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据为支撑的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是自然保护地适应性保护和管理的基础, 但当前大多数自然保护地缺乏全域物种多样性观测数据。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全域663个20 m × 20 m木本植物样方调查数据为基础, 分析了国家公园内观测物种丰富度、稀疏物种丰富度、胸高断面积和树木个体数量的空间变化, 比较了这些变量在国家公园各功能区块间的差异。结果显示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热点分布区与钱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基本匹配。两个物种丰富度在核心保护区古田山区块和长何齐区块及一般控制区古田-苏庄区块最大, 三者的观测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差异(P > 0.05), 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的稀疏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差异, 但均显著大于长何齐区块; 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的两个物种丰富度指标变异程度小于其他区块, 且这两个区块间无显著差异(P > 0.05)。齐溪区块、长何齐区块和古田山区块胸高断面积大于其他区块, 古田-苏庄区块次之, 前三者无显著差异, 古田-苏庄区块显著小于长何齐区块和古田山区块。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树木个体数量最小。长何齐区块齐溪片区部分胸高断面积大、个体数量小, 而在长虹和何田片区胸高断面积小、个体数量大。一般控制区长虹-何田区块和古田-洪源区块两个物种丰富度最小, 胸高断面积最小。结果表明, 从生物多样性角度来看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分区基本合理, 扩展了对国家公园物种多样性热点和保护空缺的认识: 古田山区块木本植物个体大、物种最丰富, 与其毗邻的一般控制区古田-苏庄区块物种同样丰富、个体略小, 可将其纳入保护核心区以利于钱江源国家公园主要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 核心保护区长何齐区块长虹和何田片区物种多样性低、个体小、密度大, 待加强保护和修复; 长虹-何田区块和古田-洪源区块物种少、个体小、干扰强, 待社区发展和保护协同。本研究将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适应性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森林群落林下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丰富, 然而大多数森林物种多样性研究集中在乔木层, 对林下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基于北京东灵山20 ha森林动态监测样地450个1 m × 1 m的草本样方调查数据, 选择物种丰富度指数(R)、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Simpson优势度指数(D)和Pielou均匀度指数(E)作为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数据指标, 分析了林下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与地形和林分结构的相关关系; 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冗余分析(RDA)及层次分割的方法, 探讨了地形因子和林分因子对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1)林下草本植物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与坡向呈显著负相关(P < 0.05), 随坡向增大(由阳坡转向阴坡)而呈下降趋势; 4个多样性指数与海拔、坡度和凹凸度均无显著相关性。(2)物种丰富度指数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随林分密度和林地物种丰富度的增大呈下降的趋势, 但随平均胸径的增大呈上升的趋势; 各物种多样性指数均与胸径变异系数无显著相关性。(3)层次分割结果表明, 环境因子对林下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的解释率为: 林分密度 > 平均胸径 > 胸径变异系数 > 海拔; 林分密度是影响林下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因子。本研究揭示了不同地形、林分结构对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林下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以期加强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全面认识, 促进森林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探究生物多样性在类群和空间不均一性的形成机制对于认识多样性的形成和演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生物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鬼臼亚科属于小檗科, 包含10属约89种, 属间物种数量差异巨大。本研究利用比较系统发育学的研究方法, 重建了鬼臼亚科的系统发育关系、分化时间和多样化历史, 并探讨了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对净多样化速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鬼臼亚科起源于92.75 Myr, 净多样化速率在约23 Myr开始明显提升, 最显著的净多样化速率转变发生在21 Myr附近的淫羊藿属(Epimedium)分支上。基于性状的演化速率分析显示, 具有蜜距和分布在东亚亚热带的类群具有较高的净多样化速率, 但淫羊藿属特定的距长对其物种的净多样化速率没有影响; 果实类型、假种皮和气生茎的有无对类群间净多样化速率无影响。本研究表明功能性状的演化和中新世以来东亚地区季风气候的加强导致了鬼臼亚科内部多样性的分布不均。

浮游植物在河流生态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 雅鲁藏布江作为我国典型的高寒河流, 关于调控其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机制尚不清楚。为探究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浮游植物群落分布格局及其构建机制, 我们于2019年8月(夏季)、11月(秋季)和2020年5月(春季)对该水域进行了浮游植物样品采集、鉴定及水体理化因子测定。通过固定染色法鉴定浮游植物物种、统计物种丰度。结果表明: 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共鉴定浮游植物452种, 隶属8门11纲24目44科121属。浮游植物群落的构建由环境异质性、扩散限制和物种互作关系共同影响。研究区域浮游植物群落在时空上存在显著的地理距离衰减趋势和环境距离衰减趋势; 物种互作关系以协作关系为主; 地理因素中的海拔(ALT)与水环境因子中的酸碱度(pH)、总溶解性固体(TDS)、盐度(Salt)、溶解氧(DO)、浊度(TUR)和水流速度(V)是驱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浮游植物群落构建的重要影响因子, 可通过驱动浮游植物自身的代谢速率及其生态适应性影响群落的地理分布和时空分布格局, 间接介导浮游植物群落的构建过程。距离衰减和中性模型结果表明: 确定性(环境选择)主导了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浮游植物群落构建。

植物‒传粉者相互关系中植物形成多种多样的视觉(花色)和嗅觉(花气味)信号来影响传粉者的访花过程, 促进传粉成功。石榴(Punica granatum)花瓣红色而雄蕊黄色, 这种花内不同结构的颜色差异对于石榴吸引传粉者可能有不同的作用。本文比较了石榴花各部位发出的视觉信号(颜色、大小)和嗅觉信号(气味及含量)、花蜜体积、不同处理下的昆虫访花频率及坐果率, 以探讨石榴花各部位颜色在传粉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 新疆喀什地区石榴主要传粉者为意大利蜜蜂(Apis mellifera)和食蚜蝇(Syrphidae sp.), 雄蕊黄色及其分泌挥发性化合物种类和相对含量是吸引传粉者昆虫的主要因素。去除花瓣处理组与其他3种处理组(对照、去雄蕊、去雄蕊去花瓣)比较, 意大利蜜蜂的访花频率(P < 0.05)及停留时间(P < 0.05)均显著提高, 石榴坐果率(82.33% ± 4.45%)也显著提高。上述结果表明, 石榴黄颜色的雄蕊可能是吸引传粉者的主要结构, 而红色的花瓣对其传粉成功可能有负面影响; 植物花内不同结构颜色差异可能有助于在变化的环境下吸引不同的传粉者, 促进繁殖成功。

中重度火干扰通常会显著改变森林结构与功能, 甚至引发森林演替, 严重影响鸟类群落组成与多样性。大兴安岭是我国林火高发热点地区之一, 但林火对鸟类多样性影响的研究较少, 特别是对功能多样性的影响尚不清楚。本研究于2021年7-8月在大兴安岭地区的黑龙江南瓮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采用样点法对森林鸟类展开调查, 量化不同林火干扰时间下森林内部和边缘鸟类功能多样性的差异。同时, 通过系统性文献检索, 进一步比较了大兴安岭地区不同林分组成与鸟类功能多样性的关系。结果发现: (1)不同林火事件后, 森林内部鸟类群落的组成差异较小, 但边缘鸟类组成差异较大; (2)森林内部的鸟类功能丰富度和均匀度随火后恢复时间增加逐渐升高, 并且在火后早期阶段森林边缘的功能丰富度更高; (3)随着火后恢复时间的增加, 森林边缘的留鸟比例增加, 夏候鸟比例减少; (4)在大兴安岭地区, 针阔混交林中的鸟类功能丰富度显著高于兴安落叶松(Larix gmelinii)林。本研究建议在大兴安岭寒温带森林中, 保持森林内部结构稳定性, 同时提升火后早期阶段森林边缘的植被多样性, 这有利于维持鸟类较高的功能丰富度和功能均匀度。

黑冠鹃隼(Aviceda leuphotes)是我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也是多地观鸟产业的明星物种。然而, 目前关于黑冠鹃隼的生态学研究非常稀缺, 极大限制了我们对该物种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有鉴于此, 本研究结合福建省明溪县林业局前期鸟类记录, 于当地选择了32个样地开展实际调查, 其中16个观测到黑冠鹃隼。基于上述样地的气候与地理特征, 我们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最大熵(maximum entropy, MaxEnt)模型和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GLM)对黑冠鹃隼的生境利用特征进行了分析, 并预测了该县域内黑冠鹃隼的潜在适宜生境分布, 以期为黑冠鹃隼的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MaxEnt建模结果表明: (1)土地利用类型是限制黑冠鹃隼分布的最主要环境变量, 其中耕地和湿地类型的分布是重要的影响因子; (2)黑冠鹃隼分布也受到距道路距离和归一化植被指数的影响。GLM分析结果表明距道路距离对黑冠鹃隼的分布有显著影响。综上, 黑冠鹃隼更偏好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或湿地、离道路较远、归一化植被指数较低的生境。

DNA条形码(DNA barcode)是基因组中较短的、种内变异相对稳定的基因序列,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物种鉴定、生物多样性评估的有力手段之一。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 属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 在我国珍稀动物保护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目前保护区已累积了大量的陆生脊椎动物监测数据, 但缺乏遗传资源本底调查和基础的遗传资源数据库。本研究基于DNA条形码技术, 以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要研究区域, 基于样线法和博物馆标本调研, 对所采集的314份样品进行DNA条形码分析, 共鉴定兽类、鸟类、两栖类18目35科74种, 首次获得了王朗齿突蟾(Scutiger wanglangensis)的线粒体基因(COI、12S-16S、16S、Cytb)及核基因(RAG1)的条形码序列信息, 并通过比较不同监测方法说明了DNA条形码技术在动物多样性调查中的应用前景。本研究基于DNA条形码技术最终获得了216份DNA条形码数据, 初步建立了保护区陆生脊椎动物遗传资源数据库, 该数据库将为评估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提供基础信息, 为动物保护和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水文连通对于维护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 鱼类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了解其对不同水文连通强度的响应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环境DNA宏条形码技术(eDNA metabarcoding)检测黄河三角洲典型潮沟系统鱼类多样性, 分析鱼类物种分布对不同水文连通强度潮沟生境差异的响应特征。利用12S rRNA经典鱼类引物对采集自三级潮沟系统的水样进行高通量测序, 共检测出鱼类55种, 其中本地鱼类27种、非本地鱼类28种, 物种组成以鲈形目为主。各样点序列丰度均较高的鱼类有矛尾刺虾虎鱼(Acanthogobius hasta)、鮻(Planiliza haematocheilus)、长体刺虾虎鱼(Acanthogobius elongatus)等。鱼类多样性在不同水文连通性潮沟间差异明显, 其中, 二级潮沟群落多样性水平、丰富度指数、物种种类及各种鱼类类群中的个体均匀程度等都明显高于其他两级潮沟。RDA分析显示有6种环境因子与鱼类群落结构显著相关(P < 0.05), 分别为: 硅酸盐(SiO₃^2--Si)、硝酸盐(NO₃^--N)、酸碱度(pH值)、盐度(SAL)、铵盐(NH₄⁺-N)、溶解氧(DO)。其中, 优势种矛尾刺虾虎鱼的序列丰度与硅酸盐呈正相关, 鮻的序列丰度与盐度呈负相关。本研究通过与传统采样数据进行比较, 证实了环境DNA宏条形码技术用于监测黄河口典型潮沟水体中鱼类多样性的可行性, 表明潮沟系统水文连通性对鱼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均具有明显的影响, 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滨海湿地水文连通对生物群落的影响机制。

近海游泳动物的调查可以丰富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摸清渔业资源现状及变化趋势, 并为当地渔业的有效管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为了解闽东近海游泳动物种类组成、密度及群落结构等特征, 本研究于2021年春季(4月)和秋季(10月)在该海域布设8个站位进行游泳动物底拖网调查, 应用相对重要性指数(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IRI)、多样性指数、数量生物量比较曲线(abundance biomass comparison curve, 简称ABC曲线)、非度量多维标度(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NMDS)、相似性百分比分析(similarity percentage analysis, SIMPER)及生物-环境变量相关性(biota-environment matching, BIOENV)等方法, 分析了游泳动物的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特征。结果显示两个季度共捕获游泳动物147种, 春季优势种表现出小型低值的特点, 而秋季优势种则以经济价值较高的种类为主, 其中龙头鱼(Harpadon nehereus)是唯一一种在春秋两季均占优势的种类(IRI > 4,000)。春季的游泳动物物种数显著低于秋季(P < 0.05)。基于质量计算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_BW)在春季显著低于秋季(P < 0.05), 且春季游泳动物种间亲缘关系较近, 平均分类差异指数较低。游泳动物密度中, 春季平均尾数密度和平均质量密度分别为16.9 × 10³ ± 14.5 × 10³ ind./km²和474.0 ± 362.0 kg/km², 极显著低于秋季的240.8 × 10³ ± 178.6 × 10³ ind./km²和2,587.5 ± 1,495.5 kg/km² (P < 0.01)。春季鱼类幼体尾数比例极显著低于秋季(P < 0.01)。ABC曲线表明, 游泳动物群落受到中等甚至严重干扰, 且秋季尤为严重。游泳动物群落结构表现出极显著的春秋季差异(P < 0.01), 与群落结构相关性最高的环境因子组合为温度和溶解氧(r = 0.548, P < 0.01)。本研究揭示了闽东近海游泳动物平均质量密度在经历2017年低值后目前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春秋季调查分别在伏季休渔期前后开展, 如果能做到长期和持续的跟踪调查, 可以为今后休渔期成效的评估提供依据。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密切相关, 但二者间的复杂关系和反馈机制尚未明晰。本研究以乌江流域为研究区域, 基于物种空间分布格局, 使用MaxEnt模型、Zonation软件评估了乌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 并应用InVEST模型核算各项生态系统服务, 运用随机森林模型、部分依赖图模型(PDP模型)分析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间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 乌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呈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 表现为下游 > 中游 > 上游; 2020年, 乌江流域的水源供给量为810.57 mm/m², 粮食供给量为735.08 kg/ha, 固碳服务为134.00 Mg/ha, 水源涵养量为227.98 mm/m², 土壤保持量为401.30 t/ha, 生境质量为0.68; 水源供给和水源涵养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度较高, 分别为66.24%和44.72%; 除粮食供给这种依赖人为活动的生态系统服务外, 生物多样性与各生态系统服务均呈正相关。研究说明, 受气候和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生态系统服务驱使着生物多样性的改变, 但对于依赖生物功能的生态系统服务, 生物多样性是其重要调节因素。

鸟鸣识别是生态监测的重要手段, 为进一步提升鸟鸣识别的准确性和鲁棒性, 本文提出了1种新的基于深度特征融合的鸟鸣识别方法。该方法首先利用深度特征提取网络对鸟鸣的对数梅尔谱图和补充特征集的深度特征进行提取, 再将两种深度特征进行融合, 最后使用轻量级梯度提升机(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lightGBM)分类器进行分类。本文充分利用深度神经网络的特征提取能力以及lightGBM的分类性能, 将特征提取和特征分类过程进行分离, 从而实现了高准确率的鸟鸣识别。实验结果显示, 本文提出的方法在北京百鸟数据集中取得了目前已知的最佳结果, 模型的平均准确率达到了98.70%, 平均F₁分数达到了98.84%。相比传统方法, 深度融合特征在鸟鸣识别任务上准确率提升了5.62%以上。同时, 引入的lightGBM分类器使分类准确率提升了3.02%。此外, 在CLO-43SD和BirdCLEF2022比赛的数据集中, 本文方法也展现出卓越的性能, 分别取得了98.32%和91.12%的平均准确率。本文还引入了类激活图对不同类型鸟鸣的识别结果进行可解释性分析, 揭示了神经网络对不同类型鸟鸣的注意力区域差异, 为后续的特征选择和模型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 本文方法有效提高了鸟鸣识别的准确率, 在3个数据集的测试中均展现出较好的性能, 能够为基于鸟鸣识别的生态监测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截至2023年1月, 中国共记录312种蛇类, 是世界上蛇类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物种特征决定其在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在进化生物学、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 目前还没有关于我国蛇类形态学、生活史和生态学等特征的完整数据库。本文通过系统查阅已出版的蛇类专业书籍、已发表的文献和爬行动物数据库, 共收集整理了中国现有312种蛇类的41个特征数据。这些特征包括以下3个方面: 形态特征(包括鳞片、牙齿等25个特征)、生活史特征(包括体长、食性、捕食方式、繁殖方式、活动时间、有无毒性等11个特征)和生态学特征(包括是否中国/岛屿特有种、成体生境、地理分布范围和海拔分布等5个特征)。在收集的41个特征中, 除颏鳞、吻鳞和地理分布范围数据完整外(100%), 其余特征数据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完整度为7.72%-99.70%)。本数据集是目前中国最新和最完整的蛇类特征数据集, 可为我国蛇类的生态学、生物地理学和保护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本文提供了2017年5月27日至6月17日通过3种被动采集方法(飞行阻隔器法、马氏网法和埋罐法)在中国香港马鞍山郊野公园样地采集到的甲虫标本信息, 并生成了1个数据集。该样地包含13个样点, 每个样点的采集设备由1个飞行阻隔器、1个马氏网和10个埋罐组成, 共收集到45科325种3,011头甲虫。该数据集由5个部分组成: (1)每个样点采集的甲虫原始照片(198张); (2)标注鉴定结果的甲虫照片; (3)甲虫标本数量统计表; (4)形态物种鉴定图; (5)经度、纬度、温度、降水量和海拔高度信息表。该数据集通过3种被动采集方式采集甲虫, 为昆虫的采集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方法。该数据集可以定量评估香港地区的甲虫多样性, 从而丰富相关的研究。

面对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农业集约化等一系列挑战, 如何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保障粮食安全, 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以其独特的遗传、生态和传统社会文化价值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出路。全面了解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特性、主要影响因子、保护利用措施和研究手段将对制定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策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研究内容只涉及农业即种植业不是大农业。本文系统分析了各类影响因子和管理措施对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 介绍了我国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典型生态区域的现状和变化动态, 系统阐述了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评估方法, 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措施, 并据此指出我国目前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研究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展望。分析发现, 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在维持农业生态服务功能、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恢复力、减少化肥农药污染和发展绿色农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目前的研究和保护利用情况看, 需要完善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评估指标和方法, 加强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管理政策和协调机制, 加大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和利用力度, 使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成为主流化。

大量野生植物的生存正在遭受着威胁, 对植物物种现状进行客观评估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 为更好地保护珍稀濒危植物, 我国编制了多个红色名录和保护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明确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范围, 是依法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法律基础, 补充完善该名录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本文拟通过对现有名录进行客观评价, 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更新完善提供合理建议。通过综合我国现有植物保护名录, 建立统一表格, 对各名录进行对比分析; 通过研究我国具有代表性的野生植物红色名录, 将其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进行比较, 对比《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更新前后的变化, 分析各个名录间的相似性、差异性、完整性, 对现有名录作出评价。我国现有名录中存在各名录评价物种的数量和种类差别大、物种命名有争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调整不全面、国际名录与国内名录差别较大等问题。建议将193种野生植物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讨论范围, 其中44种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49种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以完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应重点关注1,313种野生植物, 可以考虑将其纳入省级自然保护名录中, 提高保护力度。

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在城市中营造生物多样性生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影响,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建设中日益紧迫。生境花园作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种模式, 厘清其在高密度城市中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与效果, 探索其科学的建设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 通过调研长宁区生境花园的生物多样性现状、居民参与建设和使用情况、生境花园管理模式等, 梳理分析了上海市长宁区生境花园所处区域的绿地斑块分布现状、生境花园建设前后的生境条件、政策的促进作用与建成效果, 探讨了高密度城市中社区更新背景下实现社区尺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模式, 并提出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研究结果表明, 生境花园是一个低维护管理的自然演替生态系统, 作为城市绿地的基本单元, 不仅填补了城市小尺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白, 而且分布具有空间异质性, 对城市绿色生态网络的完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的优化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 生境花园依然存在知识技术方面入门难、资金投入量大、潜在障碍等问题。生境花园有效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4种主要建设管理模式包括: (1)过程管理。包括前期选址、确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对象、建设和维护管理4个主要阶段; (2)多元合作。政府、社会、企业和居民个体多元主体形成任务导向型的合作方式; (3)具有扩大影响力的推广模式; (4)针对生境花园的潜在问题采取应对措施。建议未来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规划中, 将生境营造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其中, 打造城市社区生境花园基本生态单元, 按照4种建设管理模式, 促进生境花园逐步成为城市社区尺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解决途经。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了气候变暖进程, 同时, 气候变化也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 二者之间是耦合关系, 应当将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 实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都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重要联系, 二者存在相互交叉的议题。故本文从国际公约的角度出发, 梳理了UNFCCC中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的谈判焦点与发展、CBD中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谈判焦点与发展以及二者履约机制的协同现状; 总结出国际法视野下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所面临的困难: (1) UNFCCC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回应不足; (2) CBD对气候变化议题单向回应; (3) UNFCCC与CBD履约机制分割显著; (4)防范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措施之间的冲突。基于此, 本文以整体系统观为理论基石, 提出促进两公约的综合协调性、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落地执行、探索多元融资机制、制定长期战略等建议,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