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生态学是多学科交叉的整合性研究领域, 是运用进化生物学理论解决宏观生物学问题的科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本学科已日趋成熟, 它不仅已经广泛渗透到宏观生物学的众多学科领域, 而且已经成为连接和融合很多不同学科的桥梁, 是目前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其研究的范畴, 从最基础的理论和方法技术, 到格局和模式的发现和描述, 到对过程和机制的深入探讨, 再到付诸于实践的行动和规划指导等各个层次。分子生态学的兴起给宏观生物学带来了若干飞跃性的变化, 使宏观生物学由传统的以观察、测量和推理为主的描述性研究转变为以从生物和种群的遗传构成的变化和历史演化背景上检验、证明科学假设及揭示机制和规律为主的机制性/解释性研究, 因而使得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规律、生态和进化过程及机制的探索成为可能。分子生态学已经进入组学研究时代, 这使得阐明复杂生态过程、生物地理过程和适应性演化过程的机制性研究由原来难以企及的梦想变成完全可以实现的探求; 它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其中最有深远影响的将是对分子生态学研究至关重要的进化生物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突破, 例如遗传变异理论、种群分化理论、表观遗传因素的作用, 乃至进化生物学的基本知识构架等等。这些方面的进展必将使宏观生物学迎来一场空前的革命, 并对生态学的所有分支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甚至催生诸如生态表观组学这样的新分支学科。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 分子生态学组学时代的开启, 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为提出和建立生命科学的新方法、新假说、新思想和新理论提供了莫大的探索空间——此前我们对宏观生物学方法、理论和思想的发展贡献很小。然而, 限制组学时代重大突破的关键因素是理论、概念、理念、实验方法或分析方法方面的创新和突破, 这正是我国分子生态学研究最薄弱的环节。我国教育部门应尽快调整生命科学本科生培养的理念和方法, 以培养具备突出创新潜力的年轻一代后备人才; 同时, 科研项目资助部门和研究人员不仅应清醒地认识本学科领域的发展态势, 更要及时调整思路, 树立新的项目管理理念和治学 理念。

分子生态学是多学科交叉的整合性研究领域, 是运用进化生物学理论解决宏观生物学问题的科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本学科已日趋成熟, 它不仅已经广泛渗透到宏观生物学的众多学科领域, 而且已经成为连接和融合很多不同学科的桥梁, 是目前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其研究的范畴, 从最基础的理论和方法技术, 到格局和模式的发现和描述, 到对过程和机制的深入探讨, 再到付诸于实践的行动和规划指导等各个层次。分子生态学的兴起给宏观生物学带来了若干飞跃性的变化, 使宏观生物学由传统的以观察、测量和推理为主的描述性研究转变为以从生物和种群的遗传构成的变化和历史演化背景上检验、证明科学假设及揭示机制和规律为主的机制性/解释性研究, 因而使得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规律、生态和进化过程及机制的探索成为可能。分子生态学已经进入组学研究时代, 这使得阐明复杂生态过程、生物地理过程和适应性演化过程的机制性研究由原来难以企及的梦想变成完全可以实现的探求; 它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其中最有深远影响的将是对分子生态学研究至关重要的进化生物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突破, 例如遗传变异理论、种群分化理论、表观遗传因素的作用, 乃至进化生物学的基本知识构架等等。这些方面的进展必将使宏观生物学迎来一场空前的革命, 并对生态学的所有分支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甚至催生诸如生态表观组学这样的新分支学科。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 分子生态学组学时代的开启, 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为提出和建立生命科学的新方法、新假说、新思想和新理论提供了莫大的探索空间——此前我们对宏观生物学方法、理论和思想的发展贡献很小。然而, 限制组学时代重大突破的关键因素是理论、概念、理念、实验方法或分析方法方面的创新和突破, 这正是我国分子生态学研究最薄弱的环节。我国教育部门应尽快调整生命科学本科生培养的理念和方法, 以培养具备突出创新潜力的年轻一代后备人才; 同时, 科研项目资助部门和研究人员不仅应清醒地认识本学科领域的发展态势, 更要及时调整思路, 树立新的项目管理理念和治学 理念。

《中国自然观察2014》是一份针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的研究报告, 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和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这份观察报告依据的是上述机构多年积累和公开发布的数据, 尝试从独立视角给公众和决策者解读和勾绘出最近十多年来中国自然生态的变化图景。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基于遥感数据对我国2000-2013年森林变化情况的解读; 中国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分布格局和保护与研究现状; 以及自然保护区对濒危物种和森林的保护状况。研究还发现, 我国重点保护物种名录未能及时覆盖我国的濒危物种, 亟需更新; 民间的自然观察填补了物种的分布和数量的大量空白, 是物种和生态系统基本信息收集和保护成效监督监测的可靠力量; 在保护区难以覆盖的地区, 特别是东部人口密集地区, 以当地居民和公众参与为主体的保护小区可能是一个有效的保护途径; 信息公开和长期的生态系统及物种研究与监测都迫在眉睫。

了解森林的变化, 是评价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和制订有效保护行动的基础, 也是公共政策及广大公众普遍关心的议题, 然而国内一直都没有可供空间分析的森林分布及变化的公开数据。Hansen等于2013年在Global Forest Watch网站上发布了基于Landsat数据的30 m分辨率的全球森林变化数据集, 第一次提供给研究者一套高分辨率的公开数据。我们解读了2000-2013年的数据, 并与已有的国家森林清查、ChinaCover、GlobeLand30等数据集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Global Forest Watch数据质量可靠, 其与GlobeLand30数据集的森林分布有较高的空间重合度, 后者森林类别的生产者精度为87%, 用户精度为89%。在大于20%的树木覆盖度下, 估算出2000年森林面积为1,780,472 km², 与同期国家森林清查数据1,749,092 km²相近, 解读结果表明2000-2010年间森林减少面积在37,551-42,031 km²之间, 而同期其他几套数据显示森林面积增量为2,370-433,810 km²。森林面积年减少量最大值出现在2008年, 以该年为拐点, 森林每年减少面积的变化趋势在此之前为显著增加, 在此之后为显著降低, 林地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和云南等南方省份。到2013年底, 占保护区总面积约60%以上的407个国家级保护区仅覆盖了森林面积的5.03%, 对森林保护的面积覆盖有限, 保护区对其内部的森林保护有成效, 区内森林面积净减1.39%,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46%), 相当于少毁林1,856 km², 但仍有1,200 km²的净减。

本文尝试制订了一套评分标准, 对中国174个国家I级保护动植物物种和IUCN物种红色名录中极危(CR)、濒危(EN)级别的鸟类的保护成效进行了快速评价。选取种群数量和趋势、信息完善程度、模拟分布区中适宜生境面积变化趋势和模拟分布区被保护区覆盖程度等4个指标进行评分。数据来源包括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献、遥感数据、实地调查和公众收集。结果表明, 174个物种的保护状况整体呈变差趋势, 4项指标平均值均为负值。单个物种保护状况改善的有26种, 维持原状的有32种, 变差的有116种。本文还对2000-2013年间发表的涉及746个受威胁物种的9,338篇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 结果表明被研究物种数和文献数都逐年上升, 但每年被研究的物种不到1/3。研究集中于明星物种和有经济价值的物种, 如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的文献占了全部的11.33%, 大多数物种研究不足。分析表明即使是集中了最多保护资源的濒危物种, 其保护状况仍然是变差的。

我们收集整理了中国96个最受关注濒危物种的分布点信息, 利用Maxent分布模型模拟其中分布点信息较为充分的46个物种的潜在分布区, 将其余50个分布信息极少物种的分布点直接标示在地图上。通过分析单个物种分布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的比例, 以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最受濒危物种分布热点地区的比例, 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空缺分析。截至2014年底, 仅16个最受关注濒危物种的预测分布区被保护区覆盖超过10%。在分布有最受关注濒危物种的数目可能超过10种的像元(0.8421º)中, 仅有8.27%得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 另外, 仅有10.9%的最受关注濒危哺乳动物分布热点地区、1.13%的最受关注濒危鸟类分布热点地区和7.26%的最受关注濒危植物分布热点地区得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结果显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大部分最受关注濒危物种覆盖不足, 尤其是对其中的所有长距离迁徙鸟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最受关注濒危物种分布热点地区覆盖也不足, 尤其是在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 自然保护区在这些地区的布局亟待优化。

植物的开花物候受气候因素、植物系统发育关系和功能性状的影响。然而当前植物开花物候研究中未见同时考虑这3个因素的报道。为了解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 本研究利用中国东部地区浙江省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24 ha大样地(GTS; 118°03′50′′-118°11′12.2′′ E, 29°10′19′′-29°17′41′′ N)设置的130个种子雨收集器5年的开花数据检验这3个因素对开花的影响。结果表明, 古田山植物的开花高峰期集中在5月, 群落开花格局明显受温度和降雨的影响。利用植物DNA条形码数据研究发现, 植物间系统发育关系对古田山植物开花时间有显著影响, 亲缘关系近的物种开花时间更相近。植物的平均开花时间受最大树高的影响, 但不受传粉方式、花色、种子质量和扩散方式的影响。该研究结果说明气候因素、植物系统发育关系和功能性状都可能影响植物开花物候格局, 同时考虑这3个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开花物候格局。

常绿阔叶林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的地带性植被, 其中最为典型而且分布最广泛的是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探讨2008年初我国南方发生的冰雪灾害对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影响, 以浙江省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4 ha森林动态监测样地内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例, 研究了该森林在冰雪灾害前后(2005-2010年)的群落结构及物种组成动态。结果表明, 群落径级结构变化较小, 但群落整体补员不足且死亡率较高; 多个粒度上的群落动态显示出一致的衰退特征, 但不同生境间的群落动态存在差异; 物种多度和胸高截面积多呈减小趋势, 但频度和重要值变化不明显。同时, 物种的多度、胸高截面积、频度和重要值等次序均无明显变化。这说明2008年发生的冰雪灾害对古田山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群落的短期动态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且其影响程度与植物胸径和地形等因素密切相关; 同时也反映了古田山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群落结构对冰雪灾害干扰具有一定的抵抗力。

常绿阔叶林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的地带性植被, 但由于长期的人为干扰, 目前仅有少量分布且主要以次生常绿阔叶林的形式存在。因此, 了解次生常绿阔叶林的物种共存机制对于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基于大型动态监测样地对森林的物种组成及群落结构进行研究, 是揭示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的重要手段。按照美国史密森研究院热带森林科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ropical Forest Science, CTFS)大型森林动态样地建设标准, 于2011-2012年在浙江省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建立了1个9 ha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通过对样地内胸径≥ 1 cm木本植物的物种组成(如重要值)、群落结构(如区系组成和径级结构等)以及空间分布的分析发现: (1)样地有木本植物存活个体47科92属200种71,396株, 其中壳斗科、樟科、山茶科、冬青科、杜鹃花科和山矾科等占优势; (2)在区系组成上, 热带成分略多于温带成分; (3)群落径级结构接近倒“J”型, 表明群落更新良好, 其中优势种径级结构呈倒“J”型、偏常态型和波动型等各种形态, 且并未表现出种群衰退的趋势; (4)优势种表现出明显的生境偏好和聚集分布格局, 暗示生境异质性可能是影响亚热带次生常绿阔叶林物种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单物种-面积关系(ISAR)方法可判定单个物种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对邻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作用是促进、抑制或中性。尽管已有研究尝试分析了不同径级大小个体对邻域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但这方面仍缺乏较系统的研究, 对不同径级植株在维持森林群落植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差异仍不清楚。本研究以河南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 ha落叶阔叶林固定样地为例, 通过对全部树(包括大树和小树)分别对全部树/大树/小树, 大树分别对全部树/大树/小树, 小树分别对全部树/大树/小树9种类型的ISAR进行比较分析, 拟验证如下假设: (1)大树相比小树来说对邻域植物多样性的影响更大, (2)同一物种或同一径级个体对邻域小树比对邻域大树的影响要强, (3)宝天曼落叶阔叶林木本植物中中性物种占主体。结果显示不同大小的树木个体对邻域植物多样性的影响作用也因空间尺度、邻域植物个体大小而有所差别: 支持同一物种或同一径级个体对邻域小树比对邻域大树的影响要强的假设, 没有检测到大树比小树对邻域植物多样性更大的影响作用; 中性物种在所研究森林群落中1-10 m尺度上均占绝对优势, 促进种的数量在全部树对全部树, 全部树对小树, 小树对全部树以及小树对小树情况下随着尺度的增加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 抑制种在少数小尺度下被少量检测到。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森林群落中物种作用及群落维持机制, 但该结果还需在更大尺度样地以及其他类型的森林中进行检验。

草本层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持森林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长白山阔叶红松(Pinus koraiensis)林25 ha固定监测样地为研究平台, 运用不同的统计模型(对数正态模型和对数级数模型)及机理模型(包括生态位模型: 断棍模型和生态位优先占领模型; 中性模型: 复合群落零和多项式模型和Volkov模型), 对不同季节草本物种多度分布进行拟合。采用Kolmogorov-Smirnov和AIC检验确定最优模型, 以揭示草本层物种多度分布格局随季节的变化规律, 探讨草本层物种组成与结构背后的生态学过程。结果表明: (1)草本层物种多度分布季节差异明显。春季各多度级物种数差异不大, 夏季中间种较多, 秋季则是稀有种较多; (2)模型拟合结果显示, 不同季节草本层物种多度分布的最优拟合模型相近。统计模型中对数级数模型表现最优, 机理模型中中性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生态位模型。复合群落零和多项式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春夏季草本物种多度分布, Volkov模型较好地拟合了秋季草本物种多度分布。综上所述, 尽管长白山阔叶红松林草本植物不同季节的物种多度分布格局不尽一致, 但其背后的构建机制相似, 中性随机过程在草本层物种多样性维持过程中显得更为重要。

土壤微生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高通量测序方法的出现为进一步认识土壤微生物提供了契机。本文利用Illumina Miseq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宝天曼森林土壤的细菌多样性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显示: 在31个采样点内, 随着采样点增加, 检测出不同分类水平的土壤细菌类群也在增多, 当采样点达到31个时, 检测出的土壤细菌类群达到45门163纲319目495科785属和42,632个OTU; 31个土壤样品中所检测出的细菌类群平均有34.2门114.7纲215.2目323.7科446.6属5,924.7个OTU, 其中门、纲、目分类水平上的优势类群(所占比例)分别为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38.30%)、α-变形菌纲(α-Proteobacteria)(18.08%)、根瘤菌目(Rhizobiales)(10.62%)。这些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宝天曼森林土壤有较高的细菌多样性水平, 为进一步认识森林土壤细菌多样性与植物多样性关系等奠定了基础。

一些研究显示盗蜜对自交植物的结实和结籽没有显著影响。然而, 对于既有传粉者为其传粉实现异交又能通过自交实现生殖保障的兼性自交植物来说, 盗蜜对其生殖的影响还知之甚少。由于兼性自交植物可以自交, 盗蜜对其总体结实可能不会有显著影响, 但可能会通过影响传粉者行为而影响传粉者介导的结实。为了验证这一假说, 本研究以兼性自交的一年生角蒿(Invarvillea sinensis var. sinensis)为研究材料, 通过野外调查和控制实验, 探讨了盗蜜对传粉者介导的结实(传粉者行为)和总体结实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角蒿的盗蜜者和主要传粉者相同, 均为密林熊蜂(Bombus patagiatus)。熊蜂盗蜜频率平均为20.24% (范围为0-51.43%)。盗蜜对角蒿总体结实率、每果结籽数和每果种子重量没有显著影响。然而, 被盗蜜花的柱头闭合比率显著高于未被盗蜜花, 说明盗蜜影响传粉者的访花行为和传粉者介导的结实率。另外, 被盗蜜花的高度显著高于未被盗蜜花, 说明盗蜜者倾向于从较大较高的花上盗蜜。这些结果为全面认识盗蜜对植物生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信息。

外来生物入侵可能对生物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产生多种影响, 但入侵植物与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多样性的关系尚不清楚。为了揭示外来植物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入侵对土壤化学性质和细菌群落组成及多样性的影响, 本研究利用第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 比较了紫茎泽兰不同入侵程度的生境(本地植物群落、紫茎泽兰与本地植物混生群落、紫茎泽兰单优群落)土壤中细菌群落的差异。土壤化学性质分析表明, 土壤pH值、有机质、全N和全K随着紫茎泽兰的入侵而逐渐降低, 而土壤全P则在入侵程度最高的生境土壤中最高。通过测序共获得7,755个细菌OUT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结果表明, 紫茎泽兰入侵对土壤的细菌多样性影响较小, ACE和Chao指数在3种不同生境间的差异不显著。细菌在紫茎泽兰与本地植物混生群落中的Shannon指数最低, 即细菌的多样性在中等入侵程度的生境最低。此外, 紫茎泽兰入侵改变了土壤细菌组成和结构, 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和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的相对丰度, 从本地植物群落、混合群落到紫茎泽兰单优群落, 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可见, 紫茎泽兰入侵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 并改变了土壤的化学性质。

目前国际层面已有多个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多边公约(包括条约和协定), 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等。本文基于相关国际公约的既有战略目标, 分析了这些战略目标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这些公约的实施在国际层面是由联合国的不同机构负责, 在国家层次也是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来牵头。在中国, 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履行机构主要有环境保护、林业、农业等多个政府主管部门。我国现有履约机制的模式是针对某一公约建立一个多部门的履约协调委员会, 并在牵头部门建立一个行政办事机构。履约工作中常见的问题有: 各履约机构在参与公约国际谈判和开展国内履约工作中因缺少沟通和协调, 造成对外政策不一致、对内工作重复的现象; 部门间缺少信息共享机制, 甚至相互不提供数据。最后, 作者建议在国家层次上建立生物多样性国际履约的协同战略, 包括为协调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国际谈判立场而建立协同工作组, 为增强国家履约效率而综合各部门履约行动, 以及建立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交换机制等。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于2012年4月正式成立, 其目标是建立科学与政策之间的联系,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确保长期人类福祉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不同学科、知识体系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作, 多学科专家小组组织制定了IPBES概念框架, 并在2013年第二届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本文介绍了IPBES概念框架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以及IPBES科学和政策互动的运作模式, 讨论了IPBES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生物多样性科学知识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Expertise on Biodiversity, IMoSEB)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的借鉴和发展。概念框架识别了自然与人类复杂关系中的6个基本要素: (1)自然; (2)自然对人类的福祉; (3)好的生活质量; (4)人类财产; (5)直接驱动力; (6)制度、治理和其他间接驱动力, 并说明了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对应关系。IPBES运作的概念模型展示了科学和政策通过IPBES实现互动的过程: 科学和其他知识体系经过概念框架的过滤持续向平台流动, 并通过IPBES职能和工作方案的实现来影响政策。IPBES将成为今后各国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对话、博弈、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舞台, 其多学科、多尺度评估结果将在政策的支持和导向方面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应积极主动参与IPBES的工作并发挥建设性作用, 确保我国相关科研成果的应用, 同时借鉴IPBES的思路, 改进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三大环境国际公约之一。随着《公约》谈判的不断推进, 企业与生物多样性(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逐渐由《公约》中的一个概念发展成为《公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1996年召开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COP-3)首次提出企业(私营部门)参与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后, COP-5将企业参与列入《公约》议题, COP-6正式将企业参与纳入《公约》全球战略, COP-8首次将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单独纳入《公约》决定, 并提出下一步开展推动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做法, COP-9拟定了《企业优先行动框架(2008-2010年)》, COP-10决定开展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对话论坛。迄今为止, 《公约》秘书处共组织了4次全球企业界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for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GPBB)论坛, 就这一议题进行专题交流和探讨。企业与生物多样性也是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管理工作中的一个新课题, 中国对此十分重视, 并派代表团参加了GPBB-3和GPBB-4两次会议。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形势, 作者提出以下建议: (1)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利用GPBB国际平台适时宣传我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2)加强技术研究, 制定我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标准、规范或指南; (3)深化平台建设, 搭建企业参与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 (4)建立跨部门的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协调机制。

目前国际上自然保护地的资金投入规模远远低于实际需求, 未来融资机制需要创新, 包括吸引和利用外部资金、鼓励自行经营创收、基于保护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交易收费等, 其中鼓励创收主要指的是财政手段(例如生态税)、收益共享机制、管理成本共担机制、金融交易(例如碳排放交易)等。政治领域的制度规范、经济领域的市场、价格政策等都会影响保护地的融资机制, 保护地未来的融资机制将更多地依赖于财政、金融、市场、贸易相互结合的多元化融资手段。我国自然保护区目前存在资金来源结构不合理、资金规模太小, 支出结构不合理、缺乏周边社区补偿和收益共享机制等问题。为此, 作者提出以下建议: (1)确保中央财政承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主要管理经费; (2)在充分发挥生态旅游服务付费、资源使用付费等传统产品(服务)收费型融资手段的基础上, 建立和完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森林碳汇交易和保护区绿色产品认证等新的市场交易型融资渠道; (3)利用境外资金提升我国自然保护区的能力建设; (4)积极争取国内不同社会团体的资金支持, 条件允许的保护区可通过多方联合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成本共担机制以及与周边社区的收益共享机制。(5)在资金使用方面, 在保障保护区工作人员基本薪酬福利的前提下, 将剩余资金包括经营收入优先用于核心保护业务的投资上, 同时加强资金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