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之一，过去的几十年里受到森林砍伐、农业扩张和城镇化等土地利用改变的显著影响。目前，关于该区域溪流鱼类群落结构特征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响应特征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缺乏。本研究于2024‒2025年期间，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黎母山和尖峰岭及其周边溪流的40个点位进行了鱼类和环境数据的采集和调查工作。通过多元统计方法分析比较了黎母山和尖峰岭鱼类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差异，采用相似性百分比分析识别了导致鱼类群落组成差异的显著物种，并利用随机森林模型解析土地利用变化影响下溪流鱼类多样性的关键影响因子及其非线性响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黎母山和尖峰岭的鱼类群落组成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显著性差异，细尾白甲鱼(Onychostoma lepturum)、拟细鲫(Aphyocypris normalis)、海南马口鱼(Opsariichthys hainanensis)和嘉积小鳔鮈(Microphysogobio kachekensis)是引起群落显著差异的关键物种。黎母山的溪流鱼类物种丰富度指数显著高于尖峰岭，尖峰岭鱼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在各点位之间的变异性较低，分布更为均一。黎母山与尖峰岭鱼类群落多样性的主导因素及响应模式存在区域特异性，对土地利用及其影响下的环境因子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响应特征。雨养耕地百分比与海拔是影响黎母山鱼类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因子，草本覆盖耕地百分比、不透水面百分比、pH与电导率是尖峰岭鱼类多样性的主要影响因子。本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热带溪流鱼类群落组成和多样性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特征，为热带雨林溪流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区域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迁地保护植物园(ex situ conservation botanical garden)作为相对均质化的人工环境，为研究植物–传粉者互作的环境适应机制提供了理想模型。榕树(Ficus spp.)与榕小蜂构成的专性互惠系统高度依赖雌花期榕果挥发物的化学通讯。榕树作为重要的观赏和生态树种，常被引种至植物园、公园等人工环境进行异地保存。然而，引种后榕树挥发物组成及榕小蜂群落结构是否会发生适应性变化尚不明确，这种生境转换是否影响其互作稳定性仍待探究。本研究以自然生境和迁地保护植物园中的大果榕(Ficus auriculata)为研究对象，采用动态顶空采样结合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分析雌花期榕果挥发物，并通过雄果榕小蜂群落调查，比较两种生境下榕蜂互作的适应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挥发物组成显著分化，自然生境以防御相关的脂肪酸衍生物为主，而迁地保护植物园中以吸引传粉蜂的萜烯类化合物为主；(2)榕小蜂群落结构差异显著，自然生境多样性更高，非传粉蜂数量显著高于迁地保护植物园；而迁地保护植物园中传粉蜂占比99.07%，远高于自然生境(76.55%)；(3)自然生境榕–蜂互作网络具有更高的连接度、模块性和稳健性，表明自然生境榕蜂关系更复杂紧密，同时模块间具有高独立性，使自然生境榕小蜂群落更加适应外界干扰，对环境变化有较强的抵抗力。而迁地保护植物园则表现出更强的专化性和嵌套性，由于环境条件均一化使榕小蜂群落对环境变化敏感性增加。本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榕树迁地保护至植物园后挥发物–榕小蜂互作网络的适应性调整机制，证实生境简化会通过改变化学信号和生态位分配重塑共生关系。成果不仅为理解专性共生系统的环境适应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榕树迁地保护及生物多样性维持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大型真菌在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效益上具有重大价值。为系统分析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大型真菌的区系组成与物种多样性特征，探究特殊地貌类型对大型真菌生长分布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样线法和随机踏查法，历时7年采自贵州、广西、云南大型真菌样本12,451份，结合形态学与ITS序列证据进行鉴定，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该地区大型真菌的区系特征和资源价值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西南喀斯特地区大型真菌共1,505种（2门10纲27目118科418属），其中包括已发表新种19个、中国新记录种1个、贵州省新记录种1个。优势科共41个（34.75%），包括红菇科、多孔菌科、牛肝菌科等；优势属73个（17.46%），包括红菇属（Russula）、鹅膏属（Amanita）和乳菇属（Lactarius）等。对大型真菌资源价值的评价结果显示，食用菌、药用菌和毒蘑菇分别为263种、176种和237种，表明该区大型真菌资源十分丰富。科级区系地理成分以世界广布成分为主，属级区系地理成分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研究结果可为西南喀斯特地区大型真菌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提供可靠依据。

内蒙古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的保护对维护当地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利用深度学习方法对野生动物图像进行自动识别, 已成为野生动物调查保护的关键手段。实际采集的野生动物图像数据通常呈现一种偏态分布特征, 即少数高频类别物种样本充足, 而大多数低频类别物种样本稀缺, 影响模型的整体识别性能。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面向偏态分布的野生动物识别方法Diff-SCC。首先, 该方法利用大语言模型生成类别的丰富语义描述, 引导扩散模型生成额外样本, 同时引入多尺度负样本筛选策略, 从像素空间、特征空间及语义空间3个维度进行图像质量评估和筛选, 提升低频类别的特征多样性并平衡数据分布。其次, 本文在主干网络ResNet50中引入SCConv模块以减少空间与通道建模过程中的冗余特征, 并增强模型对前景区域的感知能力, 从而提高模型对低频类别的识别性能。最后, 本文在自建数据集ULB-12和野生动物公开数据集NACTI上开展对比实验以验证模型的性能。实验结果显示, Diff-SCC模型在上述两个数据集上的整体识别准确率分别达到78.71%和80.84%, 低频类别的识别准确率相较基线模型分别提升9.96%和9.99%。上述结果验证了Diff-SCC在处理偏态分布数据集的有效性, 能够为野生动物智能监测与保护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随着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的加剧，发展高效、低成本且可持续的生态监测技术已成为生态保护与管理的重要需求。被动声学监测（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PAM）基于“声景”概念，通过连续记录环境中的生物声、地理声和人为声，为大尺度、生物多样性长期监测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近年来，围绕声景数据的自动分析方法不断发展，其中自动识别法与声学指数法已成为当前声景生物多样性自动评估的两种主流技术路线。本文系统综述了上述两类方法的基本原理、应用现状及其在实际生态监测中的主要局限。重点分析了自动识别法在标注数据稀缺、背景噪声与声音混叠干扰、跨区域泛化能力不足等方面遇到的技术瓶颈，以及声学指数法在生态解释力有限、对环境与参数设置高度敏感、评估结果一致性不足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从生物声多样性特征、环境干扰因素及数据采集策略等层面，归纳了导致不同研究间评估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综合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声学生态位假说与声学适应性假说，提出未来声景生物多样性评估的发展方向，包括数据采集与处理流程的标准化、声景特征数据库的共享与开放，以及自动识别法与声学指数法的融合创新与多源信息整合。本文旨在为构建更准确、稳健和可推广的声景生物多样性自动评估体系提供系统参考。

氮输入及其驱动的关键生态过程（如氮沉降、氮转化与氮有效性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核心生物地球化学基础, 其长期扰动已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大气氮沉降与农业面源氮输入引发的土壤酸化、水体富营养化、生境退化及外来物种入侵等效应, 正加剧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破坏。近年来, 借助分子生物学、遥感监测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对氮输入及其关键生态过程与生物多样性交互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研究表明, 适度氮输入可促进生物多样性提升, 而长期或过量氮输入则导致物种多样性下降、群落结构趋同和生态系统功能下降。目前, 以氮输入及其关键生态过程为核心的研究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多样性监测、生态风险评估与生态修复实践等。本文系统梳理近年国内外研究进展, 归纳氮输入及其关键动态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核心过程与典型实践案例, 剖析制约研究成果转化的关键障碍, 并提出构建多源数据平台、推动监测体系标准化、强化政策协同等未来发展方向, 旨在推动氮输入及其关键生态过程研究成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深度应用,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落地实施。

城市街区作为城市更新的基本单元，其建成环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影响显著。近年来，街区尺度建成环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逐步增多，但系统性综述仍显不足。本文通过计量分析，系统地梳理了2000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中英文文献中城市街区建成环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趋势与内容特征，将相关文献中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街区建成环境要素归纳为街区绿地、植被特征、土地利用、三维形态和中介因子5类，总结了既有研究中的各类影响要素及其影响关系。最后，结合当前研究的特征及不足，提出揭示街区三维形态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制、探索人类活动对二者影响的中介效应、探讨气候因子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及分类制定城市街区的精细化更新导则与标准等研究展望，旨在为面向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的城市街区空间规划与更新提供理论基础。

随着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系统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完善治理体系已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生物入侵行为不仅危害生物多样性、损害生态系统功能，而且a随着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系统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完善治理体系已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生物入侵行为不仅危害生物多样性、损害生态系统功能，而且对人类社会造成多重风险。系统梳理我国现有治理政策后可见，其存在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顶层设计缺失，名录体系不健全、执行机制协同不足，基础保障与技术支撑薄弱等困境。为此，本文构建了整体性治理框架。在顶层设计层面，通过“法典—专门法”模式完善立法、强化责任追究并优化政府考核机制；在执行层面，设立监管机构、建立区域联席会议机制并优化名录管理；在支撑保障方面，应推动生态补偿市场化、加强跨学科协作并实行“揭榜挂帅”机制，以系统提升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治理效能。对人类社会造成多重风险。系统梳理我国现有治理政策后可见，其存在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顶层设计缺失，名录体系不健全、执行机制协同不足，基础保障与技术支撑薄弱等困境。为此，本文构建了整体性治理框架。在顶层设计层面，通过“法典—专门法”模式完善立法、强化责任追究并优化政府考核机制；在执行层面，设立监管机构、建立区域联席会议机制并优化名录管理；在支撑保障方面，应推动生态补偿市场化、加强跨学科协作并实行“揭榜挂帅”机制，以系统提升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治理效能。

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决议，全球环境基金（GEF）于2023年8月正式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旨在为发展中国家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提供增量资金支持。研究梳理发现：2024年2月框架基金启动首期规划，共安排资金2.016亿美元，经过3轮筛选支持41个国家的40个项目。项目分布方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获批项目资金份额最大，占比达到43%。从项目规模来看，框架基金资助项目的中位数资助额为390万美元，明显低于GEF-8生物多样性重点领域项目的中位值930万美元，反映出框架基金在当前阶段资助项目的规模相对较小的特点。从资源分配结构来看，约78%的项目、48%的资金投入于框架基金行动领域1（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土地/海洋利用与空间规划）方面。在全球符合框架基金资助条件的生物多样性大国中，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尚未获得框架基金项目支持的国家之一。目前，2025年8月框架基金已开启第二期规划，资金规模为1.618亿美元。为此，本文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角度提出创新多元化资源调动机制、强化支持系统性转型项目、增进资金机制间协同联动的建议；从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生物多样性大国角度提出谋划综合性、高示范性的大型项目、统筹国内申报并同步完善关键文件与方法学的建议，从中国作为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发起方角度，提出明确昆明基金差异化战略定位、赋能昆明基金能力建设功能和完善治理与公开透明等建议。希望通过上述建议，为中国深化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一步提升制度性影响力促进“昆蒙框架”目标实现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