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110位在长江上游地区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的专家, 分4个阶段进行了参与式研讨, 采用生态区保护方法确定了兽类、鸟类、两栖和爬行类、昆虫、真菌和维管植物等生物类群的指示物种和保护优先区, 最后确定了长江上游森林生态区内1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5个连接带。16个优先区中, 7个具有最高优先性, 即秦岭、大巴山、金佛山－梵净山－武陵源区、岷山、邛崃山－大相岭、贡嘎山、三江并流核心区; 9个具有高优先性, 即伏牛山、米仓山、若尔盖高原、凉山、攀西地区、中甸－木里地区、川西北高原、金沙江上游高山峡谷区、怒江—澜沧江高山峡谷区。目前这些优先区及连接带内保护区的分布很不平衡: 某些优先区和连接带内保护区面积所占比例很小甚至没有保护区分布; 某些优先区人为干扰比较强烈, 生境破碎化比较严重。建议通过新建自然保护区和调整已有的保护区, 填补保护空缺, 完善自然保护区系统; 结合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保护天然林, 恢复退化植被, 在优先区和连接带内限制人类经济活动, 以确保优先区和连接带发挥应有的生态功能。

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为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其建立之初景观生态学还不够完善, 原功能区(核心区、缓冲区、过渡区)边界划分不尽合理, 如核心区与过渡区直接相连、缓冲区干扰甚重等。2001年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保护区功能区规划进行了局部调整。本文在探讨保护区15年间(1985–2000)各功能区植被景观变化的基础上, 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对原功能区规划及管理进行了评估, 并通过景观相似性系数度量了新旧区划方案中各功能区植被分布的相似性, 对新功能区规划实施的可行性进行了初步评价。研究结果表明, 原功能区划下各功能区的植被景观皆按顺向演替方向发展, 十几年来植被的形状变得更不规则。各功能区由于原有植被状况和人为干扰程度的不同, 植被景观变化亦呈现明显差异, 其中核心区和过渡区的植被景观趋于集中和连续; 缓冲区因为受到旅游活动的严重干扰, 植被景观相对破碎。2001年调整后的功能区规划保证了核心区植被景观的完整性, 与原功能区规划相比, 各功能区植被景观相似性系数为: 核心区>过渡区>缓冲区。建议将增设的缓冲区作为保护区实现和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示范区, 新开辟的科普旅游路线还可对游客量进行一定分流, 缓解原有缓冲区游客过多的现状。

滇西北地区是我国三大特有物种分化中心之一。作者利用地方植物志资料, 结合数值高程模型(DEM)数据, 研究了云南丽江地区种子植物物种丰富度的垂直分布格局, 并分析了面积和中间膨胀效应(mid-domain effect)对该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海拔的升高, 各海拔段面积呈先增加后下降的分布格局; 物种丰富度、物种密度和中间膨胀效应的物种丰富度预测值在海拔梯度上均呈单峰型变化格局。面积和中间膨胀效应对丽江地区物种丰富度的垂直分布格局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 面积起主要作用, 对物种丰富度的变异解释百分率达80.2%, 而中间膨胀效应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仅占11.3%。

遥感技术(RS)现已广泛应用于海岸带资源调查、资源与环境动态监测以及滩涂植被定量分析。作者应用2003年8月2日Landsat5-TM多光谱遥感影像, 利用遥感处理软件ERDAS Imagine 8.6^TM, 经几何校正和分幅裁剪等图像预处理后, 采用监督分类和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方法对上海地区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扩散现状进行解译分析, 并结合全球定位系统(GPS)样点定位, 对解译结果进行全面的野外验证和修正。同时,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解译结果进行数据合成, 统计出互花米草分布区域及面积等数据。实际调查与分析统计显示: 上海地区互花米草群落总面积(2003年)为4,553.37 hm², 占滩涂植被总面积的22.1%。除了崇明西滩和横沙岛外, 互花米草群落已广泛分布于长江河口地区, 其中南汇边滩最多, 为2,069.01 hm², 其次是崇明东滩和九段沙, 分别为910.17 hm²和769.05 hm²。人工引种是互花米草种群在上海地区滩涂成功扩散的重要原因。大尺度的上海滩涂互花米草群落空间分布现状及其数量调查为外来物种的宏观定量调查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也为上海市滩涂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考察道路和道路施工对若尔盖高寒泥炭湿地野生动物的影响, 我们在穿过若尔盖湿地的2条道路两侧, 对距道路不同距离的小型兽类和鸟类分布进行了调查, 其中小型兽类调查深度距离公路800 m, 鸟类调查深度距离公路400 m。施工中的国道213线路两侧黑唇鼠兔(Ochotona curzoniae)洞穴高密度区域离道路更远, 在道路两侧400 m处达到峰值, 极显著高于距离道路10 m处的密度; 而在正常运营中的省道209线两侧, 其洞穴密度在200 m处达到最高值, 与其他距离的洞穴密度没有显著性差异。无论在国道213线还是省道209线, 道路对高原鼢鼠(Myospalax baileyi)洞穴分布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在正常运营的省道209线两侧, 高原鼢鼠土堆密度最高区域为距离道路100 m处; 而施工的道路两侧高原鼢鼠土堆密度最高区域则出现在距离道路10 m处, 第二高峰出现在距离道路400 m处。雀形目和隼形目鸟类的分布均呈现距离道路越远密度越高的趋势, 但是只有距离道路400 m处雀形目鸟类的密度显著高于50 m与200 m处; 距离道路不同距离的样线中隼形目鸟类密度和物种丰富度没有显著性差异。由此可以看出, 施工中的道路对黑唇鼠兔的影响区域比正常运营的道路更宽, 其公路效应域达到400 m, 400 m的调查深度对鸟类尤其是隼形目鸟类来说可能还略有不足。但是, 根据此深度的调查可以确定施工中的国道213线雀形目和隼形目鸟类的公路效应域宽度大于400 m。

为摸清厦门集美凤林红树林湿地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现状, 2002年1、4、7和10月在厦门集美凤林红树林区进行大型底栖动物调查, 4个季度共获得大型底栖动物42种。生物量优势种是软体动物门的珠带拟蟹守螺(Cerithidea cingulata)和节肢动物门的弧边招潮(Uca arcuata)。密度优势种是软体动物门的短拟沼螺(Assiminea brevicula)和环节动物门的沼蚓(Limnodriloides sp.)。集美凤林红树林区大型底栖动物年平均密度和年平均生物量分别为1,990 ind./m²和139.0 g/m²。密度的季节变化是: 1月>4月>10月>7月, 生物量的季节变化是1月>10月>4月>7月。聚类分析和数量分布表明, 优势种珠带拟蟹守螺、短拟沼螺、弧边招潮和沼蚓的季节变化各不相同。与2002年10月深圳湾福田红树林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平均值(0.56)比较, 厦门凤林红树林区的平均值较高(2.66)。文中分析了影响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的环境因素。

1998年2月至2004年11月, 共7年27个航次对胶州湾10个站进行综合调查, 研究了其大型底栖软体动物的多样性现状(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philippinarum)除外)并探讨其成因。结果表明: 在胶州湾共发现62种底栖软体动物, 优势种是滑理蛤(Theora lubrica)和豆形胡桃蛤(Nucula faba)。从1998年至2004年期间物种多样性指数(H′)年际间波动幅度不大, 且无明显的规律性变化; 但季节变化明显, 秋季和冬季较高, 春季和夏季较低。物种均匀度指数(J)则为秋季最高(0.87), 夏季最低(0.58)。物种丰富度指数(D)除夏季相对较低(1.82)外, 其他三个季节差别不大。

为探讨昆虫对植物叶片的取食行为和伤害方式, 作者选择浙江天童常绿阔叶林内的11种常绿乔灌木为对象, 对叶片虫食状类型和格局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共发现16种虫食状类型, 每种植物叶片虫食状类型数在10–13种之间, 每种虫食状出现频率在0.5–28.7%之间。缘食状出现频率最高(28.7%), 虫瘿和泡状出现频率最低(0.5%)。(2)叶片虫食状分布格局可分为3种类型, 即一种虫食状占绝对优势的单优格局, 如马银花(Rhododendron ovatum)和檵木(Loropetalum chinense); 两种虫食状(缘食状和顶食状)共占优势的双优格局, 仅有木荷(Schima superba); 3种及3种以上虫食状占优势的多优格局(其余8种植物)。(3)叶片虫食状多样性指数变化在1.57–2.23之间, 最高为苦槠(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最低为马银花; 乔木的多样性指数(2.040)高于灌木(1.882), 优势种多样性指数高于伴生种, 但差异均不显著; 多样性指数反映了虫食状类型和出现频率的综合差异。(4)16种虫食状类型中有8对显著正相关, 4对显著负相关, 可能反映出不同类型昆虫取食植物的趋同和差异。

我国地方鹅品种具有很多优良性状, 但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形成科学的选育制度和培育方法, 品种的遗传多样性没有得到完整保存。为了深入了解我国地方鹅品种的遗传结构, 使之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作者选用31个多态性较高的微卫星标记(其中19个是首次用磁珠富集法从AFLP片段中分离), 检测了我国13个地方灰羽鹅 (Anser cygnnoides) 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利用等位基因频率计算出各群体的平均遗传杂合度(H)、多态信息含量(PIC)和群体间的遗传距离(D_A)。结果表明: 13个地方灰羽鹅品种中, 平均多态信息含量为0.323–0.398，平均杂合度为0.4985–0.6727, 各品种的杂合度都较高, 最高的是狮头鹅(0.6727), 最低的是雁鹅(0.4985)。用UPGMA法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 13个品种被聚为4类: 丰城灰鹅、武冈铜鹅、兴国灰鹅、狮头鹅、乌棕鹅、阳江鹅、马冈鹅、钢鹅、雁鹅聚为第1类; 伊犁鹅自聚为第2类; 长乐鹅、右江鹅聚为第3类; 永康灰鹅自聚为第4类。本研究为鹅遗传育种提供了参考资料。

入侵种凤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在中国的泛滥不仅与其强大的适应力和繁殖能力有关, 还与水体的富营养化有很大的关系。作者通过盆栽实验比较了三个营养水平的模拟富营养条件下凤眼莲的生长特征和对当地种黄花水龙(Ludwigia peploides ssp. stipulacea)和黑藻(Hydrilla verticillata)两个不同生长型的影响。结果表明: 富营养条件增强了凤眼莲的生长繁殖能力, 使其平均每母株克隆分株数、平均株高以及总生物量极大的增加。凤眼莲的生长优势导致了其竞争优势, 对黄花水龙和黑藻都发生了明显的竞争效应。迅速繁殖的凤眼莲覆盖大量水面, 通过排挤作用抑制了黄花水龙的生长(低营养水平除外); 黑藻因光照缺乏, 导致正常光合作用受阻, 生物量急剧下降。凤眼莲对黑藻的竞争效应较黄花水龙更强。富营养化的水体为凤眼莲的成功入侵提供了优越条件, 因此解决当前水体的富营养化状况能有效控制凤眼莲入侵, 同时也有利于本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对九段沙湿地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分布特征及环境因子进行了调查。选取6种主要生境的57个样方, 分析大型底栖动物的种类、密度、生物量、多样性指数及均匀度指数等群落特征。共记录到28种大型底栖动物, 主要由甲壳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及昆虫幼体组成, 优势种为谭氏泥蟹(Ilyrplax deschampsi)、 光滑狭口螺(Stenothyra glabra)、堇拟沼螺(Assiminea violacea)、绯拟沼螺(A. latericea) 和霍甫水丝蚓(Limnodriu hoffmeisteri)。6种生境类型中以低潮位光滩大型底栖动物种类最为丰富, 但其密度最低; 海三棱藨草(Scirpus mariqueter)带底栖动物密度最高, 并且其均匀度与其他生境存在显著差异; 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带下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与其他生境有一定差异，但种类数、密度和多样性处于平均水平，总体群落结构没有显著差异。

营养缺乏、过量或不平衡都会直接导致植物生长繁殖障碍甚至死亡, 通过改良土壤或补充矿质元素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植物营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已经从传统人工生态系统发展到自然生态系统中。但总的来说, 这一学科还没有真正渗透到珍稀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领域中来。中国各植物园目前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工作, 但人们都只重视了物种的引入, 却忽视了它们在迁地保护过程中业已存在和可预见的生长繁殖障碍, 对迁地保护植物的研究很少涉及其生长繁殖所需的营养条件。针对这一现状, 本文提出了目前应开展的几项工作: (1) 明确优先开展植物营养学研究的物种范围; (2) 物种原产地土壤与植物化学元素背景值的分析; (3) 迁地保护物种营养状况动态监测与营养诊断。该研究思路的提出, 无论是从植物营养学与植物保育学的学科交叉角度, 还是从珍稀濒危物种迁地保护保育策略的理论探索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