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diversity is the basis for ecosystem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provide for human survival and prosperity. With a rapidly increasing human population and its demands for natural resources, landscapes are being fragmented, habitats are being destroyed, and biodiversity is declining. How can biodiversity be effectively conserved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 human pressures? In this paper, I review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discuss their relevance to the practice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e major points include: The notion of balance of nature is a myth rather than a scientific concept; the theory of island biogeography is useful heuristically but flawed practically; the SLOSS debate is intriguing in theory but irrelevant in reality; the concept of minimum viable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viability analysis are useful, but technically inefficient and conceptually inadequate; metapopulation theory is mathematically elegant but ecologically oversimplistic; and integrative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re needed that incorporate insights from landscape ecology and sustainability science. I further discuss some key principles for regional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argue that the long-term succ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any region will ultimately depend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of that region. Both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erefore, need to adopt a broader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ility.

B型烟粉虱(Bemisia tabaci)是烟粉虱复合种下危害最为严重的一个生物型, 现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害虫, 被称为“超级害虫”。近年来, 在许多地区发现B型烟粉虱竞争取代非B型烟粉虱和其他害虫的现象。综合相关报道, B型烟粉虱竞争取代机制包括资源利用竞争和相互干扰竞争, 可能涉及的因素包括: 生态位竞争、寄主适应能力的差异、非对称交配互作、高温逆境适应能力差异、药剂敏感性差异及其与双生病毒的互作等, 且B型烟粉虱可能含有的独特的内共生菌对增强其竞争能力也具有一定作用。此外, 本文还就目前Q型烟粉虱在局部区域严重危害的相关机制进行了探讨。

丛枝菌根(arbuscular mycorrhiza, AM)真菌是一类专性共生多核生物, 至今尚未获得纯培养, 与植物根系共生后才能完成其生活史。该类真菌无性繁殖,具有独特的遗传特性, 属于真菌界球囊菌门(Glomeromycota), 共有200余种。研究发现AM真菌种群间以及种群内, 甚至单一孢子内都存在大量基因变异, 表明该类真菌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本文总结了近年来有关AM真菌遗传多样性方面的研究进展, 并讨论了存在的问题。

养分富集和物理干扰是人类活动影响下外来植物在入侵地所面对的重要生境特征, 而克隆生长和营养繁殖是外来植物入侵高资源干扰生境的重要生活史特征。喜旱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是一个世界性的入侵种, 它主要分布于暖温带–亚热带气候区各种淡水生态系统的水陆交界区域, 这些生境易受养分富集和物理干扰的影响。喜旱莲子草在入侵地有性繁殖缺失, 因而贮藏根形成、根芽萌发和分株生长等是其重要的生活史环节和营养繁殖特征。本文中通过种植实验研究了喜旱莲子草的营养繁殖特征对养分增加和物理干扰(贮藏根片段化和埋藏)的响应。结果表明: (1)高养分条件下喜旱莲子草的总生物量增加了约1.5倍, 贮藏根分配(营养繁殖分配)增加了约15%, 贮藏根平均长度增加了约1.5倍; (2)喜旱莲子草的根芽萌发数随贮藏根段大小的增加而增加, 平均每克贮藏根(干重)能够萌发出约15个根芽, 萌发出1个根芽只需要不到0.1 g的贮藏根, 埋藏深度不影响根芽萌发数; (3)贮藏根段大小和埋藏深度对喜旱莲子草分株的主枝长和平均相对生长率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些结果暗示, 喜旱莲子草的营养繁殖特征对养分富集和物理干扰非常适应, 能够促进其局域种群的快速增长和流域范围内集合种群的长期续存。

海桑(Sonneratia caseolaris)是我国华南沿海主要红树林造林树种, 在深圳湾引种造林15年后, 在天然红树林和光滩中出现了大面积的扩散。为了研究深圳湾红树植物海桑的幼苗扩散及其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作者采用样线和样方调查法于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对深圳福田红树林内天然扩散的海桑幼苗的密度、高度和盖度及其相关生态因子(包括种间竞争、群落类型、光照、扩散距离与滩面高程)进行了6次调查。天然红树林和人工海桑林林下海桑幼苗密度在调查初期分别为24.7棵/m²和19.7棵/m², 到2007年9月林下的一年生海桑幼苗全部死亡, 说明林下的弱光生境显著抑制了海桑幼苗的早期生长和自然更新。不同林型下(包括天然白骨壤林和秋茄林、人工海桑林)的海桑幼苗的密度、高度、盖度差异不显著(P>0.05); 而林中空地各指标显著高于林下(P<0.05)。虽然深圳福田红树林滩面高程介于1.12-2.10 m(黄海平均海平面)之间, 海桑幼苗自然扩散分布的最适滩面高程是1.40-1.60 m, 属于深圳湾红树林的中高潮滩, 但幼苗密度与滩面高程之间相关性较小。海桑具有一定的长距离扩散能力, 天然白骨壤林和秋茄林下海桑幼苗密度与其扩散距离(距最近母树的距离)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天然白骨壤林和秋茄林下海桑幼苗密度与光照强度相关性不显著(P>0.05),而人工海桑林林下的海桑幼苗密度与光照强度呈显著正相关, 且相关系数逐次增大, 说明海桑幼苗的早期生长受到光照强度的影响极为显著。因此, 深圳湾引种海桑的繁殖体在天然白骨壤林和秋茄林下的扩散主要受与母树距离的影响, 但在海桑人工林下光照强度是影响幼苗分布的最重要生态因子。

作为热带、亚热带地区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组成成分之一的附生植物, 对环境变化尤为敏感。为了解附生植物对森林生境破碎化的响应, 本研究选择哀牢山北段徐家坝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因人为干扰而形成的四处森林边缘为研究对象, 分别在距离林缘10、20、40和80 m的位置设立样带, 采用树干取样法调查各样带内距地面0-2 m范围附生植物的物种组成、生物量和附生苔藓植物的生活型特征。结果显示: 边缘效应对单位面积附生植物的生物量和附生苔藓植物盖度均具有极显著的影响(P<0.001), 其中附生苔藓比附生蕨类对边缘效应更为敏感。边缘效应对附生苔藓植物的作用强度在各生活型之间存在着差异, 其中对丛集型(P=0.014)和交织型(P=0.030)的附生苔藓植物的影响最显著。综合附生植物在各样带的分布特征, 我们认为单位面积上附生植物的生物量和附生苔藓植物的盖度可作为指示森林边缘生境的重要指标。黄牛毛藓(Ditrichum pallidum)、角状刺枝藓(Wijkia hornschuchii)和格氏剪叶苔(Herbertus giraldianus)的分布具有指示林缘生境的意义, 而尖叶羽藓(Thuidium philibertii)、大羽藓(T. cymbifolium)、多疣麻羽藓(Claopodium pellucinerve)、波叶金枝藓(Pseudotrismegistia undulata)和扭叶藓(Trachypus bicolor)的分布局限于林内, 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IUCN为全球濒危野生动植物所设立的等级和评价标准已被多个国家采用, 也是国家和地区间进行濒危植物对比研究的基础。作者结合植物地理分布, 根据中、日物种红色名录, 对比分析两国野生种子植物的濒危程度和区系组成。 研究发现: (1)中国红色名录中濒危植物的种类占其所有野生种子植物的比例显著低于日本, 但裸子植物的濒危程度却极其显著地高于日本; (2)部分水生植物科未列入中国红色名录, 但在日本已受到严重威胁; (3)中国红色名录中出现的世界分布属显著少于日本; (4)两国濒危植物中有大量共有种、姊妹种或近缘种。最后作者建议: (1)对水生植物的濒危状况展开全面调查; (2)加强对中日共有植物成分的研究; (3)借鉴日本经验, 在中国开展植物群落水平上的调查, 对红色名录进行补充。

天蓝苜蓿(Medicago lupulina)隶属于苜蓿属, 是一年生或越年生、广布的草本植物。通常认为它是自交种, 但也有些研究报道它具有异交或者混合交配的繁育系统。为了了解它的居群遗传变异、基因流、繁育方式及其遗传背景, 我们用9个EST-SSR标记分析了中国新疆、内蒙古、甘肃、北京、山西、陕西、湖北7个省区的17个天蓝苜蓿野生居群。结果表明: (1) EST-SSR的多态位点百分率(PPL)为71.9%; 每个SSR位点的等位基因数(A)为4-11(平均为7.333); 遗传多样性(H_E)最高的居群是新疆那拉提(0.388), 最低的为陕西西安(0.042)。自交率达93.8%。(2)居群间的遗传分化水平高(F_ST= 0.528;R_ST = 0.499), AMOVA分析结果显示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居群间, 占总变异的59.02%。(3) Mantel检验发现遗传距离和地理距离有显著的相关性(r = 0.4141, P ≤ 0.0003)。根据Nei’s遗传距离( D_a)得出的Neighbor-joining树显示, 地理距离近的居群聚在一起, 这进一步验证了Mantel检验的结果。由此推测, 天蓝苜蓿中等水平的遗传多样性和高度的居群间遗传分化主要受它的自交特性和分布方式影响。上述结果有助于初步了解天蓝苜蓿的种群动态和遗传结构, 同时对苜蓿属种质资源的保护和遗传育种有重要意义。

羽叶金合欢(Acacia pennata)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植物。本研究使用微卫星(SSR)分子标记技术对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7个羽叶金合欢自然居群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和居群遗传结构的研究, 旨在从分子水平探讨其自然居群的遗传多样性, 制定科学的保护策略, 为今后的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我们用筛选出的6对SSR引物对采自7个自然居群的124个个体进行了扩增, 共检测到23个等位基因。平均观察等位基因数(N_a)为3.381, 有效等位基因数(N_e)为2.460, 平均期望杂合度(H_e)为0.573, Nei’s多样性指数(h)为0.567。其中景洪居群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 曼腊居群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遗传分化系数F_ST仅为0.113。结果表明羽叶金合欢的自然居群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 居群间分化较小, 遗传变异主要来源于居群内。羽叶金合欢为多年生植物, 分布范围广泛, 这可能是其具有较高水平遗传多样性的原因; 同时其繁育系统可能为异交, 种子可远距离传播, 这些特性也可能导致其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和较低的居群遗传分化。我们建议在对羽叶金合欢进行迁地保护时, 要在遗传多样性较高的居群内进行大量取样, 同时也要对不同居群进行取样。

2006年4-9月, 采用彩色标记、无线电遥测和卫星跟踪等方法, 对青海湖四种繁殖水鸟斑头雁 (Anser indicus)、棕头鸥 (Larus brunnicephalus)、渔鸥 (L.ichthyaetus)和鸬鹚 (Phalacrocorax carbo)的活动区域进行了研究。采用“绳套法”捕捉了45只斑头雁, 其中6只于4月安装了无线电发射器, 6只于7月安装了卫星发射器; 采用“拉网法”捕捉了104只棕头鸥, 其中6只于4月安装了无线电发射器; 采用“绳套法”捕捉了51只渔鸥, 其中2只于4月安装了无线电发射器; 采用“扣网法”捕捉了75只鸬鹚, 其中6只于5月和6月安装了无线电发射器, 4只于8月安装了卫星发射器。通过研究, 获得了上述四种繁殖水鸟在青海湖的活动区域, 即: 斑头雁有3个主要的活动区域, 棕头鸥有1个, 渔鸥有4个, 鸬鹚有2个。其中从鸬鹚岛、蛋岛、布哈河口、铁卜恰河口至泉湾区域是上述四种繁殖水鸟共有的活动区域, 该区域也是春秋迁徙季节众多水鸟的重要取食地和停歇地。

云南抚仙湖是我国典型的高原深水湖泊, 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 其水体营养水平不断提高, 生态系统发生了显著变化。为揭示该湖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及其对生态系统变化的响应, 2005年6-7月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进行了调查。在抚仙湖18个断面110个样点中共采集大型底栖动物19属27种, 大型底栖动物出现率为97.3%, 平均密度为855 ind./m², 平均生物量为58.01 g/m²。在密度组成上软体动物(50.3%)>摇蚊幼虫(32.3%)>寡毛类(17.4%), 优势种为花纹前突摇蚊(Procladius choreus)、长角涵螺(Alocinma longicornis)和方形环棱螺(Bellamya quadrata), 三者共占总密度的51.4%。寡毛类和摇蚊幼虫全湖性分布, 而软体动物主要分布在沿岸区, 各类群优势种均呈聚集分布。底栖动物在沿岸区生物量显著大于湖心区(P<0.01), 但两者之间密度差异不显著(P>0.05); 南区和北区之间的密度(P>0.05)和生物量(P>0.05)差异均不显著。相关分析表明, 表层沉积物总有机碳、底层水体溶解氧是影响底栖动物密度分布的关键理化因子, 而底层水体溶解氧是影响底栖动物生物量分布的关键理化因子。抚仙湖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Pielou均匀度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及改进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分别为0.74、2.88、0.87、2.40和20.84。沿岸区底栖动物多样性明显高于湖心区, 主要是由于沿岸区分布有各种沉水植物, 提高了底栖动物生境的异质性。与1980年调查结果相比, 抚仙湖底栖动物多样性呈上升趋势, 这与水体营养水平不断提高, 沉水植物分布面积扩大有关。

我们用特有性简约性分析方法对中国蚱科昆虫分布格局和各分布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根据蚱科昆虫的分布, 构建特有性简约性分析所需的矩阵, 以东北区作为外群, 用最大简约法通过穷尽式搜索得到分布区分支图。分布区分支图上8大生物地理分布区可分成4个聚类群: 第一个聚类群是东北区; 第二个聚类群是蒙新区; 华中区、华东区及华北区组成第三个聚类群; 华南区、西南区及青藏区则组成第四个聚类群。分布区分支图表明东北区与蒙新区比其他生物地理分布区形成要早, 其原因我们推测可能与更新世的冰川活动有关。总体上来说, 中国蚱科昆虫生物多样性南部比北部丰富, 我们认为可从两方面来解释, 一是更新世森林避难所的形成, 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

作者广泛收集了安徽省繁殖鸟类的分布资料, 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通过生境适宜性分析, 预测物种的分布范围, 获得数字化的分布图。将安徽省划分为425个等面积栅格, 以此作为基本地理单元, 研究繁殖鸟类分布规律, 并进行热点区分析。基于分布型物种数的地理单元聚类分析结果表明, 安徽省鸟类地理分布区大致以大别山北缘–巢湖一线为界分为两大组, 两组在区系成分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分异; 东洋型物种在整个安徽境内比例均占60%以上, 同时呈现由北向南递增的格局。基于物种组成的相似性的地理单元聚类分析结果表明, 安徽省繁殖鸟类地理分布单元也可以分成两组, 与安徽省气候带的划分基本一致, 进一步分析可以划分为7组, 体现鸟类地理分布的区域分异与地形地貌等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鸟类热点区分析表明, 所有繁殖鸟类, 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CITES附录I、II的繁殖鸟类物种丰富度高值区都集中在安徽省南部。由此可见, 安徽省南部地区是鸟类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