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了解近年来入侵中国的B型烟粉虱(Bemisia tabaci)取代本地非B型烟粉虱的潜能, 在室内将一个B型与一个浙江非B型烟粉虱种群混合饲养在不同寄主植物上, 跟踪观察混合种群中两个生物型个体数量相对比例的变化。结果表明, 当两种生物型在棉花(Gossypium hirsutum)上以相同初始数量共存竞争时, 经过6代, 非B型完全被B型替代; 而在西葫芦(Cucurbita pepo)上以相同初始数量共存竞争时, 只经过2代, 非B型即完全被B型替代。在棉花上, 即使以非B型占87%、B型占13%开始共存竞争, 经过225 d后, 非B型也完全被B型替代。这说明B型烟粉虱具有在短期内竞争取代浙江非B型烟粉虱的能力。经分析, B型除了寄主范围比非B型的宽这一点对其竞争有利外, 较强的内在竞争潜能也是其能成功入侵并替代本地非B型烟粉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探明长期施肥与土壤动物群落之间的关系, 于2001年6月至2002年10月, 在陕西黄土区对不同施肥条件下的农田土壤动物类群的群落组成和结构进行了研究。在6种不同施肥处理的小区内, 即对照组(不施肥, 简称CK)、撂荒(不施肥、不耕作、不种植, 简称ABAND)、施氮磷钾(简称NPK)、施氮磷钾+秸秆(简称SNPK)、施氮磷钾+有机肥(简称MNPK)和施1.5倍MNPK(简称1.5MNPK), 两年4次共采集了72个定点土壤样品。采用手捡法和Cobb过筛法共获得农田土壤动物标本5495个, 隶属6门11纲22目61科2亚科35属。结果显示: 6种施肥处理中, 大型农田土壤动物的个体总数从多到少依次为SNPK＞1.5MNPK＞NPK＞ABAND＞MNPK＞CK, 类群数依次是1.5MNPK＞NPK＞SNPK＞CK＞ABAND＝MNPK。中小型农田土壤动物个体总数由多到少依次为1.5MNPK＞MNPK＞ABAND＞SNPK＞NPK＞CK, 类群数依次是SNPK＝MNPK＞CK＝NPK＝1.5MNPK＞ABAND。大型农田土壤动物个体数和类群数分布最多的分别是SNPK和1.5MNPK处理, 而中小型农田土壤动物则分别是1.5MNPK和SNPK处理。表明农田土壤动物类群分布与施肥处理有关。农田土壤动物优势类群分布以施氮磷钾(NPK)小区最多, 常见类群以对照组(CK)最多, 极稀有类群以施1.5倍MNPK小区最多。群落相似性指数分析结果表明, 在不同施肥处理之间, 农田土壤动物的相似性系数一般较低, 而其群落组成的异质性较高: 如大型土壤动物群落在撂荒地与其他施肥处理之间的相似性明显低于其他各施肥处理之间; 而中小型土壤动物群落在对照小区与其他施肥之间的相似性指数明显低于其他各施肥处理之间, 反映出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生态系统内部环境, 进而对土壤动物群落产生的影响。

2004年10－11月对金华市市区8种城市绿地生境中的大型土壤动物群落进行了调查, 共获得大型土壤动物1231只, 隶属3门8纲20目。其中优势类群为近孔寡毛目、膜翅目、双尾目和蜘蛛目, 常见类群为正蚓目、等足目、柄眼目、鞘翅目、鳞翅目、双翅目和同翅目, 其余类群为稀有类群。不同城市绿地生境中的土壤动物的类群组成以及个体数不同。在土壤动物研究中, 群落复杂性指数(C)比Shannon-Wiener指数(H′)更能体现群落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且能修正不同类群个体数对多样性的影响。大型土壤动物显示了明显的表聚现象, 垂直分布有明显差异, 类群数和个体数随深度增加而减少。群落聚类以及排序的结果显示, 8种城市绿地生境中的大型土壤动物群落可以分为6大类: 草坪类、草地类、新植草坪类、无草本层的人工林类、有草本层的人工林类和灌木林类。

由于自然事件的影响和人类活动的干扰, 越来越多的大片森林破碎成彼此孤立、面积不一的森林岛屿, 这种变化无疑会对某些动物的分布模式及行为特征产生影响。于2000和2001年的春夏季, 在吉林省左家自然保护区及土门岭地区, 采用点样法对18块森林岛屿(面积范围: 4.3–76.9 hm2)中的鸟类物种多样性及密度进行了调查。主要目的是检测森林岛屿的面积效应是否对鸟类物种多样性及密度产生影响, 同时分析经典的岛屿生物地理理论是否可以解释破碎化后的森林岛屿面积与物种的关系。结果表明, 鸟类物种多样性在年间没有显著变化, 但鸟类的密度在不同年间变化较大。不同面积森林岛屿中的鸟类物种多样性有所差异, 所包含的鸟类物种数从12种到43种不等。尽管有些面积较大的斑块所包含的物种数较少, 但鸟类物种数的总体趋势是随着斑块面积的增大而增多。不同鸟类对森林岛屿面积的反应并不相同, 灰椋鸟(Sturnus cineraceus)、红尾伯劳(Lanius cristatus)、灰头鹀(Embriza spodocephala)等在面积较小的斑块中密度较大, 而山鹡鸰(Dendronanthus indicus)、树鹨(Anthus hodgsoni)、灰背鸫(Turdus hortulorum)等几乎不分布于小面积斑块之中。森林岛屿中鸟类物种随着面积变化的变异方式符合经典的岛屿生物地理理论的基本模式, 但Z 值和C值差异较大。在本研究中面积效应存在一个明显的阈值, 即当斑块面积 > 30 hm2时, 物种多样性的差异不再显著。因此, 对破碎化森林景观进行生物多样性保育或进行保护区规划时, 不能直接套用经典的岛屿生物地理理论。

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是我国特有珍稀濒危动物, 历史上曾分布于我国的内蒙古、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地, 现仅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地区。作者通过2002-2004年不同季节的实地调查, 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支持下, 以可食植物丰富度、坡度、隐蔽条件和人类活动等为评价因子, 采用生境评价模型, 对普氏原羚的主要分布区之一青海湖东－克图地区进行了适宜性评价。评价结果表明, 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普氏原羚的适宜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2493.76 hm2和18 624.06 hm2, 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05%和60.15%; 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 普氏原羚的适宜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减少了5.81%和33.09%, 而不适宜生境面积增加了38.90%。由于普氏原羚的生境受到居民地、道路、围栏等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 导致大量适宜生境丧失, 生境隔离和破碎化日益加剧, 建议重新规划保护区, 将普氏原羚的适宜生境划入保护区的核心区; 建立生境廊道, 拆除部分围栏, 以提高普氏原羚的生境质量, 促进其种群的发展。

云南澜沧县境内的景迈古茶园是云南省现存面积最大的古茶园。本文应用植物学样地调查和农业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价(HH-ABA)方法, 在景迈古茶园内设置了78个20 m×20 m的样方, 对植物多样性进行调查, 并就古茶园的管理及资源利用等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农户访谈。研究结果表明, 景迈芒景地区植物地理成分的热带性明显。在景迈古茶园中发现的珍稀濒危保护植物达15种, 其中濒危种5个, 易危种7个, 稀有种3个, 含国家三级保护植物11种。从古茶园、天然林、新式茶园3类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分析来看, 古茶园与天然林较为接近而比新式茶园高得多, 因而在该区生物多样性的维护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茶园的物种数按照生活型排序为草本>乔木>灌木>藤本>附生。与天然林相比, 古茶园内乔木和灌木种类的比例减少, 草本和附生(寄生)植物的比例大大增加, 这与古茶园内乔木郁闭度及茶树的存在密切相关。农业生物多样性分析显示, 不同村寨的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利用率均存在差异。6个村寨的农业物种丰富度指数的平均值为0.059, 高于同纬度地区旱谷地和橡胶林, 可见人们在古茶园管理中有意识地保留了可利用的物种。由于不同农户采取的管理措施不同, 影响了古茶园内的植物多样性和古茶树的更新, 因而使各农户的茶叶经济效益存在差别。古茶园生态系统是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典型例子, 建议应当传承并发展当地人民对古茶园的管理经验, 由政府、科研机构和农户共同参与, 通过示范和培训加强学习指导, 对古茶园进行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利用。

为了探明欧洲栗疫病菌低毒性病毒(CHV1)病毒的起源, 采用序列测定方法对来自中国、日本和意大利的30个CHV1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分析。测定了所有病毒的部分序列, 根据测序结果可将其分为29个单元型, 分属于3个不同的亚型: 中国菌株的病毒群体归属于亚型Ⅰ和Ⅲ; 日本病毒群体除Ja55属于亚型Ⅲ外, 其余属于亚型Ⅱ; 意大利病毒群体除IT192属于亚型Ⅰ外, 其余都属于亚型Ⅲ。中国CHV1病毒群体的地理分布特点为: 亚型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 其中只有09344(来自湖南)例外; 而亚型Ⅲ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 但09228(北京)、09235(北京)、09277(辽宁)例外。这不同于欧洲主要以一种亚型为主的情况, 表明各群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基因流动。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CHV1病毒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比日本群体和意大利群体都丰富。

2002-2004年, 对海南野生淡水龟类贸易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海南所有市县都存在野生龟类贸易, 有野生龟类贸易的农贸市场22个, 占调查农贸市场总数的19.6%; 有野生龟类贸易的乡镇64个, 占调查乡镇总数的65.3%; 野生龟类收购点103个, 野生淡水龟共489只。野生龟贸易所涉及的淡水龟类共10种, 占海南淡水龟分布总种数的90%以上, 其中3种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6种是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的物种。按照《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两栖类和爬行类)》, 1种为极危物种, 8种为濒危物种, 1种为易危物种。在个体数量方面, 以锯缘摄龟(Pyxidea mouhotii)、黄额盒龟(Cuora galbinifrons)、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 )和中华花龟(Ocadia sinensis)较多, 平胸龟(Platysternon megacephalum)、地龟(Geoemyda spengleri)、中华鳖(Pelodiscus sinensis)较少, 三线闭壳龟(Cuora trifasciata)、黄喉拟水龟(Mauremys mutica )和山瑞鳖(Palea steindachneri)极其稀少。龟类市场价格差异很大, 从2002年到2004年, 各种龟的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上涨。分析表明: 淡水龟类非法捕猎与贸易在海南普遍存在, 过度捕猎对海南淡水龟类构成了严重威胁, 而野生龟贸易则是导致过度捕猎的主要原因。本文在分析和探讨海南野生淡水龟类贸易的现状、原因及危害的基础上, 针对当前保护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保护管理建议。

调查了疏浚工程前(1995年)与疏浚工程后(2003年)杭州西湖四个湖区枝角类的群落结构, 包括密度、生物量、多样性指数以及优势种组成的变化, 并对枝角类生物量与水质理化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西湖枝角类平均密度由1995年的1.86 ind./L上升到2003年的4.53 ind./L, 生物量由1995年的0.051 mg/L上升到2003年的0.093 mg/L, 而多样性指数平均值则由1995年的10.39下降到2003年的4.33。疏浚后, 西湖原第一优势种长肢秀体溞(Diaphanosoma leuchtenbergianum)的优势度明显下降, 一些体型较小的优势种, 如长额象鼻溞(Bosmina longirostris)、颈沟基合溞(Bosminopsis deitersi)和微型裸腹溞(Moina micrura)的优势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某些湖区长额象鼻溞和微型裸腹溞取代了长肢秀体溞第一优势种的地位。枝角类年平均生物量与水体年平均叶绿素a和总磷含量之间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并有随水体透明度提高而增加、随pH值增大而下降的趋势。长肢秀体溞、长额象鼻溞和颈沟基合溞在营养水平较低的湖区具有较大的密度和生物量, 而微型裸腹溞则在营养水平较高的湖区具有较大的密度和生物量。水体富营养化程度不同被认为是枝角类在湖区间具有不同分布格局的重要原因。

由于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 中国兰科植物具有附生与地生种类数目大致相同的特点, 同时是世界上地生兰科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因此, 地生兰科植物的保护是中国兰科植物保护的重要内容, 而确定多样性中心对制定就地保护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四川黄龙寺自然保护区内的黄龙沟长仅3.5 km, 海拔为3100–3569 m。通过对沟内兰科植物种类、生境、居群状况以及繁殖情况等的综合调查, 我们发现该地共有兰科植物19属30种。这些兰科植物生长于明显不同的两类生境: 一是林分稀疏、透光性好的疏林或灌木丛, 通常有钙华滩流贯穿其中, 有20种兰科植物生长; 二是林分较密、透光性差的针阔混交林或针叶林, 无水流, 只有10种兰科植物分布, 包括黄龙沟内仅有的4种腐生兰。黄花杓兰(Cypripedium flavum)、西藏杓兰(C. tibeticum)、无苞杓兰(C. bardolphianum)、广布红门兰(Orchis chusua)、二叶红门兰(O. diantha)及少花虾脊兰(Calanthe delavayi) 等3属6个种, 以其极高的数量及成片的分布组成黄龙沟兰科植物的主体。它们在种下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 而且花期存在重叠与交替现象。如此多的地生兰聚集在一条狭窄的沟内, 并且部分种类在沟内形成优势草本群落, 这种现象无疑是十分罕见的。可以说黄龙沟是我国地生兰多样性中心之一。考虑到人为活动(旅游活动)的影响, 黄龙沟内丰富而宝贵的兰科植物资源迫切需要制定出一个全面的保护策略以及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来进行保护。我们的研究结果为制定黄龙沟兰科植物的保护策略和保护措施, 以及对黄龙沟内兰科植物进行长期的监测与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科学数据。

重寄生属(Phacellaria)植物共有8个种, 其地理分布主要局限于东南亚和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的亚热带和热带山地森林中, 其中我国分布有6个种。重寄生属植物的寄主仅局限于桑寄生科(Loranthaceae)和檀香科(Santalaceae)寄生藤属(Dendrotrophe)的植物。作者在查阅国内主要标本馆的馆藏标本、野外调查并结合已有研究报道的基础上, 详细分析了我国重寄生属植物目前的生存现状, 认为它们已经处于渐危或濒危的境地。造成重寄生属植物渐危或濒危的主要因素是森林过度砍伐导致的重寄生植物寄主种群密度的降低; 与重寄生植物种子传播者啄花鸟类的生境片断化和数量的减少等也有密切的关系。重寄生属植物与其寄主、种子传播者啄花鸟类和生境中的其他生物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有必要对重寄生属植物进行保护。提出了保护重寄生属植物的生境、保护啄花鸟类和加强其生物学特性研究等保护对策。

植物群落的动态是植物群落学的中心问题之一, 包括更新、波动、演替、进化等主要内容。空间格局对种群和群落的动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种群空间格局和群落空间结构是群落中各种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模型是描述群落动态、认识植物群落组建和维持机理的有效工具。本文阐述和比较了描述群落动态的四种具有代表性的经验模型, 即镶嵌循环模型、随意游走模型、同资源种团比例模型、空间抢先占有模型及其机理。四种经验模型的空间性及缺陷分别是: (1)“镶嵌循环模型”考虑到了相邻斑块之间的植被空间结合在群落动态中的作用, 而另外三种模型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2)在一定程度上, 四种植物群落动态模型对各自针对的植物群落可能是适合的, 但要作为描述群落动态发展的一般性模型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 因为四种模型均没有考虑到自然干扰和人类干扰对植物群落动态的影响。作者对将来植物群落动态的研究及实践意义做出以下展望: (1)在不同空间尺度上, 更加有效地评价控制群落动态变化的各种过程的相对重要性,并进一步将它们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整合到群落动态模型中; (2)充分认识植物群落中存在的各种自然环境条件和生物群体的结构配置对植物群落动态发展的重要性; (3)重视植物群落动态发展中自然干扰过程和人类干扰过程的整合以及二者之间的互相依赖性; (4)强调了植物群落动态模型的有关理论可以应用于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