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物种的有效保护依赖于基础调查研究和评估数据, 并依此制定相应的保护行动计划。受栖息地破坏和人类过度捕捞影响, 大鲵(Andrias spp.)野外种群稀少, 同时由于基础研究数据缺乏, 濒危程度的评估失去了科学基础。本研究于2021-2023年连续3年在江西靖安县北潦河金家水支流开展江西大鲵(A. jiangxiensis)野外种群的标志重捕调查与监测。累计目击成体、亚成体628尾次, 其中带标记个体543尾次, 至少重捕一次个体230尾次。综合分析结果显示: 经标志重捕Schnabel模型估算, 该种群大小为474尾(95% CI: 427-534), 种群密度为79尾/km (95% CI: 71-89)和1.31尾/100 m² (95% CI: 1.19-1.48)。种群结构分析显示, 体长大于70 cm或小于30 cm个体的数量极少。同时调查中多次目击到幼鲵、亚成体被天敌或同类残食; 连续3年在9月或10月发现其野外繁殖场, 1-3月累计目击记录新孵化幼鲵738尾次, 4-12月全河段再次目击幼鲵的频率则极低(0.38尾·人^-1·h^-1)。此外, 栖息地评估提示江西大鲵面临较大的生存威胁: 下游水坝的存在导致目前物种野外种群呈现隔离状态, 有限的栖息地(3.6 ha)内环境波动剧烈, 春夏丰水季洪水泛滥、自然坡岸塌方, 秋冬枯水季河道干涸, 断流频发。综上, 本研究建议将江西大鲵的濒危等级评估为极危(CR), 野外种群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亟待实施相应保护措施。

家养动物及其野生近缘种是重要的战略生物资源, 对新品种选育、种业创新、野生动物保护至关重要。我国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家养动物品种, 也是众多野生近缘种的现生分布地和家养动物驯化起源中心之一。家养动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中文名和拉丁名用法混乱, 阻碍了战略生物资源的准确鉴定, 影响了有效的科研交流和科普宣传, 并容易造成重要战略生物资源的流失。本文通过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网站, 调查了家养动物驯化起源历史最新的研究进展, 着重分析了家养动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中文名、拉丁名、英文名的来源和使用情况, 并结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2021)、《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2023)》等官方文件和学术报告的有关物种名称的使用情况, 梳理了主要家养动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名称在这3种语言间的对应关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合国内使用的18种主要家养动物的中文名和拉丁名的使用建议。

储藏物甲虫是指与储藏物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鞘翅目昆虫, 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 储藏物甲虫的名称来源多样, 存在多个不同历史时期分类系统并行使用、拉英汉名称使用混乱等问题, 这造成了国内外交流的信息错配, 导致防治技术的应用不完全正确, 进而引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本文主要依据权威的Catalogue of Palaearctic Coleoptera、Handbook of Zoology、动物学记录、当前国际公认的鞘翅目科级分类系统等文献, 梳理430种(亚种)储藏物甲虫种上阶元的系统地位; 基于文献查找, 首次编纂重要储藏物甲虫的完整信息名录(含定名时间和原始文献信息), 同时补充其英文名称和曾用中文名(如果有的话)。研究明确了430种(亚种)储藏物甲虫的分类地位、物种拉英汉名称和原始文献信息, 涉及鞘翅目12总科和32科, 其中约41%科级阶元的系统地位发生变化; 补充与物种名称相关的原始文献283篇; 与此前通用的名称相比, 共45个物种的学名发生变动, 包括3处因异物同名而变动, 23处因同物异名而变动, 18处因属的组合而变动, 1处因等级提升而变动。本研究有助于储藏物甲虫各级阶元名称的规范使用, 也为行业部门的应用提供支撑。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作为一项多边条约, 通过严格管制全球野生动植物的合法贸易甚至“禁贸”, 来保护受灭绝威胁的野生动植物。CITES具有强制执行力。它的有效执行依赖于全球各国在政策制定、规则执行、数据收集统计和评估方法上的协调一致。由于CITES签署时的遗留问题, 中文、俄文和阿拉伯文等联合国正式语文不是CITES工作语言。CITES在中国生效40多年, 中国履约机构已将CITES文本和其他官方文件翻译成中文, 但参与制定和履行执行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监管规则仍受制于对CITES英文术语和定义的理解以及中文译文的准确性。本文追溯了CITES签署时的语言方案, 列举了CITES中文文本的重要术语, 对CITES官方发布的150个英文术语进行了分类和解释。掌握CITES术语的类别和特征有助于理解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规则的设立、演变和执行, 进而有效监管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 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本文也将对我国制修订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规范提供启示和参考。

植物开花过程中花色的变化作为一种指示信号会引导传粉者偏好访问变色前的花, 那么花色的变化能否影响昆虫盗蜜, 目前还不清楚。为了探究盗蜜者是否偏好变色前的花以及盗蜜对植物繁殖适合度的作用, 我们以忍冬属长距忍冬(Lonicera calcarata)为研究对象, 其花期3天, 花色从白变为黄, 再变为橘红, 野外记录访花昆虫的访问行为, 计算合法访问和盗蜜的频率; 统计不同居群3种颜色花的盗蜜率, 测量它们正常和盗蜜花朵的形态特征, 测量开花中正常和盗蜜花朵的花蜜现存量和糖浓度, 统计正常和盗蜜的花苞中花粉和胚珠总数, 进行不同人工授粉处理统计结实率。长距忍冬的访花者有尺蛾、蝶和熊蜂, 其中熊蜂可以合法地访花和对不同颜色的花盗蜜, 总的盗蜜频率高于合法访花频率; 橘红色和黄色花的盗蜜率、盗洞大小显著高于白色花; 盗蜜花的形态特征(尤其是唇瓣和花药)整体上小于正常花, 盗蜜减少单花的花蜜分泌量, 但不影响其糖浓度; 盗蜜不影响花苞中的花粉总数、胚珠数和植株的结实率。该研究表明盗蜜者熊蜂没有偏好访问变色前的花, 盗蜜会减少花蜜分泌量, 没有直接显著影响植物的雌雄适合度。植物花色变化对访花昆虫行为的影响需要更深入和持续的研究。

为了解河西走廊内陆河水系的鱼类多样性和资源现状, 作者于2019年4月至2023年10月在该流域设置了25个采样断面, 进行了8次调查。共采集鱼类9,743尾, 隶属于4目8科20属29种, 其中甘肃省重点保护鱼类有祁连裸鲤(Gymnocypris chilienensis)和黄河裸裂尻鱼(Schizopygopsis pylzovi) 2种, 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易危和近危的物种有4种, 河西走廊内陆河特有鱼类4种。3条内陆河水系现有鱼类以小型鱼类为主, 祁连裸鲤、酒泉高原鳅(Triplophysa hsutschouensis)、鲫(Carassius auratus)为优势种, 不同水系不同时间段优势种有一定差异。河西走廊内陆河水系鱼类多样性总体较低, 其中Margalef丰富度指数在夏季最高, 为2.215; Simpson优势度指数在秋季最高, 为0.715;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都在春季最高, 分别为1.463和0.716。黑河的Margalef丰富度指数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最高, 分别为2.767 ± 1.455和1.549 ± 0.432; 疏勒河的Simpson优势度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最高, 分别为0.755 ± 0.060和0.807 ± 0.095。3条内陆河上游与中下游的鱼类种类组成有明显差异, 采用冗余分析发现, 总磷是影响鱼类群落结构差异的主要因子。与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数据相比, 祁连裸鲤和叶尔羌高原鳅(Triplophysa yarkandensis)的分布区域缩小, 其他高原鳅属(Triplophysa)鱼类的分布范围尚未有较大变化。水资源短缺、外来物种入侵和水利工程建设是影响河西走廊内陆河水系鱼类多样性和分布的主要因素。

机场草坪不仅提供视觉导航, 还能降低噪音、减少水土流失, 同时也为鸟类提供了隐蔽、栖息和觅食场所, 从而增加了鸟击风险。为有效管理这一风险, 选择合适的草坪植物至关重要。野牛草(Buchloe dactyloides)是一种耐干旱且维护要求低的多年生暖季型草坪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通过引种野牛草以减少昆虫等无脊椎动物数量, 降低鸟类栖息的机会。然而, 目前尚缺乏关于野牛草草坪对无脊椎动物多样性、个体数量及优势类群影响的直接研究, 限制了对野牛草生态效应的全面了解, 进而影响其在机场草坪管理中的科学应用和推广。本研究于2023年4-10月在首都国际机场采用扫网法与陷阱捕捉法对野牛草和杂草草坪的无脊椎动物多样性开展了周期性调查。累计采集到无脊椎动物4,395头, 隶属于6纲15目75科101属146种, 其中双翅目和半翅目分别为物种多样性和个体数量最高的类群。野牛草草坪中无脊椎动物的物种多样性和个体数量均低于杂草草坪。两种草坪共有的优势物种包括: 大眼长蝽(Geocoris pallidipennis)、异沙叶蝉(Psammotettix alienus)、小长蝽属一种(Nysius sp. 1)和条赤须盲蝽(Trigonotylus caelestialium)。野牛草草坪无脊椎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最高峰出现在8月, 个体数量在5月和8月出现两个高峰; 杂草草坪无脊椎动物的物种多样性在6月和8月出现两个高峰, 个体数量在6月达到最高峰。本研究结果将为机场草坪虫情监测、无脊椎动物种群控制、建坪草种选择等鸟击防控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受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 黄河口牡蛎礁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本文选取该区域典型牡蛎礁分布区, 就牡蛎资源、浮游藻类、浮游动物及底栖动物开展调查, 了解不同分布区牡蛎种类组成、生长特征、环境状况, 分析牡蛎礁生态功能。调查结果显示, 在黄河口各牡蛎礁分布区, 垦利一区(KL1, 平均壳高6.16 ± 1.63 mm)和垦利二区(KL2, 4.70 ± 6.86 mm)基本均为幼体; 无棣(WD, 45.69 ± 22.41 mm)多为成体牡蛎, 河口(HK, 19.68 ± 13.64 mm)牡蛎数量最多; 共采集牡蛎样本147个, 种类以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近江牡蛎(C. ariakensis)为主。浮游藻类共采集3门36种, 浮游动物共采集4门12种, 底栖动物共采集5门84种, 有礁区甲壳动物优势种显著高于无礁区(P < 0.05), 丰度生物量比较曲线(ABC曲线)统计量(W值)有礁区(-0.144) > 无礁区(-0.207), 有礁区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受扰动程度低于无礁区。研究表明, 与其他区域相比, 黄河口牡蛎资源量整体偏低, 不同区域牡蛎资源量和分布特点不同, 黄河口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已受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 牡蛎礁降低底栖动物受干扰程度, 发挥维护生物群落结构稳定的作用。因此, 建议在黄河口根据不同区域牡蛎资源现状, 因地制宜开展科学修复, 通过栖息地功能重建, 促进黄河口区域生态环境恢复, 同时加强宣传, 减少人为破坏和干扰。

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植物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甚至整个植被生态系统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对植物进行野外定点调查和监测, 是科学界和相关管理部门了解和评估区域植物生存状态、推测其发展态势, 进而制定相关保护方案等的基础。然而, 传统的植物野外调查依赖于植物鉴定专家, 这意味着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 并且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专家。智能识别已被证明能够实现植物的种级精准鉴定, 并有极大的潜力能提高效率并减少工作量。本研究以欧亚草原东段的内蒙古草原为例, 通过在呼伦贝尔进行预实验, 发现以无人机垂直向下90°拍摄的图像用于构建模型可发现的物种数最多。基于在呼伦贝尔、锡林浩特、鄂尔多斯三地采集的无人机植物图像, 利用SSD-MobileNetV2-FPN架构训练无人机植物目标检测模型, 对采集图像进行了植物目标检测和提取, 利用MobileNetV3架构进行了识图训练, 最终搭建了可识别22科54属70种常见草地植物的无人机图像智能识别模型。利用预留的70种10,734幅图像进行评测, 该识别模型正确识别了其中的9,513幅, Top1识别准确率达到88.6%。该模型和无人机图像采集结合, 可在80 min内完成约300个1 m × 1 m样方的调查, 极大提升了植物野外调查的效率。本研究为草地植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智能化调查和长期定点监测提供了一个新工具, 并为其他地区和植被类型中开展类似的工作提供了可参考的技术方案。

蟹类是甲壳动物中最大的一个分支,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象山港是浙江省重要的渔业水域, 湾内对于蟹类的报道很多, 但目前并无系统的分类学研究。本文基于2018-2024年在象山港的长期调查研究资料, 全面梳理了象山港内蟹类的物种多样性。共采集到螃蟹64种, 隶属于22科47属, 有7种为浙江省新记录, 即三河佘氏蟹(Ser mikawaensis)、细根足蟹(Rhizopa gracilipes)、异常沈氏蟹(Shenius anomalus)、日本拟绵蟹(Paradromia japonica)、真壮海神蟹(Benthopanope eucratoides)、三齿背蟹(Trissoplax dentate)和拉氏韦大眼蟹(Venitus latreillii), 其中三河佘氏蟹为我国新记录; 细根足蟹和异常沈氏蟹为我国东海新记录。本文对浙江省新记录螃蟹的鉴别特征进行了描述与图示, 以期为象山港蟹类的多样性保护及蟹类的分类鉴定提供基础资料。

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基础, 但当前正面临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与人类活动等多重压力的持续威胁。近年来, 高分辨率遥感、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基因组学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开辟了新路径。本文系统综述了近十年前沿技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中的应用进展, 重点探讨了其在生态系统监测、物种识别、遗传多样性评估和栖息地管理等关键领域的作用。同时, 结合中国与国际典型案例, 深入剖析了当前应用中存在的数据标准化不足、技术成本高昂以及全球协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些技术在提高监测精度、支持保护决策、推动种群恢复和栖息地管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未来需加强标准化数据体系建设、提升技术适用性与可及性, 深化国际合作, 推动构建智能化、集成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体系, 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植物多样性的提高可以促进生态系统功能, 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通常由植物-植物间相互作用来解释,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土壤微生物在调控植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首先综述了植物多样性如何影响土壤微生物, 以及土壤微生物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功能, 然后重点围绕特定土壤微生物功能群, 介绍其如何介导植物多样性-生产力关系的相关研究进展。土壤微生物可能通过响应植物多样性的变化, 从而间接地影响生态系统功能; 也可能直接介导了植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土壤微生物调控植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途径, 并量化土壤微生物对植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关系影响的相对贡献, 为理解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

生物多样性的地理格局及其成因备受生态学家关注。演化速率假说(evolutionary speed hypothesis)是生物多样性纬度格局的主要解释之一。该假说认为低纬度地区物种形成速率更快, 并且温度是决定演化速率的主要环境因素。具体机制包括: (1)热带地区的高温能够缩短生物世代时间而增加物种的有效演化时间(单位时间内的有效世代数); (2)高温可以提高突变速率, 进而增加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的原材料; (3)高温能够加速自然选择过程。尽管人们广泛地使用这一假说讨论野外观测数据, 严格的实验检验工作却很少。近期研究基于实验演化途径, 在精准控制环境温度的情形下, 对演化速率假说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检验。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 对温度影响突变速率、选择和适应分化的实验演化研究进展进行了详细阐述, 并提出这些结论的普适性仍需要在更复杂的系统中进行验证。本文旨在为理解演化速率假说和生物多样性地理格局的形成机制提供帮助, 为预测气候变暖背景下的物种保护和疾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