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超薄平板微型聚丙烯酰胺等电聚焦电泳方法对极濒危蕨类植物中华水韭（Isoetes sinensis）现存于安徽休宁的5个亚居群的等位酶多样性和遗传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华水韭居群每位点平均等位基因数A＝1.7，平均多态位点比率P＝55.56％，平均预期杂合度H_e＝0.201。居群中半数的多态位点表现为等位基因的“固定杂合”， 5个亚居群的遗传多样性无显著差异，但都表现出严重偏离Hardy-Weinberg平衡的杂合子过量；其遗传变异主要发生于亚居群内（94.27％），亚居群之间的遗传分化较小（G_st=0.0573），亚居群间遗传一致度较高（I＝0.960－0.999）。我们推断这可能是由于居群构建之初的奠基者效应或者原种群曾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遗传瓶颈所导致；此外亚居群间便利的基因交流也可能起到了很大作用（N_m＝4.5062）。取自休宁居群的75株样品由13个专一多位点基因型（18个位点等位酶基因型）组成，亚居群及个体间高度遗传均质。本文还就中华水韭休宁野生居群濒危的遗传因素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保育策略。

从种子活力和抗氧化酶活性两个方面研究了温度和光照对孑遗植物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种子萌发的生理生态特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萌发温度对水杉种子的活力和抗氧化酶活性有较大影响，在19-28℃范围内，种子的发芽率、发芽速率、活力指数、脱氢酶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和过氧化氢酶(CAT)等抗氧化酶活性均较高，其中在24℃条件下最高；当温度低于15℃或者高于32℃时，种子活力很低；10℃条件下种子几乎不萌发。可以认为，水杉种子萌发的适宜温度范围为19-28℃，最适温度为24℃。光照萌发试验表明，65μmol·m^-2·s^-1 (12 h/d)光照对水杉种子的萌发有较大的抑制作用，黑暗条件更适于水杉种子的萌发。自然状态下水杉种子质量很差，空瘪率超过90%，加之产地春季温度不适于水杉种子的萌发，这两者可能是限制水杉种群更新的重要因素。这也许是水杉种群中缺乏幼苗和幼树的原因之一。

利用长江春大豆初选核心种质SSR（simple sequence repeat）标记和农艺性状表型等基础数据，对用不同个体取样方法以及不同数据类型建立的核心种质进行评价，目的是为确定中国大豆（Glycine max）核心种质的最佳取样策略提供依据。结果表明，根据SSR分子数据聚类，采用类内随机取样、类内以遗传相似性系数取样以及仅依据遗传相似性系数取样都可用于大豆核心种质构建。但是综合不同评价参数发现，以类内随机取样最佳，类内按遗传相似性系数取样次之，单独以遗传相似性系数取样较差。分析不同SSR等位变异保留比例的遗传多样性指数发现，当保留90%和80%的SSR等位变异时，核心种质具有更高的遗传多样性。由于与SSR分子数据对种质遗传关系评价的不一致性，农艺性状等基础数据虽然可用来构建核心种质，但其SSR分子水平代表性相对较低。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用不同方法或同一方法不同重复次数取样建立的核心种质具有异质性，且这种异质性随核心种质取样比例的降低而增大。因此，虽然可依据不同数据类型确定相应的方法建立核心种质，但综合表型和分子数据建立的核心种质更具有代表性。

利用26个微卫星标记分析了中国7个地方绵羊（Ovis aries）品种的遗传多样性。通过计算基因频率、平均杂合度（H）、多态信息含量（PIC）及有效等位基因数（N_e），并根据Nei氏标准遗传距离，利用UPGMA法进行了聚类分析，评估其种内遗传变异和品种间遗传关系。结果表明：26个微卫星位点共检测到278个等位基因，Ne 在2.1288-13.3924之间；以等位基因频率为基础，得出位点的平均杂合度在0.0629-0.5903之间，品种平均杂合度在0.3633-0.4489之间。26个位点均为高度多态位点，PIC在0.6628-0.8712之间。聚类分析表明哈萨克羊、阿勒泰羊和巴音布鲁克羊遗传关系最近；然后与白藏羊、黑藏羊聚为一类；湖羊和晋中羊聚为一类。各绵羊品种的聚类关系与其来源、育成史及地理分布基本一致。

2001年11月至2002年8月在泉州湾浮山(R1)、下洋(R2)、垵头(R3)和大坠岛(R4) 选择4条岩相潮间带断面对底栖生物分布进行了调查，共采集了6687号标本。经分析鉴定共有324种，其中有藻类17种，多毛类102种，软体动物96种，节肢动物62种，棘皮动物11种，其他动物共有36种。岩相断面种类的水平分布受制于潮流和海浪，不同断面的种数排序是浮山（206种）＞下洋（197种）＞大坠岛（193种）＞垵头（166种）。垂直分布主要受制于潮汐和海浪。各断面不同潮区的共同特征是：中潮区的物种最多，在129－156种之间；低潮区居第二，在87－116种之间；高潮区的种类最少，在9－20种之间。种数的季节变化反映生物对水温的适应性，不同季节种数排序为夏季（190种）＞春季（164种）＞秋季（158种）＞冬季（150种）。

榕小蜂是榕树(Ficus spp.)唯一的传粉昆虫，榕树隐头果又是榕小蜂唯一的寄主。榕树必须依靠榕小蜂传粉才能获得有性繁殖；而榕小蜂又必须依靠榕树隐头果内的瘿花作为食物和栖息场所才能正常生长、发育和繁衍后代，因此两者间有着不可互缺的互惠共生关系，二者缺一就面临着两类物种同时消亡和群落的灭绝。云南是中国榕树和榕小蜂种类最丰富的省份。本文报道了在云南采集到的榕小蜂类群，隶属12属50种。云南的榕树和榕小蜂主要分布在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的河谷和海拔1600 m以下区域。随着海拔的升高，两类物种数量随之减少，到了海拔3700 m以上地区，除了人工种植外，已无自然分布的榕树种群。榕小蜂的个体数量、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指数都是在滇南地区热带雨林内最高，滇西北的高山峡谷区最低。

地区性物种多样性评价是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采用G-F指数对福建省两栖类物种多样性进行评估，同时利用弦距离类间平均连锁的方法对福建省22个县(市)和5个两栖动物地理省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各县(市)的两栖类物种多样性差异较大。其中武夷山市两栖类的G指数达2.465，为各县最高；闽中地理省两栖类的G指数达2.534，为各两栖动物地理省最高；全省两栖类物种多样性的G指数、F指数和G-F指数分别为2.978、4.863和0.388。处于华中区的3个地理省（闽北、闽东和闽西地理省）首先聚类，而后与处于华南区的闽中地理省聚类，最后与闽南地理省合并。聚类结果与福建省两栖动物地理区划大体一致，但个别县(市)不太相符，作者建议将大田县划归在华中区的闽西地理省。

外来物种入侵已成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本文采用文献调研、实地考察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了全国陆生、淡水水生生态系统中外来入侵微生物、无脊椎动物、两栖爬行类、鱼类、鸟类、哺乳类、杂草、树木和海洋生态系统中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及分类地位、起源、引入路径和环境影响等内容。查明我国共有283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外来入侵微生物、水生植物、陆生植物、水生无脊椎动物、陆生无脊椎动物、两栖爬行类、鱼类、哺乳类分别为19种、18种、170种、25种、33种、3种、10种和5种；来源于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外来入侵物种分别占55.1%、21.7%、9.9%、8.1%和0.6%。我国对外来物种的引进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50.0％的外来入侵植物是作为牧草或饲料、观赏植物、纤维植物、药用植物、蔬菜、草坪植物而引进的；25%的外来入侵动物是用于养殖、观赏、生物防治的引种。对外来物种只重引进、疏于管理，也可能导致外来物种逃逸到自然环境中，造成潜在的环境灾害。此外，在检疫方面也存在很多薄弱环节，所有外来入侵微生物是随引进的原木、幼树、苗木、花钵、土壤而无意传入的；76.3%的外来入侵动物是由于检查不严，随贸易物品或运输工具传入我国的。因此，我国既要加强检疫工作，又要对外来物种的有意引进进行严格管理，实行外来物种引进的风险评估制度。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具有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二者协调发展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保护区政策是联结保护区和社区关系的纽带，通过调查和分析社区居民对保护区政策的响应，可以获得改善两者关系的有效信息。本研究通过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协调发展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 保护区的主要生态保育政策和工程对改善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是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将产生潜在威胁；二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和以电代柴政策与居民用电消费和补偿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需要制定科学的用电消费和补偿机制。(2) 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的认知响应在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教育水平和性别影响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现行政策的认知响应，教育水平和居住地点影响社区居民对移民政策的响应。根据上述调查和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加强公众参与、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居民就业、科学确定电价以及逐步移民等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