 1%)。纤毛门、叶足亚门、绿藻门、Choanoflagellida和Perkinsea的相对丰度在4种不同退化程度草甸中存在显著差异(P < 0.05)。LEfSe分析显示未退化草甸中主要富集了Perkinsea类群, 轻度退化草甸中富集了盾纤目类群, 中度退化草甸中富集了变形虫纲和卵菌纲类群, 中度退化草甸中主要富集了绿藻纲和硅藻纲类群等光合自养原生生物。随着亚高山草甸退化加剧, 土壤原生生物群落α多样性呈下降的趋势(P < 0.05)。总氮、植物Shannon-Wiener指数、地上生物量、土壤含水量和铵态氮是土壤原生生物群落结构变化的主要预测因子。方差分解分析(variance partitioning analysis, VPA)结果表明土壤理化因子和植被参数共同解释了原生生物群落结构变异的38.44%, 且土壤理化因子(20.69%)解释度大于植被参数(7.85%)。五台山亚高山草甸退化过程中土壤原生生物群落α多样性和结构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土壤环境因子是影响原生生物群落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结果加强了原生生物群落作为指示草地退化指标的潜力, 可为科学全面地评价亚高山草甸土壤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提供数据支撑与参考。

胡桃(Juglans regia)是重要的木本经济作物, 在我国北方广泛栽培。然而, 目前缺乏对北方地区胡桃的遗传多样性和群体结构的全面认识, 限制了胡桃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本研究以北方六省区的19个群体的491份胡桃样本为对象, 基于31对多态性微卫星引物的基因分型数据, 分析其遗传多样性、遗传分化和群体结构。遗传多样性估算结果表明胡桃群体遗传多样性较低(N_A = 2.620, H_O = 0.368, H_E = 0.368), 遗传变异主要分布于群体内(84%), 群体间的遗传分化较低(F_ST = 0.16), 这可能与该地区胡桃是人为引入栽培、长期人工选择和扩散等有关。遗传结构分析发现胡桃包含东、西两个组, 其中青海海南州的一个群体构成一组, 其余省份的群体为另外一组, 组间具有较高水平的遗传分化(F_ST = 0.32), 但两个组交汇区的群体有基因渐渗的信号, 这种遗传格局可能由栽培历史和局域环境所塑造。基于上述结果, 我们建议对青海海南州和甘肃天水市的两个群体进行优先保护。本研究明晰了北方六省区胡桃的遗传多样性和群体结构, 提出胡桃遗传资源的保护策略, 有望为胡桃种质资源的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每5年组织科学论证评估, 根据论证评估情况进行调整, 也可以根据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及时进行调整, 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名录调整对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不断适应各种新的变化和要求至关重要。为提高名录调整的效率和合理性, 有必要建立一套高效的遴选方法。本研究使用公开的中国脊椎动物名录(不含海洋鱼类)数据, 从国内外已广泛使用、由专门的组织或机构编制发布的专项名录中, 选用了6项8个指标并赋予权重来遴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整名录, 并进行了案例研究。所得到的案例名录有一级保护动物204种、二级718种, 合计922种, 其中92.0%的物种与2021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相对应部分相同, 两者一致性较高; 2021年名录中有8.0%的物种未进入案例名录, 案例名录中有7.6%为新增种, 并对部分物种的保护等级进行了调整。案例名录明显提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全球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种、中国特有种的保护比例(分别提升了6.5%、5.2%和5.6%), 契合遴选出更濒危、更有意义、更具代表性物种进行保护的原则。本方法所需数据全都取自公开的大数据, 将遴选方法由过去的专家评估转变为先进行定量评估, 再进行专家复审的方式, 提升了名录的客观性、准确性以及不同类群之间的协调。本方法简便易操作, 也可供其他生物类群借鉴。

访花和传粉昆虫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但我国相关昆虫类群的本底数据非常缺乏。作为基于特定基因序列的物种划分方法, DNA条形码在标本鉴定、新物种发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种群遗传和进化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报道了福建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双翅目、膜翅目和鞘翅目3个类群访花昆虫的815条线粒体COI条形码数据, 并详细提供了所获样品的海拔分布信息。该数据集可为地区性昆虫多样性的DNA条形码数据库构建、隐存种发现、海拔梯度物种遗传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研究提供帮助。

在景观尺度上, 沿不同环境梯度分布着多个局域群落, 这些局域群落通过物种扩散相联系, 形成了集合群落(metacommunity)。当同时考虑集合群落的物种组成和种间互作时, 出现了集合网络(metanetwork)的概念。近年来, 基于集合网络的概念, 运用网络分析的方法描述物种互作在多个群落中的分布和动态成为生态网络研究的新趋势。在网络分析中, 研究的尺度及对应于不同数据类型的众多网络指标及其统计推断思路常常让研究者感到困惑。本文首先对网络指标进行了归类整理, 将其划分为全局网络指标和局域网络指标, 解释了网络指标的应用场景、计算过程和生态学意义, 讨论了采样强度对网络指标的影响以及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介绍了基于互作多样性的网络β多样性指标。随后, 梳理了网络分析中基于单一网络指标和网络β多样性指标的统计推断思路。在此基础上, 总结了近年来从集合群落到集合网络的研究趋势的演变。我们对网络分析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强调在研究性论文中应该考虑物种系统发育关系对网络组成和互作的影响。多层网络能从更广泛的物种互作尺度反映群落结构, 揭示更加全面的群落动态。集合网络的分析思路应保持一致, 以利于在不同研究之间进行比较。

苔藓与固氮蓝藻形成的共生体是许多受氮限制的天然陆地生态系统氮的主要来源, 在全球氮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生态系统的苔藓-蓝藻共生体物种组成及生长环境不同, 固氮能力差异巨大。目前苔藓-蓝藻共生体的研究集中在北半球高纬度生态系统中, 其他生态系统报道较少且零散。本文统计了已报道的苔藓-蓝藻共生体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分布、物种组成、蓝藻定殖率、蓝藻丰度及固氮潜力。统计发现, 全球目前共发现参与苔藓-蓝藻共生的苔藓植物41科58属110种, 蓝藻9科17属(≥ 26种); 不同生态系统苔藓-蓝藻共生体的苔藓物种组成差异大, 例如在北方森林中, 赤茎藓(Pleurozium schreberi)-蓝藻为优势共生体, 泥炭藓(Sphagnum spp.)-蓝藻是湿地生态系统中的优势共生体, 而念珠藻(Nostoc)类以其独特的生理特性和强大的生态适应能力成为多数生态系统中的优势蓝藻类群; 不同生态系统中蓝藻在苔藓植物上的定殖率、丰度及固氮能力具有较大差异; 在全球生态系统中, 北极苔原及北方森林生态系统的固氮量均较高, 最高的固氮量发生在北极苔原生态系统(1.3-24.6 kg N·ha^-1·yr^-1), 最低发生在温带草原生态系统(0.008-0.124 kg N·ha^-1·yr^-1)。最后, 本文展望了苔藓-蓝藻共生体多样性及固氮研究的前景和亟待加强的研究方向。本文将为苔藓-蓝藻共生固氮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并为进一步探讨其在全球氮循环中的地位提供数据和理论支撑。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比中国和欧洲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有助于完善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首先, 从城市发展和生态系统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 基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载体和功能, 聚焦生境保护、空间规制和协同治理等实现路径, 提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框架。然后, 系统梳理、总结和对比中国与欧洲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发现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理念鲜明、治理效果明显, 但仍然存在改进空间。在城市发展规划方面, 欧洲城市生物多样性规划体系全面系统、针对性强, 而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发展规划融合不足, 建议加强二者的有效衔接; 在城市绿地建设方面, 欧洲城市日益重视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完整性, 而中国城市仍以公园等传统绿地建设为主, 应提升微观尺度绿地空间利用和生态系统营造; 在生态保护补偿方面, 欧洲城市在多元化、市场化补偿方面探索较多, 而中国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机制尚不成熟, 建议逐步探索绿色基金等多元化补偿方式; 在公众参与方面, 欧洲城市强调自下而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 而中国仍以政府为治理主体, 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有待提高。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落实是新阶段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中之重。本文基于相关文献资料查阅, 引入协同治理模型(Starting conditions-Facilitative leadership-Institutional design-Collaborative process, SFIC模型), 旨在以一种整体性、系统性思路考察《昆蒙框架》落实面临的挑战, 并分析总结应对策略, 以期为《昆蒙框架》落实提供一定参考。首先, 根据《昆蒙框架》落实对全球协同的客观需要, 以及现有研究整体性分析思路缺乏的情况, 引出本文使用的SFIC模型并说明适用性。然后, 根据SFIC模型运行的要素, 结合现实情况, 分析了《昆蒙框架》落实面临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治理基础、合作关系、参与动机、信息沟通、信任建立、资金筹措、后续协商、制度设计、主体领导等方面的挑战。最后依照SFIC模型, 从推动资源调动和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促进三方援助合作、加强信息沟通共享、强化信任建设、发掘资金潜力、推进协商谈判、寻求制度约束性与激励性的平衡点、提高制度公正合理性、加强联合国责任机构领导力、发挥大国示范担当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

生物多性保护实践涉及到两大基本问题: 一是我们要保护的是什么, 二是我们优先保护什么。从保护对象的角度看, 物种和个体均不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恰当对象, 准确的目标是“物种多样性”。所有的物种都在物种分化程度与分化时间上千差万别, 从而导致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去划分不同的物种。从多样性或者说物种多样性的目标出发, 作为保护对象的物种必须是独立进化的单元, 同时, 它必须有一个可操作的、相对合理的界定方法, 而整合分类法可能就是一条极具吸引力的道路。生物分类学家应当尽可能利用整合分类思想和整合方法, 建立可操作的、相对合理的物种概念和优先保护级别划分体系, 以避免实际工作中的冲突与困境, 更好地服务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