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公约》(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将审议通过正在编制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框架”)。该框架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 只有通过变革式的转型, 才能实现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框架以变革理论为基础, 拟制定雄心勃勃又务实平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生物多样性与人类息息相关, 目标的制定将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等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公约》机制和框架磋商的复杂性等多种原因, 仅极少数人完整地了解框架的内容和谈判进程。经过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下简称“OEWG”) 4次会议的磋商, 框架结构和要素已基本确定,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22个2030年行动目标, 包括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行动目标1‒8)、通过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来满足人的需求(行动目标9‒13)和执行工作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决方案(行动目标14‒22) 3个部分。本文介绍了OEWG第四次会议磋商的框架草案中行动目标的谈判进展, 对框架中30 × 30目标、资源调动等核心议题进行了分析, 从而为管理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从事生物多样性教育和保护的广大工作者等社会各界了解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提供视角和方法上的参考, 从而更好地把握参与科技、贸易、投资、制造等领域国际竞争的环境政治动态与方向,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当前各国协调经济与生态的关系呈加速态势, 主要表现在: (1)深化。从“发展优先, 兼顾保护”到二者并重,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再到“保护优先”, 越来越强调统筹协同“以保护优化发展, 以发展促进保护”; (2)分化。发展中国家大多依赖财政与金融, 发达国家则将市场作为主要资金渠道, 逐步形成以系统化的法律体系、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契约化的公私合作模式和市场化交易为主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 (3)多元化。自然价值的多元性决定政府需要综合运用多种举措, 以减少单一政策的局限性; (4)市场化。加强市场解决财政在环保投入不足的主体作用已成为主流。本文为探索我国向“自然受益型”经济转型, 梳理了30多个国家在不同行业实施经济手段的150个实例, 以多元化视角归纳为8种举措: 顶层设计、环经核算、生态转型、绿色金融、市场认证、激励改革、气候协同和实施配套; 并从10个方面分析以经济手段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经验和趋势, 各国之间的共性及分化; 最后提出利用“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协调各国行动一致的平台机制, 以外促内, 内外结合, 通过创新政策工具和组合应用, 促进我国经济政策与生态环境政策融合的建议。

近年来我国每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近2,000份, 有相当比例包含生物多样性内容。但长期以来, 披露内容的实质性与可信度严重不足, 亟需引导、规范和审核。本文探讨建立我国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公开透明机制, 旨在解决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风险规避, 二是资源调动。本文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规定, 首先梳理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国内外进展, 指出存在内容碎片化, 科学指标缺失, 结果难以比较, 投入产出、同业及历史数据缺乏比对分析等不足。其次, 采用5个生物多样性指标, 进一步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指数》研究发现: 不同行业差异化明显、金融机构催化作用凸显、重视纳入制度战略框架、报告内容同质化严重、定性描述多于定量分析、货币化核算方法缺失、资金投入信息披露保守、未经第三方独立审核等特点。最后, 提出提高企业透明度的4项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纳入, (2)改进环境政策指引, (3)优化金融激励措施, (4)强化公司能力建设。这将为政府和金融部门量化生态影响, 管控投资风险, 实施扩大生物多样性融资决策提供支持。

商业界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概述了商业界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和影响, 回顾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商业界有关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决定。对《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中4个主流化目标执行进展的分析表明, 加强商业界参与是对未来生物多样性行动提出更高要求的先决条件之一。文章梳理了4条加强商业界参与的全球路径, 包括提高认识, 引导资金流向, 完善报告体系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归纳出缺乏价值认知, 融资存在挑战, 需要更多技术方法支持和需要能力建设4个挑战。最后提出了促进商业界参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的建议, 包括加强生物多样性融资, 完善环境绩效体系, 加强科学支撑和建立多方协作机制。

资金议题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关注的热点, 资金机制和资源调动也一直是每届缔约方大会(COP)的常设议题。然而由于资金问题涉及各方政治意愿,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存在较大分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COP15主席国, 在资源调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需要对资金问题开展更多研究。在这种背景下, 本文阐述了公共资金投入、资金使用效率与效力、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资金投入、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等《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问题重点要素; 分析了是否强调多渠道增资、是否建立新的资金机制、是否取消全部生物多样性有害补贴、具体筹资目标等谈判主要分歧; 提出了加大生物多样性财政资金投入、加强相关部门间资金协同管理, 利用各类金融工具撬动社会资本的生物多样性投入, 降低生物多样性损害风险、加强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新融资路径等建议, 以期为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调动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社会经济和金融风险, 以及金融机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本文聚焦各国近年来在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实践探索, 重点从国家和区域层面金融产品的创新实践总结了各国的先进实践经验, 并提出全球金融机构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未来发展趋势。由于目前中国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普遍存在国家层面相关规范和指导不足、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防控意识缺乏、相关金融产品不足、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方法不成熟、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与短板, 本文提出我国金融机构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元化支持路径和建议: 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生物多样性友好型金融产品, 加快开发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工具, 完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制度。

横断山南段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气候环境造就了高度丰富的植被多样性。这种植被多样性的演化与形成是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 而植物化石是回答这一科学问题的重要媒介。本文基于横断山南段的9个上新世化石植物群, 根据其植物组成和优势成分, 分析其所代表的植被类型, 总结了该地区上新世的植被多样性与空间分布, 并结合古环境研究资料, 探讨该地区植被多样性的兴起, 植被分布格局的形成, 及其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 横断山南段在上新世时期已经具有了多种植被类型, 包括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硬叶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灌丛草地等, 体现了丰富的植被多样性; 植被类型从南面的偏热性植被向北面的偏温性植被逐渐转变, 反映了当时随纬度变化的海拔梯度, 植被类型与分布呈现出与现在高度相似的格局。同时, 小范围内也具有适应于不同气候的植被类型, 反映了当地较大的海拔落差, 可能与高大山体的存在有着密切关联。我们推测, 横断山南段现在丰富的植被多样性和随纬度变化的植被面貌最晚在上新世就已基本形成, 但形成时间是否更早则需要更多、更老化石植物群的发现与研究。

滇西北‒西藏和滇东南‒桂西是我国西南植物区系中两个面貌和谱系年龄差异最为鲜明的区域, 分别以区系年轻、草本植物和区系古老、木本植物为特征。其中一个饶为有趣的问题是这两个地区的区系分异现象是如何演变形成的? 古植物学研究能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重要证据。本文报道分别发现于滇西北‒西藏和滇东南‒桂西的椿榆属(Cedrelospermum)和臭椿属(Ailanthus)化石新纪录。结合已有研究, 这两个类群在我国西南的化石历史为: 椿榆属见于西藏中始新世至晚渐新世(西藏椿榆C. tibetica)及滇东南晚始新世(亚洲椿榆C. asiaticum)地层, 而臭椿属化石见于西藏中始新世至晚始新世(大果臭椿A. maximus)及滇东南晚始新世至早渐新世(古臭椿A. confucii)地层。以上古近纪滇西北‒西藏和滇东南‒桂西植物区系在属级水平上的相似性表明这两个地区之间曾经存在区系交流、类群组成相近。然而, 在种级水平上, 自晚始新世以来其椿榆属和臭椿属植物又各不相同, 暗示着以上两个区系可能在晚始新世或更早已经由于环境分异等因素而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现在椿榆属和臭椿属都已经从西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总体上更为年轻的草本植物区系。与此不同, 臭椿属在滇东南‒桂西延续到了现在, 体现了该地区区系的古老性。本研究为滇西北‒西藏和滇东南‒桂西植物区系在地质历史时期的相似性及其分异的形成提供了化石证据。

云南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 生物多样性丰富, 季风气候特征明显。新生代剧烈的构造活动形成了众多山间盆地, 其间保存了大量精美的植物化石, 是探讨新生代以来植被、植物多样性和地球环境演变的理想地区。但是长期以来, 由于地层年代学证据的缺乏, 这些新生代沉积盆地的地质年代还存在很大争议。本研究通过对滇东南地区富宁县普阳盆地的含煤地层开展深入的孢粉学研究, 探讨盆地含煤地层年代及其古气候演化过程。剖面下部煤层孢粉组合以杉粉属(Taxodiaceaepollenites)为主, 指示以杉科为主的湿润沼泽森林, 冬春季相对湿润; 剖面上部孢粉组合指示以常绿栎类为主的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生长山核桃粉属(Caryapollenites)、冬青粉属(Ilexpollenites)、胡桃粉属(Juglanspollenites)、枫香粉属(Liquidambarpollenites)等亚热带常见树种, 气候温暖湿润, 季节分明。结合新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证据和周边地区不同地质时代的孢粉组合, 普阳盆地含煤地层的沉积时代应为晚始新世; 同时, 孢粉组合也表明滇东南地区植被现代化面貌至少在晚始新世就已经开始出现。

栎属(Quercus)植物叶片化石在新生代地层中分布普遍, 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本文对采自云南省宜良县上新统茨营组中的栎属植物叶片化石进行角质层结构分析, 结合叶形态特征, 系统描述了4种栎属植物: 阔叶栎(Quercus latifolia)、线叶栎(Q. scottii)、楔基栎(Q. simulata)和黄毛青冈相似种(Q. cf. delavayi)。通过对比化石和现生植物的叶形态和角质层特征, 本文认为叶片形状、叶基和叶尖特征、二级脉数量、表皮细胞和垂周壁特征、气孔大小和形状、气孔密度、毛基类型、形态和分布情况可以作为区分不同种类的特征, 但是不能只考虑其中的一个因素, 应该综合这些特征作为判断依据。结合宜良植物群中其他化石资料认为, 包括壳斗科柯属(Lithocarpus)、栲属(Castanopsis)以及樟科、榆科、木兰科等在内的植物, 代表了以栎属青冈组为优势树种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宜良植物群与同时期相近纬度的植物群相比, 植被类型相似, 但是落叶成分较少。宜良植物群中的线叶栎、楔基栎和阔叶栎同晚始新世的线叶栎以及早中新世的楔基栎和阔叶栎相比, 形态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与现生植物也非常相似, 进一步说明云南现代常绿阔叶林的主要成分来自于古老植物的承袭, 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

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分布着超过20万km²的典型戈壁生态系统, 且这些戈壁生态系统正遭受着持续性气候变暖与极端天气的影响。然而, 土壤、气候、空间变量等因子对阿拉善戈壁大尺度植物β多样性及其关键组分的相对影响还没有得到系统研究。本文通过对阿拉善典型戈壁生境的276个样方进行植物群落组成调查, 并结合气候、土壤等数据, 探讨了地理距离和环境因子对阿拉善戈壁区植物群落β多样性及其组分的影响。研究表明: (1)在阿拉善戈壁区, 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 植物群落β多样性及物种周转组分显著增加, 而且β多样性主要源于物种周转组分, 物种嵌套组分的贡献非常有限; (2)偏Mantel分析显示环境因子和地理距离对β多样性及其物种周转组分均有显著的单独作用; 方差分解结果进一步表明, 环境因子和地理距离共同解释了植物β多样性及其物种周转组分10.84%-17.67% (Bray-Curtis)和15.47%-24.81% (Sørensen)的变异, 但环境因子可以单独解释更多的变异(6.62%-9.97% (Bray-Curtis)和8.98%-14.51% (Sørensen))。在众多环境因子中, 气温日较差、土壤含水量和地表砾石盖度对植物群落β多样性和物种周转组分的贡献更大。以上结果表明, 环境过滤、扩散限制以及其他未知过程可能共同影响阿拉善戈壁区植物群落β多样性格局, 其中环境过滤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

植物性系统在群落更新、适应性和未来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明确喀斯特森林性系统数量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相邻格子法从茂兰白鹇山山脚到山顶连续设置11个垂直样地, 同时采用该方法从山体中部沿同一等高线连续设置21个水平样地, 分析了研究区样地内胸径大于1 cm的木本植物性系统数量特征,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了垂直样地与水平样地植物数量与性系统的差异, 采用冗余分析(RDA)探究了性系统数量特征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结果表明: (1)样地内共有木本植物286种14,622株, 其中两性花植物156种(54.5%) 8,235株; 雌雄同株异花植物57种(20.0%) 3,838株; 雌雄异株植物73种(25.5%) 2,549株。垂直方向上, 随着海拔升高雌雄同株异花植物的植株数量显著增加, 两性花植物的物种比例显著下降; 坡位上表现为中坡位植物性系统多样性较低; 水平方向上, 两性花、雌雄同株异花与雌雄异株植物的植株数量、物种比例、性系统多样性指数都无明显规律。(2)雌雄同株异花植物的植株数量和物种比例在垂直样地与水平样地间有显著差异(P < 0.05); 雌雄异株与两性花植物的植株数量与物种比例无显著差异。(3)环境因子对木本植物的性系统数量特征有一定影响, 其中海拔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P < 0.01), 坡位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P < 0.05)。总体上, 茂兰喀斯特森林木本植物性系统表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但大部分物种种群较小, 其数量分布特征可能是对喀斯特生境异质性适应的结果。

研究植物种内、种间竞争关系是探究植物濒危原因的重要方式之一, 根据竞争来源和竞争预测模型可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保护策略。本文以雅安周公山峨眉含笑(Michelia wilsonii)野生种群为研究对象, 使用逐步扩大范围法确定峨眉含笑的竞争范围半径, 运用Hegyi单木竞争模型计算竞争指数(competition index, CI), 分析其种内、种间竞争关系。结果表明: 峨眉含笑的最适竞争范围半径是10 m, 能较好地反映其种内竞争强度; 峨眉含笑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种内, 种内竞争指数(348.72, 62.52%)远大于种间竞争指数(209.03, 37.48%); 小树、中树阶段个体的竞争强度较大, 平均竞争指数(3.97、3.14)远高于总体平均竞争指数(2.68); 内有21种竞争木, 其中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华中樱桃(Prunus conradinae)、细刺枸骨(Ilex hylonoma)是峨眉含笑的主要竞争树种; 胸径与竞争指数间服从指数函数关系(CI = 3.8907e^-0.048x, R² = 0.1087, P < 0.01), 随着对象木胸径的增大, 竞争指数不断降低, 当胸径达到30 cm后, 竞争强度基本稳定。综上, 小树、中树阶段的峨眉含笑个体受到极强的种内竞争, 初入老树阶段的个体受到较强的种间竞争。为更好地保护峨眉含笑的天然种群, 降低竞争对种群更替的影响, 在林分管理中需要促进小树、中树的个体更新, 减轻植株间的竞争消耗, 加速峨眉含笑的生长和维持种群稳定。

植物多样性是调控食物网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最重要的生物因素, 植物多样性丧失深刻影响食草动物, 但由于小型食草动物种群数量波动明显、统计随机性较大等困难, 我们对植物多样性丧失如何影响小型食草动物依然知之甚少。基于在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设置的长期植物物种剔除试验, 本研究于2016-2020年7-8月连续调查了植物物种剔除各处理中草原毛虫(Gynaephora alpherakiif)的数量, 分析了植物物种及功能群丧失对草原毛虫的影响。结果表明, 虽然时空差异及统计随机性是影响草原毛虫数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但植物物种剔除介导的群落差异对草原毛虫数量的影响依然显著: (1)在各观测时段, 优势种线叶嵩草(Kobresia capillifolia)的丧失导致群落中草原毛虫数量显著减少; 禾草类物种丧失也会减少草原毛虫数量, 但其影响仅在8月显著; (2)杂类草物种丧失通过增加群落中禾草物种多度, 可增加草原毛虫数量; 豆科物种丧失使莎草增多, 也会增加草原毛虫数量; (3)各植物功能群部分物种剔除并未显著影响草原毛虫数量。本研究证实了高寒草甸中草原毛虫数量会因优势植物嵩草和禾草的多度减少或禾草物种丧失而显著减少, 但群落总生物量、个体数和物种丰富度、豆科多度以及各功能群植物同比减少, 都对草原毛虫数量没有明显影响。这些结果说明在随机作用主导下, 植物群落中的特定功能群相对多度(而非物种多样性)变化深刻影响草原毛虫适合度, 进而影响生态系功能及服务; 未来生物多样性研究及草地虫害生物防控中应更多考虑统计随机性及植物功能多样性对小型食草动物的影响。

白鹤(Grus leucogeranus)为IUCN红色名录极危物种, 在中转停歇地松嫩平原的停歇生境为湿地, 近年来却出现多数个体迁离湿地转移到玉米(Zea mays)地取食停歇的现象。为探究迁徙白鹤在中转停歇地取食生境利用变化的原因, 我们于2020年9月至2021年11月对该区域白鹤种群数量和取食生境等进行观测, 并对食物资源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1)在农田生境取食的白鹤个体数量占比达72.7%, 是湿地生境的2.66倍。农田已成为迁徙白鹤在中转停歇地的主要取食生境之一。(2)根据不同的收割方式, 农田可提供的总能量是湿地的1.24-2.79倍; 白鹤在农田的日摄入能量约为湿地的1.56倍。(3)在农田白鹤的每日取食时间约占总活动时长的53.5%, 是湿地的1.67倍, 取食成功率是湿地的1.56倍。白鹤取食生境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水位变化、食物资源变化、取食难易度不同和人为干扰等综合作用导致。为有效保护和管理白鹤生境, 建议合理进行湿地生态补水调控并恢复白鹤主要食源植物, 开展农业用地保护计划并设置自然保护小区。

近年来我国风力发电发展迅速, 已有研究发现风电工程会对鸟类多样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 过去的研究多以区域内鸟类常规调查为主, 未直接对风机致死鸟类进行长期系统的调查监测, 也未进一步探究风机致死可能的方式和原因, 从而难以根据风机致死鸟类的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和应对方法。本文以江苏盐城滨海地区风电场为例, 基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共22次连续的调查监测, 应用尸体搜索法调查了研究区域内风机致死鸟类的情况。结果表明: (1)风机下发现的死亡鸟类有8目10科12种, 死亡鸟类主要为留鸟或已在研究区域内繁殖的种类, 占死亡鸟类种类的66.7%; (2)风机下共发现死亡鸟类41只, 环颈雉(Phasianus colchicus)死亡数量最多, 有19只, 大部分位于农田及农田防护林中; 夜鹭(Nycticorax nycticorax)和白鹭(Egretta garzetta)死亡数量也较多, 共11只, 主要位于鱼塘中; (3)通过对风机下死亡鸟类的情况分析发现, 在风机基座比风机扇叶造成的碰撞致死情况多。最后, 本文提出了减缓风机对鸟类影响的措施和建议, 包括持续开展鸟类监测, 及时开展风机下生境的治理, 加强鸟类相关驱避技术装备研发等, 为我国风电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中国正式设立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之一, 其所处的武夷山脉在动物地理区划上是东洋区南亚亚区华南小区、东洋区东亚亚区华东小区的分界线。为查明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其周边的鱼类区系和多样性现状, 本研究在梳理历史研究资料的基础上, 对调查区域内的崇阳溪、麻阳溪、九曲溪、北溪和铅山河5条河流进行了实地调查, 从物种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两个层面对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鱼类多样性水平进行了分析。结合历史数据, 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的土著鱼类为113种, 隶属于5目17科61属, 其中以鲤形目鱼类为主, 共82种, 占物种总数的72.6%, 其次为鲈形目, 共16种, 占总数的14.2%。受威胁鱼类3种, 包括2种国家II级野生水生保护动物, 即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和花鳗鲡(Anguilla marmorata)。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第一优势种为拟腹吸鳅(Pseudogastromyzon fasciatus), 与其周边地区以点纹银鮈(Squalidus wolterstorffi)为第一优势种不同。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鱼类物种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低于周边区域。通过比较调查区域内5条河流的鱼类多样性, 麻阳溪鱼类多样性显著高于其他河流, 铅山河的多样性显著低于其他河流。位于国家公园内的九曲溪鱼类多样性比周边地区的崇阳溪要低。鱼类功能多样性结果显示, 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功能丰富度指数显著低于周边地区, 功能离散度和功能均匀度均高于周边地区; 在河流方面, 北溪的功能丰富度显著高于其他河流, 崇阳溪的功能均匀度较高, 九曲溪的功能离散度显著高于其他河流。综合鱼类多样性分析结果, 武夷山国家公园鱼类多样性低主要是自然生境异质性低和人为活动共同作用形成, 而周边地区的河流受到捕捞、水利设施、水质污染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干扰改变了鱼类的群落结构, 使得鱼类多样性降低。因此应该加强对该区域的鱼类多样性保护工作, 未来还应进一步开展针对公园内鱼类多样性的调查工作。

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自然保护区能有效地保护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 评估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对保护成效的影响有利于自然保护区的科学保护与管理。本研究分析了青藏高原54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类型、资金、人员配置等管理能力方面的差异, 并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研究不同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 揭示青藏高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与保护成效的关系, 为提升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成效提供依据。结果表明: (1)青藏高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行政级别差异较大, 包括厅局级(1处)、县处级(36处)、乡科级(16处)和股级(1处) 4个级别, 其中独立管理机构42处, 与其他机构合署办公的非独立管理机构12处, 行政级别和独立性影响保护成效, 行政级别较高、独立的管理机构的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较好。(2)青藏高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单位管理资金、人均管理面积与巡护面积等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差异较大, 且专业人才普遍缺乏。建议重点关注青藏高原地区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的特殊性, 规范管理机构建设, 加强资金保障, 推动更多高水平专业人才从事保护工作, 进一步加大生态管护岗位设置与培训, 切实提高青藏高原地区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和保护成效。

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体系还不完善, 尚不能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现实需求。为了提升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化水平, 本文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 3大目标, 围绕生态系统、物种、基因3个层次, 以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研究基础, 采用相关关键词检索现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形成标准清单(共包含1,032项标准), 并以此标准清单为研究对象, 深入分析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体系。本研究发现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体系的现状主要是分行业管理、基本覆盖各主要任务、涵盖多类别, 但仍存在标准间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标准规范质量不高且使用率低, 与国际标准衔接不够的问题。以现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 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任务和职责定位, 提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标准体系三维结构框架(包含行业、任务和类别3个维度)的构建设想。最后, 本文从筹建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时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加强科学技术支撑、推动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4个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以期为建设更加先进适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体系提供参考。

附生维管植物是热带、亚热带湿性山地森林植物群落中物种最为丰富的类群之一, 在维系森林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附生维管植物调查相对困难, 在多样性调查和统计中往往被忽视, 迄今为止我国尚缺乏全国范围的森林附生维管植物名录。本项研究基于已公开发布的数据库, 搜集并整理了1982-2022年间的关于中国森林附生维管植物研究的文献书籍。首先, 提取文献资料中的有效信息, 依据物种2000中国节点的数据进行标准化校正, 整理出中国森林附生维管植物共计49科246属1,739种, 然后据此编写了相对准确、完整的中国森林附生维管植物物种名录。本名录作为我国第一个全国性森林附生维管植物名录, 可为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 并能为深入研究附生维管植物的进化生物学、生物地理学及宏观生态学等领域提供重要的基础信息。

美国近代派出多名植物猎人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进行广泛的考察和植物引种。在众多植物猎人中, 弗兰克·尼古拉斯·梅耶(Frank Nicholas Meyer)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从1905年到1918年在亚欧国家(主要是中国)进行了4次植物考察和引种活动。本研究旨在全面梳理梅耶引种植物的路线和植物种类, 并分析其对研究全球植物传播的影响。本文对关于梅耶的引种记录、植物标本和档案进行了广泛的收集, 整理了梅耶引种植物的地点和植物学名; 分析了梅耶在亚洲和欧洲的考察、引种植物的历史。梅耶的4次考察共涉及13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是在中国; 在中国, 采集地涉及18个省级行政区的65个城市。根据引种记录, 梅耶共引种了3,651份植物, 其中3,590份鉴定到科, 隶属于109科; 3,567份鉴定到属, 隶属于392属; 2,644份鉴定到种, 隶属于665种。梅耶非常注重水果、蔬菜、粮食作物和观赏植物的引种。梅耶引种植物的影响极其深远, 促进了植物在全球的传播, 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经济植物和观赏植物; 梅耶的考察范围广且其考察记录可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同时也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警示。

高质量的生物多样性数据能够为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保护提供数据支撑。目前研究人员开发了大量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处理软件或工具, 包括工作流系统、R语言包、Python语言包和Excel工具等, 但是使用这些软件或工具需要用户安装相应的软件客户端, 并掌握一定的编程语言、软件开发和复杂的Excel公式等知识和技能。为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和使用门槛, 本文采用了Browser/Server模式设计技术、Web技术、可视化技术、响应式开发技术、网络爬虫技术、数据处理技术和Solr智能检索技术等, 针对不同维度的生物多样性数据设计和开发了相应的数据处理模块, 构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在线数据处理平台(http://dp.iflora.cn/)。该平台能够有效地帮助科研人员对物种名称、地理位置、时间日期和经纬度等数据进行处理, 并提供数据格式转换、数据质量评测和资源统计分析等辅助功能, 帮助科研人员实现零代码和低门槛地处理生物多样性数据, 提供便捷、高效和简单的数据清洗、校正、转换和整合等数据处理渠道, 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持与服务。

全球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不断扩张导致的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已成为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国外开展了大量的道路对野生动物生存影响的研究, 相对而言, 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本文通过总结截止于2021年国内的144篇案例研究文献以及新浪微博中210条道路交通伤害信息, 将我国道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分为栖息地丧失、栖息地破碎化、回避或聚集路边、阻碍或促进迁移、种群隔离、野生动物通道和道路交通伤害等方面, 从研究方法、研究地点、研究物种和研究结果等不同角度进行梳理和总结。近年来, 我国的相关研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研究地点主要集中在可可西里、长白山和秦岭地区; 研究物种主要为青藏高原有蹄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应包括: (1)道路野生动物基础数据采集平台建设; (2)我国不同动物地理分区的道路野生动物相关研究; (3)深入开展学科交叉与部门合作以及国际交流合作。公众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相关信息表明近年来公众对道路交通伤害问题越来越关注, 未来开展基于公民科学收集道路交通伤害数据具有迫切性和可行性。

现代人类新发传染病中, 有60.3%是人兽共患病, 其中71.8%源于野生动物。野生动物是许多病原体的贮存库, 对人类和饲养动物会产生潜在的生物安全威胁。目前, 中国针对饲养动物疫病的监测检测系统和法律法规较为健全, 但针对野生动物的疫源疫病监测仍比较薄弱。根据“One Health”的理念,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有效监测与相应防治措施的落实, 不仅可以为人兽共患病的大规模流行做出预警并降低其几率, 同时也为野生动物种群的健康提供了保障。本研究通过国际案例的比较分析, 提出有效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系统特征。同时, 通过对我国现有监测体系的研究分析, 结合利益相关方访谈以及实地调查, 提出了完善现有系统的主要措施建议。建议包括: (1)推进不同政府部门间的资源互通, 提高国家疫病监测体系应对跨学科、跨领域问题的综合能力; (2)针对人及饲养动物与野生动物接触频繁的生产生活方式, 应建立重点监测管理和响应机制; (3)提高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包括建立野生动物疫病参考实验室、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技术能力等, 保障科学的监测方案和检测方法; (4)建立基于公众和现有监测资源的信息上报、汇总系统, 提升野生动物疫病监测的公众参与度和信息透明度。

长期以来, 学者普遍认为大多数鸟类的嗅觉能力较弱或丧失。早期实验未能得到统一而清晰的结果, 进一步扩大了这一认知误区。随着研究手段和技术的发展, 解剖学、电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和行为生态学等学科提供了鸟类嗅觉存在的证据。目前, 相关研究在鸟类14目33科中发现了嗅觉通讯的证据。与视觉和听觉一样, 这一感觉通路可能在鸟类的觅食、导航、防御、隐蔽、警戒和交流等社会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着重于嗅觉通讯在鸟类社会行为中的功能, 通过回顾近十年的相关研究, 综述鸟类嗅觉在物种和个体识别、繁殖行为、亲缘识别、配偶选择与竞争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也指出: 研究手段的创新将揭示更多鸟类物种在社会行为中对于嗅觉通讯的运用。此外, 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少数物种和单一层面(如生理、生态和环境等), 使用分子生物学、解剖与生理学、行为学和神经生物学手段的整合研究较为缺乏; 而后者更有可能全面地揭示鸟类嗅觉通讯的复杂机理及其在社会行为中发挥的多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