猕猴属(Macaca)动物是分布范围最广、适应性最强、数量最多的灵长类动物类群, 是开展动物行为、社会演化、疾病模型及人类起源的宝贵资源。中国分布有8个猕猴属物种, 相关研究起步早、研究力量充足。本文以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猕猴(M. mulatta)和熊猴(M. assamensis)为主要对象, 系统梳理其分布、研究历史、行为生态、遗传进化等方面的进展, 展现我国猕猴属动物研究学者从生态学到行为学、从描述性到定量化、从宏观尺度到综合尺度的研究历史, 以及为揭开猕猴属动物及其社会神秘面纱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期望为深入思考其面临的生存威胁及其综合保护策略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叶猴分布于云南、西藏、广西、贵州和重庆, 含2属7种, 均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叶猴因其独特的形态和消化系统特征、进化地位以及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中的重要作用而备受国内外灵长类研究者的关注。迄今为止, 学者们对白头叶猴(Trachypithecus leucocephalus)、黑叶猴(T. francoisi)和印支灰叶猴(T. crepusculus)开展了较多研究, 而对其他叶猴的研究则相对缺乏。本文聚焦于中国叶猴, 通过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 系统总结了我国在叶猴的分类、解剖学特征、行为和生态、遗传和进化、种群分布和数量、保护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历程和主要研究进展。基于上述梳理结果, 本文还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并提出在声音通讯、营养生态学等行为与生态学研究领域开展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同时, 需要更关注叶猴在种子传播、维持森林动态平衡中所扮演的角色, 探索叶猴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 理解濒危物种保护的社会服务功能。面对野外调查面临的困难, 新的种群监测技术(如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技术、被动声学技术)辅助人工智能技术, 为叶猴野外种群监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本文将促进我国叶猴研究与保护工作的发展和完善, 为我国珍稀濒危动物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长臂猿曾经广泛分布于中国。受栖息地大规模丧失的影响, 我国长臂猿的分布区不断从北向南, 从东往西退缩, 目前仅存于我国云南、广西、海南和西藏的偏远山区。为了促进我国长臂猿的研究和保护,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简要回顾了我国长臂猿的研究历史和主要进展。2000多年前, 中国古人已经能区分猿与猴, 并对其形态特征有了初步描述。在随后的1,000多年中, 中国古人对长臂猿的认识逐渐深入, 对其分布、行为习性和毛色变化都有准确的描述。从1980年开始, 随着调查的深入和采集标本数量的增加, 我国学者逐渐摸清了我国长臂猿的分布和种类。此时, 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我国长臂猿的行为与生态, 并取得了初步进展。2000年以后, 我国成功实现对野生长臂猿的习惯化, 进行年周期观察, 并对部分种群进行了持续监测, 获得了各种长臂猿详细的行为、生态、社会结构和生活史等数据。同时, 红外相机、无人机、被动声学监测等新的技术手段被用于我国长臂猿的研究和保护中。在这一部分, 本文按照分类和系统发育、种群遗传学、家域和栖息地利用、觅食行为、通讯行为、过夜行为、社会组织和结构、生活史和繁殖、保护等9方面对我国长臂猿的研究进展进行了介绍。随着国家的进一步重视和研究的深入, 我国部分长臂猿种群出现恢复的迹象。未来, 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 我国长臂猿的研究重心将转向于保护研究。对长臂猿营养生态学、繁殖生态学、种间竞争的深入研究、新的种群监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对隔离的小种群进行转移安置、以及通过野化放归重建灭绝物种的野外种群将进一步促进我国长臂猿的种群恢复。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人才的培养,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我国长臂猿的研究与保护事业。

南岭山地是中国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过渡的核心生态廊道, 热带和温带植物区系在此交汇过渡, 是众多植物分布的南北界限。本研究基于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建立的跨越整个保护区、覆盖代表性森林类型的16个1-ha长期森林动态监测样地, 调查与分析了样地内胸径 ≥ 1 cm的木本植物物种组成、区系特征、径级分布以及物种空间分布。结果表明：16个样地共记录木本植物独立个体75,141株(含分枝为100,923株), 隶属于78科220属582种, 其中热带成分共137属398种, 温带成分共80属174种, 分别占总属数的62%和36%, 占总种数的68%和30%, 其余3属10种为世界分布成分。物种数最高的样地有229种, 物种数最低的样地仅87种。各样地乔木层重要值最高的物种都不相同, 较好地代表了南岭山地主要森林类型。所有样地整体径级结构均呈倒J型, 但各样地优势树种和同一树种在不同样地呈不同的径级结构。种-面积曲线揭示16个样地物种数随面积的增长速度与饱和阈值存在明显差异; 平均来说, 当取样面积400 m²时, 所含物种数仅占总物种数的30%, 达90%物种覆盖需6,600 m²。物种空间分布在不同植被类型和径级间存在较大差异, 且各样地不同优势种呈现不同的生境偏好, 同一物种（如：木荷Schima superba、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等）在不同样地呈现不同的分布格局。本研究揭示了南岭山地不同植被类型在物种组成、群落结构与空间分布格局等方面的差异, 为亚热带山地森林生物多样性长期监测体系的构建及国家公园的规划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与资源开展生态城市建设，以实现城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历史基准数据的缺失，城市生物多样性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变化情况仍然缺乏评估。基于2002-2004年南充市城区繁殖鸟类种类和鸟巢数的调查报告，我们于2023年2-7月开展了5轮重复调查，分别采用样点法或样线法调查14个斑块绿地和22个行道绿地中的繁殖鸟物种数和巢数。我们共记录了28种繁殖鸟，及其1,599个巢(冠层筑巢鸟类17种1,451个巢、地面/灌丛筑巢鸟类6种87个巢、树洞筑巢鸟类4种31个巢、人工建筑筑巢鸟类1种30个巢)。与历史数据对比表明：城区繁殖鸟类的物种数增加了1种，但是样地物种数平均值减少了21.4% (1.3种，P = 0.025)，样地巢数平均值减少了67.1% (90.4个，P < 0.001)；繁殖鸟类群落受到筑巢类型和样地类型的交互作用，其中冠层筑巢鸟类、地面/灌丛筑巢鸟类和人工建筑筑巢鸟类的样地物种数、样地巢数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在斑块绿地或行道绿地中发生了显著下降(P < 0.05)。此外，物种优势度顺序发生显著变化，其中第一次调查中优势度排名前五的2种地面/灌丛筑巢鸟类和1种洞穴筑巢鸟类被冠层筑巢鸟类替代。因此，在南充市过去二十年的生态城市建设中，繁殖鸟类没有广泛获得积极的生态收益，使得其群落组成在小空间尺度上发生了显著改变。我们建议，城市绿地的规划建设应兼顾不同生态类群，更全面地提高城市建设的生态效益，从而为可持续的城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提供保障。

懒猴是懒猴科灵长类的统称, 为小型树栖夜行性动物, 具有超声通讯、低温休眠、分泌毒素等一系列独特的生理和行为特征, 在我国分布有蜂猴(Nycticebus bengalensis)和倭蜂猴(Xanthonycticebus pygmaeus)两种。本文通过文献统计与梳理, 分析了国内外懒猴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总结概括了目前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国内懒猴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至今, 经历了基础探索、发展深化与综合保护3个阶段, 在系统发育与基因组学、生理生态与行为学、种群分布与现状、圈养种群管理、技术创新应用和野化放归探索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尤其是近十年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然而, 相对于全球懒猴研究规模, 国内研究机构及方向仍十分有限。同时, 国内懒猴保护仍面临诸多挑战, 比如基础种群数据缺乏、保护方式单一、救护圈养条件不足及科研进度缓慢等问题。未来工作需要整合政策、执法、栖息地保护、社区共管、公众意识教育、科学研究和跨境协作等多种方式, 以实现懒猴种群的长期有效保护。

水产养殖发展与水鸟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一方面，水产养殖用地扩张侵占了水鸟栖息地，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另一方面，水鸟取食水产品可能增加水产品疾病跨塘传播的风险，进而引发养殖户对水鸟采取非选择性致死控制，形成恶性循环，威胁水鸟的生存及其生态系统功能。因此，指导养殖户采取合理的非致死性控制措施对水产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目前仍缺乏系统性研究来评估水产养殖区防鸟措施的成效。本研究梳理了全球1950–2024年间经过实验验证的防鸟措施及其行为刺激，并整合评估了这些措施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当前防鸟措施的整体有效比例为66.7%，其中复合型措施（80.9%）与物理阻碍型措施（76.7%）的有效性较高，而单一的视觉干扰措施有效性相对较低（46.9%）。防鸟措施的有效性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存在能够完全消除损失的解决方案。目前，该领域研究在地域覆盖和水产品种类上存在严重偏倚，超过80%的案例集中在北美和欧洲（亚洲仅占2.8%），研究案例高度集中于鱼类养殖（73.1%），对甲壳类等其他种类的养殖关注不足。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养殖国，仅有1项案例关注甲壳类养殖场景的研究。基于全球经验与中国本土现状，本研究呼吁中国应尽快在冲突区域（如沿海水产养殖塘）开展减损措施成效评估实验，加强水鸟在养殖区域内的生态与行为研究，并结合新技术设计更多防鸟措施，在保障水产养殖发展的同时，履行中国在全球候鸟保护网络中的关键责任。

物种分布范围随环境梯度的变化格局一直是宏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Rapoport法则最初是关于物种分布的纬度位置与纬度分布宽度关系的假说。此后，该假说经过多位科学家的研究讨论得以发展。Stevens于1996年提出了一个Rapoport法则的广义定义，即物种种域宽度会随着某个生物地理梯度(纬度、海拔、水体深度等)的升高而逐渐变宽。目前，关于Rapoport法则在中国鸟类纬度梯度上种域宽度的适用性检验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尤其缺乏在不同分类阶元和不同性状间的比较。本文基于中国鸟类的分布数据及性状数据，应用4种常用方法，在三个维度(不同分类阶元、不同体重、不同食性)下分别验证中国鸟类种域宽度的纬度格局是否支持Rapoport法则。结果表明：(1)Rapoport法则的适用性可能依赖于分类阶元，即在不同分类阶元(科、属、种)下，较高分类阶元的种域宽度变化更支持Rapoport法则(Stevens法、Pagel法和逐种法的R² > 0.5)。(2)在不同食性标准下，植食性鸟类相较于其他食性鸟类，种域宽度变化对Rapoport法则的支持程度最低(逐种法R² = 0.24)，这可能是由于其与植物物种分布存在较为密切的相关关系。(3)在不同体重标准下，小体重鸟类相对最符合Rapoport法则预测的种域纬度格局(逐种法R² = 0.42)，这可能是由于其竞争能力较弱、具有较快的生长速度以及更能适应环境变化。本研究发现中国鸟类种域纬度格局对Rapoport法则有较强的适用性，但不同维度的鸟类对Rapoport法则的适用性有所差别。与此同时，本文对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有助于理解宏观尺度上生物分布格局的形成与维持机制。

海岸带的快速开发对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构成严峻挑战, 亟需对关键物种的栖息地变化开展大尺度、长时程的量化评估。本研究以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为关键指示物种, 耦合近30年的卫星遥感与社会经济数据, 系统解析了中国东南沿海围填海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并评估了围填海造成的栖息地丧失与当前的保护空缺。结果表明: 在地区常住人口密度(r = 0.638, P < 0.001)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r = 0.635, P < 0.001)等因素驱动下, 1990–2020年研究区累计围填海面积达1,683.20 km², 年均围填海强度为0.30 ha·a^–1·km^–1, 整体呈现“北高南低, 河口集聚”的空间格局。广泛发生的围填海活动对中华白海豚各地方种群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厦门湾种群的栖息地丧失比例与栖息地内围填海强度最高(分别为9.03%, 0.46 ha·a^–1·km^–1), 其次是珠江口种群(4.63%, 0.43 ha·a^–1·km^–1), 海南西南水域种群栖息地丧失比例与栖息地内围填海强度最低(0.06%, 0.02 ha·a^–1·km^–1)。值得注意的是, 现有中华白海豚种群栖息地总体仅有8.25% (818.94 km²)位于保护区范围内, 存在巨大保护空缺。当前亟需将中华白海豚种群分布的河口地区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 构建陆海统筹的生态保护格局, 以保护现有的栖息地并提高其连通性。该成果可为优化我国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及制定濒危海洋物种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四合木(Tetraena mongolica)是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珍稀濒危孑遗植物，目前我们对四合木相关真菌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仍知之甚少。本研究利用Illumina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四合木叶片、根系和根际土壤样本中的真菌多样性，探究其群落结构与构建机制。结果表明，四合木不同部位共计有752个真菌可操纵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y units, OTUs)，不同部位的真菌多样性和群落组成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植物部位具有偏好性真菌OTUs和标志性真菌类群。真菌多样性从根际土壤到根再到叶逐渐降低，其中根和叶的表生真菌多样性高于内生真菌。中性群落模型、修正后随机率和基于系统发育分箱推断群落构建机制的零模型分析显示，随机性过程特别是扩散限制和生态漂变主导了四合木相关真菌群落的构建，各生态学过程在不同部位真菌群落构建中的重要性不同。本研究可为珍稀孑遗植物的保护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