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生态遗传学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问题谈了几点看法。首先陈述了生态遗传学的性质，它是种群生态学和种群遗传学的结合，研究种群层次上正在进行着的进化；其次列举了生态遗传学的基本内容，说明生态遗传学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不可缺少的基本知识。最后举两个实例阐明生态遗传学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具体应用。

物种多样性的形成与维持是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形成了许多假说。剖析了群落物种多样性维持具有增加、减少和稳定共存三方面内容，着重阐明物种稳定共存的内因是物种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差异，外因是生境具有小尺度的差异；群落生境异质性是其物种多样性维持的基础，并影响着群落的组织过程；群落的斑块镶嵌结构源于林隙形成的生境异质性，导致了物种多样性；群落斑块镶嵌结构是群落的基本属性，使群落的结构和功能得以长期维持等论点。最后，还以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为例，对群落斑块镶嵌结构的形成及其对物种多样性维持和群落生产力构成与维持等方面的意义予以说明。

香港位于热带，属海洋性气候。地势崎岖多山，山地约占全港总面积的3/4。城市发展多集中在沿海平坦地带。目前香港的城市和乡镇面积约占总面积的20%，农地约占5%(当中大部份已遭荒废)，余下的均为郊野地区，这包括天然林和人工林(约占14%)、灌丛(约占36%)及草地(约占17%)。由于良好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形成了众多不同的生态环境，使总面积仅1090 km²的弹丸之地孕育出种类多样的动植物，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香港约有2500种原生植物，包括被子植物约1900种，裸子植物7种，蕨类植物220多种及苔藓植物300多种。动物方面，已记录的野生哺乳类动物有40多种，鸟类超过459种，两栖类23种，爬行类70多种。昆虫种类繁多，其中蜻蜓目100多种，鳞翅目2200多种(蝴蝶200多种，蛾类2000多种)。有很多是国家保护物种和特有种。植物方面属国家一级保护的有1种——刺桫椤(Alsophila spinulosa)；国家二级保护的有6种，如四药门花(Tetrathryrium subcordatum)；国家三级保护的有8种，如穗花杉(Amentotaxus argotaenia)。此外，香港特有种有16种，例如紫萁科(Osmundaceae)的粤紫萁(Osmunda mildei)、马兜铃科(Aristolochiaceae)的香港细辛(Asarum hongkongense)和兰科(Orchidaceae)的谢氏卷瓣兰(Bulbophyllum tseanum)。动物方面有9种属国家一级保护，例如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79种属国家二级保护。特有种则有卢氏小树蛙(Philautus romeri)、包氏双足蜥(Dibamus bogadeki)及多种昆虫。为了保护丰富的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的环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制定了一些法例并推行了不少保护措施，例如设立了21个郊野公园和14个特别地区，占全港陆地总面积约38%。此外，还成立了2个禁区、3个海岸公园和1个海洋保护区。另一方面，政府还设立了59个“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以保护及研究各种动植物、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地貌。香港地少人多，总人口超过600万，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多年来香港这个生物宝库不断地遭受人类活动的威胁，近年来由于人口急剧上升，对土地需求迫切，不少郊野地区被开发利用，环境污染亦日益严重。此外，一些野生植物因具有药用价值、观赏价值或其他用途而遭盗伐或采集。上述种种因素已使香港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受到严重损害，一些物种更濒于灭绝，进行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工作刻不容缓。因此，香港确实需要制定整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有鉴于此，香港大学生态及分类学系于1996年展开了一项为期3年的香港生物多样性调查，以增加对动植物资源现况的了解，为保护香港的珍稀濒危物种和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提出补救方案，并为制订长远的保育策略奠定基础。

首先简要介绍汤佩松(1983)创新植物学，随后根据其创新思想分析了生物多样性三个层次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一个根据DNA 序列变异尺度为标准的新的遗传多样性等级制度。为了避免物种和其他分类群的随意性, 建议以DNA 序列变异作为可操作的分类单元(OTU)和国际上进化上显著单元(ESU)相呼应。下一世纪的分子系统学和分子生态学可能重点研究DNA 变异, 特别是重复序列的变化对生物生命活动的调控, 在分子水平上揭示结构和功能的进化和适应。第三部分讨论Diversitas五个核心课题, 说明分子水平研究和生物技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最后评论了" 天人合一" 为代表的反科学主义思潮, 坚持科学进步。

为了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各国政府及组织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数据库）系统，为保护和利用的决策提供科学的支持。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为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和基础，使全球化的信息共享成为可能。本文简要介绍了国际上几个著名的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的建设目的、内容、现状和特点，并对国内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建设的代表——中国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CBIS）做了介绍。

长白山地区共有苔藓植物65科179属437种，32个变种和亚种。其中，石生和岩面薄土生种类(saxicolous bryophyte)最丰富，其次为腐木生种类(saprophytic bryophyte)和树生种类(epiphytic bryophyte)，再次为土生种类(soil and humus bryophyte)。沼泽地、水体等生境中的种类(peat, marsh and water bryophyte) 相对较少。地面生苔藓植物的物种丰富度以暗针叶林(dark conifer forest)最高，而多样性以落叶松－沼泽地(Larix olgensis-bogs)和暗针叶林为最高；腐木生苔藓植物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均以暗针叶林为最高，树附生苔藓植物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以暗针叶林以及红松阔叶混交林(Pinus koraiensis broad-leaved mixed forest) 与暗针叶林间的过渡林为最高。定性分析表明，海拔高度、林冠层郁闭度和林内湿度、土壤酸度、含水量、林下倒木的丰富程度等可能是影响本地区苔藓植物多样性的重要环境因子。

本研究将秦岭北坡周至自然保护区划分为4个生态地理类型带，在以Gates截线法调查雉类种群密度的基础上，对不同生态地理类型雉类群落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秦岭北坡雉类的物种多样性与植被和海拔有一定关系，环境的稳定性对雉类物种多样性有着一定影响。调查中还发现红腹锦鸡已分布到海拔2700 m的山坡上。

通过1959～1999年间4次按季节进行的底拖网调查，分析了莱州湾渔业资源和优势种组成以及群落结构的变化。结果表明，1998年平均渔获量大幅度下降，分别仅为1959、1982和1992～1993年的3.3％、7.3％和11.0％；虽然季节间优势种有一定的变动，但鳀鱼、黄鲫、斑鰶和赤鼻稜鳀等小型中上层鱼类自80年代以来已替代了带鱼、小黄鱼成为优势种；渔业资源群落结构也随时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多样性自1959～1982年增加，然后呈下降趋势。   

        外部的扰动特别是捕捞，在中等强度下会使鱼类多样性增加，但过高的捕捞强度又会使多样性下降。目前莱州湾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简单，处于较不平衡状态，群落演替将继续，在外部扰动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具有较强恢复力的小型中上层种类资源能够很快恢复和增长。

本文对内蒙古大青沟自然保护区内的真菌区系进行了多样性分析。结果:含10种以上的科为口蘑科、革盖菌科、丝膜菌科、蘑菇科、球盖菇科、蜡伞科和炭角菌科；含5种以上的属为丝盖伞属、小皮伞属、多孔菌属、鳞伞属、光柄菇属、炭角菌属、蘑菇属、赤褶菌属、蜡伞属、湿伞属、靴耳属、囊蘑属、栓菌属和马鞍菌属；从种的组成上可划分为世界分布种(34.11%)、北温带分布种(42.05%)、北温带－澳大利亚分布种(5.30%)、温带－亚热带、热带分布种(3.31%)、欧亚大陆分布种(2.98%)、东亚－北美间断分布种(2.32%)、东亚分布种(1.97%)、中国－日本共有种(4.64%)和特有成分(3.97%)等9个分布型，表现出鲜明的温带区系特征。在区系亲缘关系上与长白山较为接近，而与热带、亚热带的区系较为疏远。

中国的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和西藏野驴（E. kiang），其分布区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同属古北界，但蒙古野驴分布在蒙新区，西藏野驴在青藏区，两区的自然地理特点差异显著。蒙古野驴分布区面积约为 14×10⁴ km²（40°20´～46°40´N、85°40´～107°30´E），海拔高程介于 700～1500 m，初步估算数量不超过2000头；西藏野驴分布区面积约为97×10⁴ km²（27°48´～39°27´N、78°40´～103°00´E），海拔高程介于 3000～5500 m，初步估算有近 90 000头。地质时代野驴分布较广泛，历史时期分布区不断变迁和退缩，本文对其原因亦作了初步探讨。

有关暖温带土壤动物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尚无专门报道。为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于1993年4月～1994年1月，在北京小龙门森林定位站设立了5个采样点，按国际通用方法每月进行一次定性定量的调查和采集，共采集各类土壤动物标本35 294号，它们隶属于5门、16纲、54目、176科、252属、356种。其动物类群数量及组成为：大型土壤动物（腹足类、蛛形类、多足类、膜翅类等）822个，小型土壤动物（蜱螨类为主）3129个，湿生土壤动物（线虫最多）31 227个，原生动物（主要为肉足虫及鞭毛虫）年平均量为789 238个／克·干土。土壤动物的数量消长趋势具有明显季节性变化；区系特点较突出，其种类组成情况和我国其它地区及相邻国家比较，均存在明显差异。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2个定点样地，黄花茅从森林线（海拔1700 m）到山顶（海拔2830 m）呈连续分布。在海拔梯度样带的最高和最低定样场所间的垂直距离差不多为1000 m，但2个定样场所间相距仅仅1.4 km。在所研究的3个海拔梯度样带中，3个同工酶位点（Px-1, Got-2和 Mdh-1）被观察到有统计意义的倾群变异。研究结果显示：沿海拔梯度样带的亚居群间的基因流可能太弱不足以克服自然选择的影响，后者促使对局部环境的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因子至少可能作为一种主要的自然选择力起作用。

将猪鼻支原体和泡桐丛枝病植原体的16S rDNA进行PCR扩增，分别得到一条1 kb左右的扩增片段。PCR扩增产物用限制性内切酶EcoRⅠ、HindⅢ、BamHⅠ、SalⅠ和SmaⅠ进行RFLP(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发现用RFLP分析猪鼻支原体和泡桐丛枝病植原体16S rDNA序列同源性的相关系数为0.72。

运用截线抽样法调查了在春季 4月间鄱阳湖区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的种群密度和数量，得出该地区长江江豚种群密度估计值为 0．1940头／km²，估计数量为 388头。探讨了截线抽样法用于浅水型淡水湖泊调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以及要注意的问题。

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在元朝以后，滇南各土司向天朝上贡的犀角估算有79～123支，并在清朝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犀牛就成为濒于灭绝的物种，而最后的一头犀牛是在1957年在滇南被捕杀。滇南各土司在元朝以后向天朝上贡的大象估算有1140～1339头、象牙38～76支，加上大象和犀牛被用于频繁的战争，它在17世纪中期就处于濒危的状态。因而，向天朝上贡这一特殊的人文因素是大象和犀牛在滇南濒危和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犀牛已在滇南灭绝，但从现代的生态环境来说，实现再引种是可能的。

“国际生物多样性观察年”（IBOY）是由DIVERSITAS所筹划的旨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现状从不同层次进行综合研究的一项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标包括：促进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现状和未来的了解、促进生物多样性学科的发展和完善以及为政府决策过程提供科学依据。DIVERSITAS试图通过该项计划，了解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生物多样性现状、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程度及其原因、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威胁、我们怎样保护和发展生物多样性这一人类共同的财富以及探索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现状的手段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同时还对实施“国际生物多样性观察年”计划所提出的一些提议进行了简要介绍。

本文对云南楚雄彝族传统的植物崇拜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对被崇拜植物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编目，着重植物崇拜文化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讨论了楚雄彝族的植物文化在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进一步探讨了在我国利用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自然保护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