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球共发表维管植物新分类群2,219个, 包括新亚科1个、新族7个、新亚族7个、新属68个、新亚属7个、新组15个、新亚组8个、新系10个、新种1,979个、新亚种46个、新变种59个和新变型12个; 这些新分类群隶属于185科881属, 兰科、菊科和茜草科是本年度最受关注的类群。2,219个维管植物新分类群由来自全球的1,942位学者发表在165个期刊和14部专著中, 其中有42位作者发表了11个以上的新分类群。值得关注的是, Phytotaxa和PhytoKeys是2021年发表维管植物新分类群的主要期刊, 分别发表586个和112个。本年度发表的2,096个新种及种下单元中, 被子植物门1,940个、蕨类植物门147个、裸子植物门9个, 其中兰科植物最多, 共227个。2021年发表的新种及种下单元来自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亚洲和南美洲是新种及种下单元发现的热点地区, 分别发现837个和571个。中国、巴西和马达加斯加是2021年贡献维管植物新种及种下单元最多的前3个国家, 分别发现283、269和169个。考虑到在2021年2月1日之后IPNI对2020年发表的维管植物新种增加了797个, 我们估计在2022年4月16日之后, 各数据库中2021年发表的新种及种下单元会增加700个左右。这将使2021年发表的新种(和种下分类群)数量增加到大约2,800个, 这与2001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维管植物新种数量相当。

2021年中国共发表高等植物新分类群342个, 其中新科1个, 新属11个, 新种289个, 新亚种3个, 新变种18个, 新变型20个。新发表的物种分别属于苔类植物门(5个新种)、藓类植物门(4个新种)、石松门(3个新种)、蕨类植物门(22个新种)、裸子植物门(2个新种)、被子植物门(253个新种)。其中111个新种同时提供了详细的分子证据, 76个在发表时就依据IUCN标准被评估处于受威胁的状态。云南、西藏、四川和广西等西南4省区发表的新种最多, 共占全国新种发表总数的63.3%; 新种发现密度最高的省级行政单位是台湾、海南、云南、浙江和广东等省区。2021年中国共发表植物新组合(等级) 134个, 新名称9个; 发表国家级新记录62个; 将92个名称处理为62个名称的异名; 对7个名称进行了应用订正; 重新承认了2个属和10个物种; 新指定后选(新)模式物种49个; 还新发现多年未曾发现的物种9个, 排除物种分布7个。2021年中国高等植物净新增364个分类群, 占全国植物总数的0.98%, 230个高等植物名称发生变动, 占全国植物总数的0.62%。

为了及时掌握脊椎动物在中国的新增情况, 本文汇总了2021年发表的脊椎动物新物种及新记录种的基本信息。结果表明, 2021年中国新增脊椎动物95种, 包括新种80种, 新记录15种。其中鱼类新种15种、两栖类新种28种、爬行类新种31种和新记录10种、鸟类新种1种和新记录3种、哺乳类新种5种和新记录2种。在新增物种中, 冷血脊椎动物占绝大多数(占总数的88%), 提示这些类群可能仍是以后探索的重点; 两栖类新增物种集中于无尾目、爬行类集中于有鳞目, 分别为27种和40种, 各占其新增物种总数的96%和98%; 新增哺乳类动物全部为小型兽类。本次新增物种的分布涉及30个省区, 其中云南33种、四川11种、广西10种、西藏和广东均为7种、台湾6种, 累计约占新增物种总数的70.5%; 其余省区新增物种在5种或以下。有84个物种(占总数的88%)发表时应用了分子系统学研究, 提示这一技术手段是分类工作的重要支撑。在新发现的95个物种中, 绝大部分物种为中国学者发表; 除3种鸟类新记录种外, 其余的新种和新记录均正式发表于英文期刊, 其中在中国出版的3种期刊发表了21个新种和2个新记录种。本文工作可为中国脊椎动物的分类和保护等相关工作提供基础信息。

本文对2021年发表的膜翅目昆虫新分类单元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结合数据库检索, 基于标本记录, 全球膜翅目学者于2021年发表该目新分类单元的期刊论文355篇, 新增分类单元条目共1,152条, 隶属于21总科66科416属, 包括5新科4新亚科83新属3新亚属1,054新种和3新亚种。现生类群相关期刊论文309篇, 新增分类单元条目980条, 隶属于18总科52科332属, 包括2新科26新属3新亚属946新种和3新亚种。绝灭类群相关期刊论文46篇, 新增分类单元条目172条, 隶属于14总科27科86属, 包括3新科4新亚科57新属和108新种。2021年中国膜翅目新增分类单元的相关期刊论文83篇, 新增分类单元条目235条, 隶属于17总科34科91属, 包括3新属(绝灭类群1新属)和232新种(绝灭类群2新种); 现生类群中新增的2属分别记录自台湾和浙江, 新种数量排前五位的省级行政单位有云南(54个)、浙江(42个)、福建(18个)、西藏(18个)和新疆(16个)。在全球现生、绝灭和中国现生膜翅目总科新物种数量的对比中, 姬蜂总科新种数量最多, 分别约占全球现生、绝灭和中国现生膜翅目新种总数的32.5% (307个/946个)、19.4% (21个/108个)和37.0% (85个/230个)。有关现生膜翅目新种发表情况, 在洲级地理单元中, 亚洲发表新种数量最多, 约占56.9% (538个); 在洲级地理亚单元中, 东亚发表新种数量最多, 约占28.6% (271个); 在国家和地区行政单元中, 中国发表新种数量最多, 约占24.3% (230个)。在76种期刊的355篇论文中, 有348篇英文论文、4篇中文论文和3篇法语论文。这些结果表明, 中国膜翅目分类在全球膜翅目分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总结了2021年国内外学者发表的中国鳞翅目新分类单元的情况。经过统计, 2021年共发表与中国鳞翅目物种相关的论文104篇, 专著1部, 涉及新分类群230个, 其中新属7个, 新种215个, 新亚种8个; 发表中国新记录属9个、中国新记录种78个(包括2亚种)、新组合31个; 提出4个种的异名, 2个种被赋予新名。新种(亚种)隶属于34科。云南省发表的新物种数和新记录物种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分别占全国发表总数的36.8%和39.7%。2021年我国南方新物种和新记录种发表数量仍然显著高于北方。

双翅目是世界上昆虫种类最为繁多的类群之一, 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生态意义。本文对2021年国内外学者发表的中国双翅目新分类单元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2021年共发表中国双翅目新分类单元136个, 涉及27个科, 包括新属1个, 新种135个; 增加了中国新记录属4个, 新记录种37个。在2021年发表的所有中国双翅目新种中, 果蝇科、舞虻科、摇蚊科和大蚊科的数量最多, 占全年发表新种总数的1/2。新分类单元和新记录涉及23个省级行政区, 云南发表的新种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占全国新种发表总数的1/3。2021年双翅目的新分类单元由150位作者贡献, 发表论文70篇; Zootaxa、ZooKeys和昆虫分类学报是发表中国双翅目新分类单元的主要期刊。2021年, 中国双翅目分类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其在不同地区和类群间的研究水平并不均衡, 未来仍需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本文整理并总结了世界鞘翅目2021年发表的新分类阶元、新组合、新异名、分类阶元升级和降级等情况, 并单独梳理了中国2021年鞘翅目新增分类群。通过在线数据库检索及相关同行补充, 最终共获得了相关文献1,114篇。2021年, 世界鞘翅目新分类阶元共计3,375个, 包括2个新亚科, 1个超族, 9个新族, 3个新亚族, 178个新属, 36个新亚属, 3,070个新种和76个新亚种, 另有1,071个新组合, 485个新异名, 70个分类阶元升级, 26个分类阶元降级。新发表的物种中, 隐翅虫科534种, 金龟科461种, 二者约占总数的31.6%。世界鞘翅目新物种发现数量最多的国家是中国, 共发现新属13个, 新亚属4个, 新种635个, 新亚种6个, 发表中国新记录亚科2个, 新记录属13个, 新记录亚属1个, 新记录种112个和新记录亚种6个。2021年发表的中国鞘翅目新种有204个隶属于金龟科, 新物种发现数量最高的省级行政区是云南省(172个新种及亚种)。

本文以2021年度中国半翅目等29目昆虫(除昆虫纲鞘翅目、双翅目、鳞翅目、膜翅目之外的其他昆虫类群)发表的新分类单元为研究对象, 系统编汇了新分类单元信息、模式标本名录与文献目录, 并分析了描述新种的热点地区、模式标本存放情况以及发表期刊的特点等。2021年度中国半翅目等29目昆虫描述了新属35个, 新物种386个以及1个新种下分类单元, 共计422个新分类单元; 基于对新物种在省级行政区分布的分析, 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分布于中国西南(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等)及其邻近地区(广西和西藏等), 而以200 km × 200 km栅格为操作单位, 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山地地区。395位研究者参与了本年度新分类单元命名和描述工作, 相关结果发表在28种期刊上, 共205篇文章。本研究及时更新了2021年度中国半翅目等29目昆虫的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 对于加快建设数据共享平台、支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 以及保障国门生物安全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蜘蛛是陆地生态系统中重要的捕食者, 也是多样性最高的陆生节肢动物类群之一。定期对蜘蛛目新分类单元进行汇总整理, 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蜘蛛多样性研究的发展动态。本文总结了2021年全球发表的蜘蛛新分类单元。2021年全世界304位学者在64种刊物的254篇文章中发表了81个国家的975个蜘蛛新分类单元(含琥珀), 包括47新属928新种, 隶属81科。中国是发现新种最多的国家, 占世界新种总数的28.7%; 中国学者李枢强命名的新分类单元最多, 占世界新分类单元总数的21.8%。数码图像已成为蜘蛛分类研究中最重要的类型图, 使用数码图的论文占总数的95.2%; 基于两性标本发表的新种多于单性的新种, 占比达到60.3%。2021年中国学者发表了中国、缅甸等15个国家的330个新分类单元, 包括13新属317新种, 隶属39科; 中国学者2021年发表的新分类单元对世界的贡献率达到了33.8%, 高于2016-2020年的平均贡献率(28.1%)。

21世纪以来, 菌物新物种的发现速度逐渐加快。每个新发表的菌物新名称都蕴含着大量的分类学和多样性信息, 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 可以揭示菌物分类学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2021年全球共发表了3,734个菌物新名称, 包括288个新高阶分类单元(1个新门、2个新纲及新亚纲、16个新目及新亚目、36个新科、233个新属及次级属下单元)、2,551个新种及种下单元、782个新组合、113个其他新名称。这些新名称隶属于3界13门40纲159目425科1,165属, 伞菌和小型子囊菌是本年度最受关注的类群。全球有2,060位学者参与了菌物新名称的研究与发表工作, 为历史上命名作者数量最多的一年。中国学者在本年度的菌物新命名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约30%的新名称(1,124个)由中国学者参与发表。来自中国的命名作者共有380位, 是我国命名作者数量最多的一年。本年度发现的2,533个菌物新物种来自于世界7个大洲的101个国家和地区, 新物种丰富度最多的地区是亚洲东部和南部, 而中国发现了756个菌物新物种, 是发现新物种最多的国家, 占全球的近30%。我国南方地区的新物种数量远多于北方地区, 发现新物种最多的省份是云南省, 共发现248种, 占全国的33%。总体来看, 全球菌物新物种发现的速度与近年持平, 处于波动上升的趋势, 而中国的菌物分类学发展速度和贡献度仍在快速提升。建议未来的分类学研究工作中, 继续扩大研究地域和类群, 将新物种发现与完善高阶分类系统并重, 逐步揭示全球菌物多样性本底。

明确入侵物种气候生态位的时空动态格局, 不仅有助于理解入侵物种生态位的变化趋势, 还可以使物种分布模型更真实地预测物种的扩散动态。本文使用恶性入侵植物紫茎泽兰(Ageratina adenophora)在原产地及我国的分布点和环境因子数据, 结合生态位分析及物种分布模型, 分析了紫茎泽兰入侵至我国后其气候生态位的时空变化特征、地理分布格局变化及其限制因子。结果表明: (1)紫茎泽兰入侵至我国后其气候生态位在时间和空间上虽略有扩张, 但仍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尤其是入侵的初始阶段(1980年之前)稳定性最高(NS = 0.995), 此后其气候生态位的稳定性逐渐降低, 具体表现为该植物在中国更倾向于分布在潮湿(高最暖季降水量)、寒冷(低最干季平均温)且平均日较差低的生境。(2)过去50年里紫茎泽兰的适宜分布范围显著增加(151.77%-271.14%), 且其适宜分布区的重心在2010年之前表现出向东北(贵州西南部、四川南部)扩散的趋势, 2010年以后表现出向西南(云南北部、贵州北部)扩散的趋势。在扩散过程中, 该物种的气候生态位稳定性也表现出随着纬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的趋势。(3)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 紫茎泽兰的适宜分布范围将进一步增加(111.97%), 到2040年该物种基本可以扩散至其整个潜在适宜分布区, 仅在藏东南地区有小范围的适宜生境受扩散限制无法达到。

人类足迹的扩张增加了人与野生动物的相互作用。理解自然保护地的濒危物种对人为干扰的响应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濒危物种和指导保护管理。以往的研究表明野生动物在时空维度会对人类的干扰进行规避, 然而这类研究在野生雉类中还较少, 尤其是分布在人为干扰相对较强的中低海拔区域的雉类, 如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 我们在中国西南部的一个亚热带森林保护区中使用红外相机陷阱技术对白腹锦鸡和人为干扰进行调查, 并研究了白腹锦鸡在时空维度对3种不同类型人为干扰(人类活动、放牧和家养动物活动)的响应及其季节变化。结果表明, 白腹锦鸡在空间维度并未对人为干扰进行规避, 而在非繁殖季节的活动节律上对人为干扰在时间维度上进行了规避。具体而言, 白腹锦鸡在全年和非繁殖季节的活动高峰集中在17:30-18:30, 明显避开中午的人类活动高峰; 而在繁殖季节, 白腹锦鸡活动水平明显提高, 和人为干扰的重叠度很高, 可能是由于求偶、占区等繁殖行为使得白腹锦鸡无法规避人为干扰。此外, 在人为干扰强度较高的位点, 白腹锦鸡倾向于通过改变其日活动节律, 将活动高峰期推迟至傍晚以降低与人为干扰的重叠度, 进一步说明白腹锦鸡可通过调节其自身的日活动节律从而避开高强度的人为干扰。由于白腹锦鸡地面营巢和春夏季繁殖, 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可通过管理人为活动, 尤其在繁殖季节通过控制放牧和猫狗的活动来帮助白腹锦鸡及其他地面营巢鸟类维持繁殖成功率。

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鱼类遗存是探讨现生种类在历史时期的地理分布的重要资料。本文系统整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明代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淡水及河口鱼类考古遗存记录, 对比了鉴定至物种的遗存记录分布与现状分布, 探讨了个别物种古今分布变迁的可能成因。结果显示: (1)目前中国淡水及河口鱼类考古遗存共鉴定记录了72个类群, 分属于8目12科, 其中以鲤形目的类群数量最多(43); 鉴定至物种的共42种, 其中以鲤(Cyprinus carpio)和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的出土遗址(群)数量最多(各46个)。(2)有淡水及河口鱼类遗存出土记录的遗址中, 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群)数量最多(68), 从这些遗址(群)中出土鉴定的类群数(60)也在各时期中居于首位。(3)淡水及河口鱼类遗存鉴定记录的类群最多的流域是长江流域(55个), 其次为淮河流域(24个)和黑龙江流域(22个); 而南海流域、西南流域和台湾岛流域各仅有1个类群。(4)有8个物种在其现存自然分布范围以外的流域至少有1处遗存鉴定记录: 团头鲂(Megalobrama amblycephala)、须鲫(Carassioides acuminatus)、龙州鲤(Cyprinus longzhouensis)、鳙(Aristichthys nobilis)、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a)、青鱼、黄鳝(Monopterus albus)和日本花鲈(Lateolabrax japonicas); 除草鱼和青鱼之外, 其余6种在其各自现存分布区以北的流域至少有1处遗存记录。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淡水及河口鱼类考古遗存记录所展现的区系地理格局整体上与现今格局一致。个别物种在历史时期的分布较现今分布区范围更广, 这可能是因为遗存出土地区的古气候普遍较现今温暖, 亦或是因其后气候变化或水系变迁使部分鱼类的分布区变狭窄。

光污染被认为是“环境陷阱”, 可以聚集周围的昆虫。而昆虫的聚集和光源本身可能会吸引捕食性昆虫在光源附近定居繁殖, 从而改变昆虫群落的结构, 威胁昆虫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蚂蚁(膜翅目)是昆虫中的优势类群, 能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其中有许多巢居型蚂蚁利用中空的树枝或者竹子筑巢繁殖, 是森林中非常重要的捕食者和分解者。然而, 光污染对巢居蚂蚁群落的影响尚不清楚。本研究以巢居蚂蚁为研究对象, 探究在雨季和干季3种不同生境(原始林、次生林、橡胶林)中发光二极管(LED灯)在空间距离上对巢居蚂蚁筑巢模式以及群落组成的影响。我们在3种生境中共安装了15个LED灯, 并在距离光源0 m、10 m、50 m和100 m处设置不同入口大小的人工竹巢, 7周后回收。竹巢中共发现蚂蚁40种形态种, 隶属于12个属, 其中弓背蚁属(Camponotus)是优势属。接近光源处的竹巢占用率最高, 且在干季最明显; 在远离光源处(10-100 m)占用率较低, 并且在3种不同的生境呈现相同的模式。竹巢入口大小对竹巢占用率没有显著影响。雨季和干季的蚂蚁群落组成差异显著; 干季原始林和次生林、次生林和橡胶林蚂蚁群落组成有弱显著差异; 在3种生境中不同灯距下蚂蚁群落组成没有显著差异。我们的研究表明, 光污染增加了巢居蚂蚁在光源处的筑巢密度, 影响蚂蚁群落组成和空间分布。

荒漠是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 其生态系统极其脆弱, 极易发生荒漠化。荒漠土壤的稳定和功能对于荒漠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但在荒漠地区, 大多数土壤功能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单一的土壤功能性。本研究基于准噶尔荒漠79个样点的土壤有机碳(SOC)、氮(N)、磷(P)、有效氮(AN)和有效磷(AP)等指标, 通过平均值法和因子分析法计算土壤多功能(soil multifunctionality, SMF)指数, 研究SMF空间变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空间分析所示从整体来看, 荒漠SMF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大的异质性, 自西向东, SMF总体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而从南向北, SMF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最优拟合显示, SMF与年均降雨量(MAP)和年均温(MAT)呈显著二次函数关系, 随着MAP和MAT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 SMF与pH和植被增强指数(EVI)呈显著线性关系, SMF随着pH的增加表现出显著降低趋势, 而随着EVI的增加表现为显著上升的趋势; SMF与Aridity (干旱度)之间既符合二次函数关系也呈现线性关系(二者R²相同), 随Aridity增加而减少。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 土壤含水率(SWC)是SMF变化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其次为EVI。土壤pH、SWC、MAT、Aridity和EVI对荒漠SMF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 其中SWC和EVI为显著正效应, 其他为负效应。MAP、经度(Lon)、纬度(Lat)和海拔(Alt)可通过影响MAT等指标对SMF产生间接效应。研究结果对深入理解准噶尔荒漠SMF的空间变异特征及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将有助于预测环境变化对荒漠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影响, 为生态系统科学管理服务。

基于文献报道和分类学考证, 首次全面、系统而又完整地整理了京津冀近20年报道的46科141属210种外来入侵植物种类及信息。经过分析并校正分为国产种和入侵种两大类。国产种又包括一般国产种22科39属39种、国产逸生类9科13属13种、国产归化类3科3属4种、国产入侵类1科1属1种; 外来种包括实则在京津冀没有达到入侵的温室及露地栽培类8科9属9种、外来逸生类12科32属36种、外来归化类10科19属20种、外来有待观察类6科6属6种, 真正对京津冀构成入侵的外来植物20科48属82种。根据京津冀目前标本数目及采集时间、京津冀报道文献次数及具体内容描述, 结合国家入侵等级及京津冀部分地区的实地考察情况, 对82个入侵种进行入侵级别划分, 分析并讨论了京津冀外来入侵物种的组成、原产地、分布特征、生活型和入侵途径以及京津冀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现状, 并提出防治及管理措施。

本文报道了采自西藏喜马拉雅南坡的8个中国种子植物新记录种以及1个西藏新记录属。前者分别是吉隆牛奶菜(Marsdenia roylei)、塔基棕榈(Trachycarpus takil)、喀西蜂斗草(Sonerila khasiana)、旋花锡生藤(Cissampelos convolvulacea)、吉隆角盘兰(Herminium edgeworthii)、尼泊尔西番莲(Passiflora napalensis)、椭穗姜花(Hedychium ellipticum)和藏南象牙参(Roscoea brandisii); 1个西藏新记录属为箭药藤属(Belostemma) (箭药藤 Belostemma hirsutum)。凭证标本存放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HITBC)和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标本室(XZ)。

区域物种编目及适时更新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实践的必要前提。本文基于福建省全省网格化的野外调查, 并整合文献资料(截至2021年12月), 更新了该省现生本土两栖、爬行动物名录。本名录共收录两栖动物2目9科29属55种、爬行动物2目25科72属126种。其中, 分别有4种两栖动物和2种爬行动物是福建省特有种; 24种两栖动物和18种爬行动物的模式产地位于福建省。与《福建省两栖动物区系及地理区划》和《福建省爬行动物区系及地理区划》的物种名录相比, 本名录新增物种22种, 删除8个物种, 修订64个物种的名称。有6种爬行动物被列为国家I级重点保护动物, 分别有5种两栖动物和25种爬行动物被列为II级保护动物。10种两栖动物被《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第四卷): 两栖动物》评估为受胁物种(2种极危, 1种濒危, 7种易危, 分别占两栖动物物种数的3.64%、1.82%和12.73%); 41种爬行动物被《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第三卷): 爬行动物》评估为受胁物种(11种极危, 15种濒危, 15种易危, 分别占物种数的8.73%、11.90%和11.90%)。

旗舰物种是保护生物学中一个广泛应用的概念, 用于获得公众对保护行为的支持,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尚未见量化分析遴选和确定旗舰物种的公开报道, 致使学术界对旗舰物种的定义和使用相对主观, 缺乏科学依据。本文对旗舰物种的定义进行了梳理, 探讨了旗舰物种的内涵, 确定了旗舰物种的属性, 制定了遴选标准和量化遴选方法, 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一概念。目前旗舰物种的定义仍然局限在其社会学属性, 作者建议今后应加强其生物生态学属性。作者认为除了公众的关注度和认可度之外, 旗舰物种还应具备以下3个生态生物学和社会文化特征: (1)物种在当地的濒危程度及生存现状; (2)物种在当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 (3)物种在当地民众中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基于此, 本文确定了表征旗舰物种社会文化属性和生态生物学属性的8个要素, 基于层次分析法提出了一种量化的旗舰物种遴选方法。该方法综合上述8个要素进行评判和计算分值, 以塔吉克斯坦境内分布的14种大型濒危哺乳动物的生态生物学属性和社会文化影响力为基础, 描述基于层次分析法遴选塔吉克斯坦哺乳类旗舰物种的方法和过程, 最终依据每个备选物种所得分值高低排序, 得到塔吉克斯坦旗舰物种的优先备选物种。本文首次提出了一种量化遴选旗舰物种的方法, 期望今后可基于该方法开发更加合理的旗舰物种遴选模型和算法。

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当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土壤微生物多样性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近年来, 已有研究关注城市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 回答了一些关键问题, 但缺乏系统的总结与论述。基于此, 本文分析了城市化对土壤微生物特性、群落组成、功能和多样性的影响, 总结了影响城市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 发现城市化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组成和功能, 并且对细菌和真菌多样性的影响存在差异, 城市环境因子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共同影响土壤微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与保护, 并对今后城市土壤微生物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展望, 包括: (1)城市化对城市绿地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制; (2)城市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变化对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影响; (3)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以期为城市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供参考。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也是当前指导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碳排放的空间分布表明, 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是最主要的碳排放区。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 如何有效减少城市碳排放、增加碳汇成为关系着双碳战略成效的关键问题。作为城市空间中唯一的自然碳汇, 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固碳增汇作用日益突出。加强城市绿地的碳汇建设, 如果按照传统的人工营建思路, 只种植在当前情景下碳汇能力强的少数植物种则很可能会减少生物多样性。基于植物分配有限资源时存在权衡关系的生态学一般原理, 不仅选取当前情景下碳汇能力强的植物, 还要考虑适应环境变化、在未来环境下碳汇能力强的植物, 以及遭遇极端环境时有一定碳汇能力的植物。在此框架下, 选取恰当的植物多样性组合有望实现更好的城市绿地碳汇功能, 即环境稳定时碳汇能力更强, 环境变化时碳汇能力更稳, 出现极端事件时碳汇损失更小。具体的做法包括: (1)扩展绿地物种库信息, 纳入植物的碳减排能力、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应对极端变化能力等信息; (2)考虑植物在碳汇能力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之间的权衡关系, 将植物分成不同类型的组, 比如高碳汇低适应、低碳汇高适应; (3)根据不同城市的环境和未来气候变化特点, 因地制宜地选择恰当植物组合营建城市绿地; (4)开展城市绿地建设的全生命周期碳计量, 以近自然方式营建和管养城市绿地, 减少管护过程的碳排放。这些举措有助于实现城市绿地碳汇能力提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重目标。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共赢, 对落实双碳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