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豹(Panthera uncia)分布广泛且调查难度较大, 全世界的雪豹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雪豹基础数据的缺乏。本文通过检索1980至2018年已发表的含有中国境内雪豹分布和密度信息的中英文文章共35篇, 从中提取出雪豹的分布与密度信息, 其中含有密度估计的文献18篇。同时, 来自雪豹调查的15位一线成员通过填写表格和问卷的形式提供了28个地块上未发表的雪豹密度调查信息。基于此, 我们逐一分析了各省份已有的雪豹调查现状和存在的调查空缺, 发现雪豹分布调查的两大空白区域主要存在于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的西天山地区和西藏南部的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相对我国雪豹栖息地总面积, 有过密度估算的面积仅占1.7%, 仍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并且已有的密度调查几乎都是在质量较好的雪豹栖息地内进行的。今后除了需要继续努力收集汇总已有的调查结果, 仍然需要在雪豹分布区(特别是空缺区域)内增加调查。

大部分保护机构只有能力在特定种群层面上保护大型食肉动物, 而物种的灭绝风险却是在全球尺度进行评估的。因此, 要填补这一尺度断层, 多机构的工作与意见汇总非常必要。本研究综合了文献和18家中国雪豹(Panthera uncia)研究与保护机构共24位一线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 经过两次集体讨论和填写评分表格的方式, 识别出21种威胁因素, 在全国层面和青海、西藏、新疆、四川和甘肃5个主要雪豹分布省区层面对威胁进行了排序, 并汇总了各保护机构实施的17项保护行动, 以及各项行动所应对的威胁。全国评分前三的威胁依次是基层保护部门能力不足(9.5分)、气候变化(8.0分)、当地社区保护动力不足(6.8分), 不同省区的威胁排序则体现出很大差异性。其中, 目前仍没有任何行动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虽然已有一些保护行动来应对基层保护能力不足和当地社区保护动力不足的问题, 如保护区能力建设、开展社区监测等, 但行动的覆盖尺度仍远远不够。

为了将有限资源合理投放到关键区域, 实现物种保护成效的最大化, 找出质量最好的栖息地及它们之间的迁徙通道是制定保护规划的第一步。本研究以三江源的雪豹(Panthera uncia)栖息地为对象, 基于野外调查数据和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 利用物种分布模型、保护规划模型和连通度分析工具, 找出了三江源地区雪豹的核心栖息地分布和潜在迁徙通道位置, 分析了目前保护中的潜在威胁, 并提出了针对三江源西、中、东三块区域的不同保护对策。结果表明: (1)三江源西部核心栖息地比较小而破碎, 但迁徙通道较多且没有明显窄点, 未来应关注青藏线的潜在阻碍作用, 同时应防范道路沿线的野生动物盗猎; (2)中部区域横跨玉树-杂多-囊谦的雪豹栖息地是三江源最大的核心雪豹栖息地, 在连通其他种群中也处于中心地位, 应通过种群监测确定其健康稳定, 对开发、偷猎等威胁防微杜渐, 保持其源种群的作用; (3)东部区域人口密度高, 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最大, 需保证阿尼玛卿、年保玉则两块核心栖息地的质量, 并重点监测甘德县境内的省道处雪豹的迁徙通道是否畅通。三江源地区雪豹栖息地总体质量较好, 建议将维持核心源种群的稳定性, 保持种群间迁徙通道的畅通作为三江源的雪豹景观保护工作的整体目标。未来应充分利用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 开展重要保护物种栖息地状况的评估和预警, 尤其是非保护地区域物种核心栖息地的开发建设活动。

由雪豹(Panthera uncia)捕食散放家畜引起的人兽冲突是目前中国雪豹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四川邛崃山脉地处雪豹分布范围的东南缘, 本研究以邛崃山中部的自然保护区群为研究区, 收集了2014-2018年红外相机调查和动物粪便DNA分析中采集到的雪豹与散放牦牛的分布位点, 使用MaxEnt物种分布模型预测两物种在研究区内的潜在分布范围, 以两物种分布重叠的程度作为评估雪豹捕食家畜潜在风险的指标, 从而识别雪豹-家畜冲突的高危区域。结果表明, 在邛崃山中部的保护区群中, 模型预测的雪豹适宜栖息地面积为871.14 km ², 牦牛适宜栖息地面积为988.41 km ², 二者重叠面积达534.47 km ²,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的高山草甸地区, 占域内雪豹适宜栖息地总面积的61.35%。研究区域内总体上可能存在较高的雪豹-家畜冲突风险。在这些自然保护区以及新建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管理规划中, 应把高山放牧作为对区内野生雪豹种群的关键威胁之一, 重点关注模型预测的人兽冲突高危区域, 通过改变社区牧业管理方式、发展社区替代生计等方式, 降低潜在冲突的风险。

作为中亚和青藏高原山地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 雪豹(Panthera uncia)对于维持食物网结构和生态系统稳定性有重要作用。了解雪豹的食性组成和变化对于理解其生态系统功能和物种间相互作用有重要意义。以往的雪豹食性分析多基于对其粪便中食物残渣的形态学鉴定, 但准确度受人员经验和主观因素影响较大。邛崃山脉位于雪豹分布区东南缘, 该区域的雪豹种群规模小且相对孤立, 研究匮乏。本研究基于非损伤性取样, 在邛崃山脉的卧龙国家级保护区采集疑似雪豹粪便样品38份, 首先提取粪便DNA, 并扩增线粒体DNA 16S rRNA基因片段进行分子物种鉴定, 确定其中22份为雪豹粪便样品。随后, 利用脊椎动物通用引物和雪豹特异性阻抑引物扩增粪便DNA中的食物成分, 并进行高通量测序, 分析雪豹食性构成。食性分析结果显示岩羊(Pseudois nayaur)是卧龙地区雪豹最主要的食物, 在67%的样品中均有检出。家牦牛(Bos grunniens)在33%的样品中出现, 也在雪豹食性中占较高比例。此外, 鼠兔(Ochotona spp.)和鸟类也在少量样品中发现。可见, 野生猎物是卧龙地区雪豹的主要食物资源; 与大世界大多数其他地区的雪豹食性相同, 野生大型有蹄类是雪豹最重要的食物。然而家畜(牦牛)在卧龙雪豹食谱中有相当高的占比, 显示该区域内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由雪豹捕食散养家畜引起的人兽冲突问题。

探索林下植被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对于天然林保护和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桂西南喀斯特地区不同蚬木(Excentrodendron tonkinense)天然成熟林为研究对象, 采用植物群落样方调查、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冗余分析(RDA)等方法, 研究了8个县市蚬木天然成熟林林下植被物种多样性的变异及其对土壤、地形和光照等环境因子的响应。结果表明, 林下植被中灌木层优势种主要有越南槐(Sophora tonkinensis)、鹅掌柴(Schefflera heptaphylla)、毛果翼核果(Ventilago calyculata), 以及乔木层幼苗如蚬木、广西澄广花(Orophea anceps)、岩樟(Cinnamomum saxatile)、金丝李(Garcinia paucinervis)等, 主要来自豆科、五加科、鼠李科、椴树科、番荔枝科、樟科、藤黄科和大戟科等; 草本层优势种主要有肾蕨(Nephrolepis cordifolia)、石山棕(Guihaia argyrata)、崖姜(Pseudodrynaria coronans)、柔枝莠竹(Microstegium vimineum)、水蔗草(Apluda mutica)、沿阶草(Ophiopogon bodinieri)等, 主要来自肾蕨科、棕榈科、槲蕨科、禾本科、百合科、铁角蕨科和鳞毛蕨科等。土壤pH值、土壤含水量(SWC)、土壤全钾(TK)、土壤全磷(TP)和坡度(SLO)是林下植被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它们分别解释了林下植被物种多样性32.3%、16.1%、9.7%、8.6%和8.6%的变异。灌木丰富度、灌木多样性指数与TK、SWC、土壤pH值和TP显著负相关, 而草本丰富度、草本多样性指数则与TK显著正相关; 灌木密度、灌木盖度与土壤pH值显著正相关, 草本密度与SWC和TK显著正相关, 草本盖度与TP、TK显著正相关, 与坡度显著负相关。土壤和地形因素是影响林下植被物种多样性变异的最主要因素, 而林分冠层结构的影响较小, 土壤各因素对林下植被物种多样性的影响高于地形因素。

为了探明海草床内主要生物类群间的营养关系以及食物网结构, 作者于2018年8月分别在东营黄河口潮间带和烟台西海岸潮间带海草床采集大型底栖生物样品, 采用δ ¹³C和δ ¹⁵N稳定同位素方法, 对生物样品的碳、氮同位素组成进行了测定和分析。结果表明: 东营海草床内生物的δ ¹³C、δ ¹⁵N值范围分别为-21.99‰至-12.13‰和5.23‰-11.05‰, 烟台海草床内生物的δ ¹³C、δ ¹⁵N值范围分别为-18.11‰至-14.06‰和6.60‰-10.22‰。东营海草床主要生物的营养级范围为2.00-3.85, 烟台海草床主要生物的营养级范围为2.00-3.15。根据δ ¹⁵N值计算所得的营养级图分析可知两区域海草床内初级消费者主要为滤食性双壳类和多毛类, 次级消费者为植食性或杂食性甲壳类,肉食性鱼类和腹足类。与近海海域大型底栖生物食物网相比, 海草床内底栖生物的营养级均值普遍较低。

云南及青藏高原存在着丰富的虫生真菌资源。本文选择云南省保山市省级城市森林公园太保山森林公园为研究区域, 对子囊菌门虫生真菌物种多样性及其季节消长动态开展了系统研究。在2016年每月采集土样和罹病昆虫, 分离虫生真菌菌株, 采用多基因(nrSSU, nrLSU, EF-1α, RPB1和RPB2)系统发育分析进行物种鉴定, 通过α多样性分析来研究虫生真菌的数量特征和种群消长动态。太保山森林公园子囊菌门虫生真菌全年均有分布, 共获得395个菌株, 包括3科9属24种; 优势属为虫草属(Cordyceps) (6个种199个菌株), 白僵菌属(Beauveria) (5个种80个菌株), 优势种依次为Akanthomyces sp.、Cordyceps tenuipes、C. cicadae、C. fumosorosea和Beauveria bassiana。7月菌株检出率最高(85株, 占总数的21.4%), 8月物种丰富度(15种)和多样性指数(2.35)最高。在5个优势种中, 只有Cordyceps cicadae受季节变化影响较大, 集中分布于5-9月, 7月分布最丰富(35株, 占该月菌株总数的41.2%); 其他4个种一年大部分时间(11或12个月)都能检测到。结果表明, 太保山森林公园子囊菌门虫生真菌资源丰富, 多数优势种对季节变化适应能力较强。

参考两栖爬行动物分类学和分子系统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收集了近年来安徽省两栖爬行类相关的研究资料, 整理成安徽省两栖爬行类物种与分布名录。截止到2018年11月30日, 安徽省共记录两栖动物2目9科26属44种, 其中安徽特有种3种; 爬行动物3目11科48属72种, 其中安徽特有种1种。与《安徽两栖爬行动物志》(1991)相比, 共增加了12种, 删除1个物种, 更改了29个物种的名称。区系分析表明, 东洋界种类91种(78.4%), 古北界种类10种(8.7%), 广布型15种(12.9%)。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有4种, 列入《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的有112种。

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 我们在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设置红外相机对地面活动鸟兽进行了初步调查。布设在24个位点的24台相机累计工作3,832天, 共获得可识别物种的独立有效照片535张。经鉴定, 兽类有4目10科17种, 鸟类有2目4科10种。其中, 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种, 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种, 中国豪猪(Hystrix hodgsoni)、宝兴歌鸫(Turdus mupinensis)和黑顶噪鹛(Trochalopteron affine)为保护区新记录种, 而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为汶川地震后首次拍到。兽类中, 花面狸(Paguma larvata)、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和中华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 3种动物的独立有效照片总数占全部兽类独立有效照片数的50.2%。鸟类中, 血雉(Ithaginis cruentus)和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的独立有效照片总数占全部鸟类独立有效照片数的91.6%。本研究为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管理和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

为掌握极小种群广东含笑(Michelia guangdongensis)的种质资源现状并评估其濒危等级, 本文对广东含笑原生地——广东石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邻近地区进行了系统的野外调查。结果表明: (1)目前发现广东含笑有4个野外分布区, 其中广东石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珠岩段和英德上天堂为首次报道。(2)船底顶是广东含笑最集中的分布区, 种群数量最多, 约有1,100株; 英德上天堂种群数量最少, 只有20株。(3)依据IUCN全球物种濒危等级评估标准, 广东含笑应当被评为濒危(EN, B1a + B2a)。

激光雷达(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作为一门新兴的主动遥感技术, 近年来由于在提取和反演森林参数水平上不断提高, 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动物生态学研究中。本文通过整理和搜集国内外文献, 对激光雷达的技术特点及其在森林参数提取和动物生境上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指出当前基于LiDAR的森林参数反演算法主要服务于森林资源调查或林学研究, 缺少对动物生态或生理意义相关的参数量化信息。目前该技术在国内的动物生态学方面的应用较少, 尚未见文章发表。通过总结国外学者的研究, 分别从动物生境选择与三维森林结构的关系、栖息地立体生境制图、生物多样性评估和物种分布模型预测三个方面综述了LiDAR在动物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相比传统方法, LiDAR技术提供的高精度三维结构信息, 能够显著提高动物生境质量的评估、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水平和物种分布模型的评价精度, 有利于从机理上加深对物种生境选择和集群过程的理解。但目前LiDAR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对已知的生态关系研究, 尤其是冠层结构与动物分布的关系, 缺少对林下层生活的动物生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和评估, 同时很多有关动物生存和繁衍与立体生境的关系研究有待从LiDAR数据中进一步挖掘分析。未来应加强对森林林下层三维信息的提取, 提高林下层动物生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水平, 同时建立适用于动物生态和生理意义相关的参数, 为动物生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的评估提供标准的量化指标。

全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为了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日益加快的严峻挑战,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届缔约方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及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然而, 2019年IPBES全球评估报告表明, 大部分爱知目标可能无法在2020年实现, 因此, 自然保护需要变革性转变。中国虽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提出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及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目标, 并通过绿盾行动和环保督察提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 陆地自然保护地覆盖率也已达到18%, 但仍未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 物种濒危程度持续加剧。尽管生态文明一系列改革已经做出了变革性转变, 中央层面大力推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相关政策, 通过机构改革初步解决了自然保护地“九龙治水”的问题, 在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 但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缺乏系统性的解决策略, 需要在不同层面进一步落实“主流化”, 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统一规范高效的保护机制, 保障保护资金, 明确生物多样性在生产、生活空间中的地位, 打通自然保护成果与经济利益的转化渠道。因此,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当借助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机遇, 在保护意识、空间布局和保护行动3个方面充分实现变革性的转变, 借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采用系统化的解决方法, 进一步整合法律、行政、市场、技术和社会等五方面力量, 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 实现保护意识主流化、保护利用统筹化和保护行动全民化等三方面变革性的转变, 形成高效一体化的机制, 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想状态。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于2019年8月召开, 审议了56个附录修订提案和140多个工作文件, 延续了近年附录修订趋势, 但减缓了新物种列入附录速度, 明确了附录的适用、解释和执行, 设立了监管新规定, 还采纳了《CITES公约2020后战略愿景》。中国在会上树立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形象, 中国提交的5项附录修订提案全部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