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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第5期
    刊出日期:2020-05-20

    野生动物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对象。但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定义存在不同理解。曾岩等(见本期541–549页)提出了野生动物的二维概念框架, 梳理了动物从野生到驯化的12个连续状态, 通过人类控制管理干预由弱到强和人工选择时间由短到长两个维度的连续变化描述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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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重新审视野生动物与公共健康的关系
    吕植
    生物多样性. 2020, 28(5):  539-540.  doi:10.17520/biods.2020288
    摘要 ( 380 )   HTML ( 28 )   PDF (780KB) ( 335 )   附录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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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动物”的概念框架和术语定义
    曾岩, 平晓鸽, 魏辅文
    生物多样性. 2020, 28(5):  541-549.  doi:10.17520/biods.2020057
    摘要 ( 2205 )   HTML ( 32 )   PDF (983KB) ( 1277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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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动物”(wild animal)一词不止在我国, 在全球的英语使用者中也有不同的含义。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国内法和国际法背景下的定义和适用范围, 结合人类对动物繁殖和生活条件的控制情况, 本文提出了“野生动物”的二维概念框架, 梳理了动物从“野生”到“驯化”的12个连续状态。以下状态即未经中长期人工选择的动物类群应被视为野生动物: (1)其在荒野自然或人工环境(如城市或乡村)中自由生存繁殖, 无论是否存在人工投喂、经救护或辅助生殖后被放归的个体; (2)被捕捉圈养在人工环境中生活, 或源自野外但在圈养条件下出生的个体; (3)直系血亲(《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解释为世系前四代)仍有野外来源的人工繁育后代; (4)放生、逃逸或引入到自然环境中的人工繁育个体。在野生动物物种保护的目标和语境之下, 经过长期人工选择的驯化动物, 无论其是否在人类控制下生活, 如家养猫狗、家禽家畜或模式实验动物, 以及流浪猫狗、放生禽畜和野化家养动物等都不是“野生动物”。但对于一些经过一定程度的人工选择, 所处人类控制情况和对野外种群的影响各异(如经过多代人工繁育的驯养动物、因人类活动导致的外来动物等), 其是否需被作为野生动物管理, 则需要根据生态安全、物种管理、立法目标等特别设定监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可以考虑为: 受到人类威胁濒临灭绝的, 或者具有重要生态作用的野生动物物种, 其状态可不限于是在野外还是人工控制条件下。其他动物的管理, 可根据遗传资源保护、疫病防控、动物福利和生态安全等需要, 另外设立《动物福利法》《生物安全法》等, 并和已有的法律法规如《动物防疫法》《渔业法》等做好衔接。本文还就《野生动物保护法》可能采用的“野生动物”定义提出建议。

    《野生动物保护法》再修订: 背景、争点与建议
    吕忠梅, 陈真亮
    生物多样性. 2020, 28(5):  550-557.  doi:10.17520/biods.2020120
    摘要 ( 579 )   HTML ( 10 )   PDF (754KB) ( 159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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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已纳入全国人大2020年年度立法计划。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经过多次修改, 但仍存在野生动物保护范围较窄、监管体制不顺、执法标准不科学、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不能适应新时代“健康中国”、“美丽中国”战略协同规制的新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决定》, 为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带来了良好机遇。目前各方面对于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既有共识, 也有争议, 呈现出不同利益诉求与立法思维的差异性, 以及立法过程中利益选择、利益表达、利益协调的复杂性。为此, 建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在完善立法目的、合理界定保护范围、健全“黑白”名单制度和许可证制度、优化野生动物保护监管体制、完善激励机制和法律责任制度等方面认真加以研究, 为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立良法”。

    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
    蒋志刚, 江建平, 王跃招, 张鹗, 张雁云, 蔡波
    生物多样性. 2020, 28(5):  558-565.  doi:10.17520/biods.2020149
    摘要 ( 544 )   HTML ( 30 )   PDF (2848KB) ( 285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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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与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都是物种灭绝风险的测度, 前者是全球性评估, 后者则是国别研究。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预警了全球物种的濒危状况,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大数据; 国别红色名录确定了各国物种受威胁状况, 填补了前者的知识空缺, 两份名录互为补充。目前对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重视不够。基于如下原因, 应当重视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意义: (1)国家是濒危物种保护的行为主体, 物种在一个国家的生存状况是确定其保护级别、开展濒危物种保育的依据; (2)对于仅分布于一个国家的特有物种来说, 其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即是其全球濒危等级; (3)对于跨国境分布的物种来说,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则确定了该物种在本国的生存状况; (4)结合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建立跨国保护地、保护迁徙物种的栖息地与跨国迁徙洄游通道提供依据; (5)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所特有的“区域灭绝”等级, 反映了一个物种边缘种群在该国的区域灭绝, 恢复“区域灭绝”物种是该物种原分布国重引入保育工作的重点; (6)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提供了该国物种编目、分类、分布和生存状况的最新信息。然而,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被忽视了。目前正值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 人们正在重新审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我国将修订有关野生动物保护与防疫法法律以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防控新的人与野生动物共患疾病再次暴发。对于确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名录来言, 物种受威胁程度是物种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特征之一。重视国别红色名录有特别的意义。

    综述
    以兽类为例探讨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监管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肖治术, 张礼标, 许磊, 周岐海, 孟秀祥, 严川, 常罡
    生物多样性. 2020, 28(5):  566-578.  doi:10.17520/biods.2020124
    摘要 ( 350 )   HTML ( 25 )   PDF (861KB) ( 298 )   附录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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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新型冠状病毒、SARS病毒和鼠疫等新发和再发性动物源疫病多是由兽类及其媒介携带的病原生物直接或间接感染而引发的, 不仅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平衡造成了重大威胁, 而且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粮食安全和生物安全。结合我国重要陆生兽类疫源疫病发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本文重点总结了我国以陆生野生及非野生兽类(家畜为主)为重点的24种重要人兽共患病的监管情况, 并对这些疫源疫病的监管空缺进行了分析。由于病原生物的种类多及其感染传播方式多样, 我国人间和动物间疫情呈现多发态势, 新发和再发疫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重要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呈现为多部门、多层监管的局面。全球化贸易剧增、非法猎杀、非法交易、违法违规养殖、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检疫环节失察等导致了当前我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传染源头和传播链错综复杂, 加剧了人类与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接触、感染和传播的风险。极端气候或灾害事件频发以及对新发再发传染病的认知不足导致难以从源头做好疫病防控。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了从源头加强基础研究和全链条监管来积极防范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疫情的对策和建议。

    生态位模型在流行病学中的应用
    王然, 乔慧捷
    生物多样性. 2020, 28(5):  579-586.  doi:10.17520/biods.2020155
    摘要 ( 423 )   HTML ( 16 )   PDF (732KB) ( 302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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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逐渐开始蔓延, 对其传播范围以及强度的风险评估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中常用的研究手段, 生态位模型也被应用到该项工作中来。虽然预测流行病的传播热点和趋势是生态位模型的应用方向之一, 但由于新冠病毒(SARS-CoV-2)自身特点, 生态位模型并非预测其潜在传播范围的有力工具。本文回顾了近些年来生态位模型在各种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 比较了疫病传播中常用生态位建模方法的优势与不足, 分析了适用生态位建模的疫病案例以及不适用于生态位建模的疫病特点, 明确指出, 生态位模型只能用于分析流行病在传播过程中受自然环境干扰的部分, 如中间宿主的潜在分布等。而对于包括COVID-19在内的主要通过人传人的流行病, 生态位模型尚无有效的手段进行预测。尽管生态位模型可用于分析流行病的传播范围, 但在使用时需要根据疾病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建模方法与建模对象。为了量化疫病传播风险, 还需要考虑其他干扰因素, 以便准确测试和评估生态位模型。若不加选择地滥用生态位模型的工具, 反而会误导决策者的判断。总之, 在应用生态位模型进行研究工作, 特别是预测流行病的传播范围时, 首先要考虑建模对象是否满足生态学假设。

    基因组学技术在病毒鉴定与宿主溯源中的应用
    韩本凤, 周欣, 张雪
    生物多样性. 2020, 28(5):  587-595.  doi:10.17520/biods.2020156
    摘要 ( 421 )   HTML ( 9 )   PDF (766KB) ( 132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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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组学技术, 特别是宏基因组测序在未知病毒的鉴定与溯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相较于传统的病毒分离培养方法, 宏基因组技术可以从混合样本中获得病毒的核酸序列, 极大加速了未知病毒的鉴定与溯源, 在针对高流行性、高致病性的病毒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宏基因组技术对未知病毒进行鉴定和溯源, 其准确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取样及已知宿主的病毒库的完整性。然而, 当前病毒多样性的基础研究相对薄弱, 病毒的宿主信息则更加匮乏。野生动物和畜禽是人畜共患病致病病毒的重要中间宿主, 构建广泛的动物-病毒关联数据库对于准确、快速地鉴定和预防致病性病毒具有重要意义。本综述以SARS-CoV-2为例, 总结了基因组学技术在病毒的鉴定与溯源上的应用, 并针对当前动物病毒库完整性低的现状, 对构建野生和家养动物携带病毒的关联数据库的可行性提出依据与建议。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健康的共同发展——One Health
    李彬彬
    生物多样性. 2020, 28(5):  596-605.  doi:10.17520/biods.2020133
    摘要 ( 436 )   HTML ( 19 )   PDF (2063KB) ( 339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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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冠肺炎(COVID-19)的暴发, 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的关系再次引起广泛讨论。近20年来, 国际社会对于生物多样性与健康的研究日益增多, 并将它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One Health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框架, 通过交叉学科的研究和行动来推动包括人、所有其他动物及环境的健康。这个理念被不同国家、国际组织及协定所接纳及推广, 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本文通过总结近些年生物多样性对健康的影响方式、One Health的定义与发展历史、进入生物多样性议程的过程, 提出中国应用One Health改进相关野生动物管理以降低公共卫生危机的可能性的建议, 以及One Health框架内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研究方向。One Health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应重视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在其中的作用, 利用在景观生态学、群落内物种关系动态变化、气候变化影响、土地利用变化模式与趋势的研究, 与人类健康相结合, 提高One Health在应对公共健康和环境健康风险方面的准确性与及时性。同时, 需要加强我国在野生动物管理方面的投入和力度, 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共健康的联系, 将预警与干预措施前移, 减少疾病暴发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本。

    多学科视角下的野生动物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研究进展
    梁智健, 胡佳贝, 胡思帆, 赵晶晶, 周凯文, 焦运波, 黄程, 何霞, 温嘉恩, 李立姝, 华方圆, 李添明
    生物多样性. 2020, 28(5):  606-620.  doi:10.17520/biods.2020135
    摘要 ( 438 )   HTML ( 17 )   PDF (2328KB) ( 210 )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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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持续扩张的野生动物消费需求和相关非法贸易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威胁之一。近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野生动物贸易和食用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分析和理解我国野生动物消费的需求动因, 提出科学的行为改变对策。从我国野生动物消费现状来看, 功能性、社会性和体验性等非生活必需性需求凸显, 并受复杂因素影响。基于对需求动因的理解, 运用合适的行为改变框架, 以及宣传教育、社会影响、法律规范和行为助推等多种行为改变方法, 通过科学系统的阶段和步骤, 可有效地影响和改变野生动物消费行为。行为改变对策的实施需在具体情境下加强合作, 重视多学科运用、多主体合作和多尺度考虑。

    全球中华鲎资源保护现状及对策建议
    朱俊华, 吴宙, 冯炳斌, 邓帅帅, 甄文全, 廖永岩, 颉晓勇, Kit Yue Kwan
    生物多样性. 2020, 28(5):  621-629.  doi:10.17520/biods.2019401
    摘要 ( 887 )   HTML ( 20 )   PDF (734KB) ( 247 )   附录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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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鲎是古老的海洋节肢动物。中华鲎(Tachypleus tridentatus)是世界现存4种鲎中体型最大的一种, 是河口生态系统的标志物种, 同时其血液被用于生产医用检验试剂――鲎试剂。中华鲎的自然地理分布范围相当狭窄, 仅局限于日本濑户内海向南延伸至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以北的太平洋西岸海域, 其中在中国东岸和日本南部海域的历史产量较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华鲎种群数量出现了显著减少, 2019年中华鲎在IUCN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级正式更新为濒危(EN), 明确了中华鲎资源呈现全球性衰退的状态, 究其原因可归纳为鲎生境破坏和过度捕捞两个方面。在开展鲎资源保护的实践工作中, 作者深刻反思当前鲎资源保护在海洋保护区划定、增殖放流及科普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宣传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包括加快完善种群基线数据, 制定标准化种群和生境基线监测指南, 构建科学放流体系等, 以期推进全球范围内的中华鲎资源保护与科学管理。

    研究报告
    新冠肺炎时期公众对野生动物消费和贸易意愿的调查
    史湘莹, 张晓川, 肖凌云, 李彬彬, 刘金梅, 杨方义, 赵翔, 程琛, 吕植
    生物多样性. 2020, 28(5):  630-643.  doi:10.17520/biods.2020134
    摘要 ( 428 )   HTML ( 25 )   PDF (1484KB) ( 312 )   附录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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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使得对野生动物的消费与贸易中的公共健康安全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为了给相关的立法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我们通过网络对于全国及部分海外华人发放问卷进行了调查, 共收回74,040份有效问卷。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本文对普通公众对于野生动物消费和贸易立法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包括: (1)公众对全面取缔野味餐馆和集市、禁止消费野味、禁止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买卖以及禁止野生动物商业性活体展演的立法动议持赞成态度的比例均超过90%; (2)现有野生动物消费群体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倾向于停止消费行为; (3)曾经消费野生动物或周围有人从事野生动物相关产业的群体相比其他人群更有可能不支持全面禁止对野生动物的消费和贸易。结果表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禁食野生动物的决定和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动议在受高等教育者和城镇居民中有良好的公众基础。

    我国网络平台外来宠物贸易调查
    姬云瑞, 李叶, 刘芳, 李迪强
    生物多样性. 2020, 28(5):  644-650.  doi:10.17520/biods.2019391
    摘要 ( 500 )   HTML ( 17 )   PDF (684KB) ( 226 )   附录    知识图谱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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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我国网络平台外来宠物贸易情况, 作者分别在2018年、2019年对爬宠网app、转转app、微信和慧聪网4个网络平台上外来宠物贸易的种类、规模、价格进行了为期各6周的调查。共记录到外来宠物111种, 隶属于4纲8目44科94属, 其中爬行纲3目31科78属94种, 占物种总数的84%; 两栖纲2目9科11属12种, 占物种总数的11%; 鸟纲1目2科3属3种, 占物种总数的3%; 哺乳纲2目2科2属2种, 占物种总数的2%。IUCN红色名录受威胁物种27种, 占物种总数的24%; 列入CITES附录的物种45种, 占物种总数的41%。77%的外来贸易宠物售卖信息条数低于6条, 58%的外来贸易宠物价格低于1,000元/只。本文根据目前网络平台外来宠物贸易现状, 提出了网络平台动物贸易监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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