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项下《名古屋议定书》构建了全球生物多样性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核心国际法框架，旨在通过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中国作为首批缔约方，已将该制度纳入国家战略，并通过《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等政策文件及《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成果践行着大国担当。然而，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生态治理模式、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数智化新阶段的背景下，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仍面临核心术语界定适配性不足、权属分置与操作程序滞后和国际公约协同不畅等挑战，尚未形成与数智化发展相适应的成熟制度体系。本文立足当前人工智能与生态环境前沿发展态势，结合跨境遗传资源数据采集、算法育种、传统知识数字化开发等典型实践案例，提出应精准界定核心术语适配标准、构建人工智能赋能的权属分置与流程优化机制和建立智能协同的国际公约协调体系等对策，为中国高质量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实现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的可持续利用及公平惠益分享提供技术支撑与制度参考。

泸沽湖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高原深水型湖泊, 其鱼类群落状况已多年未见报道。本研究于2023–2024年春季(5月)和秋季(10月)对泸沽湖鱼类群落共开展了4次现场调查, 并结合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与聚类方法, 揭示了环境因子对鱼类群落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共采集到鱼类14种, 隶属2目4科14属, 其中鲤形目占绝对优势(85.7%)。土著鱼类仅采集到1种, 为泥鳅(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外来鱼类共采集到13种, 占鱼类种类数的92.86%。鲫(Carassius auratus)和麦穗鱼(Pseudorasbora parva)为全年优势种。RDA表明, 不同季节环境因子对鱼类群落结构变异的影响程度和方式存在差异, 春季鱼类群落结构变异主要受NO₃^⁻-N、pH值等环境因子影响, 而秋季鱼类群落结构变异主要受NO₃^⁻-N、总氮(total nitrogen, TN)等环境因子影响。丰度生物量比较曲线(abundance-biomass comparison curve, ABC)显示秋季生物量曲线显著高于丰度曲线, 呈现出“秋季稳态-春季亚稳态”模式。针对当前泸沽湖鱼类群落面临的土著鱼类衰退、外来鱼类占据优势等突出问题, 建议加强土著鱼类保护研究、强化对污染和外来鱼类放生活动的管控, 并建立渔业资源长期监测体系。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 生境类型复杂, 是中国重要的古北界鸟类分布区域之一。1992年出版的《黑龙江省鸟类志》中共记录鸟类19目57科343种, 2016年有文献研究对其进行过系统修订, 更新为20目64科384种。近十年来, 鸟类分类系统变动较为频繁, 随着观鸟活动的普及和鸟类多样性调查项目的持续开展, 鸟类新记录不断出现; 与此同时, 公民科学促使了网络化观鸟记录平台的发展, 鸟类分布信息的获取方式更加多样化, 新记录的发现不再局限于传统调查和专题文献报道。本研究在2016年修订版的基础上, 通过查阅2017–2025年相关文献, 并整合eBird和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数据, 以AviList全球鸟类名录为分类系统依据、以《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为中文名称及分布信息参考, 对黑龙江省鸟种分布名录进行系统修订。此次修订后黑龙江省内共计分布有鸟类23目69科414种, 占中国总鸟种数(1,505种)的27.5%; 与2016年修订相比, 新增4目7科32种4亚种; 删除1目2科2种8亚种; 共修订1目1科40属名、21个拉丁种名、16个亚种名、12个中文名。本研究及时更新黑龙江省鸟类变化, 对修订和完善中国鸟类的分类和分布具有一定贡献。

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截至2025年12月的文献资料及标本信息, 对广西两栖动物物种名录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的名录共收录广西两栖动物151种, 隶属于3目12科40属, 占全国已知物种总数(735种)的20.5%, 较2014年记录增加了58种。本次修订涉及1科、13属、39种的分类地位更新, 并新增物种28种、新记录物种31种。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有19种为受胁物种, 其中极危(CR) 2种、濒危(EN) 10种、易危(VU) 7种; 根据IUCN红色名录, 极危(CR) 3种、濒危(EN) 9种、易危(VU) 9种。名录中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种、国家二级12种; 广西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2种; 列入CITES附录I物种1种、附录II物种5种。针对布角蟾属(Boulenophrys)、掌突蟾属(Leptobrachella)等类群中存在的分布存疑及隐存种问题, 建议进一步加强野外调查的广度与深度, 并结合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深入研究。本修订名录为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栖息地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为系统阐明九连山大型真菌物种组成、资源价值和濒危现状，本研究于2023-2025年采用样线法和随机踏查法，对该区大型真菌进行了资源调查，共获得标本737份。基于分子系统发育证据和形态学特征，共鉴定大型真菌215种，隶属于2门6纲17目64科123属，其中子囊菌门3纲4目7科8属11种，担子菌门3纲13目57科115属204种，江西新记录种6种。该地区大型真菌优势科为多孔菌科、类脐菇科、小脆柄菇科和红菇科，共61种，占比28.37%；裸脚伞属(Gymnopus)、光柄菇属(Pluteus)、红菇属(Russula)和小菇属(Mycena)等9个属为优势属，共56种，占比26.05%。该区大型真菌生长的主要植被类型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营养型为木生型。资源评价表明，在鉴定的大型真菌中食用菌有29种，药用菌32种，食药兼用菌33种，毒菌33种。濒危现状分析发现，近危物种1种，占总物种数0.46%，无易危、濒危和极危物种。本研究揭示了九连山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多样性现状，为该区域真菌深入调查、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提供了数据支撑。

由于历史时期的栖息地丧失、国际宠物贸易驱动的人为盗猎以及其他人类活动压力, 鳄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野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目前在整个分布区内——即中国和越南——均面临极高的灭绝风险。该物种被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dangered), 并在中国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在越南亦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除了无可替代的保护价值, 鳄蜥因其重要的系统分类学地位、漫长的演化历史、特殊的生活史策略以及对环境变化的高度敏感性, 成为揭示蜥蜴类演化和生态适应机制的理想模型。本文系统综述了鳄蜥在分类地位与化石记录、分布变迁与种群现状、栖息地选择、遗传多样性与谱系分化, 以及圈养条件下行为节律与热生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现有研究表明, 分子系统学和基因组学研究已明确鳄蜥在蛇蜥类系统发育中的关键位置, 并揭示了中国不同地理种群及越南亚种之间显著的遗传分化格局。遗传学与基因组学证据进一步显示, 现存种群整体遗传多样性较低, 但长期瓶颈过程中可能伴随一定程度的遗传净化。与此同时, 野外调查与生态研究表明, 栖息地丧失与破碎化以及人为干扰已对鳄蜥野生种群造成持续压力; 基于气候情景的模型预测则进一步指出, 未来气候变化可能显著加剧其栖息地适宜性下降与种群长期存续风险。此外, 本文进一步概述了鳄蜥保护研究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 并提出未来研究与管理工作的重点方向, 包括完善种群动态监测、评估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适应性潜力、规范圈养种群的遗传管理、开发体色等无创指标辅助个体评估以及优化再引入与长期监测策略, 以期为鳄蜥的科学保护与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光核桃(Prunus mira)是栽培桃(Prunus persica)的野生近缘种，局限分布于第三极地区的横断山与喜马拉雅，兼具独特的生态适应性与重要的经济价值，但其起源及扩散历史尚不明确。本研究基于746份光核桃的质体全基因组(ptDNA)与核糖体DNA (nrDNA)序列，结合谱系地理学分析与物种分布模拟，重建了该物种的演化历史。群体遗传结构分析显示，尽管nrDNA数据集无明显的遗传聚类，但质体基因组包括3个显著分化的遗传分支(Clade A、B、C)。其中，Clade A与Clade B分布于滇西北和藏东南，而Clade C集中分布于四川西部。分化时间估算表明，光核桃起源于约8.69 Ma，3个分支于上新世中期(3.64–4.56 Ma)分化，这可能与青藏高原隆升及亚洲季风气候增强有关。遗传多样性分析显示， CladeA与CladeB的遗传多样性中心及私有单倍型高值区位于滇西北，而Clade C的多样性中心则位于川西；同时，这两个区域也是光核桃nrDNA多样性和特有性中心，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潜在分布较为稳定的地区。由此，我们推测这两个区域为光核桃末次冰期的独立避难所。种群动态历史分析进一步检测到，Clade A和Clade C约在1,500年前（唐朝）和600年前（明朝）经历了有效种群规模快速扩张，这一动态与区域内茶马古道的兴衰历史吻合。综上所述，我们推测光核桃应起源于滇西北与川西地区，并沿茶马古道扩散至藏东南及喜马拉雅地区。本研究在系统解析光核桃起源与扩散历史的同时，也为其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软骨鱼类是演化历史最悠久, 分布最广泛的脊椎动物类群之一,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是软骨鱼类重要的栖息地, 但长期以来软骨鱼类的研究较为薄弱。随着多种因素导致的软骨鱼类资源衰退, 该类群在国际自然保护领域日益受到关注, 区域渔业组织和国际公约对软骨鱼类的资源利用和贸易进行了强制性约束。其中《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要求在进行附录II物种的国际贸易及附录I物种的非商业性贸易时, 缔约方科学机构须进行“非致危性判定” (Non-detriment Findings, NDF)。考虑到开展软骨鱼类NDF应参考周边国家同类物种多样性信息及生活史参数, 本研究通过文献调查厘定了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域的软骨鱼类物种名录, 使用Jaccard相似性系数将其与中国海域软骨鱼类物种组成相似性进行对比, 并对CITES软骨鱼类相关履约技术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 日本共有软骨鱼类225种, 东南亚284种, 澳大利亚338种, 新西兰120种, 以上地区与中国软骨鱼类的Jaccard相似性系数分别为0.6080、0.4519、0.2159和0.1416。截至2026年3月, CITES附录共列入软骨鱼类6目14科35属216种(其中我国分布有72种), 共有15个公约缔约方针对56个附录软骨鱼类物种提交了127份NDF。中国作为CITES重要的缔约方, 对附录I和附录II软骨鱼类物种的NDF开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还选择了代表性物种镰状真鲨(Carcharhinus falciformis), 依6大步骤构建了CITES附录II鲨鱼的从海上引进NDF框架, 初步判断镰状真鲨从海上引进的整体风险等级为中等。当CITES履约机构为镰状真鲨从海上引进的具体案例开展正式NDF时, 本研究框架可为其提供方法和数据的支撑, 并能显示哪些环节需要进一步补充数据或经专家组研判。本研究进一步厘清了中国及周边海域的软骨鱼类多样性格局, 并为中国的CITES履约提供了本底信息和技术支持, 对中国和周边海域的软骨鱼类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参考。

道路网络日益密集。道路网络在便利人们出行的同时, 也给野生动物的活动带来了影响, 但道路干扰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域和特征的相关性尚不明确。湖北大老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省道S287贯穿, 其核心区被分割成两部分。而道路作为线性基础设施, 对野生动物尤其是偶蹄类动物可能造成潜在的干扰。本研究于2020年1月至2025年7月在湖北大老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省道S287两侧各3 km范围内布设红外相机。基于388台红外相机数据, 通过广义线性模型分析6种偶蹄类动物的道路影响域。结果表明, 6种偶蹄类动物的影响域均有2个, 且阈值呈现种间差异。毛冠鹿的近端影响域阈值为600 m, 远端影响域阈值为1,700 m; 小麂的近端影响域阈值为1,300 m, 远端影响域阈值为1,700 m; 中华鬣羚、中华斑羚、林麝的近端影响域阈值均为1400 m, 远端影响域阈值均为1,800 m; 野猪的近端影响域阈值为900 m, 远端影响域阈值为1,300 m。采用相关分析探讨影响域与体重、昼行性指数的关联。研究发现, 昼行性指数与两阈值均呈显著负相关(r_s = -0.893, P < 0.05; r_s = -0.939, P < 0.05), 即昼行性物种表现出更强的道路耐受性。体重与影响域无显著相关。研究表明偶蹄类对道路的耐受能力不相同, 昼行性指数是反映物种道路耐受性的关键指标。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内既有道路的管理优化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软骨鱼类是最古老而独特的脊椎动物类群之一，拥有超过4亿年的演化历史。软骨鱼类对维系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一些物种兼具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科学价值。2001–2024年，全世界软骨鱼类物种数已由900种左右升至1,200种以上，涌现出许多新物种和新分布记录。中国作为软骨鱼类重要的栖息地，目前尚缺乏结合最新信息整理的软骨鱼类物种名录。本研究通过对已发表文献资料的梳理、国内各海区研究机构走访、公共数据库的核实和补充以及近20年对重要渔港实地调查数据积累（截至2025年9月30日），整理出中国软骨鱼类的中文-拉丁文-英文-日文对照物种名录，以及各物种在中国各海域（黄渤海、东海、南海、台湾海域）的分布状况，并使用G指数、F指数和G-F指数对上述海域软骨鱼类多样性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中国分布有软骨鱼类共14目59科114属259种，约占世界软骨鱼类物种总数的1/5。其中2001年后命名的新物种22种, 中国海域特有种22种; 被IUCN红色名录评为“受威胁”的物种141种，占中国软骨鱼类物种总数（已评估）的55.73%。上述各海域中，G-F指数依次为0.4655、0.7527、0.7393、0.7580。本研究对中国软骨鱼类物种名录进行了梳理和更新，该名录可为后续开展的软骨鱼类研究和国际合作提供基本框架，也为中国海域软骨鱼类物种保护、渔业资源管理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的履约提供重要参考信息。

植物标本对植物分类学研究至关重要，20世纪初我国科学界才开始自主开展区域性植物调查和标本采集。20世纪30年代贵州籍植物采集家邓世纬的植物采集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梳理邓世纬采集的植物标本，对理解我国尤其是贵州省早期植物采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整理馆藏标本的植物名称、采集地点及日期等原始数据，对邓世纬采集植物的名实进行校正，并重新核查了采集人、采集地点和采集日期信息。研究结果表明：1930年3月至1936年10月，邓世纬共参与采集了2,968号(含4,778份)植物标本，涵盖184科878属1,913种植物，主要来自贵州省、江苏省和湖北省。通过标本记录整理出邓世纬1930–1936年的采集路线，并首次展示了邓世纬及助手的珍贵影像。建议对未明确物种的标本再次进行鉴定，以便进一步挖掘这批标本的潜在价值。本研究可为中国早期植物采集历史以及贵州省植物资源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山地生态系统在有限空间内集成多样的地质、地貌与气候条件，形成陡峭而连续的环境梯度，是生物地理学和群落生态学研究的理想场所，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本研究以华东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浙江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叶蜂群落为对象，沿海拔梯度设置4条固定样线，并在2023–2024年的3–7月进行重复调查，整理出区域叶蜂物种名录与丰度数据。基于此，探究了叶蜂群落多样性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 (1)在α多样性方面，叶蜂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随海拔升高而显著降低(P < 0.05); 7月叶蜂丰富度显著降低(P < 0.05)，而其余多样性指数在月份间差异不显著(P > 0.05)。(2)广义可加模型(GAM)模拟结果表明，物种丰富度对海拔的响应由多个局部峰谷构成。日均温与物种丰富度呈显著单峰关系，湿度则表现为微弱的非线性效应; 气压与物种丰富度、海拔与群落均匀度之间均呈显著线性正相关。(3)在β多样性方面，不同海拔带及月份间的群落组成差异显著，且主要由物种周转过程驱动。(4)Mantel检验表明，群落组成的总差异及空间周转组分与多种环境因子差异呈显著正相关，群落相似性随环境距离增加而显著降低。本研究形成了乌岩岭叶蜂物种名录，揭示了叶蜂群落多样性的多样性分布格局，阐明了环境因子对群落构建的驱动作用，为区域昆虫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