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鳅属(Triplophysa)是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鱼类区系的核心成员，该属物种的鉴定常采用传统形态分类与分子标记的方法，因受形态趋同、表型可塑性等因素制约，准确鉴定难度大。本研究整合395条实测和247条NCBI下载的线粒体Cyt b基因序列，构建含7个物种的642条序列数据集，系统比较系统发育方法(NJ/ML/BI树、GMYC/bPTP界定、K2P遗传距离)与机器学习方法(BLOG及WEKA平台SMO、J48等分类器)的物种鉴定效能。结果显示，Cyt b基因展现出丰富的遗传变异(单倍型多样性0.975±0.003，核苷酸多样性0.107±0.007)，符合分子鉴定标记要求；系统发育方法因近缘物种分化时间较短、基因流及种间杂交事件存在，在近缘物种界定中表现欠佳，仅能有效区分7个物种中的5个，对应单倍型占比62%。相比之下，机器学习方法表现更优：SMO分类器鉴定成功率达100%，BLOG算法测试集正确分类率为96.23%，J48等其他分类器正确率均超98%，且可生成具备可解释性的分类规则及特征位点。本研究证实，机器学习方法凭借其高准确率与高效性，能够成为本研究7种高原鳅属鱼类准确鉴定的可靠辅助手段，为其多样性保护、资源评估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为其他形态鉴别困难鱼类的分子鉴定提供新思路与技术参考。

杂交被认为是推动物种形成和表型多样化的重要机制之一。然而，杂交后代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与亲本物种之间的生殖隔离，并进一步演化为独立谱系，仍是演化生物学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本研究以分布于亚马逊地区的同倍体杂交物种——金冠娇鹟（Lepidothrix vilasboasi）为研究对象，基于其与亲本物种白顶娇鹟（L. nattereri）和乳白冠娇鹟（L. iris）的已发表基因组数据，对其种群遗传结构、基因流和正选择基因进行了进一步探索，旨在解析其同倍体杂交物种形成的分子机制。结果在进一步证实金冠娇鹟为古老杂交起源的基础上，发现其基因组中交替继承并重新组合了来自两个亲本物种的与生殖隔离相关的正选择基因，从而促成了其与亲本物种之间的生殖隔离，并最终演化成为新物种。这些基因主要与皮肤色素沉淀和生殖系统发育有关，可能参与合子前或合子后生殖隔离过程。进一步的基因家族分析显示，ADAMTS10、ASTL和ALX4基因经历了多次复制事件，ESRRG基因显著扩张，而OCA2基因则表现较强的演化保守性。本研究揭示了杂交在鸟类物种形成及表型多样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同倍体杂交物种形成过程中生殖隔离建立的遗传基础提供了新的分子证据。同时，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此前提出的同倍体杂交物种形成分子机制模型在不同类群中的适用性，表明杂交后亲本遗传成分的重新组合及其后续演化可能是推动新物种形成的重要机制，为深入探索杂交驱动物种形成的遗传基础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横断山区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是中国鸟类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物种名录作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料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但横断山区鸟类名录30年来未有更新，亟待完善。本研究通过系统整合多元物种分布数据（截至2025年7月30日），基于Avilist Checklist v2025分类系统，更新了横断山区鸟类名录。结果表明，横断山区范围内有鸟类26目97科1012种，占中国鸟类种数的67.3%，较《横断山区鸟类》记录的585种新增427种，包括402种新分布记录和25种由亚种提升的物种。区域鸟种以雀形目为主（609种），繁殖鸟类占优（75.2%），体现本地区作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的功能。区内含国家重点保护鸟类258种，占全国（394种）的65.5%，IUCN受胁物种64种，CITES附录物种102种，其生物多样性保护地位突出而重要。研究识别出3种分布存疑鸟种，建议未来通过实地证据进一步验证。另外，本研究基于地理、区系、环境和物种相似性划定的“大横断”范围，整理出26种在传统横断山区范围内未被记录的鸟类，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本地区的鸟类多样性特点。本名录是横断山区鸟类多样性研究基础性工作的重要进展，弥补了长期数据空白，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研究及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及时修订和更新省域鸟类物种编目, 对于鸟类保护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1986年出版的《贵州鸟类志》为基础, 结合多源物种分布数据, 依照《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对贵州省鸟类分布、分类地位进行系统厘定、修订与更新。结果表明, 截至2025年12月, 贵州省分布鸟类共21目88科303属606种, 占全国鸟类种数40.27%, 较《贵州鸟类志》新增有效记录175种。雀形目鸟类种数最多, 达51科340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134种(一级24种, 二级110种); 受威胁鸟类44种（极危3种、濒危17种、易危24种）;列入CITES附录I、II的鸟类分别有9种和62种。居留型以留鸟为主(281种), 占46.37%。对373种繁殖鸟类的区系分析表明，东洋界种占优势(252种), 占67.56%。水鸟和猛禽分别有145种和54种。此次对贵州省鸟类名录的系统整理与更新, 为贵州鸟类保护、濒危物种管理与后续监测研究提供重要数据参考。

生物多样性净增益（biodiversity net gain, BNG）要求开发活动在避免、减缓和修复生态影响后，实现相较开发前基线可测量的生物多样性净改善。本文借鉴英国强制BNG制度与美国湿地缓解银行在规划嵌入、量化核算和场外履约方面的经验，重点考察BNG与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制度的衔接。研究发现，“三区三线”、详细规划、用途管制、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及“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为BNG提供了从目标分解、许可控制到履约监管的制度接口，但仍面临技术标准缺失、法律授权不足、部门协同不畅和市场基础设施薄弱等障碍。据此，本文提出构建衔接“国土三调”数据底座的“1+N”分级分类指标体系，探索政府监管下的国土生境银行和增益权益登记机制，将BNG义务嵌入规划编制审批、详细规划、用途转用、土地出让和环境影响评价等环节，并依托“一张图”实施全周期监督。由此，BNG可转化为可量化、可履约、可追踪的国土空间规划约束。

大气CO₂、CH₄、N₂O等温室气体排放剧增所导致的全球变暖已成为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土壤动物如何介导碳氮循环过程进而驱动温室气体排放, 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马陆作为全球物种多样性最丰富(> 12,000种)的关键节肢动物类群, 能够扮演消费者、分解者、捕食者及土壤工程师等多重角色, 可直接或间接调控土壤碳氮循环过程及相关温室气体(CO₂、CH₄、N₂O)的排放。目前, 关于土壤动物对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蚯蚓、白蚁等类群, 而有关马陆调控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则十分缺乏, 大多为近20年来针对5目25科34属共几十个模式物种所开展的微观或控制实验。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马陆对土壤碳氮循环及CO₂、CH₄、N₂O等排放影响的研究成果, 初步总结了其影响过程及机制: (1)马陆通过取食分解凋落物的肠道过程刺激自身呼吸、肠道酶活性及功能微生物活动直接促进CO₂、CH₄、N₂O的排放; 同时通过凋落物破碎和粪球效应介导微生物及土壤动物活动间接影响温室气体排放。(2)马陆通过分泌、消化和排泄等作用调控土壤碳氮矿化及微生物呼吸过程, 从而影响土壤温室气体的产生。(3)马陆通过介导土壤功能微生物、功能酶、需氧-厌氧环境等变化影响土壤硝化、反硝化、氧化和还原过程, 从而调控CO₂、CH₄和N₂O的排放。(4)马陆通过与根系、土壤、微生物及其他节肢动物的相互作用介导植物和土壤环境变化, 进而影响碳氮矿化、硝化、反硝化、甲烷氧化与还原等关键过程, 间接驱动土壤温室气体排放。未来的研究应重视“基于野外原位控制及微宇宙实验”的机理解析, 探索不同食性马陆对土壤碳氮关键过程、碳氮固定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机制, 科学评估马陆活动对CO₂、CH₄、N₂O排放的促进或抑制效应。

浙江九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山地带保存着我国中亚热带地区罕见的大面积原生常绿阔叶林，其群落结构完整，具有极高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是研究中山地带森林群落组成与结构的理想区域。依据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CForBio)标准，本研究在该区域建立了30 ha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简称九龙山样地)，系统调查了样地内胸径≥ 1 cm的木本植物，分析了其物种组成、群落结构、植被类型和生境类型等特征。结果表明，样地内共记录木本植物179,533株，隶属49科96属201种，其中杜鹃花科、山茶科和壳斗科为优势科。样地内有21个物种的重要值≥ 1%，其中猴头杜鹃(Rhododendron simiarum)、木荷(Schima superba)和麂角杜鹃(R. latoucheae)位列前三。常绿阔叶、落叶阔叶和针叶树种的重要值分别为69.49%、21.75%和8.76%，植被类型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并随着地形变化与其他植被类型呈镶嵌分布，反映出该样地较其他低海拔亚热带样地具有明显植被过渡特征。群落平均胸径为6.8 cm，径级结构呈典型倒“J”型，群落更新良好。群落垂直分层明显，林冠层以木荷、黄山松(Pinus taiwanensis)、多脉青冈(Cyclobalanopsis multinervis)和褐叶青冈(C. stewardiana)等物种占优势，亚乔木层和灌木层则以杜鹃花科植物(猴头杜鹃、麂角杜鹃)为主，体现出以中山地带典型分布种为主的垂直分层特征。区系组成在科级层面以热带成分为主(51.0%)，在属级层面则以温带成分为主(57.3%)。样地内稀有种比例较高(51.24%)。多元回归树将样地划分为5种生境类型，总磷、有效钠、坡向和坡度是划分生境类型的关键环境因子。稀有种在高磷、陡坡的过渡生境分布更集中。综上所述，九龙山样地较好反映了中亚热带中山原生常绿阔叶林物种丰富、结构复杂、植被组成分异明显且生境异质性强的特征，为后续长期监测、跨区域比较及相关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与研究平台。

Beta多样性用于度量物种组成在时空尺度上的变化, 是物种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beta多样性对物种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青弋江为研究区, 于2023年8月(夏)、2024年5月(春)、2024年9月(秋)和2025年4月(春), 在清溪、竹溪、麻川河、孤峰河和周寒河5条支流16个采样点开展了4次生物及环境因子调查。采用基于多度的空间beta多样性指数(B_total)和时间beta多样性指数(temporal beta diversity index, TBI), 运用Mantel检验、方差分解等方法, 探究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时空beta多样性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1)不同点位群落物种组成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 空间beta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0.69, 以周转过程为主导。同一群落的物种组成有一定季节波动, 在全时段(2023年夏至2025年春)内, TBI总体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仅个别点位(S8)物种数量增加显著。分时段分析显示, 2024年春至2024年秋物种增加, TBI总体达到显著性水平; 而2023年夏至2024年春、2024年秋至2025年春两个分时段内, TBI总体变化未达到显著性水平。(2)环境因子共同解释了空间beta多样性变化的19.0%, 其中底质和水体环境的解释率相对较高。环境因子共同解释了时间beta多样性变化的21.8%, 主要为底质、水体环境以及两者的共同解释部分。(3)豆螺科、长角泥甲科、长臂虾科、田螺科和椎实螺科等多度较大的物种, 是影响时空beta多样性的关键物种; S8和S16等支流下段点位, 是影响区域时空beta多样性的关键点位。本研究首次在青弋江开展时空beta多样性的系统研究, 其结果可为区域河流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保护提供关键物种和关键点位等数据支持, 也可为其他相似区域提供理论参考。

国家公园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维护及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国家公园体制的全面推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以下简称国家公园法）的颁布实施，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本文以国家公园法为基础，结合中国知网（CNKI）中2016—2025年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相关文献，运用法律文本分析法与文献计量方法，系统梳理政策关注议题、研究热点及演变趋势。通过政策词条与学术研究关键词的对照分析，揭示当前研究热点与制度目标之间的契合性与分歧。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法中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词条在生态、社会与治理三大维度上的分布相对均衡，但在生态环境可持续性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高频集中特征；（2）我国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研究总体呈快速增长趋势，研究主题由制度探索逐步转向社区发展与治理机制等综合议题；（3）学术研究与国家公园法在生物多样性、生态旅游等方面契合度较高，但在生态系统完整性、科学保护、统筹管理等制度性议题上仍存在明显研究薄弱环节。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与展望：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聚焦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分析，强化法治框架下治理机制的系统评估，深入探讨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协同实现路径，并推进多尺度动态监测方法的集成应用。本研究可为我国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建设提供参考，进而为提升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为揭示高山松(Pinus densata)林火烧迹地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恢复特征，本研究以高山松林火烧迹地为研究对象，利用Illumina MiSeq高通量测序技术，探究火干扰后5年与14年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恢复状态。结果表明：（1）恢复14年后，部分土壤养分指标恢复并超过未受火干扰样地，其中0-5 cm有机质、全氮、全磷、硝态氮、pH升高较为显著（P < 0.05）；5-10 cm有机质、全磷和硝态氮升高较为显著（P < 0.05）。（2）0-5 cm Fire5和Fire14的细菌群落的Shannon指数显著高于未受火干扰样地（CK）（P < 0.05），而5-10cm的细菌和两个土层真菌在不同恢复阶段间均无显著差异（P > 0.05）。（3）两土层细菌群落以放线菌门、变形菌门、酸杆菌门为主；真菌群落以子囊菌门和担子菌门为主。恢复14年后细菌绝对丰度高于CK，而真菌绝对丰度仍低于CK。（4）共生型和腐生型真菌在不同土层表现出差异化恢复趋势，多营养类型真菌相对丰度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5）火干扰后的恢复时间显著影响两个土层细菌和真菌的群落结构（P < 0.05）。pH、有机质及氮磷养分等因子与微生物群落分异密切相关。本研究表明，火后恢复时间是驱动高山松林浅层土壤微生物群落重建的重要因素，可为高山松林火后土壤生态恢复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银杉（Cathaya argyrophylla）是松科银杉属的唯一现存种，具有重要的进化研究价值。作为典型的外生菌根依赖型树种，其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常面临幼苗存活率低、种群更新缓慢等瓶颈，这可能与银杉人工林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差异，导致养分循环受阻，进而影响幼苗生长。为揭示人工栽培对银杉土壤微生态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基于16S rRNA和ITS高通量测序技术，比较分析了银杉人工林与天然林土壤理化性质及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构建机制、网络特征与功能潜力的差异。结果表明：银杉人工林土壤的有效磷、速效钾、硝态氮含量及pH值显著高于天然林，而总碳和有机质含量较低；人工林土壤细菌α多样性显著高于天然林，但微生物共现网络的连通性和稳定性显著下降；群落构建机制由确定性选择主导转向随机过程主导。物种组成上，天然林富集嗜酸热菌属（Acidothermus）、瓶霉属（Oidiodendron）等耐酸性共生类群，人工林则以芽孢杆菌属（Bacillus）、木霉属（Trichoderma）等富营养型类群为主。现行人工林经营模式虽短期内提高了土壤养分有效性和细菌多样性，却导致微生物网络结构碎片化、关键共生菌群丧失及功能潜力退化，可能通过削弱银杉的菌根养分获取能力和土壤生态系统的缓冲能力，限制种群的长期恢复与自我维持。因此，银杉迁地保护应从单纯关注植物个体存活转向维护土壤微生态网络完整性，建议采取减少化肥投入、促进凋落物回归、调控土壤pH至适宜范围（4.5–5.5）、引入土著关键共生菌群等措施，重建功能稳定、互惠主导的根际互作体系，为银杉等菌根依赖型珍稀物种的可持续保护提供微生态支撑。

随着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推进，数字化与智能化已成为提升植物多样性迁地保护效能的关键。针对当前植物园AI应用缺乏顶层设计与量化评估工具的现状，本文结合上海辰山植物园实践，提出了面向国家植物园体系的AI能力建设参考模型（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s - AI capability reference model, NBG-AICRM）。该模型按照“基础支撑–数据获取–数据治理–智能分析–场景应用”的逻辑，构建了基础设施层、数据感知层、数据管理层、智能分析层和应用场景层5个逻辑层级，涵盖25个关键能力项与若干扩展能力项，并制定了Level 0–5级的成熟度评价量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用场景驱动的逆向架构设计方法与“智能保育九宫格”体系。为验证模型的架构设计指导作用，开发了基于大语言模型（LLM）的“智能保育管家（smart plant attendant, SPA）”系统，通过Text-to-SQL技术实现了自然语言驱动的业务分析。初步应用表明，NBG-AICRM能有效弥补植物园智慧化规划缺口，为国家植物园“数据–智能–业务”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古树是记录自然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历史的重要载体，对维护生物与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如何差异化塑造古树的留存机制尚缺乏系统认知。本研究以处于我国种子植物特有属分布核心区的重庆市为范围，基于29,104株古树数据及18个多维环境因子，综合运用树种多样性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XGBoost-SHAP可解释性机器学习与最大熵（MaxEnt）模型等，对比解析城乡古树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重庆市古树隶属73科158属304种，呈现“优势种集中与稀有种并存”特征，38.8%的树种个体数少于3 株，区系具显著的热带-温带过渡性；城乡组分分异明显，城区观赏树种占比突出，乡村以地带性遗存树种为主。（2）古树空间分布呈显著聚集特征，渝东南和渝东北为古树高多样性与高珍稀度复合集聚区。（3）城乡古树留存机制存在显著差异，乡村古树多样性受自然生境筛选主导，并表现出复杂的非线性阈值效应，如地表温度< 21.79°C利于留存；城区古树分布则主要受社会文化因子塑造，历史公园与文化遗产是其核心空间载体，如距公园距离的贡献率可达43.2%，同时不同树种对人文因子的响应存在特异性。本研究揭示了“乡村自然筛选-城区人文塑造”的古树留存二元机制，基于此，构建了融合“城乡梯度-珍稀度等级-树种类型”的三维保护策略体系框架，以期为区域古树资源及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协同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 因其独特的地形与气候条件, 有着全球最完整的山地植被垂直带谱, 其植被发育完整、独特, 多样性丰富。以往保护区内的植被研究多聚焦中低海拔下的森林和原生植被, 对高海拔的灌丛、草本植被及次生植被等关注不足, 已有的植被调查结果和分类系统未能全面反映该区域的植被多样性。本研究基于2019–2025年在保护区范围内设置的493个样地、590个样方、16,648个样点的调查数据及文献资料, 依据《中国植被分类系统修订方案》分类原则, 编制了该保护区的植被分类系统, 并将其植被类型划分为5个植被型组、20个植被型、34个植被亚型、162个群系。和以往研究资料相比, 本文新增了75个群系类型记录, 其中森林27个、灌丛25个、草本植被20个、沼泽与水生植被3个, 主要有印度锥(Castanopsis indica)林、高山柏(Juniperus squamata)林、高山栎(Quercus semecarpifolia)林、大叶水榕(Ficus glaberrima)林、墨脱紫菀(Aster motuoensis)灌丛、以柯属(Lithocarpus)植物为建群种的常绿阔叶林、分布于高海拔段的杜鹃花属(Rhododendron)灌丛与杂类草高寒草甸、次生植被如马蹄荷(Exbucklandia populnea)林与粗壮琼楠(Beilschmiedia robusta)林等。新群系类型的发现与植被分类系统的完善展示了保护区丰富的植被多样性与植被类型本底资料, 可为后续植被研究、生物多样性保育和生态保护提供基础框架和参考。

环境DNA宏条形码技术为土壤节肢动物多样性评估提供了新的手段。土壤节肢动物eDNA可存在于土壤固相、气相和液相中，但不同相态中的eDNA是否对应不同生态位或行为类型的物种群体，尚不清楚。研究以8种作物田土壤为对象，分别采用土壤直接提取法（direct soil extraction，SOL，代表固相）、空气滤膜法（air filtration，AIR，代表气相）和水过滤法（water filtration，WAT，代表液相）提取三种相态的eDNA，结合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节肢动物群落组成，旨在揭示土壤节肢动物eDNA在固、液、气三相中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三种采样方法的α多样性指数无显著差异，但β多样性存在极显著差异。置换多元方差分析（PERMANOVA）表明，三种采样方法下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结构具有极显著差异（R²=0.2816，P=0.001），采样方法可解释群落组成28.16%的变异。主坐标分析（PCoA）进一步显示，三种方法的样本在空间上明显分离，各自聚集为不同的类群。SOL法捕获的OTU数量最为丰富（3,314个），高于AIR法（1,023个）和WAT法（871个）。在科水平上，SOL法对等节跳虫科等土壤底栖类群检出优势明显；WAT法中摇蚊科相对丰度最高（部分样本超过95%）；AIR法对金龟子科等类群的检出效率更有优势。天敌类群中，隐翅虫科和舞虻科在三种方法中均有检出，而蟹蛛科和卵形蛛科仅在SOL法中检出。网络分析显示，SOL与AIR、SOL与WAT的比较呈相似模式，SOL方法节点周围聚集大量OTU簇；而AIR与WAT的比较中，高丰度OTU多为方法特异性。等级发生曲线分析表明，SOL法检测到的物种数量最多（169个），分布最均匀；WAT法居中（113个）；AIR法最少（83个），以少数优势类群为主。本研究明确了eDNA在土壤固相、气相、液相中的分布与节肢动物的生态位和行为类型密切相关，呈现明显的分布异质性。固相法（SOL）对土壤底栖类群及多种天敌类群的检出效果稳定且覆盖广泛；气相法（AIR）在双翅目、金龟子科等类群的检出上更具优势；液相法（WAT）则对摇蚊科等湿生类群的富集特征尤为明显。针对农田土壤生物多样性评估，建议以SOL法为基础。若研究重点为双翅目或鞘翅目等特定类群，可在SOL法基础上补充AIR法；若研究涉及摇蚊科等偏好湿生环境的类群，则需额外加入WAT法。本研究为理解eDNA在土壤生态系统中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农田土壤动物多样性监测方法筛选与组合优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