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为高质量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编制了《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类型与典型植被区划特点、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因素, 根据现有植物园的分布情况、工作基础, 依据国家代表性、科学系统性、社会公益性等准入条件, 在已设立2个国家植物园的基础上, 遴选了14个国家植物园候选园纳入空间布局, 构建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国家植物园体系, 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原则, 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本文简要介绍了《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编制背景、程序、思路和重点考虑, 展望未来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将有效发挥国家植物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为实施《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中国方案。

植物园具有渐进式古老根源, 其理念源远流长, 可追溯至华夏草药文明史上的“神农本草园”。而现代植物园的历史则可追溯到早期欧洲大学的药用植物园, 其前身为中世纪草药园, 是传统植物学和古代园林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演进。历经欧洲文艺复兴后500年的演进, 现代植物园不仅是重要的科学艺术中心, 而且已发展成为自然、文化、艺术和科学交融的植物学机构。同时, 不断面临新挑战、适应新变化、承担新使命, 目前全球植物园已步入多模式并存、以迁地保护为核心使命的可持续发展时代。展望未来, 我国国家植物园建设应建立更高效运行的植物迁地保护体系, 遵循更严格的科学标准, 实施更高水准的专业管理, 有效弥合植物园的历史遗产与当前的保护需求。我国植物园界要坚持迁地保护优先理念, 在深入评价迁地植物区系的价值基础上, 建立国家活植物收集体系、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 推进植物保护研究、资源发掘应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21年12月和2022年5月, 国务院分别批复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 在广州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批复文件要求, 国家植物园和华南国家植物园要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国家植物园具有国家代表性、科学系统性和社会公益性。世界一流植物园应在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资源可持续利用、科普宣教和园林园艺展示等方面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且引领其他植物园发展。中国特色是指植物园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植物、传统文化、园林艺术、体制机制等。从植物园历史维度、功能维度和使命维度看,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国家植物园的主要特征有: (1)具有一定的发展历史,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驱动下持续开展野生植物保护、研究与利用相关工作, 在国内外植物园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 (2)在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资源可持续利用、科普宣教和园林园艺展示等5个功能领域, 部分或全部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3)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 科技支撑国家或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修复、气候变化应对和可持续发展。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 是全世界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又一次集体行动, 也开启了中国主导全球环境治理之先河。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创新实践, 在建设过程中, 应该将《昆蒙框架》的目标作为其重要内容。本文对照《昆蒙框架》的长期目标和2030年具体目标, 提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中可以研究回答的26个问题和27项保护行动, 并提出植物物种大普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遗传多样性调查、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植物零灭绝保护实践、生态修复计划、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保护与可持续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等7项优先行动。通过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提高我国执行《昆蒙框架》的能力与水平, 也是检验植物园体制创新成效最为直接的试金石, 其成功实践也将为全球其他生物多样性大国提供样板和借鉴。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存在的问题, 尤其是因气候变化等原因导致就地保护存在的不确定性、迁地保护居群遗传多样性丧失、遗传漂变导致的一系列遗传风险等, 进而提出了植物并地保护(parallel situ conservation)的概念及方法。并地保护是依据植物居群间的基因流动态规律进行保护物种的迁地保育设计, 其核心是受保护物种通过居群间花粉传播的基因流连接自然居群与迁地保护居群。并地保护就是在自然保护区等就地保护区域内或周边花粉可传播范围内, 建立植物迁地保育圃, 使迁地保护居群与自然居群之间维持基因交流, 即: 将迁地保护小居群融入自然大居群的基因池并有效维持物种的适应性进化潜能。深入的“一种一策”的花粉流检测和保育圃设计是该方法成功的关键。并地保护与其他植物保护途径相互补充, 对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全面了解天津野生维管植物资源的现状并为开展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提供基础资料, 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 通过文献收集、标本考证、数据分析, 并结合作者的野外调查结果, 按照维管植物最新的分类系统整理出天津野生维管植物名录, 并根据标本信息和文献核实了每个物种县市级的分布信息。结果显示, 天津共有野生维管植物135科519属996种(含种下等级), 其中石松类1科1属4种, 蕨类植物12科18属31种, 裸子植物2科2属2种, 被子植物120科498属959种。物种数量最多的前10个科为: 菊科(123种)、禾本科(87种)、豆科(67种)、莎草科(41种)、蔷薇科(40种)、苋科(36种)、唇形科(28种)、蓼科(27种)、毛茛科(22种)、十字花科(22种)。含物种数量最多的10个属为蒿属(Artemisia, 21种)、莎草属(Cyperus, 14种)、苋属(Amaranthus, 14种)、蓼属(Persicaria, 14种)、委陵菜属(Potentilla, 12种)、薹草属(Carex, 12种)、大戟属(Euphorbia, 11种)、鹅绒藤属(Cynanchum, 10种)、紫菀属(Aster, 9种)、风毛菊属(Saussurea, 9种)。石松类仅有卷柏科(4种), 蕨类植物包含物种数最多的前3个科为凤尾蕨科(7种)、鳞毛蕨科(4种)、岩蕨科(4种)。天津地区野生植物种类主要以广泛分布的常见种为主, 无特有种分布。根据文献和标本记录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8种。近年来入侵植物种类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建议今后加大野外调查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重点关注天津珍稀濒危维管植物状况和外来入侵植物扩散形势, 加强专科专属研究, 不断修订后续名录, 为天津乃至京津冀的生物多样性保育提供支持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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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了解新疆野生维管植物资源现状,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通过文献收集、标本考证并结合野外考察及最新的分类学研究成果, 对新疆野生维管植物名录进行了整理和更新。结果表明, 新疆共有野生维管植物113科800属4,109种(含种下分类群, 下同), 其中石松类和蕨类植物14科23属52种, 裸子植物3科6属22种, 被子植物96科771属4,035种。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中物种数最多的前4个科为铁角蕨科(9种)、木贼科(8种)、鳞毛蕨科(7种)和冷蕨科(7种), 最多的属是铁角蕨属(Asplenium, 9种); 麻黄科(11种)和麻黄属(Ephedra, 11种)分别是裸子植物中物种数最多的科和属; 被子植物是新疆野生维管植物最主要的组成成分, 分别占科、属、种总数的85.0%、96.4%和98.2%, 其中物种数最多的前5个科分别是菊科(600种)、豆科(465种)、禾本科(423种)、十字花科(215种)和毛茛科(181种), 前5个属分别是黄芪属(Astragalus, 212种)、棘豆属(Oxytropis, 101种)、薹草属(Carex, 86种)、蒿属(Artemisia, 65种)和葱属(Allium, 64种)。此外, 本名录涉及新疆存疑物种20科41属53种; 国家保护植物20科26属59种; 新疆保护植物46科73属125种; 受威胁植物38科61属95种。本研究可为《新疆植物志》的修订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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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了解青海野生维管植物资源现状, 为青海植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本底资料, 本文在已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 全面收集青海植物研究的相关文献, 结合多年野外调查数据和标本信息, 整理并更新了青海野生维管植物名录, 85.01%的物种和种下类型附有凭证标本(包括采集人、标本采集号和条码号)、产地、生境、分布等信息。青海共分布野生维管植物109科602属2,916种(含亚种、变种), 其中,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12科20属55种; 裸子植物3科6属36种; 被子植物94科576属2,825种, 与《青海植物名录》相比增加了500种。统计结果显示, 青海省野生维管植物中物种数排名前10位的优势科分别为菊科(346种)、禾本科(343种)、豆科(222种)、毛茛科(160种)、蔷薇科(146种)、十字花科(113种)、列当科(96种)、龙胆科(90种)、莎草科(86种)和石竹科(84种), 总计1,686种, 占青海野生维管植物总数的57.82%; 排名前5位的优势属分别为黄芪属(Astragalus, 95种)、马先蒿属(Pedicularis, 83种)、风毛菊属(Saussurea, 76种)、蒿属(Artemisia, 66种)和薹草属(Carex, 65种); 科的组成以小于20种的科为主, 属的组成以小于5种的属为主。同时, 本名录共收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7种(均为二级), 分属17科25属。本名录将为青海植物本底资源调查、野外监测、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 是我国陆地面积第二大的省级行政区, 这里有世界最大和最高的高原, 也有世界上纬度最高的热带雨林, 该地区是世界上海拔落差最大的植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西藏维管植物多样性的著作主要有成书于1983-1987年间的《西藏植物志》(1-5卷), 该书主要基于对青藏高原科考队的阶段性总结, 但是对于藏南地区植物的收录很不全面。本研究主要依据植物志、期刊文献、学位论文等文献资料, 并结合标本数据, 辅以中国植物图像库的图片, 以及作者的野外调查编制了西藏自治区维管植物多样性名录以及县市级分布数据集。本数据集的每一条记录即为一个分类群在具体某个县市级的分布, 包括类别、生存状态、科中文名、科拉丁名、属中文名、属拉丁名、种中文名、种拉丁名、命名人、县市级分布、文献凭证、文献备注、标本凭证、图片凭证等。截至2023年8月, 本数据集收录西藏自治区维管植物50,525条分布记录, 完成了西藏维管植物编目。西藏维管植物名录包含维管植物252科2,049属11,853种(含种下等级), 其中石松类植物2科7属50种, 蕨类植物31科110属699种, 裸子植物6科19属84种, 被子植物213科1,913属11,020种。种数最多的前10个科依次是菊科、兰科、禾本科、豆科、蔷薇科、杜鹃花科、毛茛科、唇形科、报春花科和伞形科。另外, 本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西藏自治区维管植物分布存疑或排除的物种名单, 共121科454属900种, 供后续进一步研究。本文数据将为《西藏植物志》第二版的编撰提供基础本底资料和系统框架, 并将为西藏植物多样性保护和监测以及植物资源利用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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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等植物物种多样性位居全国第六。本研究依据植物志、植物图鉴、保护区植物名录、期刊文献、学位论文等文献资料, 并结合标本数据和中国植物图像库的图片, 以及作者的野外调查, 编制了广东省高等植物多样性名录和县市级分布数据集。本数据集的每一条记录即为一个分类群在某个具体县市级的分布。截至2023年7月, 本数据集收录广东省高等植物72,279条分布记录, 共计374科2,284属8,106种(含种下等级)。广东省本土野生高等植物350科1,828属6,864种, 其中苔藓植物(包括角苔类、苔类和藓类) 96科272属865种,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36科123属642种, 裸子植物7科17属35种, 被子植物211科1,416属5,322种, 有17种为广东省新分布种。种数最多的前10科依次是禾本科、豆科、兰科、莎草科、茜草科、唇形科、菊科、蔷薇科、樟科和苦苣苔科。本数据集也收录了广东省入侵植物58科204属323种、归化植物62科206属257种, 以及常见栽培植物129科441属662种。另外, 本研究还提供了一个广东省高等植物分布存疑或排除的物种名单, 共182科545属905种, 供后续进一步研究。本文数据将为《广东植物志》第二版的编撰提供基础资料和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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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种群结构受生境过滤、扩散限制、种内和种间相互作用等多重过程的影响。研究物种的空间分布格局、物种关联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有利于揭示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 探索群落稳定演替的生态过程。季风常绿阔叶林作为我国热带-亚热带交错区典型的地带性植被类型, 是研究交错区物种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平台。本研究基于普洱30 ha季风常绿阔叶林动态监测样地的调查资料, 采用点格局分析的方法, 对3种不同种子扩散方式的优势种即短刺锥(Castanopsis echidnocarpa)、茶梨(Anneslea fragrans)、西南桦(Betula alnoides)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随尺度的变化进行研究, 分析了生境过滤和扩散限制对物种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以及不同生活史阶段间的种内和种间关联。结果显示: 短刺锥和茶梨在山脊和山坡分布居多, 而在沟谷较少, 西南桦则主要分布于山坡。3种优势种在完全随机模型下所有尺度上均表现为聚集分布, 且聚集强度随空间尺度的增大而减小。排除生境异质性后, 所有优势种只在小尺度上表现为聚集分布, 大尺度上为随机分布或规则分布。扩散限制对短刺锥和茶梨的分布格局影响较小, 而对西南桦的分布格局影响较为显著。在种内不同径级的空间关联上, 短刺锥和茶梨种内不同生长阶段树木之间存在相关性, 但西南桦则相关性不明显; 在种间关联上, 短刺锥和茶梨为正相关, 和西南桦为负相关, 茶梨和西南桦则正、负相关都存在。本研究表明, 物种的空间分布格局是物种本身属性和环境条件的综合反映, 其中生境过滤和扩散限制的关联效应是影响物种空间分布的主要原因。

藓结皮作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生物土壤结皮发育演替的稳定阶段, 参与了荒漠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为微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提供了微生境。了解藓结皮植物-土壤连续体不同粒径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对认识藓结皮的生态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Illumina MiSeq技术对藓结皮植物-土壤连续体以及结皮下层不同粒径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进行了分析。测序结果得到10,730个细菌变异序列(ASVs)和3,035个真菌ASVs。藓结皮附着土细菌群落α多样性指数低于结皮下层, 而藓结皮附着土真菌群落α多样性指数显著高于结皮下层和结皮抖落土。藓结皮层常见的细菌门有放线菌门、变形菌门、绿弯菌门、酸杆菌门、蓝细菌门、拟杆菌门, 结皮下层土壤常见的细菌门有放线菌门、变形菌门、绿弯菌门、酸杆菌门, 藓结皮附着土细菌群落变形菌门和拟杆菌门相对多度高于不同粒径藓结皮抖落土及藓结皮下层土。藓结皮层和藓结皮下层常见的真菌门有子囊菌门和担子菌门。藓结皮附着土与不同粒径抖落土在细菌群落微枝形杆菌属(Microvirga)、红色杆菌属(Rubrobacter)、苔藓杆菌属(Bryobacter)、土壤红杆菌属(Solirubrobacter)、地嗜皮菌属(Geodermatophilus)、鞘氨醇单胞菌属(Sphingomonas)、芽生球菌属(Blastococcus)、诺卡氏菌属(Nocardioides)、Rubellimicrobium、贫养杆菌属(Modestobacter)相对多度存在显著差异, 藓结皮附着土与不同粒径抖落土在真菌群落曲霉属(Aspergillus)、Knufia、Darksidea、粉褶蕈属(Entoloma)、Monosporascus、Bhatiellae、亚隔孢壳属(Didymella)、链格孢属(Alternaria)、Cladosporium、镰刀菌属(Fusarium)相对多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藓结皮附着土细菌和真菌共现性网络比不同粒径藓结皮抖落土和藓结皮下层土细菌和真菌共现性网络更复杂且连通性更好。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在微环境尺度探究生物土壤结皮参与荒漠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微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规律。

独龙族长期生活在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环境中, 直接依赖于当地的生物资源生存并发展, 积累了大量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民族生物学方法, 对独龙族传统生计中相关的传统知识进行调查, 并分析这些传统知识形成的原因及蕴含的生态思想。结果表明: 独龙族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 共涉及399种生物, 其中采集生计共涉及209种植物(包括大型真菌), 养殖生计涉及179种动植物, 材用生计涉及26种植物, 渔猎生计涉及34种动植物, 农耕生计涉及25种植物, 以及薪柴生计涉及31种植物。独龙族的采集、养殖、渔猎、薪柴收集和农耕实践等传统生计方式中蕴含可持续的生态思想, 有利于当地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随着独龙江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改善, 传统生计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且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例如外来文化的输入, 传承人的缺失, 单一作物的种植及生态政策保护的导向等。独龙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也受到威胁, 未来亟需加大与传统生计方式相关的传统知识调查、编目及宣传教育工作, 开展传统生计相关传统知识的研究, 充分挖掘和揭示传统生计方式的科学内涵, 加强对传统生计方式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传承及惠益分享, 挖掘独龙族传统生计方式中的精华部分, 为促进独龙江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服务。

潮间带蟹类是近岸底栖生物区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类群之一。我国南海北部潮间带底栖蟹类丰富, 但不同区域的研究进展差异显著。相较于粤东、北部湾和海南岛, 目前对粤西岸段潮间带蟹类区系的了解相对欠缺。东海岛与硇洲岛地处雷州半岛东侧, 其潮间带蟹类区系是揭示粤西及南海北部近岸底栖生物地理格局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基于对东海岛与硇洲岛22个采样点的潮间带采样调查, 结合对硇洲岛历史记录种的整理和订正, 编目更新了两岛的潮间带蟹类物种名录, 并梳理了各物种在中国海区沿岸的地理分布。本次调查共采集蟹类标本325号, 分属26科62属91种, 其中52种为两岛潮间带的新记录。至本研究止, 东海岛与硇洲岛共记录潮间带蟹类33科91属150种。其中72.0%的种类为南海-台湾海峡或南海-东海分布的热带/亚热带种, 28.0%为南海-黄渤海广布种。研究区域在近岸底栖生物区系上与南海周边地区关系密切, 90.7%的潮间带蟹类物种在海南岛有分布, 82.7%在北部湾有分布, 82.0%在台湾岛有分布, 72.7%在东南亚有分布。结果表明, 雷州半岛东侧在生物地理区划上与海南岛北部同属于中国亚热带近海底栖动物区系, 雷州半岛及琼州海峡对潮间带底栖生物扩散的地理屏障效应不甚明显。本研究可为中国近岸底栖生物区系区划研究、海洋生物资源利用与保护提供数据和参考。

蟹类是潮间带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重要代表, 也是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之一。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典型的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 在东亚海洋生物地理区划上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目前对该区域潮间带蟹类物种丰富度的了解有限, 其区系特点尚不明确。本文基于对该保护区内16个样点的采样调查, 结合东寨港历史分布记录种的整理和校对, 更新了东寨港潮间带蟹类物种名录, 并对其区系特点进行了分析。野外共采集蟹类标本207号, 分属17科39属64种。其中23种为东寨港新记录, 包括海南省新记录的突额薄板蟹(Elamena rostrata)和细爪拟相手蟹(Parasesarma ungulatum)。至本研究止, 东寨港共记录潮间带蟹类22科63属115种, 包括7种历史记录存疑种。研究结果表明, 东寨港潮间带蟹类区系具典型的东亚暖水性性质, 印度-西太平洋暖水区系成分占绝对优势, 且和中国南海北部大陆沿海区系的关系较密切, 与两广、福建等地沿海同属中国亚热带近海底栖动物区系。本研究可为保护区的物种编目、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南海北部生物地理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昆虫是草地中数量和种类最丰富的生物类群之一, 占据食物网的不同营养级, 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然而, 全球范围内昆虫数量和多样性持续降低, 对生态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作为全球变化的主要组分, 不断加剧的氮沉降导致植物多样性下降, 但其对昆虫多样性的影响及机制尚不明确。由此,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 发现氮沉降可以对昆虫种群数量和多样性产生正向、负向或中性影响, 其作用方向主要依赖于氮沉降持续的时间和强度、不同昆虫类群和草地类型。氮沉降能够通过改变植物多样性、植物生物量、植物营养、群落结构、微环境等多种途径影响昆虫的食物资源、生境适宜性以及种间相互作用, 进而对昆虫群落产生影响。未来从研究方法上应考虑氮沉降与其他全球变化因子的交互作用以及更大时空尺度的实验研究, 从研究内容上应加强氮沉降对草地昆虫食物网和多营养级关系作用的理解, 从研究机理上应重视昆虫关键功能性状对氮沉降的响应。本文有益于深入理解氮沉降对草地昆虫群落的作用规律及其调控机制, 并为全球变化背景下草地昆虫多样性的保护提供理论指导。

巴尔通体是一群全球广泛分布的细菌, 部分种类能引起多种人兽共患病, 宿主包括食肉类、反刍类、啮齿类、灵长类以及海洋中鲸类等哺乳动物。近年来, 世界各地陆续报道蝙蝠能够携带巴尔通体。为了解全球蝙蝠巴尔通体流行情况, 本文系统检索汇总了自2005年以来世界各地对蝙蝠巴尔通体的研究, 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巴尔通体在蝙蝠这一大类群中的感染状况、宿主分布及遗传进化关系等信息。分析发现, 在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6种蝙蝠体内检测到巴尔通体, 表明蝙蝠是巴尔通体重要的动物宿主。通过对蝙蝠巴尔通体柠檬酸合酶基因(citrate synthase gene, gltA)序列构建系统发育树, 发现绝大多数蝙蝠巴尔通体与其他宿主来源的巴尔通体亲缘关系较远, 构成蝙蝠巴尔通体独立的类群, 初步揭示这一类巴尔通体具有宿主特异性特征, 提示巴尔通体可能与宿主蝙蝠存在协同进化关系。

截至2022年, 农业农村部已公布139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农民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之一, 应认可其贡献。因此, 探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利用中的农民权益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参考。研究发现,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植根于遗产地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农民长期的实践经验, 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农业技术、传统知识、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生产系统。农民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保护者和传承者, 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不能忽视农民主体地位和权益的保护。根据现有法律制度,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利用中涉及的农民权益主要包括参与权、惠益共享与生态补偿。目前这3种权益的实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境。为此, 本文从激发农民参与意愿、完善农民参与机制、强化农民参与保障等方面提出农民参与权的实现途径; 从明确惠益共享内容、建立惠益共享机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提出农民惠益共享实现的举措; 从明确生态补偿主体、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和补偿方式等方面提出农民获得生态补偿的措施。以此保障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利用中的农民权益, 实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是解决各类自然保护地各种矛盾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历史性工作。我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从2020年2月开始, 省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逐步完善, 但最终形成一个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还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本文主要针对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分区、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生态保护红线衔接、永久基本农田调出等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和讨论, 认为: (1)以自然景观为主要风景资源和保护对象的风景名胜区, 可单独作为一个类别, 与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并列; 主要风景资源是人文景观的风景名胜区不宜列入自然保护地体系。(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主要功能是自然保护, 应归类为自然保护区, 而不应归类为自然公园。(3)不应再新增“生态自然公园”类型; 不应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公园名称改为森林自然公园、地质自然公园、湿地自然公园。(4)如果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统一分为两级管理, 则应该是国家级、省级。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湿地公园、国家级草原公园等都不宜省略“级”字。(5)可参照国家公园管控区、功能区分层设置方法, 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等也可分层设置管控区、功能区。不应简单地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3个功能区直接转为核心保护区(宜称严格控制区)和一般控制区2个管控区。风景名胜区、自然公园不宜整体按一般控制区管理, 也可设置核心保护区(即严格控制区)。(6)应肯定以自然景观为主要风景资源和保护对象的风景名胜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分类地位和自然保护功能, 应一并纳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中。(7)不宜把自然保护地整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而是把自然保护地内林地、草地、水域等土地利用类型中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地块”划入生态保护红线。(8)自然保护地是一个地理单元, 也是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镶嵌体。永久基本农田是高质量耕地的“地块”, 保留在自然保护地内并不会改变其生产空间属性, 可不调出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的制修订宜充分考虑各类自然保护地发展历史和管理现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