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基于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理念的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提升
生物多样性
2025, 33 (5):
24524-.
DOI: 10.17520/biods.2024524
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已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环境挑战之一。如何在城市发展中有效保护和提升生物多样性已成为紧迫的关键问题。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机制下,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的达成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为实现《昆蒙框架》目标要求, 中国形成了系列履约机制并建立了以市级住建部门为主的多部门协作模式。围绕目标12呈现多学科交叉、政府与学界广泛合作的趋势。我国迭代推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模式, 重点探索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路径, 并在我国东部城市形成代表性示范区域。在此背景下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提升工作体现了持续优化与高度融合的特点。通过底线型指标进行管控约束、导向型指标作为实施工具进行建设引导, 主要将生物多样性从纳入城市发展主流、显著提高城市绿地的规模质量与连通性、改善人类健康与福祉3个领域展开实践。此外, 从景观、生态系统、物种、社会参与4个层次, 聚焦为19个关键任务, 其中12项回应了《昆蒙框架》目标12的关切。在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城市模式可持续实践背景下, 应首先夯实履约视角下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目标体系、加强保护主流化、建立更为全面和有效的协调机制。重视城市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要素、全周期衔接, 提高其与城市居民福祉和健康的联系性, 探索形成特色鲜明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生物、宜居、福祉”三位一体的中国路径。
表3
不同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标统计
正文中引用本图/表的段落
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已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环境挑战之一。如何在城市发展中有效保护和提升生物多样性已成为紧迫的关键问题。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机制下,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的达成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为实现《昆蒙框架》目标要求, 中国形成了系列履约机制并建立了以市级住建部门为主的多部门协作模式。围绕目标12呈现多学科交叉、政府与学界广泛合作的趋势。我国迭代推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模式, 重点探索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路径, 并在我国东部城市形成代表性示范区域。在此背景下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提升工作体现了持续优化与高度融合的特点。通过底线型指标进行管控约束、导向型指标作为实施工具进行建设引导, 主要将生物多样性从纳入城市发展主流、显著提高城市绿地的规模质量与连通性、改善人类健康与福祉3个领域展开实践。此外, 从景观、生态系统、物种、社会参与4个层次, 聚焦为19个关键任务, 其中12项回应了《昆蒙框架》目标12的关切。在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城市模式可持续实践背景下, 应首先夯实履约视角下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目标体系、加强保护主流化、建立更为全面和有效的协调机制。重视城市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要素、全周期衔接, 提高其与城市居民福祉和健康的联系性, 探索形成特色鲜明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生物、宜居、福祉”三位一体的中国路径。
我国东部地区是代表性城市的集中分布区, 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公园城市代表性城市分布存在较大重合。在具体城市分布上, 江苏省南京市、浙江省杭州市、福建省厦门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广东省珠海市5个城市在4种发展模式中均成为代表城市; 此外, 公园城市、森林城市与园林城市3种模式的城市代表也存在较高的一致性, 共有23个城市符合该标准, 其中86.96%为南部城市。园林城市作为最早开展的基础评选, 其与其他模式城市的重合度较高, 特别是与森林城市的重合度最高, 达到36个城市, 这些城市均位于我国东部地区。
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评选标准是实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提升任务的核心工具。我国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演进历程中, 依托评价标准对建设现状、目标实施评价与指引(蔡文婷等, 2021), 并尝试针对城市形成差异化的诊断方案(段进等, 2023)。各发展模式下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都较高, 以底线型指标进行管控约束、导向型指标进行建设引导, 其中森林城市、公园城市中的底线型指标占比超过总生物多样性指标的80% (表3)。
本文的其它图/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