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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第11期
    刊出日期:2017-11-20
    西北荒漠区是我国一类重要的生态地理区域, 总面积达192 万平方公里, 孕育着多样的植被和植物物种, 形成了独特的荒漠植被景观。王健铭等(见本期1192–1201 页)研究了西北荒漠区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以期揭示该地区植物物种多样性维持的机理。图为甘肃马鬃山红砂(Reaumuria songarica)荒漠。(摄影者:李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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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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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新进展
    薛达元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145-1146.  doi:10.17520/biods.2017310
    摘要 ( 650 )   PDF (341KB) ( 857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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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专题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国际制度新进展
    赵富伟, 蔡蕾, 臧春鑫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147-1155.  doi:10.17520/biods.2017232
    摘要 ( 444 )   HTML ( 2 )   PDF (587KB) ( 646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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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国际制度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粮食安全、公共健康、知识产权以及国际贸易等诸多领域。迄今, 《名古屋议定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和《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他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是这一领域最富成效的国际制度范式, 且相互具有可协调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相关领域的谈判虽然已经形成了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表达3份案文, 但各方在术语使用、保护客体、保护范围等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 致使谈判举步维艰。世界贸易组织一直在讨论《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互关系, 发展中国家呼吁多年的来源披露等相关要求遭到发达国家抵制。近年来, 虽然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支持了多起援引“环境保护例外”条款起诉的案例, 但遗传资源提供国可以从中汲取的可操作经验有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相关多边机制与《名古屋议定书》之间存在显见的法理冲突, 制度上的变革与协调遥遥无期。相比之下, 区域贸易协定的双边模式更具现实操作空间, 可以纳入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规则, 给予缔约方国内立法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因而为协调这种冲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部分自由贸易协定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规则对“私法合同模式”的肯定,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名古屋议定书》实施效力的不确定性。

    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立法的重要问题
    武建勇, 薛达元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156-1160.  doi:10.17520/biods.2017248
    摘要 ( 1016 )   HTML ( 6 )   PDF (376KB) ( 746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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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12日《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简称《名古屋议定书》)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它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名古屋议定书》在国家层面的有效实施需要国家立法提供保障。本文从法律地位、术语与定义、获取与审批、后续监管、跟踪监测等方面探讨了获取与惠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ABS)国家立法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提出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立法应与现有法律法规协同增效, 明确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所有权, 区别商业与非商业获取; 增加术语与定义以厘清概念, 并促进某些条款的可操作性; 明确ABS主管当局、资源主管部门和获取审批材料清单, 获取申请的准予形式和内容, 实行分类管理与审批获取活动, 在鼓励科研的同时有效规范和监管商业开发的获取行为, 特别是获取出境行为, 同时要考虑特殊情形的获取管理; 通过遵守证书从提供国和使用国的角度进行后续监管; 保留获取样品凭证, 建立检查点对获取、利用、知识产权等各个环节进行跟踪监测, 以确保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国家评估指标的对比研究及对策建议
    戴蓉, 吴翼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161-1168.  doi:10.17520/biods.2017249
    摘要 ( 1087 )   HTML ( 15 )   PDF (526KB) ( 934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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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简称“爱知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大幅减缓全球、区域和国家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和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将“爱知目标”框架下制定的国家评估指标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和“国家报告”是国家层面上履约的重要行动之一。本文以“爱知目标”为框架, 对其关注点进行梳理, 并分析其间的联系。以每个关注点为对比基础, 以欧盟、澳大利亚、德国、印度、巴西、南非、日本和中国为研究对象, 对各国“爱知目标”关注点采取的相关指标及行动进行对比分析, 识别我国现存相关指标的薄弱环节。结果表明: 公众参与(1-2), 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2-1),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2-2), 消除、淘汰或改革有害生物多样性奖励措施(3-1), 补贴政策(3-2), 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8-2), 连通性(11-4), 《名古屋议定书》的执行(16-1), 传统知识的保护(18-1)和传统知识拥有者的权利和参与及保障(18-2)和国外官方发展援助的财政资源(20-2)等关注点目前缺乏相关的评估指标。可持续消费(4-2), 生境丧失、退化和破碎化(5-1), 可持续渔业(6-2), 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7-2), 气候变化对珊瑚礁的影响(10-1)和管理成效评估(11-3)等关注点暂未有足够的数据进行评估。通过分析以上国家相关指标设定和相关行动的经验以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完善我国评估指标体系; (2)加快调整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 (3)开展传统知识及惠益分享议题的定量化研究; (4)开展公众科学活动, 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中国与COP15——负责任环境大国的路径选择
    邹玥屿, 傅钰琳, 杨礼荣, 万夏林, 王也, 刘纪新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169-1175.  doi:10.17520/biods.2017246
    摘要 ( 1844 )   HTML ( 18 )   PDF (491KB) ( 1015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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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届缔约方大会(COP15)将于2020年在中国召开, 这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进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本文尝试在国家自身发展阶段和履约动态的历史背景下, 以国家环境外交战略为尺度, 分析东道国承办大会的内在动因与收益。案例表明, 举办较为成功的几次缔约方大会都体现出了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紧密联系, 取得了与本国国内或所在区域的生态环保政策相呼应的历史性成果, 从而在推动《公约》进程的同时提振国内生物多样性工作, 实现了边际效益的最大化。中国同样可以借助承办COP15的机会, 逐步实现生态环境外交由被动到主动、由内向到外向的转型, 与世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为实现该目标, 会议筹备过程中应注重将其列入国家大外交日程, 以主动、开放的姿态与国际社会合作, 加强与区域及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协同, 充分总结《公约》履约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高效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作出贡献。

    重视女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刘海鸥, 陈海君, 刘蕾, 晏薇, 薛达元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176-1181.  doi:10.17520/biods.2017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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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 也是高度重视性别平等的国家之一, 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世界性别平等舞台上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目前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性别主流化方面仍进展较慢, 这与其在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不相匹配。为此, 本文通过梳理生物多样性与性别的特别关系, 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性别概念的产生和演化过程, 分析了国际组织、多边基金和一些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性别主流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进展, 进而提出加强性别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研究、相关机构能力的建设、性别与生物多样性的政策导入以及国内生物多样性项目的管理等建议, 以期为中国在未来生物多样性与性别领域开展工作、国家履约和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谈判提供参考。

    研究报告: 植物多样性
    云南松天然次生林物种丰富度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关系
    黄小波, 李帅锋, 苏建荣, 刘万德, 郎学东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182-1191.  doi:10.17520/biods.2017167
    摘要 ( 609 )   HTML ( 3 )   PDF (962KB) ( 918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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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采伐和生境破碎化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迅速下降, 并对生态系统功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近年来,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成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 但以往的研究多关注生物多样性与单一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 对生态系统尤其是森林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研究亟待加强。本文基于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天然次生林94个样地的调查数据, 选取木本植物生物量、土壤有机碳含量、植物氮、植物磷、土壤全氮、土壤水解性氮、土壤全磷和土壤有效磷等8个生态系统功能变量, 采用平均值法、单阈值法和多阈值法综合评价了云南松天然次生林物种丰富度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关系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 (1)云南松天然次生林物种丰富度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关系强于它与单一生态系统功能间的关系; (2)在3-88%阈值范围内, 物种丰富度对于多功能性具有显著正影响, 在中等阈值水平(54%)上, 物种丰富度效应最大, 此时可能的最大物种丰富度作用实现百分比为53.53%; (3)云南松天然次生林中物种丰富度对多功能性的影响最大, 表现为极显著正相关; 年均气温、年均降水量和土壤pH对多功能性无显著直接影响, 但均可通过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而产生间接影响。物种丰富度对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物种数目的增加并不能保证所有功能均达到最佳状态, 在中等功能水平时, 物种数目的增加对多功能性的影响最大。

    中国西北荒漠区植物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及其环境解释
    王健铭, 王文娟, 李景文, 冯益明, 吴波, 卢琦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192-1201.  doi:10.17520/biods.2017149
    摘要 ( 505 )   HTML ( 13 )   PDF (1521KB) ( 939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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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荒漠化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要生态问题之一, 荒漠生态系统极易受到气候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影响。然而受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交通条件影响, 目前我国西北荒漠区植物多样性格局及其维持机理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本文通过对中国西北荒漠区195个植物群落样方进行调查, 并结合气候与空间变量数据, 探讨了西北荒漠区植物物种丰富度的分布格局及其主导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1)本次调查共记录植物363种, 分属38科153属, 植物物种丰富度存在显著的经纬度分布格局, 随着经度或纬度的升高呈现出先下降后增加的变化趋势; (2)水分、能量及空间变量均对植物物种丰富度有着显著的独立作用; (3)水分、能量与空间变量解释了植物物种丰富度65.36%的变异, 三者的共同解释率高达48.08%, 且水分与能量一起解释的变异更多。以上结果表明, 西北荒漠区的植物物种丰富度格局由生态位分化与中性过程以及其他未知因素共同控制, 其中生态位分化的贡献可能更大。而研究中未考虑的土壤、地形、人为干扰等因素也很可能对西北荒漠区植物物种丰富度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

    新疆山地森林乔木和草地草本植物个体大小分布特征
    李利平, 安尼瓦尔·买买提, 努尔巴依·阿布都沙力克, 努尔佳玛丽·沙尔巴依, 万华伟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202-1212.  doi:10.17520/biods.2016336
    摘要 ( 362 )   HTML ( 0 )   PDF (1208KB) ( 764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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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大小是植物重要的特征之一, 目前其受环境因子的影响还不十分清楚。基于样地实际调查数据, 我们分析了新疆山地森林乔木和草地草本植物个体大小的特征(统称为乔木和草本, 分别以平均胸径和平均株高表示), 并在物种和区域尺度, 分析了其与分布区特征和植物多样性的关系。研究发现: (1)在物种尺度上, 森林植被中乔木物种的个体大小与其分布区特征正相关, 即分布范围较广的乔木倾向于个体更大; 草地植被中草本植物的特征与此类似; (2)在区域尺度上, 乔木平均个体越大, 区域植物平均分布区越小, 反之亦然; 草本植物的平均个体大小与区域植物分布区特征无显著相关性; (3)在区域尺度上, 森林乔木和草地草本植物的个体大小与植物多样性均呈正相关关系, 即森林乔木和草地草本植物平均个体较大时, 其区域多样性更高。

    基于空间统计学分析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陈彦清, 曹永生, 吴彦澎, 陈丽娜, 方沩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213-1222.  doi:10.17520/biods.2016376
    摘要 ( 352 )   HTML ( 1 )   PDF (5420KB) ( 698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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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分析种质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离散特征, 对于作物种质资源全面收集、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空间统计学原理和方法, 借助ArcGIS软件, 对全国种质资源的分布进行了冷热点分析, 定性分析了我国种质资源分布的聚集和离散区域; 然后分析了不同种植业区域内种质资源的数量和重心分布特征, 确定各类主导作物区的资源密度和均质性情况。最后分析了各种植业分区内资源分布的方位特征, 确定资源分布的范围、角度和方向性。结果表明: 我国华北平原和部分黄土高原地区属于种质资源分布的聚集区, 甘肃中部、四川及新疆西部、青海东部属于种质资源分布的离散区, 除了部分空白区外, 其余部分为种质资源的随机分布区; 西北绿洲麦棉甜菜葡萄区、青藏高原青稞小麦油菜区、东北大豆春麦玉米甜菜区和北部高原小杂粮甜菜区4区, 资源分布密度低且分布不均匀, 说明这4个地区的部分种质资源相对集中分布在局部地区, 而东南部6区的种质资源分布不仅密度大, 而且分布相对均匀, 说明我国东西部种质资源分布特点差异明显; 西北绿洲麦棉甜菜葡萄区的资源分布范围最广, 华南双季稻甘蔗热带作物甘蔗区的资源分布方向趋势性最明显。北部高原小杂粮甜菜区、东北大豆春麦玉米甜菜区和青藏高原青稞小麦油菜区的种质资源大部分分布在区域的南部, 西北绿洲麦棉甜菜葡萄区的种质资源的分布偏向北部, 东南6区的资源分布则不存在明显的偏向性。

    生物编目
    生物多样性信息资源. I. 物种分布、编目、系统发育与生活史性状
    王昕, 张凤麟, 张健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223-1238.  doi:10.17520/biods.2017184
    摘要 ( 1070 )   HTML ( 13 )   PDF (1008KB) ( 1568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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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分布、编目、系统发育与生活史性状等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数据基础, 在物种起源与进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 大量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的蓬勃发展, 但这些海量的、高异构性的数据资源也使得研究人员无从下手。如何高效选择和有效利用这些资源, 成为生态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面临的一大挑战。针对现有的生物多样性数据零散分布的现状, 本文将这些数据从物种分布、编目、系统发育与生活史性状4个方面进行整理, 分别选取一些代表性的数据库如: 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GBIF)、世界植物种名录(The Plant List)、Open Tree of Life、植物性状数据库(TRY), 对其数据类型、采集方式、范围、获取方式等进行描述, 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在各部分中, 针对我国生物多样性数字平台的构建等方面的工作与成果, 我们也进行了简要描述。通过这些数据资源的整理, 希望为研究人员了解和使用这些数据库提供桥梁和纽带, 能够进一步促进国内研究人员对这些数据库的有效利用, 并通过科研人员与公众等的参与, 促进数据共享平台的构建与完善, 进一步推动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领域的发展。

    实物凭证标本作为命名动物新种必要性条件的挑战:《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物种保护与数码时代
    陈军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239-1245.  doi:10.17520/biods.2017253
    摘要 ( 350 )   HTML ( 1 )   PDF (485KB) ( 608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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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濒危物种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 加之对《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第4版)相关条款的不同理解, 近年来出现了不以保藏的死的动物个体实物标本为模式标本命名脊椎动物新种的案例, 引起了能否不依据实物凭证标本命名动物新种的讨论。2015年Marshall和Evenhuis依据15张数码照片发表了昆虫一新种, 立即引发了对这一论题的激烈争论。反对必须以实物标本作为模式标本者认为, 《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第4版)第73.1.4条款允许以图为正模来命名动物, 越来越多的“数码采集者”为依据图片发表新种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而且这样做可以避免因采集标本对濒危物种造成威胁; 坚持必须以实物标本作为模式标本者则认为, 《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第4版)十分强调以实物标本作为载名模式, 以图或其他非死的动物个体实物标本为依据发表新种可能因无法获得更加详细、准确、全面的形态特征信息而造成学术上的缺憾或混乱, 也存在造假的可能性, 并且认为采集标本并不是造成物种濒危或灭绝的原因。本文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总结, 认为鉴于《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第4版)中存在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一些内容, 非常有必要进行一次全面的修订。在修订时, 应该考虑濒危物种保护、新技术应用等诸多需求。鼓励依据实物标本命名动物新种, 在合理、适度、有序的原则下不断收集动物标本。

    西沙群岛植物的订正与增补
    邓双文, 王发国, 刘俊芳, 邢福武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246-1250.  doi:10.17520/biods.2017066
    摘要 ( 568 )   HTML ( 2 )   PDF (2373KB) ( 607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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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论坛
    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与生物分类学
    朱朝东, 罗世孝, 周欣, 陈华燕, 张冠阳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1):  1251-1254.  doi:10.17520/biods.2017285
    摘要 ( 818 )   HTML ( 1 )   PDF (456KB) ( 773 )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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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发表的“植物科学深圳宣言”, 我们从四个方面对“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Earth BioGenome Project, ESP)与生物分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讨论。ESP立足组学, 旨在推动并加速物种多样性信息数字化和可计算性。生物分类学仍然是目前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根基, 也会为ESP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ESP既需要和生物分类学现有知识和队伍有机整合, 也需要与中国现有生物多样性重大研究计划和战略规划相结合,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学科突破创新, 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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