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市逐渐成为人类生存的重要空间, 预计到2050年, 全球城市人口将新增22亿, 全球城市人口占比将上升至68% (https://population.un.org/wup/)。城市人口增加会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减少城市绿地面积, 导致生物物种生存环境减少, 进而出现生物多样性丧失(Simkin et al, 2022)。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ousing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Habitat III)于2016年通过《新城市议程》, 呼吁增加绿色空间、保护城市物种,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逐渐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城市生物多样性对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和提升居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Sandifer et al, 2015)。随着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推进,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地位也逐渐上升(图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大力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正是中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动范例。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提出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优先项目, 并强调要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体现生物多样性要素。然而, 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城市物种栖息地割裂、城市生态系统压力倍增, 给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马远等, 2021)。如何充分认识城市生物多样性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如何科学地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城市总体发展, 是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 在阐释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内涵、载体与功能的基础上, 提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实现路径和措施, 构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框架, 以期为提升城市生态系统质量、助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参考。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指在人类聚居地内及其边缘发现的生物(包括遗传变异)和生境的多样性以及丰富性(Müller et al, 2013)。城市生物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特殊组成部分, 蕴含着城市生物、生境、生态环境以及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吴人韦, 1999)。

构成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核心载体主要包括生态系统及物种、环境要素(图2)。城市中的森林、河流、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基础(Isbell et al, 2015), 物种的丰富度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物质基础, 空气、土壤、水等环境要素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保障(干靓, 2018)。此外, 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提供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服务(Finlayson, 2005), 而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能够增强生态系统韧性, 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发挥。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该以良好的生态环境要素为基础, 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核心, 同时结合城市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特点, 通过生境保护、空间规划、协同治理等路径来实现。城市中的密集建筑、道路建设等导致物种生境破碎化, 降低了城市生态服务功能的供给, 而生境保护成为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键举措(邢忠等, 2020)。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空间载体必须依托城市本身的发展空间, 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间规划需要和城市发展空间规划有机结合。此外,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过程中, 必须处理好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 聚焦居民福祉提升, 构建更具韧性的协同治理体系以寻求最大的协同空间(陈悦, 2022)。

城市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与价值, 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城市建设造成的生境破碎化对城市生物多样性构成重要威胁(曹越等, 2020)。因此, 必须充分考虑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核心载体, 采取科学、可量化、易操作的措施进行保护, 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 第一, 将城市生物多样性理念融入城市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制度体系, 从顶层设计出发保障城市内各类生物的生存空间以及健康的生态系统; 第二, 立足空间规制视角完善城市绿地系统建设, 更有效地保护城市各类生物的主要繁衍生息地; 第三, 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城市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实践; 第四, 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推广“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图2)。

欧洲的城市化进程早于中国, 为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绿色城市主义理论应运而生(Beatley, 2012), 该理论将城市生态作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必要部分, 通过发展绿色经济与生态管理, 成功指导了欧洲城市绿色转型, 极大推动了全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以德国柏林、荷兰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等为代表的绿色环保城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在城市发展规划方面, 欧洲诸多城市通过追踪土地使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Schröter et al, 2005), 根据生物信息数据和土地使用数据制定更详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 并将其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中。在绿色空间利用方面, 将生物多样性作为绿色空间设计的重要元素, 重视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稳定性(Pezzagno et al, 2021; Jakstis et al, 2023)。在生态补偿方面, 将生态服务付费机制引入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以市场化手段拓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渠道(Barton et al, 2017; O’Sullivan et al, 2017)。在公众参与方面, 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Fischer et al, 2018; Coisnon et al, 2019), 营造共同关心、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浓厚氛围, 城市环境质量和宜居性显著提升。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背景下, 各国仍不断进行创新探索, 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形成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体系, 可以切实指导生态空间管控和保护举措落实(Teixeira et al, 2021)。欧洲众多城市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城市规划及政策体系, 通过城市绿地空间规划管控、物种和栖息地保护等重要举措, 逐渐形成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部署到行动实施的全面保护体系(苏日和戴代新, 2021), 促进了城市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关系。丹麦哥本哈根、瑞典斯德哥尔摩等欧洲城市均出台了具体的绿地空间规划管控方案、栖息地和物种多样性保护计划(Box 1)。

综上可以看出, 欧洲城市的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在宏观层面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战略基础, 在微观层面为物种与生境专项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多元主体参与等领域提供了行动指南, 整体构成了全面的“从政府到公众、从国家到地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体系。从效果来看, 城市规划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斯德哥尔摩通过环境补偿管理重要的牧场和草甸栖息地, 到2022年补偿总面积达9,084 ha, 其中具有高自然和文化价值的森林牧场达到3,445 ha (https://sverigesmiljomal.se/miljomalen/ett-rikt-odlingslandskap/betesmarker-och-slatterangar/stockholms-lan/); 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大力推行绿地空间连接和绿道系统建设工程, 使得人均拥有542 m²的公共绿地(https://www.ljubljana.si/sl/moja-ljubljana/varst-vo-okolja/)。

城市发展必须通过保护开发多功能且相互连接的绿色空间来维持和提高生物多样性(Popkin, 2022)。欧洲城市长期以来将城市绿地建设作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更是通过微型森林、立面花园等微型生态系统的建设来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完整性, 以更好满足野生动植物的活动和生长需求(Borysiak et al, 2017)。微型生态系统因其占地小、布局灵活等优势, 可以填补大型公园、湿地等产生的服务盲区(肖希和李敏, 2017)。荷兰乌德勒支、德国柏林、葡萄牙里斯本等城市先后探索建立了不同类型、功能各异的微型生态系统(表1), 有效拓展了城市生态空间, 提升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总体而言, 欧洲城市的微型绿地延续性强、可塑性高, 一方面, 通过覆以不同层次植被结构、物种群落, 可以组成单独的绿地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通过与社区周边的城市绿道、公园等斑块连接, 也可以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欧洲城市积极探索小微绿地, 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充足栖息地和生境。其中, 柏林塑造了古树、小规模种植、风化陵墓等生态结构丰富的栖息地, 并将公共墓地逐步发展为绿地、森林等, 保护了城市生物多样性和自然遗产(https: //www.berlin.de/sen/uvk/natur-und-gruen/biologische-vielfalt/berliner-beispiele/urbane-vielfalt/friedhoefe/); 乌德勒支对7个微型森林进行持续跟踪监测, 不同类别的生物物种从2017年的176种提升到了2019年的595种(https://www.utrecht.nl/wonen-en-leven/park en-en-groen/parken-en-plantsoenen/nieuwe-parken-en-plantsoenen/tiny-forests-in-utrecht/)。

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 一般由政府承担保护成本(徐素波等, 2020), 因此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落实生态保护权责、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Richards & Thompson, 2019)。在“谁污染谁赔偿、谁受益谁补偿、多方共举合力推进”的指导原则下, 欧洲城市实施了从城市大型建筑到社区绿地等多层次和全方位的生态补偿。其中, 伦敦绿地基金、柏林生态账户、鹿特丹气候补贴计划通过界定补偿范围、确立补偿标准、细化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与提供者的权利义务关系等措施, 有效拓宽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来源, 促进了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 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益探索。

绿地基金是英国伦敦市政府支持创建用于改善伦敦绿色空间的投资项目, 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市场化机制的重要实践探索。包括再野化伦敦基金(Rewild London Fund) (https://www.london.gov.uk/publications/rewild-london-fund)、绿色弹性空间基金(Green and Resilient Spaces Fund) (https://www.london.gov.uk/publications/green-and-resilient-spaces-fund)、绿色回馈基金(Grow Back Greener Fund) (https://www.london.gov.uk/what-we-do/environment/parks-green-spaces-and-biodiversity/grow-back-greener#acc-i-64407) 3个部分(表2)。其主要目的一是帮助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解决主体多、协调难的现实问题, 以确保自然保护网络在面对气候和生态紧急情况时具有弹性; 二是通过建造可持续排水设施、野生动物友好型栖息地等措施提高生物栖息空间。据统计, 该基金支持了5,000余名伦敦居民参与改善了18 ha绿地, 有利推动了伦敦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账户是德国柏林为缓解日益增加的城市建筑与自然景观损害两者之间矛盾冲突而设计的一种生态补偿创新机制, 该生态账户的建立、管理和实施主要由参议院环境、运输和气候保护部负责(https://www.berlin.de/sen/uvk/natur-und-gruen/biologische-vielfalt/berliner-beispiele/gesellschaft/oekokonto/)。大型建筑项目需申请生态账户, 购买柏林自然基金会出售的生态积分, 开发商获取生态积分来补偿其他在自然保护方面有很大潜力的地区(图3)。通过运行生态账户, 柏林市不仅较大程度地改善了野生动植物生境, 而且引入了市场机制多元化运行生态账户, 使污染者支付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成本、保护者享有优化生态环境的经济收益, 加强了多方主体参与保护城市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荷兰鹿特丹的雨水十分充足, 为减少气象灾害对城市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 市政府采取城市适应性战略来管理雨水, 依据水资源的动态变化在整个城市空间寻找解决方案。其中气候补贴计划是重要的解决措施之一(https://www.rotterdam.nl/apps/ rotterdam.nl/lok-et/subsidie-k-limaatadaptatie-tot-1500/), 该补贴计划于2020年开始实施, 主要分为雨水补贴、绿色屋顶补贴和本土植物补贴3个部分(表3), 一方面鼓励居民收集雨水以减少其对建筑物、动植物生境的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鼓励居民种植本土植物为蜜蜂、蝴蝶、鸟类等提供栖息地, 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 促进鹿特丹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城市居民身边的生物多样性, 相较于一般的自然保护地, 公众参与更为重要。通过宣传和鼓励公众参与可以提升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同时, 发动自然爱好者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信息收集, 也可以提升物种和生境的调查、监测、分析等工作力度。特色物种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名片, 保护特色物种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广泛社会号召力。柏林野生蜜蜂保护项目、安特卫普住宅建筑的雨燕保护措施、斯德哥尔摩保护橡树行动, 都积极展示了企业、环保组织、社区居民等多主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德国有约590种野生蜜蜂, 其中生活在柏林的有300余种。为阻止野生蜜蜂和其他昆虫的急剧减少, 德国野生动物基金会和环境部于2018年启动“保护蜜蜂和其他传粉媒介”的专项行动(https://www.berlin.de/sen/uvk/natur-und-gruen/biologische-vielfalt/umsetzungsinitiativen/), 主要由柏林12个区的居民在50个规划区域种植草甸或安装筑巢辅助工具来为野生蜜蜂创造栖息地。通过以上项目实施, 种植了新品种植物, 营造了具有自然野趣的草甸景观和小型鸟类庇护生境, 构建了不同类型的“房间”供蜜蜂与其他昆虫繁衍、栖息、越冬所用, 为野生蜜蜂等昆虫提供了食物充足的栖息地。

雨燕在夏季迁徙到比利时安特卫普, 偏好在岩石、瓦片等较高的小型空间筑巢, 由于城市严格的能耗和绝缘标准, 建筑物需不停翻新、密封空腔, 对雨燕的生存空间造成威胁, 安特卫普通过打造自然包容性建筑为雨燕提供栖息空间(https://www.provincieantwerpen.be/lokale-besturen/duurzame-gemeenten/opleiding-en-kennisdeling/milieu-en-duurzaamheid/symposium-natuurinclusief-bouwen-2021.html)。具体而言, 一是在城市自然与森林局的组织下, 安特卫普市居民和建筑公司共同在屋檐下安装悬挂巢箱, 为雨燕提供繁衍空间。二是在古建筑、教堂翻新修整时, 建筑公司会在外层较高墙壁上打孔, 增加雨燕的活动空间。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因其特殊的地形和气候为橡树提供了独特而宝贵的生存空间, 橡树又为1,500多种动植物提供栖息地。为确保橡树的生长数量和质量, 斯德哥尔摩通过绘制橡树地图、构建物种库等提高橡树生态价值(https://parker.stockholm/vaxter-djur/trad/unika-ekmiljoer/)。一方面, 橡树生长需要适宜的空间, 环境保护部门通过数字化卫星智能系统绘制橡树分布区域图, 居民依据地图将冗余橡树移栽到其他区域, 为留下的橡树提供最佳生存环境。另一方面, 恰当处置枯萎和倒下的橡树, 市政府通过对枯木区域考核评估建立橡树遗址, 将砍伐的橡树以木材集合的形式留下, 在此基础上形成物种库, 为鸟类、昆虫、地衣等物种提供栖息地。

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支持者和贡献者, 2018年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 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撑。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主要以“城市绿地系统”为空间载体, 作为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的重要措施, 在城市建设方面得以体现(黄越和闻丞, 2021)。从2000年开始, 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作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业务主管部门, 逐步出台各类文件对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具体要求。2012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促进野生种群恢复、生境重建”; 2021年发布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提出“推进城乡建设绿色发展进程, 着力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提出“持续推进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城市绿地等保护空间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许多城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采取了创新行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附录1)。2022年在“第七届全球地方政府和城市峰会”上, 昆明、成都、湖州、南阳、嘉兴和深圳6个城市当选“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 并入选“自然城市平台”, 这是中国城市首次入选该平台, 为全球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标杆。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探索与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将生物多样性要素纳入城市规划和管理决策, 是实现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2002年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通知》, 特别强调了城市规划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作用。截至2022年, 中国已有28个省级行政区发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诸多城市在省级层面的规划指导下相继出台了市级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然而, 通过汇总整理中国4个直辖市和291个地级市的“十四五”规划, 发现“生物多样性”在规划文本中出现3次及以上的仅有80个, 约占27.1%, 未提及和提及次数较少的占比72.9%, 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纳入城市发展政策体系的统筹力度仍然不足。目前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主要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共同推进, 尚未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形成整体合力,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重点和落实路径仍不明确,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融合程度有待提升。

科学推进城市绿地系统建设, 是修复城市生态、提高城市生态功能的重要举措。园林空间的异质性、园林类型的多元化是城市生物多样性丰富与发展的基础(袁兴中和刘红, 1994)。北京、天津等城市通过综合管控基础生态空间、郊野生态空间、中心城周边和城市化地区绿化空间, 连接风景园林、滨水绿地、城市公园等不同斑块, 构建起城市绿地系统, 在野生动植物的繁殖、迁移和扩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4月,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印发了《自然带营造和管理技术指南(试行)》(http://yllhj.beijing.gov.cn/zwgk/fgwj/qtwj/202206/t20220602_2727996.shtml), 积极推动自然带建设, 以提升生态系统韧性和维持生物多样性, 使生态系统达到能够自我维持的状态, 实现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截至2022年, 北京的公园绿地500 m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86.8%, 天津公园绿地总面积达12,114 ha。中国城市绿地数量和绿化面积逐年上升, 但是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多停留在景观尺度, 尚未综合考量绿地类型、植被层次、物种丰富度、生态系统结构等方面, 城市绿地质量和生态系统综合保护水平仍有待提高。

生态保护补偿是中国近年来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重要保障, 也是缓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发展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 中国相对欧洲国家而言在这方面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浙江丽水是中国32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一, 在瓯江全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方面做出了有益实践。2018年以来, 全域统筹将7个上下游交接断面纳入机制建设, 并签订补偿协议; 建立上下游地区政府购买机制, 在莲都区、云和县、松阳县开展水生态保护政府采购试点; 到2021年, 丽水市瓯江流域地表水监测断面Ⅲ类以上水质占比达99%, 水生生物多样性和资源量得到有效恢复。但是总体来看, 中国城市生态保护补偿的覆盖范围较小, 多关注中大型生态修复工程, 城市层面的栖息地补偿、物种补偿存在一定空白。

北京是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之一, 2021年起推进古树公园、古树小区、古树社区等保护试点建设, 并印发宣传图册、悬挂条幅等加强居民对古树的保护意识, 以实现古树及其生境的整体保护。深圳将“生态基地优势”作为竞争优势, 从2015年起建立了27个自然教育中心和20个自然教育学校, 切实增强社会公众爱护野生动植物的自觉性。依托“互联网+”, 昆明、嘉兴和成都等城市打造生物多样性体验产业链, 构建全民生态自然教育网络体系。综合来看, 中国大多数城市更多的是基于政府主导和专家指导自上而下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对公众参与的关注相对不足、宣传力度不大, 城市居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力度仍有待加强。

综上所述, 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理念鲜明、治理效果明显, 且近年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与欧洲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比较而言, 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欧洲城市层面的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针对性强、行动指南操作性高, 中国一些城市虽然出台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 但与城市发展规划的衔接相对不足, 有关生境保护、空间规制等专项规划相对缺乏; 其次, 欧洲城市将小微绿地视为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的基本要素, 中国城市多注重大型绿地空间的连接, 对微观绿地空间利用和生态系统营造关注不足, 导致城市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间碎片化现象突出, 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空间上缺乏系统性; 再次, 欧洲城市探索实施了从自然保护区到社区绿地等多层级多区域的补偿方式, 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多以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物保护专项补偿为主, 尚未建立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体系,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资金不足; 此外, 欧洲城市倡导自下而上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 且城市特色物种保护等实践效果良好, 而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目前仍由政府主导, 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不足, 制约了城市生物多样性综合治理能力的提升。

如何平衡好城市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矛盾, 减少人类高强度活动对生态环境、物种多样性造成的负面影响, 是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稳定性、多样性和持续性的关键问题, 也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将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进行对比(表4), 可以发现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框架基本形成、主流化趋势明显, 但是仍存在提升空间。因此, 在融入城市发展规划、加强城市绿地系统建设、探索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提高居民保护意识和参与度等方面可以借鉴欧洲城市的经验。

第一, 加强城市规划融合程度, 突出生物多样性保护地位。欧洲城市形成了目标清晰、内容详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增强了绿地空间的可连接性, 保护了大量物种栖息地。中国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地区、各有关领域中长期规划”要求, 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发展规划衔接方面仍存在协同不足、针对性弱、内容空泛的问题。未来中国城市应基于不同类型、不同片区构建分级分类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新城区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土空间和城市发展规划当中, 老城区要在技术层面加强绿色生态空间营造, 构建更完整和多层次的生态廊道网络。

第二, 重视微观绿地空间利用, 增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欧洲城市通过在绿色屋顶、建筑立面、社区空地等种植绿色植物、丰富物种结构来调控生态环境布局, 为动植物生存提供更多觅食、筑巢和休憩场所, 提高了城市人居空间对生物栖居的承载能力。中国城市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多依赖于城市公园、湿地及各类城市园林绿化等生态空间, 较少关注屋顶、立面、阳台等微观尺度的生境营造。未来中国城市发展要重视生物多样性绿色斑块的创建和维护, 尤其是大中型城市可以通过改造屋顶、阳台扩大可承载生物生境的绿色基础设施的规模, 并从居民角度出发, 编制简明清晰的空间利用和生境营造指南。

第三, 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加大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投入。欧洲城市通过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生态基金和补贴计划实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鼓励多方参与等多重目标, 缓解了城市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矛盾。中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已初步建立, 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也出台了各类补偿政策, 但城市尺度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补偿制度和政策略显不足。欧洲城市落实到每1 m²的补贴方式提高了居民参与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性, 但在中国推广实施具有一定难度, 工作任务较重、工作强度较高。未来应逐步探索绿色基金等多元化补偿方式, 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等有机结合, 并进一步完善横向补偿等管理模式, 合理实施经济补偿、生境补偿、资源补偿等多样化补偿方式, 尤其是经济发达城市可以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融资机会。

第四, 探索社会公众参与机制, 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治理水平。欧洲城市强调公众自下而上广泛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辅以针对性高、操作性强的保护指南和补偿机制等提高居民的保护意识和参与积极性。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仍以政府为治理主体, 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相对不足。一方面应该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 通过法律制度规范引导居民保护行为、提升保护意识; 另一方面, 针对不同城市的特色物种, 开发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图、打造科普体验场景等项目, 增强公众参与感和获得感, 提高居民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和能力, 进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治理水平。

Appendix 1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ese cities

https://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2023070-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