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固沙植被系统的相对稳定性, 促进其植被的自然更新与演替, 当前已成为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固沙植被可持续管理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与技术问题。本研究以包兰铁路北侧不同年限固沙植被区为研究对象, 对其种子雨、土壤种子库、地上植被的特征, 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种子雨的组成以一年生草本为主, 其密度动态受物种扩散物候控制, 普遍呈双峰(峰值分别出现在7月和11月)分布模式, 并以30-40年固沙植被区种子雨密度为最高。土壤种子库植物组成以一年生草本植物为主, 兼具瞬时和持久种子库特征, 并以表层土壤和30-40年固沙植被区土壤种子库密度最高。不同年限固沙植被区普遍呈现出结构相对简单的地上植被组成特征。地上植被与种子雨、土壤种子库的物种相似性分析结果表明, 50-60年固沙植被区相似性显著高于15-20年和30-40年固沙植被区, 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的相似性高于种子雨与地上植被的相似性。从月度物种构成的相似性来看, 土壤种子库的组内相似性最高, 其次是地上植被。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固沙植被区种子雨发生、土壤种子库组成、地上植被特征具有显著的物种和生境差异性; 随固沙年限的增加, 三者间联系的紧密程度随之提升, 趋于形成本地土壤种子库补充地上植被循环的更新维持机制。

为深入探究中国城市的杂草物种组成、空间分布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选取我国98个市(县)的城市草坪杂草作为研究对象, 基于2002-2024年间相关文献分析, 运用Jaccard相似性指数对β多样性进行度量。结果表明: (1)城市草坪杂草优势种有208种, 隶属40科137属, 其中菊科植物占比最高(22.12%)。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复杂, 世界广布科占据显著优势(共23科), 但在属水平上, 温带分布属的数量(57个)超过热带分布属(42个), 科、属两级热带/温带成分比分别为2.33和0.74。(2)入侵杂草有37种, 隶属11科, 以菊科、禾本科和豆科为主(共占59.46%), 其中恶意入侵种10种, 严重入侵种11种, 局部入侵种4种, 一般入侵种12种。(3)城市间杂草组成相似性普遍较低, 其差异性与β多样性理论相符, 主要受地理距离和气候条件的共同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后续城市草坪杂草的科学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近年来, 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2022年, 我国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 综合强度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强。高温热浪事件不仅直接影响植物生长, 而且可能通过改变虫食强度间接影响植物命运。本研究聚焦西北工业大学校园内常见的11种木本植物, 测量了97个个体共计2,358片叶片受高温热浪和虫食的影响强度, 及叶面积、比叶面积、叶干物质含量与叶厚4种叶功能性状。研究对比了高温热浪和虫食作用强度在不同树种之间的差异, 以探究各作用强度随叶功能性状的变化规律, 以及高温热浪和虫食作用强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1)日灼损伤频度、虫食率与虫食频度3个指标在物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2)日灼损伤频度与叶面积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与叶厚和叶干物质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虫食率和虫食频度均与叶干物质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与叶厚呈显著(或近显著)负相关关系, 虫食频度还与叶面积呈显著正相关关系。(3)叶片的虫食频度与日灼损伤频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本研究对于揭示极端气候下植物的响应与适应, 以及耐受高温热浪或虫食的园林树种选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底栖动物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调控海洋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腹足类动物通过捕食与被捕食行为调控着底栖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研究腹足类生物的食性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调控过程。香螺(Neptunea cumingii)是我国北方海域一种重要的腹足类动物, 具备极高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但是, 我们对其食性组成及生态功能的了解并不透彻。因此, 有必要探明自然条件下香螺现场食物组成, 提升对腹足类动物在我国北方海域底栖生态系统中所起调控作用的认识。本研究借助4份野生香螺胃含物样品, 以18S rDNA V4区和V9区为标靶, 利用DNA宏条形码技术对其胃含物真核生物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在4个样品中, 18S rDNA V4区和V9区共分别获得265,161条和221,998条高质量序列, 分别占各自原始序列的93.16%和86.54%, 分别注释到141个和490个OTUs; 虽然18S rDNA V4区获得的优质序列数及占比均更高, 但其注释到的物种数比18S rDNA V9区偏少。两个可变区所有OTUs分属17个门类, 包括动物界10门、真菌界5门、植物界1门, 以及SAR超类群, 包括不等鞭毛生物(Stramenopiles)、囊泡虫(Alveolates)和有孔虫(Rhizaria); 在纲水平上, 腹足纲、辅鳍鱼纲、吸虫纲和色矛纲相对丰度在两个可变区中均排名前十; 在OTU水平上, 两个可变区中3个以上样品中均有检出的物种仅分别占5.67%和8.08%, 且其共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子囊菌门及SAR超类群。总体上, 18S rDNA V4区和V9区两段DNA条形码分析结果显示, 香螺胃含物中真核生物种类丰富, 包括动物(如环节动物、节肢动物、软体动物)、真菌、植物和原生生物, 其中最丰富的类群是腹足类、鱼类、吸虫和真菌。在多个样本中只检测到一小部分共有OTUs, 这表明不同香螺摄食种类多变。结果表明, 香螺现场食性是一种机会主义捕食者, 动物尸体及海底沉积物可能是香螺自然状态下主要食物来源, 但同时其具备一定的清理附着生物潜能及植食性能力, 饵料可驯化性较强。其饵料组成受生存微环境影响较大, 具备一定的饵料驯化潜力。研究结果为深入了解香螺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提供了数据支持, 并为香螺人工养殖饵料配比研究提供了新见解。

高黎贡山南段立体气候明显、生境复杂多样, 生物多样性较高, 但目前对其昆虫病原真菌资源的关注较少。为了解高黎贡山南段昆虫病原真菌的物种多样性及分布格局, 本研究在该区域不同海拔生境中进行了昆虫病原真菌资源的调查。于2019-2021年在该区域沿海拔(700-3,100 m)梯度每上升100 m设置样地, 采集土样和受感染昆虫标本, 分离昆虫病原真菌菌株和鉴定物种; 将样区分为5个海拔段(I-V), 用α多样性分析昆虫病原真菌的物种多样性和分布特征, 用β多样性分析其群落结构, 通过Pearson相关性和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分析生境生态因子对其物种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从高黎贡山南段共获得昆虫病原真菌菌株2,175株, 隶属于5科20属78种, 其中从土壤样品中获得24种1,331株昆虫病原真菌, 从昆虫样品中获得66种844株昆虫病原真菌。中海拔段III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昆虫病原真菌物种丰富度(49种)和菌株数(766株)最高; 中海拔段II (亚热带雨林)和Ⅲ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分别为2.686和2.677)和Simpson多样性指数(分别为0.884和0.876)最高; 高海拔段V的Simpson优势度指数(0.615)最高; 低海拔段I (干热河谷)的Pielou均匀度指数(0.790)最高。海拔对两种来源(土壤和昆虫)的昆虫病原真菌物种多样性均有显著影响; 来自土壤的昆虫病原真菌受土壤温度的影响较大, 而来自昆虫的昆虫病原真菌受空气湿度的影响较大; 土壤pH值对该区域昆虫病原真菌多样性的影响较小。研究结果表明, 高黎贡山南段的昆虫病原真菌资源丰富, 广泛分布于各海拔段。

古菌因其独特且多样化的遗传和代谢特征, 在全球碳氮循环等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放牧家畜啃食、排泄和践踏等行为将影响土壤古菌群落, 但关于放牧对高寒草地古菌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的影响尚不明确。本研究在青藏高原的高寒草甸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牦牛放牧试验, 设置了对照组(禁牧)、轻度放牧(1头牦牛/ha)、中度放牧(2头牦牛/ha)和重度放牧(3头牦牛/ha) 4个放牧强度, 每个强度设置3个重复。结果表明, 土壤古菌群落在各放牧强度之间的α多样性指数均无显著差异, 但轻度放牧均增加了土壤古菌群落多样性与丰富度; 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 泉古菌门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 广古菌门和小古菌门相对丰度在轻度放牧中最高, 对照组最低。与对照组相比, 放牧降低了土壤容重、增加了土壤含水率; 重度放牧使土壤全磷降低、有效磷增加; 泉古菌门与全磷和全钾呈显著负相关(P < 0.05), 广古菌门与全磷呈显著正相关(P < 0.05)而与全钾呈显著负相关(P < 0.05), 小古菌门与全磷呈显著正相关(P < 0.05)。综上所述, 轻度放牧有增加土壤古菌群落丰富度和多样性的趋势, 不同土壤古菌群落组成受土壤碳氮影响较大, 表明放牧可能通过改变土壤养分进而影响古菌群落结构。研究结果为正确评估放牧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了科学基础。

高寒河流型湿地生态系统是甲烷排放的重要区域。产甲烷古菌是湿地生境中甲烷产生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群落组成变化显著影响全球碳循环过程。然而, 高寒河流型湿地产甲烷古菌群落的组成与分布特征尚不明确。因此, 本研究以青藏高原纳木措湖尼亚曲流域为研究对象, 利用mcrA基因扩增子测序技术, 对横向(岸边带湿地、过渡带、高寒草甸)和纵向(4,980 m、4,843 m、4,777 m、4,752 m 4个海拔梯度)两个维度上的土壤产甲烷古菌进行分析, 探讨其多样性、群落结构及分布模式。结果表明, 从岸边带湿地至过渡带再到高寒草甸, 产甲烷古菌群落的α多样性逐渐降低, 岸边带湿地群落组成显著不同于高寒草甸和过渡带。在所有样点中, 氢营养型甲烷杆菌属(Methanobacterium)是最主要的产甲烷古菌(高寒草甸、过渡带和岸边带湿地的平均相对丰度依次为45.78%、42.90%及34.17%)。中性群落模型表明, 随机过程是岸边带湿地产甲烷古菌群落构建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随机过程对高寒草甸及过渡带群落贡献较少。FEAST溯源分析表明, 横向维度上, 高寒草甸和过渡带对岸边带湿地产甲烷古菌群落的贡献率分别为17.62%和13.04%; 纵向维度上, 低海拔(样点S4)岸边带湿地产甲烷古菌群落主要由河流上游岸边带湿地(49.71%)和高寒草甸(21.45%)输入, 表明高寒草甸是岸边带湿地产甲烷古菌群落的重要物种库。本研究揭示了高寒流域土壤产甲烷古菌群落的多样性组成及分布模式, 对理解高寒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改变了原有的自然景观格局, 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动物在食物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对维持生态系统稳定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城市景观格局变化对土壤动物遗传多样性和种群结构的影响, 可以为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稳定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采集了南京地区7个种群共133个大蚰蜒(Thereuopoda clunifera)样品, 以线粒体Cytb基因和6个微卫星位点为分子标记, 分析了大蚰蜒的种群遗传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 7个种群中共检测出6个Cytb单倍型和14个突变位点, 各种群核苷酸多样性指数均低于0.005, 遗传多样性处在较低水平。而微卫星标记反映各种群的平均等位基因数在4.167-5.167之间, 观测杂合度在0.470-0.603之间, 各种群微卫星多样性较高。栖息地面积和周边城市化程度与种群遗传多样性间不存在相关性。种群间两两遗传分化系数介于0.020-0.106, 基因流介于2.108-12.266, 表明种群间遗传分化水平较低, 存在较为频繁的基因交流。遗传分化水平与预测的地理阻力呈显著正相关, 大蚰蜒的种群遗传结构可能受到城市化的影响。斑块间良好的连通性保证了种群间的基因流, 散布的城市绿地可作为廊道, 为大蚰蜒提供扩散机会。本研究结果可为城市土壤动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斑鳠(Hemibagrus guttatus)被誉为“珠江四大名鱼”之首, 然而在梯级开发、水体污染、过度捕捞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其野外资源量严重衰退, 并于2021年2月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了能够有效支撑斑鳠种群的科学管理与保护工作, 本研究在珠江水系和韩江水系19个站位收集了111尾斑鳠样本, 基于线粒体全基因组数据, 综合系统发育、分化时间估算、种群遗传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开展了遗传多样性、遗传结构与种群历史动态的研究。种群遗传学分析结果显示, 珠江和韩江水系的斑鳠种群均呈现较低水平的核苷酸多样性, 表明斑鳠种群的保护刻不容缓。系统发育分析和单倍型网络图发现, 珠江水系和韩江水系的斑鳠种群分别形成独立的进化谱系, 其中珠江水系的斑鳠种群形成了两个共域分布的亚谱系。分化时间估算发现珠江和韩江两个水系斑鳠种群的分化时间介于0.284-0.401百万年前(Ma), 珠江水系两个亚谱系的分化时间介于0.092-0.132 Ma, 暗示华南地区更新世气候变化可能是斑鳠种群谱系分化的重要驱动因素。种群动态历史分析发现, 斑鳠种群分别在0.072-0.101 Ma和0.024-0.033 Ma期间经历了明显的种群收缩和种群扩张事件, 并支持珠江水系斑鳠种群在0.024-0.032 Ma之间经历了显著的种群扩张, 表明后更新世期间的冰期与间冰期循环引起的海平面波动及末次盛冰期可能对斑鳠种群的分布与有效种群大小造成了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建议加强渔政监管力度或者划立保护区, 提升韩江水系斑鳠种群的关注度, 并指出放流前需明晰放流样本的(亚)谱系来源, 避免非本地谱系亲本或者苗种的盲目投放。

当前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资金缺口巨大, 迫切需要调动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 为生物多样性风险控制提供资金支持。然而, 我国上市企业报告中包含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信息有限, 且其内容缺乏实质性与可信度。对于企业而言, 亟需通过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机制, 向金融和资本市场传达低生物多样性风险信号, 进而提高企业融资水平和融资能力。在此背景下, 本文基于2006-2022年间1,714家上市企业的11,867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报告, 计算我国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指数, 并分析我国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现状和主要问题, 最后构建计量模型探究我国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的融资效应。本文发现, 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的企业数量和企业占比均呈现逐年小幅稳定增长的趋势, 但仍存在披露质量不高、行业两极化现象加剧以及企业性质异质性差距大等问题。此外, 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 企业融资约束降低2.02%-5.07%, 债权融资成本降低2.51%-2.78%, 股权融资成本降低1.55%-1.83%, 同时融资结构也得以优化, 债权融资占比下降(股权融资占比上升) 2.19%。本文提出发挥融资激励机制、建立信息披露标准、实现生物多样性价值变现、关注非重点行业披露倾向的政策建议。本研究有助于企业和资本市场更深入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 激发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 调动企业资源, 推动生物多样性友好产业发展。

作为鸟类对多样化生存环境适应的一种解释, 鸟蛋的形状长期以来受到生物学家和数学家的关注。Carter-Morley Jones方程是一种描述鸟蛋二维投影形状的极坐标方程, 通常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估计其模型参数。然而, 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可能因其前提假设不成立而导致拟合较差。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非线性最优化理论的Carter-Morley Jones蛋形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 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非线性最优化两种方法对51个物种共416组实际蛋形数据进行了拟合。应用均方根误差和非线性曲率度量分别评价两种方法的拟合优度和线性近似行为。同时, 本研究还比较了基于Carter-Morley Jones蛋形模型预测的鸟蛋体积和使用排水法测量的实际体积。结果表明: (1)相较于多元线性回归参数估计方法, 非线性最优化方法能够获得更好的拟合优度; (2)在蛋形方程的线性近似行为表现方面, 多元线性回归和非线性最优化两种参数估计方法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3)基于Carter-Morley Jones蛋形模型预测的鸟蛋体积和使用排水法测量的实际体积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本研究为蛋形方程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数学工具。同时, 非线性曲率度量也为将来评估蛋形模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是全球苦苣苔科植物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 尤其在西南地区, 物种多样性与特有种比率尤为突出。这一类群所具有的极高生物多样性、生殖和营养器官表型多态性及泛热带分布格局等特点, 使其成为生物地理学、进化生态学及保护生物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类群。然而, 目前针对我国苦苣苔科植物多样性的研究大多仅停留在物种名录或少部分属级水平的分析等层面, 对于我国苦苣苔科较为精准的多样性分布格局现状还知之甚少。本研究通过系统地整理文献和标本资料, 不仅更新了目前我国已知的苦苣苔科植物物种名录, 还构建了中国苦苣苔科地理分布数据集。结果表明: 苦苣苔科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的滇黔桂交界区、横断山区和西藏东南地区。此外, 该科植物在南方各省广泛分布; 截至2024年6月30日,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共计46属880种(包含变种58个), 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最为丰富, 共计324种; 其次为云南省(319种)和贵州省(159种); 在县级尺度上, 云南省的麻栗坡县(70种)和屏边苗族自治县(63种)是苦苣苔科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两个县。本文拟共享这些资源, 为我国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开展苦苣苔科植物研究和保育工作提供方便和支持。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多数能源开发空间与生态空间重叠, 能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 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建设和运营过程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成为能源行业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对我国能源企业而言, 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既是在应对挑战, 也是在寻求机遇,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角之一, 能源企业需要探索和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的各项举措。本文介绍了能源企业应遵循的国际和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及监管要求, 总结了国内外典型能源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分析了当前我国能源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面临的挑战与不足, 提出了我国能源企业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原则和路径。我国现已初步建立了一套由法律法规、综合性政策和专项制度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体系, 能源企业主要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水土保持、水资源论证和绿色矿山建设评选等途径, 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但是目前我国能源企业仍然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资金和人员的三项挑战, 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和披露水平有待提高。我国能源企业应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企业管理和项目开发运营的各个环节, 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工作; 构建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与实现体系, 将生物多样性价值纳入企业决策; 因地制宜落实多层次的保护途径, 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与成效评估; 充分利用国际高层次平台扩大影响力, 完善生物多样性披露信息及科学性。通过以上路径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 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有效应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挑战, 促进能源开发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

女性在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积累的丰富的传统知识和实践,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重要支持。然而, 由于她们在决策权和资源获取方面经常处于劣势, 可能导致她们的需求和贡献被忽视, 进而影响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近年来, 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治理中推进性别主流化的要求不断增加。《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行动目标23提出“确保性别平等, 确保妇女和女童有平等的机会和能力采用促进性别平等的方法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三个目标作贡献”。《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还通过了《性别平等行动计划》, 敦促缔约方支持和推进性别平等主流化, 以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昆蒙框架”,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 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履行《公约》进程中推进性别主流化, 对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公约》框架下性别议题进展和近年来各国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中的性别考虑, 结合我国首次将性别考虑纳入NBSAP的最新进展, 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性别主流化研究, 推动生物多样性政策制定的性别主流化, 促进国际合作项目管理的性别主流化等建议, 以期为我国履行《公约》和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参考。

近些年, 我国光伏与风电装机量和发电量迅猛增长, 引发对其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而减缓生态影响的措施和工具方法也亟需更多的认识和应用。本文根据陆上集中式光伏和风电电场的生态影响研究, 综述了国内外光伏与风电电场的生态影响减缓措施, 发现早期合理规划选址可以有效、低成本地规避不利影响, 并从景观角度总结了减缓生态影响的规划方法, 包括用于风险筛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ESIA)和敏感性地图绘制, 用于综合空间规划的发展系统规划(Development by Design, DbD)、空间规划和敏感性地图绘制结合及可再生能源与生物资源的兼容性计算等方法, 从而依据生态影响和风险进行可再生能源选址。最后, 结合我国国情, 我们建议通过加强光伏和风电场生态影响研究、简化选址流程、强化跨部门协调优化生态友好选址(如废弃矿区再利用)、建立生态监测体系, 并完善政策支持与技术标准, 因地制宜推动创新生态友好型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 确保生态保护措施贯穿项目全周期。

何谓高等生物或低等生物, 即, 不同生物间有没有等级性, 是一个大问题, 既是生命科学的问题, 也是实践哲学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回到它的起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本文通过梳理《物种起源》, 发现达尔文使用了大量的蕴含某种“生物等级性”的论述, 分别指向7个不同的方面或指标: (1)形态固化与功能分化的程度, (2)性状定向发育的程度, (3)生物形态的复杂程度, (4)竞争力的强弱, (5)系统发育之分化时间的早晚, (6)演化速率的高低, (7)生物分类阶元的高低。进一步的剖析显示, 这些不同的指向性, 除了指标(7), 在达尔文的演化论体系中, 彼此间大体可保持协调性与统一性, 即, 以竞争之生物关系推动的生物之系统发育的种种体现。在此框架中, 生物等级性的逻辑性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 进一步的考察表明, 这一理解面临着两大挑战: (1)生命科学规律的或然性, (2)宏观、动态的大演化图式(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之于达尔文的中观、静态的(以生物作用为主导因素)演化论的修正。在可变环境中, 演化没有目的性, 也没有方向性; 既没有先定的, 也没有可预期的; 既没有事实的, 也没有应然的。因此, 就宏观演化而言, 所谓的“生物等级性”, 往往只是一种权宜的喻象表述, 并无实体性意义, 更不存在价值意味。这个结论也构成了我们之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环境伦理学在本体层面的批判。

本文是根据王战在1986年录制的录音磁带整理而成的, 详细描述了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的发现经过, 现作为王战的遗作发表。水杉的发现是王战于1943年去神农架探察森林途中发生的事件。本文从王战接受神农架森林探察任务为开端, 讲述了他历经艰难险阻采集水杉标本并进行研究的全过程。水杉的发现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 是王战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科学探索精神使偶然的机会转变为了水杉发现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