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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王婷, 舒江平, 顾钰峰, 李艳清, 杨拓, 徐洲锋, 向建英, 张宪春, 严岳鸿
生物多样性    2022, 30 (7): 22381-.   DOI: 10.17520/biods.2022381
摘要   (2249 HTML112 PDF(pc) (7257KB)(6864)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是维管植物的第二大类群, 其起源可追溯到4亿年前。在被子植物出现之前,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在古地球生态系统中占主导地位, 其重要性一直延续到现在。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 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研究就令世界瞩目, 尤其是2017年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后的5年时间里, 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研究更是面向世界、走向国际, 研究更为广泛的科学问题, 在物种多样性、保护、系统演化和生态适应性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2017-2022年, 多个中国研究团队利用多组学数据构建了世界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科级水平的生命之树并提出了关键性状孢子囊环带演化的新模式; 解决了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中目级、科级、属级和种级众多关键的系统分类学等问题, 发表了106个新分类群; 开展了大量的植物区系调查和研究, 出版了6部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多样性专著和1部世界性专著; 对65种国家重点保护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进行了迁地保护, 同时实现了桫椤科、水蕨属(Ceratopteris)、观音座莲属(Angiopteris)和鹿角蕨(Platycerium wallichii)等重点保护类群的孢子繁殖; 在系统发育框架下, 研究了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生态修复功能和生态适应性演化。通过对2017-2022年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思考, 本文对未来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提高中国寡型科属以及世界性大科大属的关注力度; (2)加强西藏、四川等薄弱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调查研究, 并结合新技术, 如DNA条形码等以提高区系调查中物种鉴别的效率和准确性; (3)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厘清各科、属、种间系统关系的同时, 还应加强系统和生态适应性演化之间的协同研究; (4)关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系统位置作为陆生维管植物演化起点的共性科学问题; (5)加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学与生态学、植物化学、保护生物学等学科间交叉合作研究。


年份
Year
新科
New family
新属
New genus
新种
New
Species
新种下分类群
New infraspecific taxon
新组合
New combination
新名称
New
name
新记录
New
record
新异名
New synonyms
新模式标定
New typification
新订正
New
correction
2017 - - 16 - 2 1 - 1 1 -
2018 1 - 19 - 15 2 2 6 4 -
2019 - - 18 - 27 - 5 7 12 -
2020 - 3 7 1 9 1 1 1 1 -
2021 - - 26 - 33 - 1 2 2 1
2022 - - 15 - - - - - - -
汇总 Sum 1 3 101 1 86 4 9 17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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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7-2022年中国境内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分类学材料发表情况
正文中引用本图/表的段落
根据International Plant Names Index (IPNI; https://www.ipni.org/)和Chinese Plant Names Index (CPNI; http://cpni.ibiodiversity.net/)数据库, 我们系统检索了2017-2022年中国以及世界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分类群的条目情况。经过数据汇总、整理和统计(表1, 附录1), 2017-2022年中国境内共发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分类群106个, 其中新科1个, 新属3个, 新种101个, 新种下分类群1个; 发表新组合86个, 新名称4个, 中国新记录9个, 新异名17个, 新指定模式20个, 并对1个名称进行了修正。其中牙蕨科(Pteridryaceae)是中国学者在PPG I (2016)后发表的第1个新科(Zhou et al, 2018)。结合2000-2021年IPNI和CPNI的数据(附录2-4), 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分类群数量占世界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分类群数量的比例在近22年内呈随机波动的状态, 但近5年来大致呈现上升趋势(图1), 从2017年的5.05%增加到2021年的6.34%。虽然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发表的新分类群数量显著少于种子植物(杜诚等, 2021), 但在全世界背景下, 中国新发现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比例并不亚于中国维管植物总体或种子植物新发现类群所占的比例。
以2017-2022年和2000-2022年为时间界线, 对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物种、新种下分类群和中国新记录所属省份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表3), 我国在这2个时间段发表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物种、新种下分类群和国家新记录主要集中分布在某些热点或优先保护区域, 如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其中, 云南新类群分布最多, 2000-2022年和2017-2022年共计发表了71和33个新物种、17和0个种下分类群、11和1个中国新记录, 占中国近22年来新发表物种数量的1/4, 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区域; 其次为贵州, 2000-2022年和2017-2022年共计发表了59和20个新物种、7和0个新种下分类群、2和0个中国新记录, 占中国近22年来新发表物种数量的1/6。然而, 同样位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西藏和四川, 近年来在被子植物新发现上存在较高的密度(杜诚等, 2021), 但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类群上并没有体现, 推测与这些区域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专类调查不充分、研究人员较少具有一定的关系。
以2017-2022年和2000-2022年为时间界线, 对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物种、新种下分类群和中国新记录所属省份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表3), 我国在这2个时间段发表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物种、新种下分类群和国家新记录主要集中分布在某些热点或优先保护区域, 如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其中, 云南新类群分布最多, 2000-2022年和2017-2022年共计发表了71和33个新物种、17和0个种下分类群、11和1个中国新记录, 占中国近22年来新发表物种数量的1/4, 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区域; 其次为贵州, 2000-2022年和2017-2022年共计发表了59和20个新物种、7和0个新种下分类群、2和0个中国新记录, 占中国近22年来新发表物种数量的1/6.然而, 同样位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西藏和四川, 近年来在被子植物新发现上存在较高的密度(杜诚等, 2021), 但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类群上并没有体现, 推测与这些区域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专类调查不充分、研究人员较少具有一定的关系. ...

以2017-2022年和2000-2022年为时间界线, 对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物种、新种下分类群和中国新记录所属省份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表3), 我国在这2个时间段发表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物种、新种下分类群和国家新记录主要集中分布在某些热点或优先保护区域, 如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其中, 云南新类群分布最多, 2000-2022年和2017-2022年共计发表了71和33个新物种、17和0个种下分类群、11和1个中国新记录, 占中国近22年来新发表物种数量的1/4, 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区域; 其次为贵州, 2000-2022年和2017-2022年共计发表了59和20个新物种、7和0个新种下分类群、2和0个中国新记录, 占中国近22年来新发表物种数量的1/6.然而, 同样位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西藏和四川, 近年来在被子植物新发现上存在较高的密度(杜诚等, 2021), 但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类群上并没有体现, 推测与这些区域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专类调查不充分、研究人员较少具有一定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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