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dlife Insights: A platform to maximize the potential of camera trap and other passive sensor wildlife data for the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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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数据在中国及全球其他区域均有大量的积累, 但在野生动物监测、评估以及保护管理之间存在明显的时滞性和鸿沟, 同时也需要对这些大数据进行管理和保护(McShea等, 2020).上述TEAM Network的另一个优势是, 其数据库包括了通过标准化协议所存档的近1,100个红外相机站点的数百万张照片(Rovero & Ahumada, 2017).类似地, eMammal是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基于云服务和公众科学项目来构建的一个红外相机数据库, 托管了来自全球数十个红外相机项目的数据, 以促进基础数据的共享、分析和可视化(McShea et al, 2016).然而, 由于软件系统开发和维护成本的提升, 对这些数据管理系统的日常维护和开放利用具有挑战性(Kays et al, 2020).目前, 这些挑战促使多个保护组织合作创建了Wildlife Insights在线平台以管理红外相机数据, 并集成人工智能(AI)来创建更加完善的自动化分析流程以提高效率(Ahumada et al, 2019).因此, 由于这些大尺度的合作项目将逐渐增加, 对这些红外相机数据管理系统的持续维护和升级服务也将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
On the high trail: Examining determinants of site use by the endangered snow leopard Panthera uncia in Qiliansh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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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a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 动物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种群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对于红外相机监测技术, 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占域模型.基于该模型框架对调查网格开展多次重复调查获得被探测到-未被探测的数据, 在考虑探测率的条件下, 对物种的占域率或生境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分析(MacKenzie et al, 2002).占域模型较多应用于我国生态系统旗舰物种研究中, 如大熊猫(Wang et al, 2014)、东北虎(Wang TM et al, 2018; Xiao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a)、华北豹(Yang HT et al, 2021)等, 深入探究生物因素(人类干扰、猎物)和非生物因素对种群空间分布的影响, 为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保护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
A granular view of a snow leopard population using camera traps in Cent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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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b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of biodiversity trends in tropical forest protected areas: The end is not in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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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通过在全球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点对野生动物种群和群落进行标准化监测和同步调查, 这些调查数据的共享应用将有助于研究人员、决策部门能够迅速发现问题, 并采取相应行为和决策来解决一些重要的保护问题.典型案例是热带生态评价与监测网络(Tropical Ecology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Network, 即TEAM Network)有关陆生脊椎动物的红外相机监测项目, 由美洲、亚洲和非洲等三大洲17个保护区(站点)组成的网络.自2007年以来, 该项目根据稳健的抽样设计收集了标准化的红外相机数据, 包括每年主要在旱季至少30天连续采样, 60个红外相机位点排列成一个规则的网格, 单元大小为2 km2 (Rovero & Ahumada, 2017).该网络中的多个站点已经收集了10年以上的数据, 让研究人员能够研究种群和群落的时空动态.TEAM Network各站点数据收集的地理广度、标准化以及开放存取数据政策代表了团队协同网络的主要优势, 提供了一套极具价值的数据集.例如, Beaudrot等(2016)评价了511个多年被抽样的种群的占域趋势, 发现有39%的种群的占域率没有变化或增加, 而22%的种群的占域率有所下降, 但有39%的种群的占域率则缺乏足够的数据用于分析.因此, 研究人员也意识到任何一个数据集在解决大尺度问题上的局限性, 需要共同努力来扩大研究的尺度. ...
Predation patterns on artificial nests of ground nesting pheasants in the montane forest,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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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Spatial co-occurrence and activity patterns of mesocarnivores in the temperate forests of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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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占域模型通过构建两个物种以上的共现(co- occurrence)模型来帮助理解物种间相互作用, 如捕食者-猎物关系和竞争关系.Wang等(2015)运用共现模型分析发现同域本土物种对大熊猫的空间分布没有限制作用, 但散放在竹林中的家牛限制了大熊猫的分布.Bu等(2016)通过建立物种对的共现模型分析了我国西南地区5种中型食肉动物相互间的空间作用模式, 发现只有花面狸(Paguma larvata)和猪獾(Arctonyx collaris)表现出相互回避, 其他物种对彼此间相互独立或模式不明显.Li ZL等(2018)运用大规模的红外相机数据分析了存在竞争关系的东北虎和东北豹的作用关系, 研究发现东北豹在空间尺度上未表现出对同域东北虎高利用区域的回避, 而在时间生态位上避开东北虎. ...
First use of artificial canopy bridge by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ly endangered primate the Hainan gibbon Nomascus hain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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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了解哪些物种使用哪些类型的生态廊道是自然保护地空间规划的关键.Wang等(2014)综合评估了不同管理政策情境下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斑块之间大熊猫种群间交流的潜在连通性, 为该区域栖息地的生态廊道科学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Wang F 等(2018)发现, 并非所有潜在的大熊猫生态廊道都对其他野生动物物种有效, 并建议保护规划者应基于多物种视角来优先考虑生态廊道建设, 而不会失去优先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连通性.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研究人员通过建立空中索道来促进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的扩散迁移, 也加强了该物种栖息地的连通性和种群间的信息交流(Chan et al, 2020).通过对珍稀濒危物种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和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在功能区的分布和栖息地利用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区规划、生态廊道建设以及重点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余建平等, 2019; Shen et al, 2020).基于在我国卧龙、王朗、长青和古田山等4个保护区的红外相机调查, Shen等(2020)发现旗舰物种通常有特化的栖息地需求, 将它们作为同域分布物种的代表以指导保护区规划, 并不能有效保护其他同域分布物种, 进而建议结合详实的监测数据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规划, 以确保对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科学管理.Chen C等(2019)发现, 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6个片区内2种被捕杀物种的当地多度与当地百姓对执法的看法有关, 而不是与执法的客观水平有关, 这表明社区外联作为保护区管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中缅边境北部的高黎贡山的偏远森林中, 研究人员明确了中缅边境地区极度濒危的缅甸金丝猴仅存在一个跨界群体, 多年活动范围为51.50-57.02 km², 群体规模在近年来呈现增长趋势(155-160只), 为这一珍稀灵长类物种的种群恢复和跨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Chen YX et al, 2015, 2022). ...
Effects of law enforcement and community outreach on mammal diversity in a biodiversity hot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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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了解哪些物种使用哪些类型的生态廊道是自然保护地空间规划的关键.Wang等(2014)综合评估了不同管理政策情境下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斑块之间大熊猫种群间交流的潜在连通性, 为该区域栖息地的生态廊道科学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Wang F 等(2018)发现, 并非所有潜在的大熊猫生态廊道都对其他野生动物物种有效, 并建议保护规划者应基于多物种视角来优先考虑生态廊道建设, 而不会失去优先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连通性.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研究人员通过建立空中索道来促进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的扩散迁移, 也加强了该物种栖息地的连通性和种群间的信息交流(Chan et al, 2020).通过对珍稀濒危物种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和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在功能区的分布和栖息地利用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区规划、生态廊道建设以及重点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余建平等, 2019; Shen et al, 2020).基于在我国卧龙、王朗、长青和古田山等4个保护区的红外相机调查, Shen等(2020)发现旗舰物种通常有特化的栖息地需求, 将它们作为同域分布物种的代表以指导保护区规划, 并不能有效保护其他同域分布物种, 进而建议结合详实的监测数据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规划, 以确保对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科学管理.Chen C等(2019)发现, 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6个片区内2种被捕杀物种的当地多度与当地百姓对执法的看法有关, 而不是与执法的客观水平有关, 这表明社区外联作为保护区管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中缅边境北部的高黎贡山的偏远森林中, 研究人员明确了中缅边境地区极度濒危的缅甸金丝猴仅存在一个跨界群体, 多年活动范围为51.50-57.02 km², 群体规模在近年来呈现增长趋势(155-160只), 为这一珍稀灵长类物种的种群恢复和跨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Chen YX et al, 2015, 2022). ...
Global camera trap synthesi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ed areas in maintaining mamm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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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目前, 许多红外相机相关研究通常针对一个或多个物种, 但近期的研究正在考虑如何从一个区域内红外相机探测的多个动物群落来评估在更大尺度上的物种丰富度和时空格局(Chen C et al, 2022).例如, 在东南亚婆罗洲实施的食肉动物项目收集了该岛所有20种食肉动物的数据, 并利用这些数据, 根据存在(presence-only)模型预测了每个物种的分布(Kramer-Schadt et al, 2016).同样, 通过汇集在亚洲和非洲22个国家进行的103次调查中所有穿山甲物种的数据, 对全球穿山甲的物种保护现状及威胁进行了综合评估(Khwaja et al, 2019).目前, 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团队共享数据在监测框架内解决各种生态和保护问题, 例如, 捕食者入侵、人类活动和栖息地质量对马达加斯加拉诺马凡纳国家公园食肉动物群落变化的影响(Farris et al, 2017). ...
四川岷山小麂的种群性比、社会结构和活动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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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四川岷山小麂的种群性比、社会结构和活动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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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物种相对多度指数在红外相机数据分析中的应用及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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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物种相对多度指数在红外相机数据分析中的应用及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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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primate species Rhinopithecus strykeri at Pianma, Yunnan, China using infrared camera tr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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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 了解哪些物种使用哪些类型的生态廊道是自然保护地空间规划的关键.Wang等(2014)综合评估了不同管理政策情境下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斑块之间大熊猫种群间交流的潜在连通性, 为该区域栖息地的生态廊道科学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Wang F 等(2018)发现, 并非所有潜在的大熊猫生态廊道都对其他野生动物物种有效, 并建议保护规划者应基于多物种视角来优先考虑生态廊道建设, 而不会失去优先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连通性.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研究人员通过建立空中索道来促进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的扩散迁移, 也加强了该物种栖息地的连通性和种群间的信息交流(Chan et al, 2020).通过对珍稀濒危物种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和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在功能区的分布和栖息地利用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区规划、生态廊道建设以及重点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余建平等, 2019; Shen et al, 2020).基于在我国卧龙、王朗、长青和古田山等4个保护区的红外相机调查, Shen等(2020)发现旗舰物种通常有特化的栖息地需求, 将它们作为同域分布物种的代表以指导保护区规划, 并不能有效保护其他同域分布物种, 进而建议结合详实的监测数据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规划, 以确保对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科学管理.Chen C等(2019)发现, 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6个片区内2种被捕杀物种的当地多度与当地百姓对执法的看法有关, 而不是与执法的客观水平有关, 这表明社区外联作为保护区管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中缅边境北部的高黎贡山的偏远森林中, 研究人员明确了中缅边境地区极度濒危的缅甸金丝猴仅存在一个跨界群体, 多年活动范围为51.50-57.02 km², 群体规模在近年来呈现增长趋势(155-160只), 为这一珍稀灵长类物种的种群恢复和跨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Chen YX et al, 2015, 2022). ...
Activity rhythms of coexisting red serow and Chinese serow at Mt. Gaoligong as identified by camera tr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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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Population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of a transboundary group of black snub-nosed monkeys (Rhinopithecus strykeri)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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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了解哪些物种使用哪些类型的生态廊道是自然保护地空间规划的关键.Wang等(2014)综合评估了不同管理政策情境下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斑块之间大熊猫种群间交流的潜在连通性, 为该区域栖息地的生态廊道科学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Wang F 等(2018)发现, 并非所有潜在的大熊猫生态廊道都对其他野生动物物种有效, 并建议保护规划者应基于多物种视角来优先考虑生态廊道建设, 而不会失去优先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连通性.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研究人员通过建立空中索道来促进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的扩散迁移, 也加强了该物种栖息地的连通性和种群间的信息交流(Chan et al, 2020).通过对珍稀濒危物种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和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在功能区的分布和栖息地利用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区规划、生态廊道建设以及重点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余建平等, 2019; Shen et al, 2020).基于在我国卧龙、王朗、长青和古田山等4个保护区的红外相机调查, Shen等(2020)发现旗舰物种通常有特化的栖息地需求, 将它们作为同域分布物种的代表以指导保护区规划, 并不能有效保护其他同域分布物种, 进而建议结合详实的监测数据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规划, 以确保对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科学管理.Chen C等(2019)发现, 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6个片区内2种被捕杀物种的当地多度与当地百姓对执法的看法有关, 而不是与执法的客观水平有关, 这表明社区外联作为保护区管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中缅边境北部的高黎贡山的偏远森林中, 研究人员明确了中缅边境地区极度濒危的缅甸金丝猴仅存在一个跨界群体, 多年活动范围为51.50-57.02 km², 群体规模在近年来呈现增长趋势(155-160只), 为这一珍稀灵长类物种的种群恢复和跨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Chen YX et al, 2015, 2022). ...
A simple use of camera traps for photogrammetric estimation of wild animal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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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灰腹角雉: 中国首次野外拍摄到活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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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灰腹角雉: 中国首次野外拍摄到活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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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Next-generation camera trapping: Systematic review of historic trends suggests keys to expanded research applications in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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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图像数据包含物种、行为、日期、时间、天气和位置等基本信息, 改变了研究人员监测生物多样性的方式.目前, 红外相机技术已成为研究陆生兽类和鸟类的主要工具之一, 能够在更大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加强野生动物的监测力度, 从而产生了大量动物物种分布和多度的新信息, 而这些信息对于明确保护现状并提出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O’Connell et al, 2011; Howe et al, 2017).尽管有关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记录、调查与研究中的应用已有一个世纪(O’Connell et al, 2011), 但在过去10年中, 红外相机技术已快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使其成为地面活动兽类和鸟类的标准监测方法, 并在全球陆地各类生态系统部署了大量红外相机, 积累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图像大数据(Steenweg et al, 2017; Kays et al, 2020).目前, 通过在全球各地部署红外相机阵列(每个区域可达数十台到数千台红外相机), 每年通常会生成数以亿计的图像数据, 但这些海量图像的数据挖掘非常耗时, 并导致现有数据收集和后续共享利用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 非常不利于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危机情景下的保护工作(Kays et al, 2020).可喜的是, 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自动分析算法和模型不断被研发, 为提升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的处理速度和能力带来了极大希望(Norouzzadeh et al, 2018; Tuia et al, 2022).因此,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在全球各地的广泛应用及人工智能分析方法的研发, 该技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影响在日益增加, 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Steenweg et al, 2017; Delisle et al, 2021). ...
基于红外相机研究脊椎动物在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动物尸体分解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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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基于红外相机研究脊椎动物在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动物尸体分解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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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Predicting current and future species distribution of the raccoon dog (Nyctereutes procyonoides) in Shangha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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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文献中, 在中国境内开展红外相机研究的地点共达467个(图2c), 覆盖了所有省市区(其中上海的文献发表记录见Diao et al, 2022).发表记录中, 以四川省的研究地点数量最多(达77个), 且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也最多, 达115篇(占所有论文的16.1%), 其次是云南省和陕西省, 研究地点数分别为38个和24个, 论文数量分别为63篇和65篇.此外, 大部分研究地点属于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 其数量占全部地点的70%. ...
Defaunation in the anthrop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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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长期以来, 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面临来自人类活动的多重威胁, 如栖息地丧失、过度利用、外来物种入侵、人兽冲突和环境污染等.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影响, 以体型较大的各类动物物种为代表的全球性动物群丧失(defaunation)的危机已经超过了人类跟踪、监测和理解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变化的能力(Dirzo et al, 2014).通常, 传统的野生动物监测和评估需要大量的野外作业, 持续时间长, 专业技术要求高,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导致科学数据采集的能力十分有限, 阻碍了人们对自然更深入的认识, 难以适应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Kays et al, 2020).在过去十多年里, 随着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 在降低监测成本的同时, 各类自动传感器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数据采集能力远远超过了人类以往的能力(Tuia et al, 2022).目前, 针对野生动物监测和研究的关键技术革新主要涉及3个方面: 小型低功耗监测设备的商业化应用, 基于无线通信的实时传输网络,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识别算法和模型(Keitt & Abelson, 2021).例如, 红外相机、声纹设备和公众科学在全球各地被广泛用于收集野生动物的图像和声学等数据, 构成了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大数据的重要来源(Kays et al, 2020; Tuia et al, 2022).这些大数据的分辨率高、覆盖范围大, 且来源十分广泛, 不仅能提供丰富的、多维度的物种分布和多度的动态数据, 也记录了各类动物的行为和相关特性, 使研究人员能更好地预测和管理不断变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Tuia et al, 2022).尽管技术革新永远难以取代研究人员的专业技能, 但基于自动传感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广泛应用, 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在保护和恢复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潜力和机会. ...
Mammal richness and diversity in a Himalayan hotspot: The role of protected areas in conserving Bhutan’s mam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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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数据如何将生态监测与保护管理有效地联系起来, 包括如何利用数据和图像让公众和决策者参与保护, 以及如何通过公众科学、标准化数据收集网络和自动化分析的网络基础设施来拓展相关工作.例如, 在不丹的有关红外相机监测项目, 通过获得的1,000万张照片数据, 评估了哺乳动物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在保护区、生态廊道和受干扰非保护区之间的差异(Dorji et al, 2019).虽然保护区内有大量野生动物, 但研究人员也强调了非保护区的价值, 因为这些非保护区分布有保护区内未发现的全球受威胁物种.Green等(2018)的研究发现, 在肯尼亚的非洲象不仅利用连接相邻保护区的生态廊道来进行迁移, 同时也把这个长度达14 km的生态廊道作为其栖息地的一部分. ...
Living with the enemy: Avoidance of hyenas and lions by cheetahs in the Sereng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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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 通常, 红外相机调查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其数据能同时满足多项研究目标的要求, 如估计重点物种种群密度和调查区域的物种丰富度.不仅如此,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中还记录有大量物种的行为学信息, 而这些行为学信息常常缺乏整理分析, 因此如何整合这些行为学数据也是野生动物保护评估中的重要指标.如果在未来的调查设计中同时考虑动物行为在野生动物评估和保护管理中的需求, 可以将行为与其他种群和群落等重要指标一起记录, 从而有助于深入了解动物行为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等过程, 更好地服务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研究猎物对捕食者和人类的恐惧效应是红外相机应用的新兴热点.研究者能够通过红外相机获取动物的时空分布和与恐惧相关的预警、觅食等行为的时长与频率的数据, 从而分析恐惧的时空格局的影响因素(Palmer et al, 2017).而利用红外相机与声音录放设备相结合来开展声音回放相关的景观恐惧操控实验(playback experiment), 是探索捕食者与猎物、人类与动物之间互作关系的重要手段(Durant, 2000; Zanette et al, 2011; Suraci et al, 2016), 为解决野生动物掠食庄稼等人兽冲突问题和改善保护区管理提供新的思路(Palmer et al, 2022).一些研究正在考虑将红外相机和声学监测技术纳入操控实验, 如评估不同动物对引入新异刺激的行为反应(如捕食者的叫声; Suraci et al, 2016).由于林冠是许多树栖动物分布的特殊空间, 研究人员也在借助红外相机来监测这些树栖物种的多样性和行为(Moore et al, 2021). ...
红外相机安放于地面和林冠层对野生动物监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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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单一物种的发现, 红外相机的大量应用还在于能同时探测到更多的物种, 成为生物多样性编目和评估的重要工具.对野生动物的评估体现为我国过去10多年里完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试点)为代表性区域的大中型陆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群落的编目报告, 其中全国有多达300多个保护区发表了编目论文(图2c).目前, 通过红外相机至少已记录到兽类物种达11目32科165种, 占我国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总数(686种, 魏辅文等, 2021)的24%, 以及鸟类物种达17目61科507种, 占我国野生鸟类物种总数(1,445种, 郑光美, 2017)的35.1% (李晟, 2020).最近, 红外相机调查还揭示了以前被忽视区域的保护价值, 如四川新龙县发现7种猫科动物(Wang YQ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分布有完整的食肉兽群落(Wang F et al, 2021).此外, 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的动物组成和分布(房以好等, 2018). ...
红外相机安放于地面和林冠层对野生动物监测结果的影响
1
2018
...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单一物种的发现, 红外相机的大量应用还在于能同时探测到更多的物种, 成为生物多样性编目和评估的重要工具.对野生动物的评估体现为我国过去10多年里完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试点)为代表性区域的大中型陆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群落的编目报告, 其中全国有多达300多个保护区发表了编目论文(图2c).目前, 通过红外相机至少已记录到兽类物种达11目32科165种, 占我国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总数(686种, 魏辅文等, 2021)的24%, 以及鸟类物种达17目61科507种, 占我国野生鸟类物种总数(1,445种, 郑光美, 2017)的35.1% (李晟, 2020).最近, 红外相机调查还揭示了以前被忽视区域的保护价值, 如四川新龙县发现7种猫科动物(Wang YQ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分布有完整的食肉兽群落(Wang F et al, 2021).此外, 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的动物组成和分布(房以好等, 2018). ...
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 Multi-year surveys reveal exotics replace native carnivores at a Madagascar rainforest site
1
2017
... 目前, 许多红外相机相关研究通常针对一个或多个物种, 但近期的研究正在考虑如何从一个区域内红外相机探测的多个动物群落来评估在更大尺度上的物种丰富度和时空格局(Chen C et al, 2022).例如, 在东南亚婆罗洲实施的食肉动物项目收集了该岛所有20种食肉动物的数据, 并利用这些数据, 根据存在(presence-only)模型预测了每个物种的分布(Kramer-Schadt et al, 2016).同样, 通过汇集在亚洲和非洲22个国家进行的103次调查中所有穿山甲物种的数据, 对全球穿山甲的物种保护现状及威胁进行了综合评估(Khwaja et al, 2019).目前, 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团队共享数据在监测框架内解决各种生态和保护问题, 例如, 捕食者入侵、人类活动和栖息地质量对马达加斯加拉诺马凡纳国家公园食肉动物群落变化的影响(Farris et al, 2017). ...
Assessing mammal species richness and occupancy in a Northeast Asian temperate forest shared by cattle
2
2021
... 野生动物的时空利用是过去10年间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涉及同营养级的竞争物种(贾晓东等, 2014; 王东等, 2022)、捕食者与猎物之间(邹博研等, 2021)以及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时空生态位分化和共存机制等方面(Yang HT et al, 2021;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 红外相机调查结果显示, 人兽冲突依然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保护区内的放牧活动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王朗保护区, 放牧活动造成了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分布区的挤压(Wang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7)以及对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严重破坏(Li et al, 2020a); 在邛崃山系的雪豹分布区, 雪豹与家畜之间存在较高的冲突风险(史晓昀等, 2019);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放牧、围栏和家狗等的存在严重影响虎豹及其猎物种群的分布和活动(Xiao et al, 2018; Feng et al, 202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雪豹、棕熊(Ursus arctos)、狼与家畜、藏獒、牧民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存在, 对人畜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闫京艳等, 2019).这些研究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放牧管控和人兽冲突的缓减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建议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共同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
Evidence of wild tigers in Southwes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Xishuangbann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1
2008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Effects of free-ranging livestock on sympatric herbivores at fine spatiotemporal scales
0
2021
秦岭不同等级公路周边有蹄类动物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
1
2019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也被应用到以道路、铁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如长白山公路(王云等, 2016)、秦岭高速公路建设(张洪峰等, 2016; 封托等, 2019; 苏宇晗等, 2022)和青藏铁路建设(封托等, 2013; 王云等, 2017).这些都为道路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
秦岭不同等级公路周边有蹄类动物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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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也被应用到以道路、铁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如长白山公路(王云等, 2016)、秦岭高速公路建设(张洪峰等, 2016; 封托等, 2019; 苏宇晗等, 2022)和青藏铁路建设(封托等, 2013; 王云等, 2017).这些都为道路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
青藏铁路运营期野生动物通道利用状况初探
1
2013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也被应用到以道路、铁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如长白山公路(王云等, 2016)、秦岭高速公路建设(张洪峰等, 2016; 封托等, 2019; 苏宇晗等, 2022)和青藏铁路建设(封托等, 2013; 王云等, 2017).这些都为道路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
青藏铁路运营期野生动物通道利用状况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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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也被应用到以道路、铁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如长白山公路(王云等, 2016)、秦岭高速公路建设(张洪峰等, 2016; 封托等, 2019; 苏宇晗等, 2022)和青藏铁路建设(封托等, 2013; 王云等, 2017).这些都为道路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
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建设及进展
1
2019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建设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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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调查单元区划方案
1
2017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调查单元区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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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基于深度学习的红外相机动物影像人工智能识别: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例
1
2019
... (3)数据库管理与图像智能识别.在过去10年里, 全国各地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已获取了大量野生动物的图像数据, 但在物种鉴定分类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对科研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均构成了极大挑战, 迫切需要为物种识别、个体识别和行为识别探索一系列可靠、高效的自动分析工具.肖治术等(2014c)组织研发了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CameraData V1.0), 为红外相机大数据规范管理和物种鉴定分析提供了有效应用工具, 目前该平台已为60多个保护区(样区)提供了共享服务和应用.在物种自动识别方面,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等机器学习算法来剔除空拍或无动物照片(Wei et al, 2020; Yang QM et al, 2021)和实现快速物种自动识别(平均精确率可达84.9%-96.0%) (宫一男等, 2019).Hou等(2020)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开发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脸谱识别模型来识别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个体, 而Swarup等(2021)为大熊猫行走、坐、休息、攀爬和进食等5类行为建立了一种基于快速R-CNN的全自动行为识别方法, 为未来大熊猫的长期监测和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工具.近期Shi等(2020, 2022)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和东北虎不同身体部位的斑纹特征来提高个体识别的精确度, 为大型猫科动物个体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及其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 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有望为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大量图像数据的智能自动识别提供高效的分析工具, 有助于减少人工识别物种带来的各种限制, 促进数据的快速挖掘分析和共享应用. ...
基于深度学习的红外相机动物影像人工智能识别: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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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3)数据库管理与图像智能识别.在过去10年里, 全国各地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已获取了大量野生动物的图像数据, 但在物种鉴定分类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对科研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均构成了极大挑战, 迫切需要为物种识别、个体识别和行为识别探索一系列可靠、高效的自动分析工具.肖治术等(2014c)组织研发了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CameraData V1.0), 为红外相机大数据规范管理和物种鉴定分析提供了有效应用工具, 目前该平台已为60多个保护区(样区)提供了共享服务和应用.在物种自动识别方面,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等机器学习算法来剔除空拍或无动物照片(Wei et al, 2020; Yang QM et al, 2021)和实现快速物种自动识别(平均精确率可达84.9%-96.0%) (宫一男等, 2019).Hou等(2020)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开发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脸谱识别模型来识别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个体, 而Swarup等(2021)为大熊猫行走、坐、休息、攀爬和进食等5类行为建立了一种基于快速R-CNN的全自动行为识别方法, 为未来大熊猫的长期监测和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工具.近期Shi等(2020, 2022)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和东北虎不同身体部位的斑纹特征来提高个体识别的精确度, 为大型猫科动物个体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及其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 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有望为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大量图像数据的智能自动识别提供高效的分析工具, 有助于减少人工识别物种带来的各种限制, 促进数据的快速挖掘分析和共享应用. ...
Prevalence of varied coat coloration in a yellow-throated marten (Martes flavigula)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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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Do wildlife corridors link or extend habitat? Insights from elephant use of a Kenyan wildlife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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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红外相机数据如何将生态监测与保护管理有效地联系起来, 包括如何利用数据和图像让公众和决策者参与保护, 以及如何通过公众科学、标准化数据收集网络和自动化分析的网络基础设施来拓展相关工作.例如, 在不丹的有关红外相机监测项目, 通过获得的1,000万张照片数据, 评估了哺乳动物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在保护区、生态廊道和受干扰非保护区之间的差异(Dorji et al, 2019).虽然保护区内有大量野生动物, 但研究人员也强调了非保护区的价值, 因为这些非保护区分布有保护区内未发现的全球受威胁物种.Green等(2018)的研究发现, 在肯尼亚的非洲象不仅利用连接相邻保护区的生态廊道来进行迁移, 同时也把这个长度达14 km的生态廊道作为其栖息地的一部分. ...
Does scatter-hoarding of seeds benefit cache owners or pilfe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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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物种间相互作用是生物多样性发挥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过程, 涉及竞争、捕食和寄生等拮抗作用和传粉、种子传播等互惠作用.结合红外相机技术, 国内在食果动物与植物种间互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Yang等(2018)揭示了森林演替梯度对啮齿动物与种子互作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合集合群落和多层网络分析, Li HD等(2020)首次明确了树上、树下食果动物的觅食生态位分化及其在集合群落及集合网络中扮演的功能角色, 揭示了物种功能性状和分布范围在集合网络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 为区域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的维持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Zhang Y等(2021)借助红外相机为三蕊兰(Neuwiedia singapureana)的种子经由鸟类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Gu等(2017)结合红外相机、种子标签法和鼠类个体标记等方法对单个种子、鼠类个体进行多年连续跟踪和识别, 揭示了鼠类在取食、贮藏以及贮藏后种内和种间盗食等方面的相关行为和生态机制.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食果动物的组成和行为(Zhu et al, 2021, 2022).Xiao (2021)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和种子标签法首次证实在四川都江堰区域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等啮齿动物为常春油麻藤(Mucuna sempervirens)提供了传粉和种子传播等双重互惠功能.此外, 在台湾、香港等地, 也有研究利用红外相机来调查大果油麻藤(M. macrocarpa; Kobayashi et al, 2017)、白花油麻藤(M. birdwoodiana; Kobayashi et al, 2019)和港油麻藤(M. championii; Kobayashi et al, 2021)与传粉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
小麂秋季利用人工盐场的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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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小麂秋季利用人工盐场的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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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基于红外相机视频的猪獾交配行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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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基于红外相机视频的猪獾交配行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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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The rediscovery of large-spotted civet Viverra megaspil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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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基于视频监控系统的欧亚水獭活动节律初报及红外相机监测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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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基于视频监控系统的欧亚水獭活动节律初报及红外相机监测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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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中国东北地区小型鸟类尸体分解利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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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中国东北地区小型鸟类尸体分解利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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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Identification of animal individuals using deep learning: A case study of giant p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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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3)数据库管理与图像智能识别.在过去10年里, 全国各地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已获取了大量野生动物的图像数据, 但在物种鉴定分类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对科研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均构成了极大挑战, 迫切需要为物种识别、个体识别和行为识别探索一系列可靠、高效的自动分析工具.肖治术等(2014c)组织研发了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CameraData V1.0), 为红外相机大数据规范管理和物种鉴定分析提供了有效应用工具, 目前该平台已为60多个保护区(样区)提供了共享服务和应用.在物种自动识别方面,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等机器学习算法来剔除空拍或无动物照片(Wei et al, 2020; Yang QM et al, 2021)和实现快速物种自动识别(平均精确率可达84.9%-96.0%) (宫一男等, 2019).Hou等(2020)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开发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脸谱识别模型来识别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个体, 而Swarup等(2021)为大熊猫行走、坐、休息、攀爬和进食等5类行为建立了一种基于快速R-CNN的全自动行为识别方法, 为未来大熊猫的长期监测和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工具.近期Shi等(2020, 2022)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和东北虎不同身体部位的斑纹特征来提高个体识别的精确度, 为大型猫科动物个体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及其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 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有望为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大量图像数据的智能自动识别提供高效的分析工具, 有助于减少人工识别物种带来的各种限制, 促进数据的快速挖掘分析和共享应用. ...
野生大熊猫行为谱及PAE编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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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 )、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野生大熊猫行为谱及PAE编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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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 )、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Distance sampling with camera tr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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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图像数据包含物种、行为、日期、时间、天气和位置等基本信息, 改变了研究人员监测生物多样性的方式.目前, 红外相机技术已成为研究陆生兽类和鸟类的主要工具之一, 能够在更大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加强野生动物的监测力度, 从而产生了大量动物物种分布和多度的新信息, 而这些信息对于明确保护现状并提出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O’Connell et al, 2011; Howe et al, 2017).尽管有关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记录、调查与研究中的应用已有一个世纪(O’Connell et al, 2011), 但在过去10年中, 红外相机技术已快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使其成为地面活动兽类和鸟类的标准监测方法, 并在全球陆地各类生态系统部署了大量红外相机, 积累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图像大数据(Steenweg et al, 2017; Kays et al, 2020).目前, 通过在全球各地部署红外相机阵列(每个区域可达数十台到数千台红外相机), 每年通常会生成数以亿计的图像数据, 但这些海量图像的数据挖掘非常耗时, 并导致现有数据收集和后续共享利用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 非常不利于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危机情景下的保护工作(Kays et al, 2020).可喜的是, 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自动分析算法和模型不断被研发, 为提升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的处理速度和能力带来了极大希望(Norouzzadeh et al, 2018; Tuia et al, 2022).因此,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在全球各地的广泛应用及人工智能分析方法的研发, 该技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影响在日益增加, 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Steenweg et al, 2017; Delisle et al, 2021). ...
云南省腾冲发现贡山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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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云南省腾冲发现贡山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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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The use of camera traps to identify the set of scavengers preying on the carcass of a golden snub-nosed monkey (Rhinopithecus roxell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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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Activity strategy and pattern of the Siberian jerboa (Orientallactaga sibirica) in the Alxa desert reg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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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三江源红外相机社区监测平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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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三江源红外相机社区监测平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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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分析秦岭有蹄类动物活动节律的季节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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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野生动物的时空利用是过去10年间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涉及同营养级的竞争物种(贾晓东等, 2014; 王东等, 2022)、捕食者与猎物之间(邹博研等, 2021)以及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时空生态位分化和共存机制等方面(Yang HT et al, 2021;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分析秦岭有蹄类动物活动节律的季节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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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野生动物的时空利用是过去10年间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涉及同营养级的竞争物种(贾晓东等, 2014; 王东等, 2022)、捕食者与猎物之间(邹博研等, 2021)以及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时空生态位分化和共存机制等方面(Yang HT et al, 2021;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自动照相机研究在台湾标准化之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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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自动照相机研究在台湾标准化之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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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Estimation of tiger densities in India using photographic captures and recap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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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Born-digital biodiversity data: Millions and bill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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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长期以来, 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面临来自人类活动的多重威胁, 如栖息地丧失、过度利用、外来物种入侵、人兽冲突和环境污染等.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影响, 以体型较大的各类动物物种为代表的全球性动物群丧失(defaunation)的危机已经超过了人类跟踪、监测和理解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变化的能力(Dirzo et al, 2014).通常, 传统的野生动物监测和评估需要大量的野外作业, 持续时间长, 专业技术要求高,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导致科学数据采集的能力十分有限, 阻碍了人们对自然更深入的认识, 难以适应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Kays et al, 2020).在过去十多年里, 随着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 在降低监测成本的同时, 各类自动传感器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数据采集能力远远超过了人类以往的能力(Tuia et al, 2022).目前, 针对野生动物监测和研究的关键技术革新主要涉及3个方面: 小型低功耗监测设备的商业化应用, 基于无线通信的实时传输网络,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识别算法和模型(Keitt & Abelson, 2021).例如, 红外相机、声纹设备和公众科学在全球各地被广泛用于收集野生动物的图像和声学等数据, 构成了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大数据的重要来源(Kays et al, 2020; Tuia et al, 2022).这些大数据的分辨率高、覆盖范围大, 且来源十分广泛, 不仅能提供丰富的、多维度的物种分布和多度的动态数据, 也记录了各类动物的行为和相关特性, 使研究人员能更好地预测和管理不断变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Tuia et al, 2022).尽管技术革新永远难以取代研究人员的专业技能, 但基于自动传感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广泛应用, 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在保护和恢复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潜力和机会. ...
... ).例如, 红外相机、声纹设备和公众科学在全球各地被广泛用于收集野生动物的图像和声学等数据, 构成了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大数据的重要来源(Kays et al, 2020; Tuia et al, 2022).这些大数据的分辨率高、覆盖范围大, 且来源十分广泛, 不仅能提供丰富的、多维度的物种分布和多度的动态数据, 也记录了各类动物的行为和相关特性, 使研究人员能更好地预测和管理不断变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Tuia et al, 2022).尽管技术革新永远难以取代研究人员的专业技能, 但基于自动传感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广泛应用, 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在保护和恢复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潜力和机会. ...
... 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图像数据包含物种、行为、日期、时间、天气和位置等基本信息, 改变了研究人员监测生物多样性的方式.目前, 红外相机技术已成为研究陆生兽类和鸟类的主要工具之一, 能够在更大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加强野生动物的监测力度, 从而产生了大量动物物种分布和多度的新信息, 而这些信息对于明确保护现状并提出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O’Connell et al, 2011; Howe et al, 2017).尽管有关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记录、调查与研究中的应用已有一个世纪(O’Connell et al, 2011), 但在过去10年中, 红外相机技术已快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使其成为地面活动兽类和鸟类的标准监测方法, 并在全球陆地各类生态系统部署了大量红外相机, 积累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图像大数据(Steenweg et al, 2017; Kays et al, 2020).目前, 通过在全球各地部署红外相机阵列(每个区域可达数十台到数千台红外相机), 每年通常会生成数以亿计的图像数据, 但这些海量图像的数据挖掘非常耗时, 并导致现有数据收集和后续共享利用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 非常不利于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危机情景下的保护工作(Kays et al, 2020).可喜的是, 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自动分析算法和模型不断被研发, 为提升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的处理速度和能力带来了极大希望(Norouzzadeh et al, 2018; Tuia et al, 2022).因此,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在全球各地的广泛应用及人工智能分析方法的研发, 该技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影响在日益增加, 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Steenweg et al, 2017; Delisle et al, 2021). ...
... ).目前, 通过在全球各地部署红外相机阵列(每个区域可达数十台到数千台红外相机), 每年通常会生成数以亿计的图像数据, 但这些海量图像的数据挖掘非常耗时, 并导致现有数据收集和后续共享利用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 非常不利于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危机情景下的保护工作(Kays et al, 2020).可喜的是, 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自动分析算法和模型不断被研发, 为提升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的处理速度和能力带来了极大希望(Norouzzadeh et al, 2018; Tuia et al, 2022).因此,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在全球各地的广泛应用及人工智能分析方法的研发, 该技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影响在日益增加, 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Steenweg et al, 2017; Delisle et al, 2021). ...
... 红外相机数据在中国及全球其他区域均有大量的积累, 但在野生动物监测、评估以及保护管理之间存在明显的时滞性和鸿沟, 同时也需要对这些大数据进行管理和保护(McShea等, 2020).上述TEAM Network的另一个优势是, 其数据库包括了通过标准化协议所存档的近1,100个红外相机站点的数百万张照片(Rovero & Ahumada, 2017).类似地, eMammal是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基于云服务和公众科学项目来构建的一个红外相机数据库, 托管了来自全球数十个红外相机项目的数据, 以促进基础数据的共享、分析和可视化(McShea et al, 2016).然而, 由于软件系统开发和维护成本的提升, 对这些数据管理系统的日常维护和开放利用具有挑战性(Kays et al, 2020).目前, 这些挑战促使多个保护组织合作创建了Wildlife Insights在线平台以管理红外相机数据, 并集成人工智能(AI)来创建更加完善的自动化分析流程以提高效率(Ahumada et al, 2019).因此, 由于这些大尺度的合作项目将逐渐增加, 对这些红外相机数据管理系统的持续维护和升级服务也将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
... 在过去10年中, 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用于图像物种自动识别的研究在激增(Norouzzadeh et al, 2018), 而这些分析工具现在已逐渐被集成到数据管理系统中, 包括基于云平台的解决方案(eMammal和Wildlife Insights等)和招募志愿者来识别动物的解决方案(Tuia et al, 2022).然而, 目前研究人员可用的物种图像分类模型数量仍然不多, 而且这些模型通常只涉及一个或两个站点的图像数据.如果能集合来自更多合作伙伴的数据集来构建足够大的训练、验证和测试数据集, 这对开发高效的物种分类模型是很有潜力的, 可在物种水平上确保更高的准确性.最近, 研究人员采用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用于野生动物图像数据的物种自动识别和快速评估.例如, 在北美(Tabak et al, 2018)、中非(Whytock et al, 2021)和东非(Norouzzadeh et al, 2018)的研究中, 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所验证动物图像数据集的总体准确率分别达97%、78%和94%.此外, 需要开发能够将多种数据类型整合到栖息地模型中的分析工具(Pacifici et al, 2017), 如通过红外相机数据与其他数据类型(如动物追踪、公众科学、博物馆记录)来构建统计分析模型, 从而提高人们对物种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理解(Kays et al, 2020). ...
Ecology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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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长期以来, 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面临来自人类活动的多重威胁, 如栖息地丧失、过度利用、外来物种入侵、人兽冲突和环境污染等.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影响, 以体型较大的各类动物物种为代表的全球性动物群丧失(defaunation)的危机已经超过了人类跟踪、监测和理解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变化的能力(Dirzo et al, 2014).通常, 传统的野生动物监测和评估需要大量的野外作业, 持续时间长, 专业技术要求高,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导致科学数据采集的能力十分有限, 阻碍了人们对自然更深入的认识, 难以适应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Kays et al, 2020).在过去十多年里, 随着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 在降低监测成本的同时, 各类自动传感器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数据采集能力远远超过了人类以往的能力(Tuia et al, 2022).目前, 针对野生动物监测和研究的关键技术革新主要涉及3个方面: 小型低功耗监测设备的商业化应用, 基于无线通信的实时传输网络,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识别算法和模型(Keitt & Abelson, 2021).例如, 红外相机、声纹设备和公众科学在全球各地被广泛用于收集野生动物的图像和声学等数据, 构成了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大数据的重要来源(Kays et al, 2020; Tuia et al, 2022).这些大数据的分辨率高、覆盖范围大, 且来源十分广泛, 不仅能提供丰富的、多维度的物种分布和多度的动态数据, 也记录了各类动物的行为和相关特性, 使研究人员能更好地预测和管理不断变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Tuia et al, 2022).尽管技术革新永远难以取代研究人员的专业技能, 但基于自动传感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广泛应用, 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在保护和恢复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潜力和机会. ...
Pangolins in global camera trap data: Implications for ecologic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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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目前, 许多红外相机相关研究通常针对一个或多个物种, 但近期的研究正在考虑如何从一个区域内红外相机探测的多个动物群落来评估在更大尺度上的物种丰富度和时空格局(Chen C et al, 2022).例如, 在东南亚婆罗洲实施的食肉动物项目收集了该岛所有20种食肉动物的数据, 并利用这些数据, 根据存在(presence-only)模型预测了每个物种的分布(Kramer-Schadt et al, 2016).同样, 通过汇集在亚洲和非洲22个国家进行的103次调查中所有穿山甲物种的数据, 对全球穿山甲的物种保护现状及威胁进行了综合评估(Khwaja et al, 2019).目前, 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团队共享数据在监测框架内解决各种生态和保护问题, 例如, 捕食者入侵、人类活动和栖息地质量对马达加斯加拉诺马凡纳国家公园食肉动物群落变化的影响(Farris et al, 2017). ...
Squirrel pollination of Mucuna macrocarpa (Fabacea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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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物种间相互作用是生物多样性发挥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过程, 涉及竞争、捕食和寄生等拮抗作用和传粉、种子传播等互惠作用.结合红外相机技术, 国内在食果动物与植物种间互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Yang等(2018)揭示了森林演替梯度对啮齿动物与种子互作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合集合群落和多层网络分析, Li HD等(2020)首次明确了树上、树下食果动物的觅食生态位分化及其在集合群落及集合网络中扮演的功能角色, 揭示了物种功能性状和分布范围在集合网络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 为区域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的维持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Zhang Y等(2021)借助红外相机为三蕊兰(Neuwiedia singapureana)的种子经由鸟类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Gu等(2017)结合红外相机、种子标签法和鼠类个体标记等方法对单个种子、鼠类个体进行多年连续跟踪和识别, 揭示了鼠类在取食、贮藏以及贮藏后种内和种间盗食等方面的相关行为和生态机制.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食果动物的组成和行为(Zhu et al, 2021, 2022).Xiao (2021)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和种子标签法首次证实在四川都江堰区域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等啮齿动物为常春油麻藤(Mucuna sempervirens)提供了传粉和种子传播等双重互惠功能.此外, 在台湾、香港等地, 也有研究利用红外相机来调查大果油麻藤(M. macrocarpa; Kobayashi et al, 2017)、白花油麻藤(M. birdwoodiana; Kobayashi et al, 2019)和港油麻藤(M. championii; Kobayashi et al, 2021)与传粉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
Civet pollination in Mucuna birdwoodiana (Fabaceae: Papilionoideae)
1
2019
... 物种间相互作用是生物多样性发挥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过程, 涉及竞争、捕食和寄生等拮抗作用和传粉、种子传播等互惠作用.结合红外相机技术, 国内在食果动物与植物种间互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Yang等(2018)揭示了森林演替梯度对啮齿动物与种子互作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合集合群落和多层网络分析, Li HD等(2020)首次明确了树上、树下食果动物的觅食生态位分化及其在集合群落及集合网络中扮演的功能角色, 揭示了物种功能性状和分布范围在集合网络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 为区域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的维持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Zhang Y等(2021)借助红外相机为三蕊兰(Neuwiedia singapureana)的种子经由鸟类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Gu等(2017)结合红外相机、种子标签法和鼠类个体标记等方法对单个种子、鼠类个体进行多年连续跟踪和识别, 揭示了鼠类在取食、贮藏以及贮藏后种内和种间盗食等方面的相关行为和生态机制.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食果动物的组成和行为(Zhu et al, 2021, 2022).Xiao (2021)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和种子标签法首次证实在四川都江堰区域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等啮齿动物为常春油麻藤(Mucuna sempervirens)提供了传粉和种子传播等双重互惠功能.此外, 在台湾、香港等地, 也有研究利用红外相机来调查大果油麻藤(M. macrocarpa; Kobayashi et al, 2017)、白花油麻藤(M. birdwoodiana; Kobayashi et al, 2019)和港油麻藤(M. championii; Kobayashi et al, 2021)与传粉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
Rat- and bat-pollination of Mucuna championii (Fabaceae) in Hong Kong
1
2021
... 物种间相互作用是生物多样性发挥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过程, 涉及竞争、捕食和寄生等拮抗作用和传粉、种子传播等互惠作用.结合红外相机技术, 国内在食果动物与植物种间互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Yang等(2018)揭示了森林演替梯度对啮齿动物与种子互作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合集合群落和多层网络分析, Li HD等(2020)首次明确了树上、树下食果动物的觅食生态位分化及其在集合群落及集合网络中扮演的功能角色, 揭示了物种功能性状和分布范围在集合网络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 为区域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的维持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Zhang Y等(2021)借助红外相机为三蕊兰(Neuwiedia singapureana)的种子经由鸟类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Gu等(2017)结合红外相机、种子标签法和鼠类个体标记等方法对单个种子、鼠类个体进行多年连续跟踪和识别, 揭示了鼠类在取食、贮藏以及贮藏后种内和种间盗食等方面的相关行为和生态机制.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食果动物的组成和行为(Zhu et al, 2021, 2022).Xiao (2021)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和种子标签法首次证实在四川都江堰区域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等啮齿动物为常春油麻藤(Mucuna sempervirens)提供了传粉和种子传播等双重互惠功能.此外, 在台湾、香港等地, 也有研究利用红外相机来调查大果油麻藤(M. macrocarpa; Kobayashi et al, 2017)、白花油麻藤(M. birdwoodiana; Kobayashi et al, 2019)和港油麻藤(M. championii; Kobayashi et al, 2021)与传粉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
2010-2020年中华穿山甲在中国的发现记录及保护现状
2
2021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2010-2020年中华穿山甲在中国的发现记录及保护现状
2
2021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The Borneo carnivore databas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redictive distribution mod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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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目前, 许多红外相机相关研究通常针对一个或多个物种, 但近期的研究正在考虑如何从一个区域内红外相机探测的多个动物群落来评估在更大尺度上的物种丰富度和时空格局(Chen C et al, 2022).例如, 在东南亚婆罗洲实施的食肉动物项目收集了该岛所有20种食肉动物的数据, 并利用这些数据, 根据存在(presence-only)模型预测了每个物种的分布(Kramer-Schadt et al, 2016).同样, 通过汇集在亚洲和非洲22个国家进行的103次调查中所有穿山甲物种的数据, 对全球穿山甲的物种保护现状及威胁进行了综合评估(Khwaja et al, 2019).目前, 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团队共享数据在监测框架内解决各种生态和保护问题, 例如, 捕食者入侵、人类活动和栖息地质量对马达加斯加拉诺马凡纳国家公园食肉动物群落变化的影响(Farris et al, 2017). ...
White-cheeked macaque (Macaca leucogenys): A new macaque species from Medog, southeaster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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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的早期应用得到了WCS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WF (World Wildlife Fund)、CI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国际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研究专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应用的更加普及, 除了科研院所外, 国内一批民间保护团体、社区以及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等群体都开始使用红外相机作为野生动物调查和记录的工具, 也逐渐促进了公众科学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的发展.民间团体和个人对红外相机的使用从开始少量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 发展到规模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外调查与科研活动(刘炎林等, 2020).这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针对猫科动物(宋大昭等, 2014;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Notes on distribution, status and ecology of Asian small-clawed otter (Aonyx cinereus) in Diaoluo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Hainan Is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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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云南盈江发现野生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2
2017a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的早期应用得到了WCS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WF (World Wildlife Fund)、CI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国际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研究专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应用的更加普及, 除了科研院所外, 国内一批民间保护团体、社区以及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等群体都开始使用红外相机作为野生动物调查和记录的工具, 也逐渐促进了公众科学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的发展.民间团体和个人对红外相机的使用从开始少量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 发展到规模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外调查与科研活动(刘炎林等, 2020).这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针对猫科动物(宋大昭等, 2014;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云南盈江发现野生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2
2017a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的早期应用得到了WCS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WF (World Wildlife Fund)、CI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国际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研究专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应用的更加普及, 除了科研院所外, 国内一批民间保护团体、社区以及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等群体都开始使用红外相机作为野生动物调查和记录的工具, 也逐渐促进了公众科学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的发展.民间团体和个人对红外相机的使用从开始少量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 发展到规模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外调查与科研活动(刘炎林等, 2020).这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针对猫科动物(宋大昭等, 2014;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广东省珠海市近海诸岛水獭现状与保护建议
2
2017b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的早期应用得到了WCS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WF (World Wildlife Fund)、CI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国际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研究专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应用的更加普及, 除了科研院所外, 国内一批民间保护团体、社区以及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等群体都开始使用红外相机作为野生动物调查和记录的工具, 也逐渐促进了公众科学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的发展.民间团体和个人对红外相机的使用从开始少量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 发展到规模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外调查与科研活动(刘炎林等, 2020).这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针对猫科动物(宋大昭等, 2014;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广东省珠海市近海诸岛水獭现状与保护建议
2
2017b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的早期应用得到了WCS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WF (World Wildlife Fund)、CI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国际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研究专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应用的更加普及, 除了科研院所外, 国内一批民间保护团体、社区以及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等群体都开始使用红外相机作为野生动物调查和记录的工具, 也逐渐促进了公众科学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的发展.民间团体和个人对红外相机的使用从开始少量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 发展到规模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外调查与科研活动(刘炎林等, 2020).这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针对猫科动物(宋大昭等, 2014;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The functional roles of species in metacommunities, as revealed by metanetwork analyses of bird-plant frugivory networks
1
2020
... 物种间相互作用是生物多样性发挥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过程, 涉及竞争、捕食和寄生等拮抗作用和传粉、种子传播等互惠作用.结合红外相机技术, 国内在食果动物与植物种间互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Yang等(2018)揭示了森林演替梯度对啮齿动物与种子互作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合集合群落和多层网络分析, Li HD等(2020)首次明确了树上、树下食果动物的觅食生态位分化及其在集合群落及集合网络中扮演的功能角色, 揭示了物种功能性状和分布范围在集合网络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 为区域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的维持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Zhang Y等(2021)借助红外相机为三蕊兰(Neuwiedia singapureana)的种子经由鸟类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Gu等(2017)结合红外相机、种子标签法和鼠类个体标记等方法对单个种子、鼠类个体进行多年连续跟踪和识别, 揭示了鼠类在取食、贮藏以及贮藏后种内和种间盗食等方面的相关行为和生态机制.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食果动物的组成和行为(Zhu et al, 2021, 2022).Xiao (2021)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和种子标签法首次证实在四川都江堰区域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等啮齿动物为常春油麻藤(Mucuna sempervirens)提供了传粉和种子传播等双重互惠功能.此外, 在台湾、香港等地, 也有研究利用红外相机来调查大果油麻藤(M. macrocarpa; Kobayashi et al, 2017)、白花油麻藤(M. birdwoodiana; Kobayashi et al, 2019)和港油麻藤(M. championii; Kobayashi et al, 2021)与传粉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
全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China BON- Mammals)建设进展
6
2018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 )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 2014年以来, 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和国际动物学会等团体的支持下,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联合全国相关科研单位和自然保护区连续组织了4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培训会(2014, 2016, 2018, 2020)和各类红外相机技术培训班, 相继为400多个单位6,000多人次提供了监测技术和数据分析培训, 为全国以自然保护地为代表区域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的推广应用和交流合作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生物多样性》(2014, 2019, 2020)、《兽类学报》(2016)等期刊相继组织出版了4期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与研究专辑(专题), 而且《生物多样性》还设立了生物编目和数据论文专栏, 并增加了监测数据附录, 促进了研究人员、保护区科研人员和民间机构的数据整理分析和科研成果交流.总之, 上述红外相机抽样方案的建立和推广应用得到了行业部门、地方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和民间团体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目前在全国绝大多数保护区已经逐步建立了以红外相机技术为重点的野生动物科研监测体系, 并形成了10多个有影响的区域和全国尺度上的联网监测平台或监测研究网络(肖治术等, 2017;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 ...
全国哺乳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China BON- Mammals)建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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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 )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 2014年以来, 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和国际动物学会等团体的支持下,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联合全国相关科研单位和自然保护区连续组织了4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培训会(2014, 2016, 2018, 2020)和各类红外相机技术培训班, 相继为400多个单位6,000多人次提供了监测技术和数据分析培训, 为全国以自然保护地为代表区域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的推广应用和交流合作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生物多样性》(2014, 2019, 2020)、《兽类学报》(2016)等期刊相继组织出版了4期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与研究专辑(专题), 而且《生物多样性》还设立了生物编目和数据论文专栏, 并增加了监测数据附录, 促进了研究人员、保护区科研人员和民间机构的数据整理分析和科研成果交流.总之, 上述红外相机抽样方案的建立和推广应用得到了行业部门、地方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和民间团体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目前在全国绝大多数保护区已经逐步建立了以红外相机技术为重点的野生动物科研监测体系, 并形成了10多个有影响的区域和全国尺度上的联网监测平台或监测研究网络(肖治术等, 2017;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 ...
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网络建设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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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过去10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各地, 特别是在各类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监测中得到了快速应用.这个阶段所面临的核心任务是以适应全国尺度的同步调查和长期监测为目标来明确科学监测规范标准, 针对数据采集、管理和分析等综合监测流程和标准化技术体系进行集成优化和整合.通过建立保护区(样区)、区域和全国等多尺度的监测与研究网络和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有效地推动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研究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为全国以红外相机技术为重点的野生动物科学监测、科学评估和科学保护奠定了可靠的数据基础(肖治术等, 2014b, 2017; 李晟, 2020).技术方法的进展具体包括: ...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 2014年以来, 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和国际动物学会等团体的支持下,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联合全国相关科研单位和自然保护区连续组织了4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培训会(2014, 2016, 2018, 2020)和各类红外相机技术培训班, 相继为400多个单位6,000多人次提供了监测技术和数据分析培训, 为全国以自然保护地为代表区域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的推广应用和交流合作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生物多样性》(2014, 2019, 2020)、《兽类学报》(2016)等期刊相继组织出版了4期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与研究专辑(专题), 而且《生物多样性》还设立了生物编目和数据论文专栏, 并增加了监测数据附录, 促进了研究人员、保护区科研人员和民间机构的数据整理分析和科研成果交流.总之, 上述红外相机抽样方案的建立和推广应用得到了行业部门、地方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和民间团体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目前在全国绝大多数保护区已经逐步建立了以红外相机技术为重点的野生动物科研监测体系, 并形成了10多个有影响的区域和全国尺度上的联网监测平台或监测研究网络(肖治术等, 2017;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 ...
...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单一物种的发现, 红外相机的大量应用还在于能同时探测到更多的物种, 成为生物多样性编目和评估的重要工具.对野生动物的评估体现为我国过去10多年里完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试点)为代表性区域的大中型陆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群落的编目报告, 其中全国有多达300多个保护区发表了编目论文(图2c).目前, 通过红外相机至少已记录到兽类物种达11目32科165种, 占我国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总数(686种, 魏辅文等, 2021)的24%, 以及鸟类物种达17目61科507种, 占我国野生鸟类物种总数(1,445种, 郑光美, 2017)的35.1% (李晟, 2020).最近, 红外相机调查还揭示了以前被忽视区域的保护价值, 如四川新龙县发现7种猫科动物(Wang YQ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分布有完整的食肉兽群落(Wang F et al, 2021).此外, 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的动物组成和分布(房以好等, 2018). ...
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网络建设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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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过去10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各地, 特别是在各类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监测中得到了快速应用.这个阶段所面临的核心任务是以适应全国尺度的同步调查和长期监测为目标来明确科学监测规范标准, 针对数据采集、管理和分析等综合监测流程和标准化技术体系进行集成优化和整合.通过建立保护区(样区)、区域和全国等多尺度的监测与研究网络和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有效地推动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研究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为全国以红外相机技术为重点的野生动物科学监测、科学评估和科学保护奠定了可靠的数据基础(肖治术等, 2014b, 2017; 李晟, 2020).技术方法的进展具体包括: ...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 2014年以来, 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和国际动物学会等团体的支持下,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联合全国相关科研单位和自然保护区连续组织了4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培训会(2014, 2016, 2018, 2020)和各类红外相机技术培训班, 相继为400多个单位6,000多人次提供了监测技术和数据分析培训, 为全国以自然保护地为代表区域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的推广应用和交流合作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生物多样性》(2014, 2019, 2020)、《兽类学报》(2016)等期刊相继组织出版了4期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与研究专辑(专题), 而且《生物多样性》还设立了生物编目和数据论文专栏, 并增加了监测数据附录, 促进了研究人员、保护区科研人员和民间机构的数据整理分析和科研成果交流.总之, 上述红外相机抽样方案的建立和推广应用得到了行业部门、地方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和民间团体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目前在全国绝大多数保护区已经逐步建立了以红外相机技术为重点的野生动物科研监测体系, 并形成了10多个有影响的区域和全国尺度上的联网监测平台或监测研究网络(肖治术等, 2017;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 ...
...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单一物种的发现, 红外相机的大量应用还在于能同时探测到更多的物种, 成为生物多样性编目和评估的重要工具.对野生动物的评估体现为我国过去10多年里完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试点)为代表性区域的大中型陆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群落的编目报告, 其中全国有多达300多个保护区发表了编目论文(图2c).目前, 通过红外相机至少已记录到兽类物种达11目32科165种, 占我国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总数(686种, 魏辅文等, 2021)的24%, 以及鸟类物种达17目61科507种, 占我国野生鸟类物种总数(1,445种, 郑光美, 2017)的35.1% (李晟, 2020).最近, 红外相机调查还揭示了以前被忽视区域的保护价值, 如四川新龙县发现7种猫科动物(Wang YQ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分布有完整的食肉兽群落(Wang F et al, 2021).此外, 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的动物组成和分布(房以好等, 2018). ...
Retreat of large carnivores across the giant panda distribution range
0
2020
A direct comparison of camera-trapping and sign transects for monitoring wildlife in the Wangla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China
1
2012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The use of infrared-triggered cameras for surveying phasianids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1
2010a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西南山地红外相机监测网络建设进展
1
2020
... 通过对20世纪中期以来大熊猫分布区各保护地内豹、雪豹、狼(Canis lupus)和豺(Cuon alpinus)等4种大型食肉动物的调查分析, Li S等(2020)发现这4种食肉兽的分布范围均有明显下降, 建议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群保护和恢复, 以确保食物链的完整性.宋大昭等(2014)对山西晋中庆城林场华北豹及其主要猎物种群进行监测与评估, 并利用个体识别技术, 从2017年至2021年累计拍摄到成年豹最小可识别数量达64只(Liu et al, 2022), 目前发现该种群呈现出增长趋势, 但也面临放牧的影响以及豹种群恢复对家畜的捕食风险.Yang HT等(2021)在陕西延安子午岭林区发现了华北豹的高密度种群, 共计拍摄到华北豹个体数至少28只.2018年, 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中国雪豹保护网络汇集了多家国内雪豹相关科研机构、民间机构和保护区等红外相机调查数据和文献调查, 整体明确了中国雪豹的分布和种群现状, 为进一步开展调查与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刘沿江等, 2019).最近, 马子驭等(2022)整理了在中国8个云豹(Neofelis nebulosa)潜在分布区的红外相机调查数据, 并结合其他已发表的调查数据和历史资料, 对全国云豹分布现状进行评估, 认为中国云豹目前仅分布于云南和西藏的边境地带, 生存现状堪忧, 亟需加强种群监测和关键栖息地保护. ...
西南山地红外相机监测网络建设进展
1
2020
... 通过对20世纪中期以来大熊猫分布区各保护地内豹、雪豹、狼(Canis lupus)和豺(Cuon alpinus)等4种大型食肉动物的调查分析, Li S等(2020)发现这4种食肉兽的分布范围均有明显下降, 建议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群保护和恢复, 以确保食物链的完整性.宋大昭等(2014)对山西晋中庆城林场华北豹及其主要猎物种群进行监测与评估, 并利用个体识别技术, 从2017年至2021年累计拍摄到成年豹最小可识别数量达64只(Liu et al, 2022), 目前发现该种群呈现出增长趋势, 但也面临放牧的影响以及豹种群恢复对家畜的捕食风险.Yang HT等(2021)在陕西延安子午岭林区发现了华北豹的高密度种群, 共计拍摄到华北豹个体数至少28只.2018年, 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中国雪豹保护网络汇集了多家国内雪豹相关科研机构、民间机构和保护区等红外相机调查数据和文献调查, 整体明确了中国雪豹的分布和种群现状, 为进一步开展调查与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刘沿江等, 2019).最近, 马子驭等(2022)整理了在中国8个云豹(Neofelis nebulosa)潜在分布区的红外相机调查数据, 并结合其他已发表的调查数据和历史资料, 对全国云豹分布现状进行评估, 认为中国云豹目前仅分布于云南和西藏的边境地带, 生存现状堪忧, 亟需加强种群监测和关键栖息地保护. ...
Beyond pandas, the need for a standardized monitoring protocol for large mammals in Chinese nature reserves
2
2010b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cameratrapR: An R package for estimating animal density using camera trapping data
1
2022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应用红外相机监测结果估计小型啮齿类物种的种群密度
1
2016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应用红外相机监测结果估计小型啮齿类物种的种群密度
1
2016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Using large spatial scale camera trap data and hierarchical occupancy models to evaluate species richness and occupancy of rare and elusive wildlife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1
2018
... 野生动物的时空利用是过去10年间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涉及同营养级的竞争物种(贾晓东等, 2014; 王东等, 2022)、捕食者与猎物之间(邹博研等, 2021)以及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时空生态位分化和共存机制等方面(Yang HT et al, 2021;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Human disturbance and prey occupancy as predictors of carnivore richness and biomass in a Himalayan hotspot: Drivers affecting carnivores richness and biomass
2
2020a
... 野生动物的时空利用是过去10年间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涉及同营养级的竞争物种(贾晓东等, 2014; 王东等, 2022)、捕食者与猎物之间(邹博研等, 2021)以及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时空生态位分化和共存机制等方面(Yang HT et al, 2021;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 红外相机调查结果显示, 人兽冲突依然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保护区内的放牧活动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王朗保护区, 放牧活动造成了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分布区的挤压(Wang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7)以及对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严重破坏(Li et al, 2020a); 在邛崃山系的雪豹分布区, 雪豹与家畜之间存在较高的冲突风险(史晓昀等, 2019);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放牧、围栏和家狗等的存在严重影响虎豹及其猎物种群的分布和活动(Xiao et al, 2018; Feng et al, 202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雪豹、棕熊(Ursus arctos)、狼与家畜、藏獒、牧民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存在, 对人畜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闫京艳等, 2019).这些研究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放牧管控和人兽冲突的缓减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建议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共同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
Camera-trap surveys reveal high diversity of mammals and pheasants in Medog,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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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b
... 野生动物的时空利用是过去10年间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涉及同营养级的竞争物种(贾晓东等, 2014; 王东等, 2022)、捕食者与猎物之间(邹博研等, 2021)以及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时空生态位分化和共存机制等方面(Yang HT et al, 2021;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Functional diversity loss and change in nocturnal behavior of mammals under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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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野生动物的时空利用是过去10年间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涉及同营养级的竞争物种(贾晓东等, 2014; 王东等, 2022)、捕食者与猎物之间(邹博研等, 2021)以及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时空生态位分化和共存机制等方面(Yang HT et al, 2021;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西南纵向岭谷区兽类及雉类红外相机监测平台: 方案、进展与前景
1
2020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西南纵向岭谷区兽类及雉类红外相机监测平台: 方案、进展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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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Northward range expansion of water deer in Northeast Asia: Direct evidence and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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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探讨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对大型猫科动物及其猎物的种群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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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探讨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对大型猫科动物及其猎物的种群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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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Coexistence of two sympatric flagship carnivores in the human-dominated forest landscapes of Nor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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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占域模型通过构建两个物种以上的共现(co- occurrence)模型来帮助理解物种间相互作用, 如捕食者-猎物关系和竞争关系.Wang等(2015)运用共现模型分析发现同域本土物种对大熊猫的空间分布没有限制作用, 但散放在竹林中的家牛限制了大熊猫的分布.Bu等(2016)通过建立物种对的共现模型分析了我国西南地区5种中型食肉动物相互间的空间作用模式, 发现只有花面狸(Paguma larvata)和猪獾(Arctonyx collaris)表现出相互回避, 其他物种对彼此间相互独立或模式不明显.Li ZL等(2018)运用大规模的红外相机数据分析了存在竞争关系的东北虎和东北豹的作用关系, 研究发现东北豹在空间尺度上未表现出对同域东北虎高利用区域的回避, 而在时间生态位上避开东北虎. ...
我国第一张利用远红外线拍摄的野生东北虎照片
1
2003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我国第一张利用远红外线拍摄的野生东北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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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Free-ranging livestock altered the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of the endangered North Chinese leopard (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and its prey and intensified human-leopard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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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通过对20世纪中期以来大熊猫分布区各保护地内豹、雪豹、狼(Canis lupus)和豺(Cuon alpinus)等4种大型食肉动物的调查分析, Li S等(2020)发现这4种食肉兽的分布范围均有明显下降, 建议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群保护和恢复, 以确保食物链的完整性.宋大昭等(2014)对山西晋中庆城林场华北豹及其主要猎物种群进行监测与评估, 并利用个体识别技术, 从2017年至2021年累计拍摄到成年豹最小可识别数量达64只(Liu et al, 2022), 目前发现该种群呈现出增长趋势, 但也面临放牧的影响以及豹种群恢复对家畜的捕食风险.Yang HT等(2021)在陕西延安子午岭林区发现了华北豹的高密度种群, 共计拍摄到华北豹个体数至少28只.2018年, 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中国雪豹保护网络汇集了多家国内雪豹相关科研机构、民间机构和保护区等红外相机调查数据和文献调查, 整体明确了中国雪豹的分布和种群现状, 为进一步开展调查与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刘沿江等, 2019).最近, 马子驭等(2022)整理了在中国8个云豹(Neofelis nebulosa)潜在分布区的红外相机调查数据, 并结合其他已发表的调查数据和历史资料, 对全国云豹分布现状进行评估, 认为中国云豹目前仅分布于云南和西藏的边境地带, 生存现状堪忧, 亟需加强种群监测和关键栖息地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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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1
2020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秦岭中段野生动物多样性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库平台介绍
1
2020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秦岭中段野生动物多样性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库平台介绍
1
2020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在哪里”和“有多少”? 中国雪豹调查与空缺
3
2019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 通过对20世纪中期以来大熊猫分布区各保护地内豹、雪豹、狼(Canis lupus)和豺(Cuon alpinus)等4种大型食肉动物的调查分析, Li S等(2020)发现这4种食肉兽的分布范围均有明显下降, 建议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群保护和恢复, 以确保食物链的完整性.宋大昭等(2014)对山西晋中庆城林场华北豹及其主要猎物种群进行监测与评估, 并利用个体识别技术, 从2017年至2021年累计拍摄到成年豹最小可识别数量达64只(Liu et al, 2022), 目前发现该种群呈现出增长趋势, 但也面临放牧的影响以及豹种群恢复对家畜的捕食风险.Yang HT等(2021)在陕西延安子午岭林区发现了华北豹的高密度种群, 共计拍摄到华北豹个体数至少28只.2018年, 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中国雪豹保护网络汇集了多家国内雪豹相关科研机构、民间机构和保护区等红外相机调查数据和文献调查, 整体明确了中国雪豹的分布和种群现状, 为进一步开展调查与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刘沿江等, 2019).最近, 马子驭等(2022)整理了在中国8个云豹(Neofelis nebulosa)潜在分布区的红外相机调查数据, 并结合其他已发表的调查数据和历史资料, 对全国云豹分布现状进行评估, 认为中国云豹目前仅分布于云南和西藏的边境地带, 生存现状堪忧, 亟需加强种群监测和关键栖息地保护. ...
...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的早期应用得到了WCS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WF (World Wildlife Fund)、CI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国际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研究专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应用的更加普及, 除了科研院所外, 国内一批民间保护团体、社区以及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等群体都开始使用红外相机作为野生动物调查和记录的工具, 也逐渐促进了公众科学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的发展.民间团体和个人对红外相机的使用从开始少量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 发展到规模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外调查与科研活动(刘炎林等, 2020).这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针对猫科动物(宋大昭等, 2014;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在哪里”和“有多少”? 中国雪豹调查与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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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 通过对20世纪中期以来大熊猫分布区各保护地内豹、雪豹、狼(Canis lupus)和豺(Cuon alpinus)等4种大型食肉动物的调查分析, Li S等(2020)发现这4种食肉兽的分布范围均有明显下降, 建议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群保护和恢复, 以确保食物链的完整性.宋大昭等(2014)对山西晋中庆城林场华北豹及其主要猎物种群进行监测与评估, 并利用个体识别技术, 从2017年至2021年累计拍摄到成年豹最小可识别数量达64只(Liu et al, 2022), 目前发现该种群呈现出增长趋势, 但也面临放牧的影响以及豹种群恢复对家畜的捕食风险.Yang HT等(2021)在陕西延安子午岭林区发现了华北豹的高密度种群, 共计拍摄到华北豹个体数至少28只.2018年, 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中国雪豹保护网络汇集了多家国内雪豹相关科研机构、民间机构和保护区等红外相机调查数据和文献调查, 整体明确了中国雪豹的分布和种群现状, 为进一步开展调查与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刘沿江等, 2019).最近, 马子驭等(2022)整理了在中国8个云豹(Neofelis nebulosa)潜在分布区的红外相机调查数据, 并结合其他已发表的调查数据和历史资料, 对全国云豹分布现状进行评估, 认为中国云豹目前仅分布于云南和西藏的边境地带, 生存现状堪忧, 亟需加强种群监测和关键栖息地保护. ...
...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的早期应用得到了WCS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WF (World Wildlife Fund)、CI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国际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研究专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应用的更加普及, 除了科研院所外, 国内一批民间保护团体、社区以及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等群体都开始使用红外相机作为野生动物调查和记录的工具, 也逐渐促进了公众科学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的发展.民间团体和个人对红外相机的使用从开始少量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 发展到规模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外调查与科研活动(刘炎林等, 2020).这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针对猫科动物(宋大昭等, 2014;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中国猫科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平台介绍: 民间环保机构的数据整合
3
2020
...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的早期应用得到了WCS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WF (World Wildlife Fund)、CI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国际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研究专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应用的更加普及, 除了科研院所外, 国内一批民间保护团体、社区以及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等群体都开始使用红外相机作为野生动物调查和记录的工具, 也逐渐促进了公众科学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的发展.民间团体和个人对红外相机的使用从开始少量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 发展到规模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外调查与科研活动(刘炎林等, 2020).这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针对猫科动物(宋大昭等, 2014;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 ;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 ; 刘炎林等, 2020). ...
中国猫科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平台介绍: 民间环保机构的数据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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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的早期应用得到了WCS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WF (World Wildlife Fund)、CI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国际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研究专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应用的更加普及, 除了科研院所外, 国内一批民间保护团体、社区以及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等群体都开始使用红外相机作为野生动物调查和记录的工具, 也逐渐促进了公众科学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的发展.民间团体和个人对红外相机的使用从开始少量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 发展到规模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外调查与科研活动(刘炎林等, 2020).这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针对猫科动物(宋大昭等, 2014;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 ;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 ; 刘炎林等, 2020). ...
自动感应照相系统在大熊猫以及同域分布的野生动物研究中的应用
1
2005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自动感应照相系统在大熊猫以及同域分布的野生动物研究中的应用
1
2005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Interspecific feeding at a bird nest: Snowy-browed flycatcher (Ficedula hyperythra) as a helper at the rufous-bellied niltava (Niltava sundara) nest, Yunnan, Southwest China
1
2018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神农架国家公园鸟兽多样性的红外相机调查
1
2021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神农架国家公园鸟兽多样性的红外相机调查
1
2021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建设: 从CForBio到Sino BON
1
2015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建设: 从CForBio到Sino BON
1
2015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利用红外自动照相技术首次拍摄到清晰雪豹照片——新疆木扎特谷雪豹冬季考察简报
1
2006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利用红外自动照相技术首次拍摄到清晰雪豹照片——新疆木扎特谷雪豹冬季考察简报
1
2006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自动感应照像系统在野生动物调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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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自动感应照像系统在野生动物调查中的应用
1
1996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中国云豹种群分布现状与关键栖息地信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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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通过对20世纪中期以来大熊猫分布区各保护地内豹、雪豹、狼(Canis lupus)和豺(Cuon alpinus)等4种大型食肉动物的调查分析, Li S等(2020)发现这4种食肉兽的分布范围均有明显下降, 建议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群保护和恢复, 以确保食物链的完整性.宋大昭等(2014)对山西晋中庆城林场华北豹及其主要猎物种群进行监测与评估, 并利用个体识别技术, 从2017年至2021年累计拍摄到成年豹最小可识别数量达64只(Liu et al, 2022), 目前发现该种群呈现出增长趋势, 但也面临放牧的影响以及豹种群恢复对家畜的捕食风险.Yang HT等(2021)在陕西延安子午岭林区发现了华北豹的高密度种群, 共计拍摄到华北豹个体数至少28只.2018年, 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中国雪豹保护网络汇集了多家国内雪豹相关科研机构、民间机构和保护区等红外相机调查数据和文献调查, 整体明确了中国雪豹的分布和种群现状, 为进一步开展调查与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刘沿江等, 2019).最近, 马子驭等(2022)整理了在中国8个云豹(Neofelis nebulosa)潜在分布区的红外相机调查数据, 并结合其他已发表的调查数据和历史资料, 对全国云豹分布现状进行评估, 认为中国云豹目前仅分布于云南和西藏的边境地带, 生存现状堪忧, 亟需加强种群监测和关键栖息地保护. ...
中国云豹种群分布现状与关键栖息地信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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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通过对20世纪中期以来大熊猫分布区各保护地内豹、雪豹、狼(Canis lupus)和豺(Cuon alpinus)等4种大型食肉动物的调查分析, Li S等(2020)发现这4种食肉兽的分布范围均有明显下降, 建议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群保护和恢复, 以确保食物链的完整性.宋大昭等(2014)对山西晋中庆城林场华北豹及其主要猎物种群进行监测与评估, 并利用个体识别技术, 从2017年至2021年累计拍摄到成年豹最小可识别数量达64只(Liu et al, 2022), 目前发现该种群呈现出增长趋势, 但也面临放牧的影响以及豹种群恢复对家畜的捕食风险.Yang HT等(2021)在陕西延安子午岭林区发现了华北豹的高密度种群, 共计拍摄到华北豹个体数至少28只.2018年, 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中国雪豹保护网络汇集了多家国内雪豹相关科研机构、民间机构和保护区等红外相机调查数据和文献调查, 整体明确了中国雪豹的分布和种群现状, 为进一步开展调查与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刘沿江等, 2019).最近, 马子驭等(2022)整理了在中国8个云豹(Neofelis nebulosa)潜在分布区的红外相机调查数据, 并结合其他已发表的调查数据和历史资料, 对全国云豹分布现状进行评估, 认为中国云豹目前仅分布于云南和西藏的边境地带, 生存现状堪忧, 亟需加强种群监测和关键栖息地保护. ...
Estimating site occupancy rates when detection probabilities are less tha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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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动物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种群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对于红外相机监测技术, 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占域模型.基于该模型框架对调查网格开展多次重复调查获得被探测到-未被探测的数据, 在考虑探测率的条件下, 对物种的占域率或生境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分析(MacKenzie et al, 2002).占域模型较多应用于我国生态系统旗舰物种研究中, 如大熊猫(Wang et al, 2014)、东北虎(Wang TM et al, 2018; Xiao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a)、华北豹(Yang HT et al, 2021)等, 深入探究生物因素(人类干扰、猎物)和非生物因素对种群空间分布的影响, 为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保护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
Volunteer-run cameras as distributed sensors for macrosystem mamm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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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红外相机数据在中国及全球其他区域均有大量的积累, 但在野生动物监测、评估以及保护管理之间存在明显的时滞性和鸿沟, 同时也需要对这些大数据进行管理和保护(McShea等, 2020).上述TEAM Network的另一个优势是, 其数据库包括了通过标准化协议所存档的近1,100个红外相机站点的数百万张照片(Rovero & Ahumada, 2017).类似地, eMammal是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基于云服务和公众科学项目来构建的一个红外相机数据库, 托管了来自全球数十个红外相机项目的数据, 以促进基础数据的共享、分析和可视化(McShea et al, 2016).然而, 由于软件系统开发和维护成本的提升, 对这些数据管理系统的日常维护和开放利用具有挑战性(Kays et al, 2020).目前, 这些挑战促使多个保护组织合作创建了Wildlife Insights在线平台以管理红外相机数据, 并集成人工智能(AI)来创建更加完善的自动化分析流程以提高效率(Ahumada et al, 2019).因此, 由于这些大尺度的合作项目将逐渐增加, 对这些红外相机数据管理系统的持续维护和升级服务也将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
中国的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需要统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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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红外相机数据在中国及全球其他区域均有大量的积累, 但在野生动物监测、评估以及保护管理之间存在明显的时滞性和鸿沟, 同时也需要对这些大数据进行管理和保护(McShea等, 2020).上述TEAM Network的另一个优势是, 其数据库包括了通过标准化协议所存档的近1,100个红外相机站点的数百万张照片(Rovero & Ahumada, 2017).类似地, eMammal是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基于云服务和公众科学项目来构建的一个红外相机数据库, 托管了来自全球数十个红外相机项目的数据, 以促进基础数据的共享、分析和可视化(McShea et al, 2016).然而, 由于软件系统开发和维护成本的提升, 对这些数据管理系统的日常维护和开放利用具有挑战性(Kays et al, 2020).目前, 这些挑战促使多个保护组织合作创建了Wildlife Insights在线平台以管理红外相机数据, 并集成人工智能(AI)来创建更加完善的自动化分析流程以提高效率(Ahumada et al, 2019).因此, 由于这些大尺度的合作项目将逐渐增加, 对这些红外相机数据管理系统的持续维护和升级服务也将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
中国的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需要统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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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红外相机数据在中国及全球其他区域均有大量的积累, 但在野生动物监测、评估以及保护管理之间存在明显的时滞性和鸿沟, 同时也需要对这些大数据进行管理和保护(McShea等, 2020).上述TEAM Network的另一个优势是, 其数据库包括了通过标准化协议所存档的近1,100个红外相机站点的数百万张照片(Rovero & Ahumada, 2017).类似地, eMammal是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基于云服务和公众科学项目来构建的一个红外相机数据库, 托管了来自全球数十个红外相机项目的数据, 以促进基础数据的共享、分析和可视化(McShea et al, 2016).然而, 由于软件系统开发和维护成本的提升, 对这些数据管理系统的日常维护和开放利用具有挑战性(Kays et al, 2020).目前, 这些挑战促使多个保护组织合作创建了Wildlife Insights在线平台以管理红外相机数据, 并集成人工智能(AI)来创建更加完善的自动化分析流程以提高效率(Ahumada et al, 2019).因此, 由于这些大尺度的合作项目将逐渐增加, 对这些红外相机数据管理系统的持续维护和升级服务也将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
黄腹鼬(Mustela kathiah)在华北南太行山区——分布北界的首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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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黄腹鼬(Mustela kathiah)在华北南太行山区——分布北界的首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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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The potential and practice of arboreal camera tr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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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通常, 红外相机调查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其数据能同时满足多项研究目标的要求, 如估计重点物种种群密度和调查区域的物种丰富度.不仅如此,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中还记录有大量物种的行为学信息, 而这些行为学信息常常缺乏整理分析, 因此如何整合这些行为学数据也是野生动物保护评估中的重要指标.如果在未来的调查设计中同时考虑动物行为在野生动物评估和保护管理中的需求, 可以将行为与其他种群和群落等重要指标一起记录, 从而有助于深入了解动物行为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等过程, 更好地服务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研究猎物对捕食者和人类的恐惧效应是红外相机应用的新兴热点.研究者能够通过红外相机获取动物的时空分布和与恐惧相关的预警、觅食等行为的时长与频率的数据, 从而分析恐惧的时空格局的影响因素(Palmer et al, 2017).而利用红外相机与声音录放设备相结合来开展声音回放相关的景观恐惧操控实验(playback experiment), 是探索捕食者与猎物、人类与动物之间互作关系的重要手段(Durant, 2000; Zanette et al, 2011; Suraci et al, 2016), 为解决野生动物掠食庄稼等人兽冲突问题和改善保护区管理提供新的思路(Palmer et al, 2022).一些研究正在考虑将红外相机和声学监测技术纳入操控实验, 如评估不同动物对引入新异刺激的行为反应(如捕食者的叫声; Suraci et al, 2016).由于林冠是许多树栖动物分布的特殊空间, 研究人员也在借助红外相机来监测这些树栖物种的多样性和行为(Moore et al, 2021). ...
Big-data approaches lead to an increased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y of animal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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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除了目标类群, 仅使用一种监测方法通常会导致其他类群的数据缺失或代表性不足, 难以全面评估全球不同尺度下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或生态系统的状况.红外相机技术代表了一种互补的方法, 通过监测单一位点来实现对该位点的所有大中型哺乳动物和鸟类进行采样.该方法覆盖了动物群落的一些重要类群(物种), 但没有提供动物离开视野后移动的信息, 也难以区分个体(具有独特标记的个体除外).尽管在树干上攀爬和设置红外相机需要付出大量额外的努力, 但对难以观察的树栖性动物, 红外相机通常比传统调查更有效, 收集的数据质量也更好(Whitworth et al, 2016).类似于红外相机, 声学传感器可用于监测鸟类、两栖动物、昆虫和陆生哺乳动物等陆生发声物种类群, 并可量化物种多样性、行为活动、种群和群落动态以及对人类活动的响应等重要生态指标, 但需要通过将动物的鸣叫特征与参考库进行比对等复杂的方法来识别物种(Sugai et al, 2019).动物追踪技术是一种通过卫星系统(GPS)或无线电信号来记录动物位置和运动的替代方法(Nathan et al, 2022).然而, 追踪技术通常仅限于一个或少数物种的少数个体, 而且所提供的有关动物群落的信息较少.因此, 不同监测技术方法会获取更多互补的类群和数据, 具体如何结合这些不同的监测技术方法需要权衡具体科学目标和资源可利用性. ...
Automatically identifying, counting, and describing wild animals in camera-trap images with 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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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图像数据包含物种、行为、日期、时间、天气和位置等基本信息, 改变了研究人员监测生物多样性的方式.目前, 红外相机技术已成为研究陆生兽类和鸟类的主要工具之一, 能够在更大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加强野生动物的监测力度, 从而产生了大量动物物种分布和多度的新信息, 而这些信息对于明确保护现状并提出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O’Connell et al, 2011; Howe et al, 2017).尽管有关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记录、调查与研究中的应用已有一个世纪(O’Connell et al, 2011), 但在过去10年中, 红外相机技术已快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使其成为地面活动兽类和鸟类的标准监测方法, 并在全球陆地各类生态系统部署了大量红外相机, 积累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图像大数据(Steenweg et al, 2017; Kays et al, 2020).目前, 通过在全球各地部署红外相机阵列(每个区域可达数十台到数千台红外相机), 每年通常会生成数以亿计的图像数据, 但这些海量图像的数据挖掘非常耗时, 并导致现有数据收集和后续共享利用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 非常不利于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危机情景下的保护工作(Kays et al, 2020).可喜的是, 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自动分析算法和模型不断被研发, 为提升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的处理速度和能力带来了极大希望(Norouzzadeh et al, 2018; Tuia et al, 2022).因此,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在全球各地的广泛应用及人工智能分析方法的研发, 该技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影响在日益增加, 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Steenweg et al, 2017; Delisle et al, 2021). ...
... 在过去10年中, 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用于图像物种自动识别的研究在激增(Norouzzadeh et al, 2018), 而这些分析工具现在已逐渐被集成到数据管理系统中, 包括基于云平台的解决方案(eMammal和Wildlife Insights等)和招募志愿者来识别动物的解决方案(Tuia et al, 2022).然而, 目前研究人员可用的物种图像分类模型数量仍然不多, 而且这些模型通常只涉及一个或两个站点的图像数据.如果能集合来自更多合作伙伴的数据集来构建足够大的训练、验证和测试数据集, 这对开发高效的物种分类模型是很有潜力的, 可在物种水平上确保更高的准确性.最近, 研究人员采用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用于野生动物图像数据的物种自动识别和快速评估.例如, 在北美(Tabak et al, 2018)、中非(Whytock et al, 2021)和东非(Norouzzadeh et al, 2018)的研究中, 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所验证动物图像数据集的总体准确率分别达97%、78%和94%.此外, 需要开发能够将多种数据类型整合到栖息地模型中的分析工具(Pacifici et al, 2017), 如通过红外相机数据与其他数据类型(如动物追踪、公众科学、博物馆记录)来构建统计分析模型, 从而提高人们对物种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理解(Kays et al, 2020). ...
... )和东非(Norouzzadeh et al, 2018)的研究中, 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所验证动物图像数据集的总体准确率分别达97%、78%和94%.此外, 需要开发能够将多种数据类型整合到栖息地模型中的分析工具(Pacifici et al, 2017), 如通过红外相机数据与其他数据类型(如动物追踪、公众科学、博物馆记录)来构建统计分析模型, 从而提高人们对物种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理解(Kays et al, 2020). ...
The Wildlife Picture Index: Monitoring top trophic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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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红外相机数据所使用的野生动物指标包括物种存在、种群多度和群落等.这些指标直接或间接用于评估野生动物保护相关问题, 如栖息地选择和分布模型、威胁评估、常规监测和保护干预评估.由于红外相机数据包含了物种分布和多度的时间和空间信息, 研究人员可利用这些分布信息来构建空间模型, 从而推断出哪些因素可能会限制一个物种的范围和数量, 并绘制地图来预测更大区域内的物种数量.此外, 研究人员还评估了野生动物图片指数(wildlife picture index, WPI) (O’Brien et al, 2010), 作为一个总的群落动态指标, 表明物种丰富度和占域率的年际变化.作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的参考指标之一, 专门针对红外相机数据所制定的WPI指数将通过红外相机数据为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保护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关键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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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图像数据包含物种、行为、日期、时间、天气和位置等基本信息, 改变了研究人员监测生物多样性的方式.目前, 红外相机技术已成为研究陆生兽类和鸟类的主要工具之一, 能够在更大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加强野生动物的监测力度, 从而产生了大量动物物种分布和多度的新信息, 而这些信息对于明确保护现状并提出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O’Connell et al, 2011; Howe et al, 2017).尽管有关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记录、调查与研究中的应用已有一个世纪(O’Connell et al, 2011), 但在过去10年中, 红外相机技术已快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使其成为地面活动兽类和鸟类的标准监测方法, 并在全球陆地各类生态系统部署了大量红外相机, 积累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图像大数据(Steenweg et al, 2017; Kays et al, 2020).目前, 通过在全球各地部署红外相机阵列(每个区域可达数十台到数千台红外相机), 每年通常会生成数以亿计的图像数据, 但这些海量图像的数据挖掘非常耗时, 并导致现有数据收集和后续共享利用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 非常不利于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危机情景下的保护工作(Kays et al, 2020).可喜的是, 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自动分析算法和模型不断被研发, 为提升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的处理速度和能力带来了极大希望(Norouzzadeh et al, 2018; Tuia et al, 2022).因此,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在全球各地的广泛应用及人工智能分析方法的研发, 该技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影响在日益增加, 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Steenweg et al, 2017; Delisle et al, 2021). ...
... ).尽管有关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记录、调查与研究中的应用已有一个世纪(O’Connell et al, 2011), 但在过去10年中, 红外相机技术已快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使其成为地面活动兽类和鸟类的标准监测方法, 并在全球陆地各类生态系统部署了大量红外相机, 积累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图像大数据(Steenweg et al, 2017; Kays et al, 2020).目前, 通过在全球各地部署红外相机阵列(每个区域可达数十台到数千台红外相机), 每年通常会生成数以亿计的图像数据, 但这些海量图像的数据挖掘非常耗时, 并导致现有数据收集和后续共享利用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 非常不利于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危机情景下的保护工作(Kays et al, 2020).可喜的是, 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自动分析算法和模型不断被研发, 为提升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的处理速度和能力带来了极大希望(Norouzzadeh et al, 2018; Tuia et al, 2022).因此,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在全球各地的广泛应用及人工智能分析方法的研发, 该技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影响在日益增加, 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Steenweg et al, 2017; Delisle et al, 2021). ...
Integrating multiple data sources in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ing: A framework for data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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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在过去10年中, 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用于图像物种自动识别的研究在激增(Norouzzadeh et al, 2018), 而这些分析工具现在已逐渐被集成到数据管理系统中, 包括基于云平台的解决方案(eMammal和Wildlife Insights等)和招募志愿者来识别动物的解决方案(Tuia et al, 2022).然而, 目前研究人员可用的物种图像分类模型数量仍然不多, 而且这些模型通常只涉及一个或两个站点的图像数据.如果能集合来自更多合作伙伴的数据集来构建足够大的训练、验证和测试数据集, 这对开发高效的物种分类模型是很有潜力的, 可在物种水平上确保更高的准确性.最近, 研究人员采用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用于野生动物图像数据的物种自动识别和快速评估.例如, 在北美(Tabak et al, 2018)、中非(Whytock et al, 2021)和东非(Norouzzadeh et al, 2018)的研究中, 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所验证动物图像数据集的总体准确率分别达97%、78%和94%.此外, 需要开发能够将多种数据类型整合到栖息地模型中的分析工具(Pacifici et al, 2017), 如通过红外相机数据与其他数据类型(如动物追踪、公众科学、博物馆记录)来构建统计分析模型, 从而提高人们对物种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理解(Kays et al, 2020). ...
A ‘dynamic’ landscape of fear: Prey responses to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in predation risk across the lunar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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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通常, 红外相机调查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其数据能同时满足多项研究目标的要求, 如估计重点物种种群密度和调查区域的物种丰富度.不仅如此,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中还记录有大量物种的行为学信息, 而这些行为学信息常常缺乏整理分析, 因此如何整合这些行为学数据也是野生动物保护评估中的重要指标.如果在未来的调查设计中同时考虑动物行为在野生动物评估和保护管理中的需求, 可以将行为与其他种群和群落等重要指标一起记录, 从而有助于深入了解动物行为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等过程, 更好地服务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研究猎物对捕食者和人类的恐惧效应是红外相机应用的新兴热点.研究者能够通过红外相机获取动物的时空分布和与恐惧相关的预警、觅食等行为的时长与频率的数据, 从而分析恐惧的时空格局的影响因素(Palmer et al, 2017).而利用红外相机与声音录放设备相结合来开展声音回放相关的景观恐惧操控实验(playback experiment), 是探索捕食者与猎物、人类与动物之间互作关系的重要手段(Durant, 2000; Zanette et al, 2011; Suraci et al, 2016), 为解决野生动物掠食庄稼等人兽冲突问题和改善保护区管理提供新的思路(Palmer et al, 2022).一些研究正在考虑将红外相机和声学监测技术纳入操控实验, 如评估不同动物对引入新异刺激的行为反应(如捕食者的叫声; Suraci et al, 2016).由于林冠是许多树栖动物分布的特殊空间, 研究人员也在借助红外相机来监测这些树栖物种的多样性和行为(Moore et al, 2021). ...
BoomBox: An Automated Behavioural Response (ABR) camera trap module for wildlife playback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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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通常, 红外相机调查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其数据能同时满足多项研究目标的要求, 如估计重点物种种群密度和调查区域的物种丰富度.不仅如此,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中还记录有大量物种的行为学信息, 而这些行为学信息常常缺乏整理分析, 因此如何整合这些行为学数据也是野生动物保护评估中的重要指标.如果在未来的调查设计中同时考虑动物行为在野生动物评估和保护管理中的需求, 可以将行为与其他种群和群落等重要指标一起记录, 从而有助于深入了解动物行为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等过程, 更好地服务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研究猎物对捕食者和人类的恐惧效应是红外相机应用的新兴热点.研究者能够通过红外相机获取动物的时空分布和与恐惧相关的预警、觅食等行为的时长与频率的数据, 从而分析恐惧的时空格局的影响因素(Palmer et al, 2017).而利用红外相机与声音录放设备相结合来开展声音回放相关的景观恐惧操控实验(playback experiment), 是探索捕食者与猎物、人类与动物之间互作关系的重要手段(Durant, 2000; Zanette et al, 2011; Suraci et al, 2016), 为解决野生动物掠食庄稼等人兽冲突问题和改善保护区管理提供新的思路(Palmer et al, 2022).一些研究正在考虑将红外相机和声学监测技术纳入操控实验, 如评估不同动物对引入新异刺激的行为反应(如捕食者的叫声; Suraci et al, 2016).由于林冠是许多树栖动物分布的特殊空间, 研究人员也在借助红外相机来监测这些树栖物种的多样性和行为(Moore et al, 2021). ...
Activity rhythm of the spinous country rat (Niviventer coxingi) in Taiwan
2
1995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中国境内利用红外相机开展野生动物监测与保护的研究最早发表于1995年(Pei, 1995); 在2000年以前, 所有红外相机相关论文数仅有5篇; 2000- 2010年间发表论文数量略有增加, 但每年论文数也不超过10篇; 2011年后, 中国红外相机研究的论文数呈指数增长, 其中最近3年(2019-2021年)间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均超过120篇(图2a). ...
利用自动照像设备记录野生动物活动模式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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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利用自动照像设备记录野生动物活动模式之评估
1
1998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Interference competition and group size effect in sika deer (Cervus nippon) at salt l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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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Spatial distribution drivers of Amur leopard density in Northeast China
1
2015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对九寨沟湿地保护区水獭夏秋季活动的初步研究
1
2020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对九寨沟湿地保护区水獭夏秋季活动的初步研究
1
2020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The Tropical Ecology,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TEAM) Network: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tropical rain forests
2
2017
... 通过在全球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点对野生动物种群和群落进行标准化监测和同步调查, 这些调查数据的共享应用将有助于研究人员、决策部门能够迅速发现问题, 并采取相应行为和决策来解决一些重要的保护问题.典型案例是热带生态评价与监测网络(Tropical Ecology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Network, 即TEAM Network)有关陆生脊椎动物的红外相机监测项目, 由美洲、亚洲和非洲等三大洲17个保护区(站点)组成的网络.自2007年以来, 该项目根据稳健的抽样设计收集了标准化的红外相机数据, 包括每年主要在旱季至少30天连续采样, 60个红外相机位点排列成一个规则的网格, 单元大小为2 km2 (Rovero & Ahumada, 2017).该网络中的多个站点已经收集了10年以上的数据, 让研究人员能够研究种群和群落的时空动态.TEAM Network各站点数据收集的地理广度、标准化以及开放存取数据政策代表了团队协同网络的主要优势, 提供了一套极具价值的数据集.例如, Beaudrot等(2016)评价了511个多年被抽样的种群的占域趋势, 发现有39%的种群的占域率没有变化或增加, 而22%的种群的占域率有所下降, 但有39%的种群的占域率则缺乏足够的数据用于分析.因此, 研究人员也意识到任何一个数据集在解决大尺度问题上的局限性, 需要共同努力来扩大研究的尺度. ...
... 红外相机数据在中国及全球其他区域均有大量的积累, 但在野生动物监测、评估以及保护管理之间存在明显的时滞性和鸿沟, 同时也需要对这些大数据进行管理和保护(McShea等, 2020).上述TEAM Network的另一个优势是, 其数据库包括了通过标准化协议所存档的近1,100个红外相机站点的数百万张照片(Rovero & Ahumada, 2017).类似地, eMammal是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基于云服务和公众科学项目来构建的一个红外相机数据库, 托管了来自全球数十个红外相机项目的数据, 以促进基础数据的共享、分析和可视化(McShea et al, 2016).然而, 由于软件系统开发和维护成本的提升, 对这些数据管理系统的日常维护和开放利用具有挑战性(Kays et al, 2020).目前, 这些挑战促使多个保护组织合作创建了Wildlife Insights在线平台以管理红外相机数据, 并集成人工智能(AI)来创建更加完善的自动化分析流程以提高效率(Ahumada et al, 2019).因此, 由于这些大尺度的合作项目将逐渐增加, 对这些红外相机数据管理系统的持续维护和升级服务也将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
Camera trap survey of Hong Kong terrestrial mammals in 2002-06
2
2007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Effectiveness of management zoning designed for flagship species in protecting sympatric species
2
2020
... 了解哪些物种使用哪些类型的生态廊道是自然保护地空间规划的关键.Wang等(2014)综合评估了不同管理政策情境下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斑块之间大熊猫种群间交流的潜在连通性, 为该区域栖息地的生态廊道科学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Wang F 等(2018)发现, 并非所有潜在的大熊猫生态廊道都对其他野生动物物种有效, 并建议保护规划者应基于多物种视角来优先考虑生态廊道建设, 而不会失去优先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连通性.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研究人员通过建立空中索道来促进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的扩散迁移, 也加强了该物种栖息地的连通性和种群间的信息交流(Chan et al, 2020).通过对珍稀濒危物种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和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在功能区的分布和栖息地利用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区规划、生态廊道建设以及重点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余建平等, 2019; Shen et al, 2020).基于在我国卧龙、王朗、长青和古田山等4个保护区的红外相机调查, Shen等(2020)发现旗舰物种通常有特化的栖息地需求, 将它们作为同域分布物种的代表以指导保护区规划, 并不能有效保护其他同域分布物种, 进而建议结合详实的监测数据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规划, 以确保对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科学管理.Chen C等(2019)发现, 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6个片区内2种被捕杀物种的当地多度与当地百姓对执法的看法有关, 而不是与执法的客观水平有关, 这表明社区外联作为保护区管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中缅边境北部的高黎贡山的偏远森林中, 研究人员明确了中缅边境地区极度濒危的缅甸金丝猴仅存在一个跨界群体, 多年活动范围为51.50-57.02 km², 群体规模在近年来呈现增长趋势(155-160只), 为这一珍稀灵长类物种的种群恢复和跨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Chen YX et al, 2015, 2022). ...
... ).基于在我国卧龙、王朗、长青和古田山等4个保护区的红外相机调查, Shen等(2020)发现旗舰物种通常有特化的栖息地需求, 将它们作为同域分布物种的代表以指导保护区规划, 并不能有效保护其他同域分布物种, 进而建议结合详实的监测数据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规划, 以确保对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科学管理.Chen C等(2019)发现, 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6个片区内2种被捕杀物种的当地多度与当地百姓对执法的看法有关, 而不是与执法的客观水平有关, 这表明社区外联作为保护区管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中缅边境北部的高黎贡山的偏远森林中, 研究人员明确了中缅边境地区极度濒危的缅甸金丝猴仅存在一个跨界群体, 多年活动范围为51.50-57.02 km², 群体规模在近年来呈现增长趋势(155-160只), 为这一珍稀灵长类物种的种群恢复和跨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Chen YX et al, 2015, 2022). ...
Amur tiger stripes: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1
2020
... (3)数据库管理与图像智能识别.在过去10年里, 全国各地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已获取了大量野生动物的图像数据, 但在物种鉴定分类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对科研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均构成了极大挑战, 迫切需要为物种识别、个体识别和行为识别探索一系列可靠、高效的自动分析工具.肖治术等(2014c)组织研发了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CameraData V1.0), 为红外相机大数据规范管理和物种鉴定分析提供了有效应用工具, 目前该平台已为60多个保护区(样区)提供了共享服务和应用.在物种自动识别方面,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等机器学习算法来剔除空拍或无动物照片(Wei et al, 2020; Yang QM et al, 2021)和实现快速物种自动识别(平均精确率可达84.9%-96.0%) (宫一男等, 2019).Hou等(2020)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开发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脸谱识别模型来识别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个体, 而Swarup等(2021)为大熊猫行走、坐、休息、攀爬和进食等5类行为建立了一种基于快速R-CNN的全自动行为识别方法, 为未来大熊猫的长期监测和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工具.近期Shi等(2020, 2022)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和东北虎不同身体部位的斑纹特征来提高个体识别的精确度, 为大型猫科动物个体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及其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 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有望为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大量图像数据的智能自动识别提供高效的分析工具, 有助于减少人工识别物种带来的各种限制, 促进数据的快速挖掘分析和共享应用. ...
Individual automatic det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big cat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body parts
1
2022
... (3)数据库管理与图像智能识别.在过去10年里, 全国各地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已获取了大量野生动物的图像数据, 但在物种鉴定分类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对科研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均构成了极大挑战, 迫切需要为物种识别、个体识别和行为识别探索一系列可靠、高效的自动分析工具.肖治术等(2014c)组织研发了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CameraData V1.0), 为红外相机大数据规范管理和物种鉴定分析提供了有效应用工具, 目前该平台已为60多个保护区(样区)提供了共享服务和应用.在物种自动识别方面,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等机器学习算法来剔除空拍或无动物照片(Wei et al, 2020; Yang QM et al, 2021)和实现快速物种自动识别(平均精确率可达84.9%-96.0%) (宫一男等, 2019).Hou等(2020)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开发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脸谱识别模型来识别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个体, 而Swarup等(2021)为大熊猫行走、坐、休息、攀爬和进食等5类行为建立了一种基于快速R-CNN的全自动行为识别方法, 为未来大熊猫的长期监测和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工具.近期Shi等(2020, 2022)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和东北虎不同身体部位的斑纹特征来提高个体识别的精确度, 为大型猫科动物个体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及其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 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有望为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大量图像数据的智能自动识别提供高效的分析工具, 有助于减少人工识别物种带来的各种限制, 促进数据的快速挖掘分析和共享应用. ...
吉林长白山地区水獭春季岸上活动节律
1
2021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吉林长白山地区水獭春季岸上活动节律
1
2021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四川鞍子河保护区发现红腹锦鸡与白腹锦鸡的自然杂交
1
2018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四川鞍子河保护区发现红腹锦鸡与白腹锦鸡的自然杂交
1
2018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四川邛崃山脉雪豹与散放牦牛潜在分布重叠与捕食风险评估
1
2019
... 红外相机调查结果显示, 人兽冲突依然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保护区内的放牧活动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王朗保护区, 放牧活动造成了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分布区的挤压(Wang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7)以及对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严重破坏(Li et al, 2020a); 在邛崃山系的雪豹分布区, 雪豹与家畜之间存在较高的冲突风险(史晓昀等, 2019);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放牧、围栏和家狗等的存在严重影响虎豹及其猎物种群的分布和活动(Xiao et al, 2018; Feng et al, 202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雪豹、棕熊(Ursus arctos)、狼与家畜、藏獒、牧民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存在, 对人畜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闫京艳等, 2019).这些研究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放牧管控和人兽冲突的缓减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建议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共同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
四川邛崃山脉雪豹与散放牦牛潜在分布重叠与捕食风险评估
1
2019
... 红外相机调查结果显示, 人兽冲突依然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保护区内的放牧活动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王朗保护区, 放牧活动造成了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分布区的挤压(Wang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7)以及对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严重破坏(Li et al, 2020a); 在邛崃山系的雪豹分布区, 雪豹与家畜之间存在较高的冲突风险(史晓昀等, 2019);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放牧、围栏和家狗等的存在严重影响虎豹及其猎物种群的分布和活动(Xiao et al, 2018; Feng et al, 202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雪豹、棕熊(Ursus arctos)、狼与家畜、藏獒、牧民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存在, 对人畜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闫京艳等, 2019).这些研究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放牧管控和人兽冲突的缓减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建议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共同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
广东韶关野生鸳鸯繁殖记录
1
2021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广东韶关野生鸳鸯繁殖记录
1
2021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山西晋中庆城林场华北豹及其主要猎物种群的红外相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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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 通过对20世纪中期以来大熊猫分布区各保护地内豹、雪豹、狼(Canis lupus)和豺(Cuon alpinus)等4种大型食肉动物的调查分析, Li S等(2020)发现这4种食肉兽的分布范围均有明显下降, 建议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群保护和恢复, 以确保食物链的完整性.宋大昭等(2014)对山西晋中庆城林场华北豹及其主要猎物种群进行监测与评估, 并利用个体识别技术, 从2017年至2021年累计拍摄到成年豹最小可识别数量达64只(Liu et al, 2022), 目前发现该种群呈现出增长趋势, 但也面临放牧的影响以及豹种群恢复对家畜的捕食风险.Yang HT等(2021)在陕西延安子午岭林区发现了华北豹的高密度种群, 共计拍摄到华北豹个体数至少28只.2018年, 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中国雪豹保护网络汇集了多家国内雪豹相关科研机构、民间机构和保护区等红外相机调查数据和文献调查, 整体明确了中国雪豹的分布和种群现状, 为进一步开展调查与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刘沿江等, 2019).最近, 马子驭等(2022)整理了在中国8个云豹(Neofelis nebulosa)潜在分布区的红外相机调查数据, 并结合其他已发表的调查数据和历史资料, 对全国云豹分布现状进行评估, 认为中国云豹目前仅分布于云南和西藏的边境地带, 生存现状堪忧, 亟需加强种群监测和关键栖息地保护. ...
...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的早期应用得到了WCS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WF (World Wildlife Fund)、CI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国际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研究专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应用的更加普及, 除了科研院所外, 国内一批民间保护团体、社区以及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等群体都开始使用红外相机作为野生动物调查和记录的工具, 也逐渐促进了公众科学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的发展.民间团体和个人对红外相机的使用从开始少量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 发展到规模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外调查与科研活动(刘炎林等, 2020).这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针对猫科动物(宋大昭等, 2014;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山西晋中庆城林场华北豹及其主要猎物种群的红外相机监测
3
2014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 通过对20世纪中期以来大熊猫分布区各保护地内豹、雪豹、狼(Canis lupus)和豺(Cuon alpinus)等4种大型食肉动物的调查分析, Li S等(2020)发现这4种食肉兽的分布范围均有明显下降, 建议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群保护和恢复, 以确保食物链的完整性.宋大昭等(2014)对山西晋中庆城林场华北豹及其主要猎物种群进行监测与评估, 并利用个体识别技术, 从2017年至2021年累计拍摄到成年豹最小可识别数量达64只(Liu et al, 2022), 目前发现该种群呈现出增长趋势, 但也面临放牧的影响以及豹种群恢复对家畜的捕食风险.Yang HT等(2021)在陕西延安子午岭林区发现了华北豹的高密度种群, 共计拍摄到华北豹个体数至少28只.2018年, 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中国雪豹保护网络汇集了多家国内雪豹相关科研机构、民间机构和保护区等红外相机调查数据和文献调查, 整体明确了中国雪豹的分布和种群现状, 为进一步开展调查与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刘沿江等, 2019).最近, 马子驭等(2022)整理了在中国8个云豹(Neofelis nebulosa)潜在分布区的红外相机调查数据, 并结合其他已发表的调查数据和历史资料, 对全国云豹分布现状进行评估, 认为中国云豹目前仅分布于云南和西藏的边境地带, 生存现状堪忧, 亟需加强种群监测和关键栖息地保护. ...
...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的早期应用得到了WCS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WF (World Wildlife Fund)、CI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国际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研究专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应用的更加普及, 除了科研院所外, 国内一批民间保护团体、社区以及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等群体都开始使用红外相机作为野生动物调查和记录的工具, 也逐渐促进了公众科学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的发展.民间团体和个人对红外相机的使用从开始少量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 发展到规模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外调查与科研活动(刘炎林等, 2020).这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针对猫科动物(宋大昭等, 2014;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Scaling-up camera traps: Monitoring the planet’s biodiversity with networks of remote sensors
2
2017
... 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图像数据包含物种、行为、日期、时间、天气和位置等基本信息, 改变了研究人员监测生物多样性的方式.目前, 红外相机技术已成为研究陆生兽类和鸟类的主要工具之一, 能够在更大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加强野生动物的监测力度, 从而产生了大量动物物种分布和多度的新信息, 而这些信息对于明确保护现状并提出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O’Connell et al, 2011; Howe et al, 2017).尽管有关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记录、调查与研究中的应用已有一个世纪(O’Connell et al, 2011), 但在过去10年中, 红外相机技术已快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使其成为地面活动兽类和鸟类的标准监测方法, 并在全球陆地各类生态系统部署了大量红外相机, 积累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图像大数据(Steenweg et al, 2017; Kays et al, 2020).目前, 通过在全球各地部署红外相机阵列(每个区域可达数十台到数千台红外相机), 每年通常会生成数以亿计的图像数据, 但这些海量图像的数据挖掘非常耗时, 并导致现有数据收集和后续共享利用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 非常不利于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危机情景下的保护工作(Kays et al, 2020).可喜的是, 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自动分析算法和模型不断被研发, 为提升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的处理速度和能力带来了极大希望(Norouzzadeh et al, 2018; Tuia et al, 2022).因此,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在全球各地的广泛应用及人工智能分析方法的研发, 该技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影响在日益增加, 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Steenweg et al, 2017; Delisle et al, 2021). ...
... ).因此,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在全球各地的广泛应用及人工智能分析方法的研发, 该技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影响在日益增加, 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Steenweg et al, 2017; Delisle et al, 2021). ...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监测道路对野生动物丰富度的影响——以观音山自然保护区一条内部道路为例
1
2022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也被应用到以道路、铁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如长白山公路(王云等, 2016)、秦岭高速公路建设(张洪峰等, 2016; 封托等, 2019; 苏宇晗等, 2022)和青藏铁路建设(封托等, 2013; 王云等, 2017).这些都为道路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监测道路对野生动物丰富度的影响——以观音山自然保护区一条内部道路为例
1
2022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也被应用到以道路、铁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如长白山公路(王云等, 2016)、秦岭高速公路建设(张洪峰等, 2016; 封托等, 2019; 苏宇晗等, 2022)和青藏铁路建设(封托等, 2013; 王云等, 2017).这些都为道路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
Terrestrial 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Review and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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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除了目标类群, 仅使用一种监测方法通常会导致其他类群的数据缺失或代表性不足, 难以全面评估全球不同尺度下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或生态系统的状况.红外相机技术代表了一种互补的方法, 通过监测单一位点来实现对该位点的所有大中型哺乳动物和鸟类进行采样.该方法覆盖了动物群落的一些重要类群(物种), 但没有提供动物离开视野后移动的信息, 也难以区分个体(具有独特标记的个体除外).尽管在树干上攀爬和设置红外相机需要付出大量额外的努力, 但对难以观察的树栖性动物, 红外相机通常比传统调查更有效, 收集的数据质量也更好(Whitworth et al, 2016).类似于红外相机, 声学传感器可用于监测鸟类、两栖动物、昆虫和陆生哺乳动物等陆生发声物种类群, 并可量化物种多样性、行为活动、种群和群落动态以及对人类活动的响应等重要生态指标, 但需要通过将动物的鸣叫特征与参考库进行比对等复杂的方法来识别物种(Sugai et al, 2019).动物追踪技术是一种通过卫星系统(GPS)或无线电信号来记录动物位置和运动的替代方法(Nathan et al, 2022).然而, 追踪技术通常仅限于一个或少数物种的少数个体, 而且所提供的有关动物群落的信息较少.因此, 不同监测技术方法会获取更多互补的类群和数据, 具体如何结合这些不同的监测技术方法需要权衡具体科学目标和资源可利用性. ...
Fear of large carnivores causes a trophic cas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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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通常, 红外相机调查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其数据能同时满足多项研究目标的要求, 如估计重点物种种群密度和调查区域的物种丰富度.不仅如此,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中还记录有大量物种的行为学信息, 而这些行为学信息常常缺乏整理分析, 因此如何整合这些行为学数据也是野生动物保护评估中的重要指标.如果在未来的调查设计中同时考虑动物行为在野生动物评估和保护管理中的需求, 可以将行为与其他种群和群落等重要指标一起记录, 从而有助于深入了解动物行为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等过程, 更好地服务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研究猎物对捕食者和人类的恐惧效应是红外相机应用的新兴热点.研究者能够通过红外相机获取动物的时空分布和与恐惧相关的预警、觅食等行为的时长与频率的数据, 从而分析恐惧的时空格局的影响因素(Palmer et al, 2017).而利用红外相机与声音录放设备相结合来开展声音回放相关的景观恐惧操控实验(playback experiment), 是探索捕食者与猎物、人类与动物之间互作关系的重要手段(Durant, 2000; Zanette et al, 2011; Suraci et al, 2016), 为解决野生动物掠食庄稼等人兽冲突问题和改善保护区管理提供新的思路(Palmer et al, 2022).一些研究正在考虑将红外相机和声学监测技术纳入操控实验, 如评估不同动物对引入新异刺激的行为反应(如捕食者的叫声; Suraci et al, 2016).由于林冠是许多树栖动物分布的特殊空间, 研究人员也在借助红外相机来监测这些树栖物种的多样性和行为(Moore et al, 2021). ...
... ).一些研究正在考虑将红外相机和声学监测技术纳入操控实验, 如评估不同动物对引入新异刺激的行为反应(如捕食者的叫声; Suraci et al, 2016).由于林冠是许多树栖动物分布的特殊空间, 研究人员也在借助红外相机来监测这些树栖物种的多样性和行为(Moore et al, 2021). ...
Giant panda behaviour recognition using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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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3)数据库管理与图像智能识别.在过去10年里, 全国各地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已获取了大量野生动物的图像数据, 但在物种鉴定分类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对科研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均构成了极大挑战, 迫切需要为物种识别、个体识别和行为识别探索一系列可靠、高效的自动分析工具.肖治术等(2014c)组织研发了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CameraData V1.0), 为红外相机大数据规范管理和物种鉴定分析提供了有效应用工具, 目前该平台已为60多个保护区(样区)提供了共享服务和应用.在物种自动识别方面,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等机器学习算法来剔除空拍或无动物照片(Wei et al, 2020; Yang QM et al, 2021)和实现快速物种自动识别(平均精确率可达84.9%-96.0%) (宫一男等, 2019).Hou等(2020)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开发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脸谱识别模型来识别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个体, 而Swarup等(2021)为大熊猫行走、坐、休息、攀爬和进食等5类行为建立了一种基于快速R-CNN的全自动行为识别方法, 为未来大熊猫的长期监测和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工具.近期Shi等(2020, 2022)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和东北虎不同身体部位的斑纹特征来提高个体识别的精确度, 为大型猫科动物个体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及其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 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有望为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大量图像数据的智能自动识别提供高效的分析工具, 有助于减少人工识别物种带来的各种限制, 促进数据的快速挖掘分析和共享应用. ...
Machine learning to classify animal species in camera trap images: Applications in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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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在过去10年中, 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用于图像物种自动识别的研究在激增(Norouzzadeh et al, 2018), 而这些分析工具现在已逐渐被集成到数据管理系统中, 包括基于云平台的解决方案(eMammal和Wildlife Insights等)和招募志愿者来识别动物的解决方案(Tuia et al, 2022).然而, 目前研究人员可用的物种图像分类模型数量仍然不多, 而且这些模型通常只涉及一个或两个站点的图像数据.如果能集合来自更多合作伙伴的数据集来构建足够大的训练、验证和测试数据集, 这对开发高效的物种分类模型是很有潜力的, 可在物种水平上确保更高的准确性.最近, 研究人员采用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用于野生动物图像数据的物种自动识别和快速评估.例如, 在北美(Tabak et al, 2018)、中非(Whytock et al, 2021)和东非(Norouzzadeh et al, 2018)的研究中, 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所验证动物图像数据集的总体准确率分别达97%、78%和94%.此外, 需要开发能够将多种数据类型整合到栖息地模型中的分析工具(Pacifici et al, 2017), 如通过红外相机数据与其他数据类型(如动物追踪、公众科学、博物馆记录)来构建统计分析模型, 从而提高人们对物种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理解(Kays et al, 2020). ...
How the color of reflective materials influences the occurrence of mammals and 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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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獭快速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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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獭快速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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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云南西双版纳发现缟灵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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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云南西双版纳发现缟灵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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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Perspectives in machine learning for wildlife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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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长期以来, 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面临来自人类活动的多重威胁, 如栖息地丧失、过度利用、外来物种入侵、人兽冲突和环境污染等.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影响, 以体型较大的各类动物物种为代表的全球性动物群丧失(defaunation)的危机已经超过了人类跟踪、监测和理解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变化的能力(Dirzo et al, 2014).通常, 传统的野生动物监测和评估需要大量的野外作业, 持续时间长, 专业技术要求高,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导致科学数据采集的能力十分有限, 阻碍了人们对自然更深入的认识, 难以适应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Kays et al, 2020).在过去十多年里, 随着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 在降低监测成本的同时, 各类自动传感器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数据采集能力远远超过了人类以往的能力(Tuia et al, 2022).目前, 针对野生动物监测和研究的关键技术革新主要涉及3个方面: 小型低功耗监测设备的商业化应用, 基于无线通信的实时传输网络,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识别算法和模型(Keitt & Abelson, 2021).例如, 红外相机、声纹设备和公众科学在全球各地被广泛用于收集野生动物的图像和声学等数据, 构成了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大数据的重要来源(Kays et al, 2020; Tuia et al, 2022).这些大数据的分辨率高、覆盖范围大, 且来源十分广泛, 不仅能提供丰富的、多维度的物种分布和多度的动态数据, 也记录了各类动物的行为和相关特性, 使研究人员能更好地预测和管理不断变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Tuia et al, 2022).尽管技术革新永远难以取代研究人员的专业技能, 但基于自动传感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广泛应用, 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在保护和恢复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潜力和机会. ...
... ; Tuia et al, 2022).这些大数据的分辨率高、覆盖范围大, 且来源十分广泛, 不仅能提供丰富的、多维度的物种分布和多度的动态数据, 也记录了各类动物的行为和相关特性, 使研究人员能更好地预测和管理不断变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Tuia et al, 2022).尽管技术革新永远难以取代研究人员的专业技能, 但基于自动传感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广泛应用, 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在保护和恢复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潜力和机会. ...
... ).这些大数据的分辨率高、覆盖范围大, 且来源十分广泛, 不仅能提供丰富的、多维度的物种分布和多度的动态数据, 也记录了各类动物的行为和相关特性, 使研究人员能更好地预测和管理不断变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Tuia et al, 2022).尽管技术革新永远难以取代研究人员的专业技能, 但基于自动传感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的广泛应用, 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在保护和恢复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潜力和机会. ...
... 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图像数据包含物种、行为、日期、时间、天气和位置等基本信息, 改变了研究人员监测生物多样性的方式.目前, 红外相机技术已成为研究陆生兽类和鸟类的主要工具之一, 能够在更大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加强野生动物的监测力度, 从而产生了大量动物物种分布和多度的新信息, 而这些信息对于明确保护现状并提出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O’Connell et al, 2011; Howe et al, 2017).尽管有关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记录、调查与研究中的应用已有一个世纪(O’Connell et al, 2011), 但在过去10年中, 红外相机技术已快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使其成为地面活动兽类和鸟类的标准监测方法, 并在全球陆地各类生态系统部署了大量红外相机, 积累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图像大数据(Steenweg et al, 2017; Kays et al, 2020).目前, 通过在全球各地部署红外相机阵列(每个区域可达数十台到数千台红外相机), 每年通常会生成数以亿计的图像数据, 但这些海量图像的数据挖掘非常耗时, 并导致现有数据收集和后续共享利用之间存在明显的滞后, 非常不利于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危机情景下的保护工作(Kays et al, 2020).可喜的是, 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自动分析算法和模型不断被研发, 为提升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的处理速度和能力带来了极大希望(Norouzzadeh et al, 2018; Tuia et al, 2022).因此,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在全球各地的广泛应用及人工智能分析方法的研发, 该技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影响在日益增加, 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Steenweg et al, 2017; Delisle et al, 2021). ...
... 在过去10年中, 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用于图像物种自动识别的研究在激增(Norouzzadeh et al, 2018), 而这些分析工具现在已逐渐被集成到数据管理系统中, 包括基于云平台的解决方案(eMammal和Wildlife Insights等)和招募志愿者来识别动物的解决方案(Tuia et al, 2022).然而, 目前研究人员可用的物种图像分类模型数量仍然不多, 而且这些模型通常只涉及一个或两个站点的图像数据.如果能集合来自更多合作伙伴的数据集来构建足够大的训练、验证和测试数据集, 这对开发高效的物种分类模型是很有潜力的, 可在物种水平上确保更高的准确性.最近, 研究人员采用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用于野生动物图像数据的物种自动识别和快速评估.例如, 在北美(Tabak et al, 2018)、中非(Whytock et al, 2021)和东非(Norouzzadeh et al, 2018)的研究中, 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所验证动物图像数据集的总体准确率分别达97%、78%和94%.此外, 需要开发能够将多种数据类型整合到栖息地模型中的分析工具(Pacifici et al, 2017), 如通过红外相机数据与其他数据类型(如动物追踪、公众科学、博物馆记录)来构建统计分析模型, 从而提高人们对物种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理解(Kays et al, 2020). ...
长江源区同域分布兔狲、藏狐和赤狐的时空重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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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野生动物的时空利用是过去10年间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涉及同营养级的竞争物种(贾晓东等, 2014; 王东等, 2022)、捕食者与猎物之间(邹博研等, 2021)以及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时空生态位分化和共存机制等方面(Yang HT et al, 2021;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 ;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长江源区同域分布兔狲、藏狐和赤狐的时空重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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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野生动物的时空利用是过去10年间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涉及同营养级的竞争物种(贾晓东等, 2014; 王东等, 2022)、捕食者与猎物之间(邹博研等, 2021)以及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时空生态位分化和共存机制等方面(Yang HT et al, 2021;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 ;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调查长江正源沱沱河流域鸟兽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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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调查长江正源沱沱河流域鸟兽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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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How important is meat in the diet of giant pandas, the most herbivorous 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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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Use of remote-trip cameras for wildlife surveys and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at a nature reserve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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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Does one size fit all? A multispecies approach to regional landscape corridor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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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了解哪些物种使用哪些类型的生态廊道是自然保护地空间规划的关键.Wang等(2014)综合评估了不同管理政策情境下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斑块之间大熊猫种群间交流的潜在连通性, 为该区域栖息地的生态廊道科学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Wang F 等(2018)发现, 并非所有潜在的大熊猫生态廊道都对其他野生动物物种有效, 并建议保护规划者应基于多物种视角来优先考虑生态廊道建设, 而不会失去优先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连通性.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研究人员通过建立空中索道来促进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的扩散迁移, 也加强了该物种栖息地的连通性和种群间的信息交流(Chan et al, 2020).通过对珍稀濒危物种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和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在功能区的分布和栖息地利用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区规划、生态廊道建设以及重点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余建平等, 2019; Shen et al, 2020).基于在我国卧龙、王朗、长青和古田山等4个保护区的红外相机调查, Shen等(2020)发现旗舰物种通常有特化的栖息地需求, 将它们作为同域分布物种的代表以指导保护区规划, 并不能有效保护其他同域分布物种, 进而建议结合详实的监测数据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规划, 以确保对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科学管理.Chen C等(2019)发现, 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6个片区内2种被捕杀物种的当地多度与当地百姓对执法的看法有关, 而不是与执法的客观水平有关, 这表明社区外联作为保护区管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中缅边境北部的高黎贡山的偏远森林中, 研究人员明确了中缅边境地区极度濒危的缅甸金丝猴仅存在一个跨界群体, 多年活动范围为51.50-57.02 km², 群体规模在近年来呈现增长趋势(155-160只), 为这一珍稀灵长类物种的种群恢复和跨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Chen YX et al, 2015, 2022). ...
Shared resources between giant panda and sympatric wild and domestic mam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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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占域模型通过构建两个物种以上的共现(co- occurrence)模型来帮助理解物种间相互作用, 如捕食者-猎物关系和竞争关系.Wang等(2015)运用共现模型分析发现同域本土物种对大熊猫的空间分布没有限制作用, 但散放在竹林中的家牛限制了大熊猫的分布.Bu等(2016)通过建立物种对的共现模型分析了我国西南地区5种中型食肉动物相互间的空间作用模式, 发现只有花面狸(Paguma larvata)和猪獾(Arctonyx collaris)表现出相互回避, 其他物种对彼此间相互独立或模式不明显.Li ZL等(2018)运用大规模的红外相机数据分析了存在竞争关系的东北虎和东北豹的作用关系, 研究发现东北豹在空间尺度上未表现出对同域东北虎高利用区域的回避, 而在时间生态位上避开东北虎. ...
... 红外相机调查结果显示, 人兽冲突依然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保护区内的放牧活动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王朗保护区, 放牧活动造成了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分布区的挤压(Wang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7)以及对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严重破坏(Li et al, 2020a); 在邛崃山系的雪豹分布区, 雪豹与家畜之间存在较高的冲突风险(史晓昀等, 2019);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放牧、围栏和家狗等的存在严重影响虎豹及其猎物种群的分布和活动(Xiao et al, 2018; Feng et al, 202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雪豹、棕熊(Ursus arctos)、狼与家畜、藏獒、牧民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存在, 对人畜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闫京艳等, 2019).这些研究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放牧管控和人兽冲突的缓减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建议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共同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
Evaluating landscape options for corridor restoration between giant panda 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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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动物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种群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对于红外相机监测技术, 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占域模型.基于该模型框架对调查网格开展多次重复调查获得被探测到-未被探测的数据, 在考虑探测率的条件下, 对物种的占域率或生境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分析(MacKenzie et al, 2002).占域模型较多应用于我国生态系统旗舰物种研究中, 如大熊猫(Wang et al, 2014)、东北虎(Wang TM et al, 2018; Xiao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a)、华北豹(Yang HT et al, 2021)等, 深入探究生物因素(人类干扰、猎物)和非生物因素对种群空间分布的影响, 为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保护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
... 了解哪些物种使用哪些类型的生态廊道是自然保护地空间规划的关键.Wang等(2014)综合评估了不同管理政策情境下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斑块之间大熊猫种群间交流的潜在连通性, 为该区域栖息地的生态廊道科学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Wang F 等(2018)发现, 并非所有潜在的大熊猫生态廊道都对其他野生动物物种有效, 并建议保护规划者应基于多物种视角来优先考虑生态廊道建设, 而不会失去优先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连通性.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研究人员通过建立空中索道来促进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的扩散迁移, 也加强了该物种栖息地的连通性和种群间的信息交流(Chan et al, 2020).通过对珍稀濒危物种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和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在功能区的分布和栖息地利用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区规划、生态廊道建设以及重点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余建平等, 2019; Shen et al, 2020).基于在我国卧龙、王朗、长青和古田山等4个保护区的红外相机调查, Shen等(2020)发现旗舰物种通常有特化的栖息地需求, 将它们作为同域分布物种的代表以指导保护区规划, 并不能有效保护其他同域分布物种, 进而建议结合详实的监测数据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规划, 以确保对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科学管理.Chen C等(2019)发现, 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6个片区内2种被捕杀物种的当地多度与当地百姓对执法的看法有关, 而不是与执法的客观水平有关, 这表明社区外联作为保护区管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中缅边境北部的高黎贡山的偏远森林中, 研究人员明确了中缅边境地区极度濒危的缅甸金丝猴仅存在一个跨界群体, 多年活动范围为51.50-57.02 km², 群体规模在近年来呈现增长趋势(155-160只), 为这一珍稀灵长类物种的种群恢复和跨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Chen YX et al, 2015, 2022). ...
Add Himalaya’s Grand Canyon to China’s first national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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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单一物种的发现, 红外相机的大量应用还在于能同时探测到更多的物种, 成为生物多样性编目和评估的重要工具.对野生动物的评估体现为我国过去10多年里完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试点)为代表性区域的大中型陆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群落的编目报告, 其中全国有多达300多个保护区发表了编目论文(图2c).目前, 通过红外相机至少已记录到兽类物种达11目32科165种, 占我国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总数(686种, 魏辅文等, 2021)的24%, 以及鸟类物种达17目61科507种, 占我国野生鸟类物种总数(1,445种, 郑光美, 2017)的35.1% (李晟, 2020).最近, 红外相机调查还揭示了以前被忽视区域的保护价值, 如四川新龙县发现7种猫科动物(Wang YQ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分布有完整的食肉兽群落(Wang F et al, 2021).此外, 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的动物组成和分布(房以好等, 2018). ...
...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的早期应用得到了WCS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WF (World Wildlife Fund)、CI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等国际保护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研究专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 随着红外相机技术应用的更加普及, 除了科研院所外, 国内一批民间保护团体、社区以及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等群体都开始使用红外相机作为野生动物调查和记录的工具, 也逐渐促进了公众科学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的发展.民间团体和个人对红外相机的使用从开始少量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的影像记录, 发展到规模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外调查与科研活动(刘炎林等, 2020).这一系列的调查与研究主要针对猫科动物(宋大昭等, 2014; 刘炎林等, 2020)、重要但被忽略的栖息地(Wang F et al, 2021)、城市、社区保护小区等开展综合调查和监测,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绩, 包括许多新物种(Li et al, 2015)和物种新分布记录(李飞等, 2017a, b)被发现, 以及针对一些濒危物种的种群研究取得了详实的科学数据, 为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数据和决策依据(刘沿江等, 2019; 刘炎林等, 2020). ...
Site-specific and seasonal variation in habitat use of Eurasian otters (Lutra lutra) in wester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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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Amur tigers and leopards returning to China: Direct evidence and a landscape conserva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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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红外相机监测平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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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 (2)实时组网传输.考虑到无线传输高清图像的功耗、成本和带宽等限制, 数据采集大都通过人工从野外取回红外相机存储卡, 再转移到存储设备中.同时, 还有一些红外相机可通过GSM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4G网络的连接来实现图像数据的实时传输.由于绝大多数监测区域(保护区)的网络信息覆盖范围极为有限, 加上成本高、网络速度慢, 导致这些联网相机的使用受到了明显限制.针对保护区网络信息不通达、基础设施设备落后、新技术应用和数据管理短板等关键难题, 2018年以来, 北京师范大学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单位在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相继通过集成优化以广电700 MHz 4G网络实现实时传输和以人工智能技术、云存储、webGIS等核心技术来实现大数据智能化管理与可视化分析, 成功构建了以陆生大中型兽类(及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对象的野生动物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为全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科研监测提供了科技示范(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目前, 该类技术也逐渐在全国其他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推广应用. ...
... 目前,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我国许多重要珍稀物种和相关类群开展了深入调查研究.通过对东北虎与东北豹种群数量的估计, 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和虎豹及其栖息地的跨境保护提供了科技支撑(王天明等, 2020).结合近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监测到的成年东北虎(26-27只)和成年东北豹(49-59只)的种群数量以及该公园的空间面积、当前猎物数量和猎物环境容纳量, 研究人员按照性别均衡原则评估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可支持成年东北虎数量分别为55只、90只和101只, 东北豹为95只、356只和572只(Wen et al, 2022).该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恢复和提升国家公园内的猎物数量和植被质量, 同时加强生境斑块的连通性, 形成保护地网络, 促进虎豹种群向国家公园外部扩散, 以发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种群作为中国虎豹种群恢复的源种群作用. ...
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红外相机监测平台概述
4
2020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 (2)实时组网传输.考虑到无线传输高清图像的功耗、成本和带宽等限制, 数据采集大都通过人工从野外取回红外相机存储卡, 再转移到存储设备中.同时, 还有一些红外相机可通过GSM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4G网络的连接来实现图像数据的实时传输.由于绝大多数监测区域(保护区)的网络信息覆盖范围极为有限, 加上成本高、网络速度慢, 导致这些联网相机的使用受到了明显限制.针对保护区网络信息不通达、基础设施设备落后、新技术应用和数据管理短板等关键难题, 2018年以来, 北京师范大学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单位在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相继通过集成优化以广电700 MHz 4G网络实现实时传输和以人工智能技术、云存储、webGIS等核心技术来实现大数据智能化管理与可视化分析, 成功构建了以陆生大中型兽类(及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对象的野生动物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为全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科研监测提供了科技示范(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目前, 该类技术也逐渐在全国其他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推广应用. ...
... 目前,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我国许多重要珍稀物种和相关类群开展了深入调查研究.通过对东北虎与东北豹种群数量的估计, 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和虎豹及其栖息地的跨境保护提供了科技支撑(王天明等, 2020).结合近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监测到的成年东北虎(26-27只)和成年东北豹(49-59只)的种群数量以及该公园的空间面积、当前猎物数量和猎物环境容纳量, 研究人员按照性别均衡原则评估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可支持成年东北虎数量分别为55只、90只和101只, 东北豹为95只、356只和572只(Wen et al, 2022).该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恢复和提升国家公园内的猎物数量和植被质量, 同时加强生境斑块的连通性, 形成保护地网络, 促进虎豹种群向国家公园外部扩散, 以发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种群作为中国虎豹种群恢复的源种群作用. ...
Living on the edge: Opportunities for Amur tiger recovery in China
2
2018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 动物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种群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对于红外相机监测技术, 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占域模型.基于该模型框架对调查网格开展多次重复调查获得被探测到-未被探测的数据, 在考虑探测率的条件下, 对物种的占域率或生境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分析(MacKenzie et al, 2002).占域模型较多应用于我国生态系统旗舰物种研究中, 如大熊猫(Wang et al, 2014)、东北虎(Wang TM et al, 2018; Xiao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a)、华北豹(Yang HT et al, 2021)等, 深入探究生物因素(人类干扰、猎物)和非生物因素对种群空间分布的影响, 为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保护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
应用红外相机技术监测长白山区公路对大中型兽类出现率的影响
1
2016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也被应用到以道路、铁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如长白山公路(王云等, 2016)、秦岭高速公路建设(张洪峰等, 2016; 封托等, 2019; 苏宇晗等, 2022)和青藏铁路建设(封托等, 2013; 王云等, 2017).这些都为道路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
应用红外相机技术监测长白山区公路对大中型兽类出现率的影响
1
2016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也被应用到以道路、铁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如长白山公路(王云等, 2016)、秦岭高速公路建设(张洪峰等, 2016; 封托等, 2019; 苏宇晗等, 2022)和青藏铁路建设(封托等, 2013; 王云等, 2017).这些都为道路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
青藏高速公路格拉段野生动物通道设计参数研究
1
2017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也被应用到以道路、铁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如长白山公路(王云等, 2016)、秦岭高速公路建设(张洪峰等, 2016; 封托等, 2019; 苏宇晗等, 2022)和青藏铁路建设(封托等, 2013; 王云等, 2017).这些都为道路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
青藏高速公路格拉段野生动物通道设计参数研究
1
2017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也被应用到以道路、铁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如长白山公路(王云等, 2016)、秦岭高速公路建设(张洪峰等, 2016; 封托等, 2019; 苏宇晗等, 2022)和青藏铁路建设(封托等, 2013; 王云等, 2017).这些都为道路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猫的色型类别与活动节律
2
2019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猫的色型类别与活动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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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Xinlong County of Ganzi, Sichuan, a newly discovered felid hotspot in South-west China
1
2021
...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单一物种的发现, 红外相机的大量应用还在于能同时探测到更多的物种, 成为生物多样性编目和评估的重要工具.对野生动物的评估体现为我国过去10多年里完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试点)为代表性区域的大中型陆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群落的编目报告, 其中全国有多达300多个保护区发表了编目论文(图2c).目前, 通过红外相机至少已记录到兽类物种达11目32科165种, 占我国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总数(686种, 魏辅文等, 2021)的24%, 以及鸟类物种达17目61科507种, 占我国野生鸟类物种总数(1,445种, 郑光美, 2017)的35.1% (李晟, 2020).最近, 红外相机调查还揭示了以前被忽视区域的保护价值, 如四川新龙县发现7种猫科动物(Wang YQ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分布有完整的食肉兽群落(Wang F et al, 2021).此外, 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的动物组成和分布(房以好等, 2018). ...
Camera-trapping for Conservation: A Guide to Best-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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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Snap happy: Camera traps are an effective sampling tool when compared with alternativ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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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技术(infrared-triggered/remote cameras或camera-trapping technology)主要指使用由热量变化(温差)所触发的自动相机来记录在其前方经过的动物的图像(照片或视频), 并通过这些图像来识别物种在特定地点和时间出现的方法.在过去十多年中, 红外相机技术的革新主要来源于相机及触发灵敏度的总体性能改进.尽管有多种传感器可用于检测运动并触发相机, 但现有多数自动相机都使用被动红外(PIR)传感器.红外相机技术的革新体现了其快速的触发速度(即动物进入PIR监测区域和相机触发之间的时间, 通常< 0.5 s)、可探测小型动物的能力(动物体重> 50 g)、伪装的外形和肉眼不可见的补光光源等优点.同时, 由于具有功耗低、造型小巧且便于携带、影像质量高以及对恶劣环境的耐受性能强等优势, 大量的相机能同时部署在广阔的区域, 并连续工作数月(待机时长可达3-6月), 从而帮助研究人员获取大量物种的有效数据.考虑到许多动物具有高度移动性、隐秘性且害怕人类等因素, 故无人值守的红外相机技术往往比传统的人工调查(如借助足迹和粪便等痕迹)更具明显优势, 而且该方法不具损伤性, 不用捕捉活体动物, 从而普遍提高了该技术在隐秘物种、稀有物种研究和保护方面的应用(Wearn & Glover-Kapfer, 2019). ...
中国兽类名录(20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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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单一物种的发现, 红外相机的大量应用还在于能同时探测到更多的物种, 成为生物多样性编目和评估的重要工具.对野生动物的评估体现为我国过去10多年里完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试点)为代表性区域的大中型陆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群落的编目报告, 其中全国有多达300多个保护区发表了编目论文(图2c).目前, 通过红外相机至少已记录到兽类物种达11目32科165种, 占我国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总数(686种, 魏辅文等, 2021)的24%, 以及鸟类物种达17目61科507种, 占我国野生鸟类物种总数(1,445种, 郑光美, 2017)的35.1% (李晟, 2020).最近, 红外相机调查还揭示了以前被忽视区域的保护价值, 如四川新龙县发现7种猫科动物(Wang YQ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分布有完整的食肉兽群落(Wang F et al, 2021).此外, 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的动物组成和分布(房以好等, 2018). ...
中国兽类名录(20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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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单一物种的发现, 红外相机的大量应用还在于能同时探测到更多的物种, 成为生物多样性编目和评估的重要工具.对野生动物的评估体现为我国过去10多年里完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试点)为代表性区域的大中型陆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群落的编目报告, 其中全国有多达300多个保护区发表了编目论文(图2c).目前, 通过红外相机至少已记录到兽类物种达11目32科165种, 占我国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总数(686种, 魏辅文等, 2021)的24%, 以及鸟类物种达17目61科507种, 占我国野生鸟类物种总数(1,445种, 郑光美, 2017)的35.1% (李晟, 2020).最近, 红外相机调查还揭示了以前被忽视区域的保护价值, 如四川新龙县发现7种猫科动物(Wang YQ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分布有完整的食肉兽群落(Wang F et al, 2021).此外, 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的动物组成和分布(房以好等, 2018). ...
Zilong: A tool to identify empty images in camera-trap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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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3)数据库管理与图像智能识别.在过去10年里, 全国各地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已获取了大量野生动物的图像数据, 但在物种鉴定分类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对科研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均构成了极大挑战, 迫切需要为物种识别、个体识别和行为识别探索一系列可靠、高效的自动分析工具.肖治术等(2014c)组织研发了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CameraData V1.0), 为红外相机大数据规范管理和物种鉴定分析提供了有效应用工具, 目前该平台已为60多个保护区(样区)提供了共享服务和应用.在物种自动识别方面,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等机器学习算法来剔除空拍或无动物照片(Wei et al, 2020; Yang QM et al, 2021)和实现快速物种自动识别(平均精确率可达84.9%-96.0%) (宫一男等, 2019).Hou等(2020)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开发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脸谱识别模型来识别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个体, 而Swarup等(2021)为大熊猫行走、坐、休息、攀爬和进食等5类行为建立了一种基于快速R-CNN的全自动行为识别方法, 为未来大熊猫的长期监测和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工具.近期Shi等(2020, 2022)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和东北虎不同身体部位的斑纹特征来提高个体识别的精确度, 为大型猫科动物个体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及其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 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有望为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大量图像数据的智能自动识别提供高效的分析工具, 有助于减少人工识别物种带来的各种限制, 促进数据的快速挖掘分析和共享应用. ...
Conservation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of large carnivores in protected areas: A case study in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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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目前,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我国许多重要珍稀物种和相关类群开展了深入调查研究.通过对东北虎与东北豹种群数量的估计, 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和虎豹及其栖息地的跨境保护提供了科技支撑(王天明等, 2020).结合近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监测到的成年东北虎(26-27只)和成年东北豹(49-59只)的种群数量以及该公园的空间面积、当前猎物数量和猎物环境容纳量, 研究人员按照性别均衡原则评估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可支持成年东北虎数量分别为55只、90只和101只, 东北豹为95只、356只和572只(Wen et al, 2022).该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恢复和提升国家公园内的猎物数量和植被质量, 同时加强生境斑块的连通性, 形成保护地网络, 促进虎豹种群向国家公园外部扩散, 以发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种群作为中国虎豹种群恢复的源种群作用. ...
Out on a limb: Arboreal camera traps as an emerging methodology for inventorying elusive rainforest mam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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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除了目标类群, 仅使用一种监测方法通常会导致其他类群的数据缺失或代表性不足, 难以全面评估全球不同尺度下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或生态系统的状况.红外相机技术代表了一种互补的方法, 通过监测单一位点来实现对该位点的所有大中型哺乳动物和鸟类进行采样.该方法覆盖了动物群落的一些重要类群(物种), 但没有提供动物离开视野后移动的信息, 也难以区分个体(具有独特标记的个体除外).尽管在树干上攀爬和设置红外相机需要付出大量额外的努力, 但对难以观察的树栖性动物, 红外相机通常比传统调查更有效, 收集的数据质量也更好(Whitworth et al, 2016).类似于红外相机, 声学传感器可用于监测鸟类、两栖动物、昆虫和陆生哺乳动物等陆生发声物种类群, 并可量化物种多样性、行为活动、种群和群落动态以及对人类活动的响应等重要生态指标, 但需要通过将动物的鸣叫特征与参考库进行比对等复杂的方法来识别物种(Sugai et al, 2019).动物追踪技术是一种通过卫星系统(GPS)或无线电信号来记录动物位置和运动的替代方法(Nathan et al, 2022).然而, 追踪技术通常仅限于一个或少数物种的少数个体, 而且所提供的有关动物群落的信息较少.因此, 不同监测技术方法会获取更多互补的类群和数据, 具体如何结合这些不同的监测技术方法需要权衡具体科学目标和资源可利用性. ...
Robust ecological analysis of camera trap data labelled by a machine learn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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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在过去10年中, 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用于图像物种自动识别的研究在激增(Norouzzadeh et al, 2018), 而这些分析工具现在已逐渐被集成到数据管理系统中, 包括基于云平台的解决方案(eMammal和Wildlife Insights等)和招募志愿者来识别动物的解决方案(Tuia et al, 2022).然而, 目前研究人员可用的物种图像分类模型数量仍然不多, 而且这些模型通常只涉及一个或两个站点的图像数据.如果能集合来自更多合作伙伴的数据集来构建足够大的训练、验证和测试数据集, 这对开发高效的物种分类模型是很有潜力的, 可在物种水平上确保更高的准确性.最近, 研究人员采用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用于野生动物图像数据的物种自动识别和快速评估.例如, 在北美(Tabak et al, 2018)、中非(Whytock et al, 2021)和东非(Norouzzadeh et al, 2018)的研究中, 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所验证动物图像数据集的总体准确率分别达97%、78%和94%.此外, 需要开发能够将多种数据类型整合到栖息地模型中的分析工具(Pacifici et al, 2017), 如通过红外相机数据与其他数据类型(如动物追踪、公众科学、博物馆记录)来构建统计分析模型, 从而提高人们对物种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理解(Kays et al, 2020). ...
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与猎物的种群分布、数量和占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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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与猎物的种群分布、数量和占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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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Estimating abundance and density of Amur tigers along the Sino-Russian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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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ungulate prey shape Amur tiger occurrence in a core protected area along the Sino-Russian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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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动物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种群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对于红外相机监测技术, 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占域模型.基于该模型框架对调查网格开展多次重复调查获得被探测到-未被探测的数据, 在考虑探测率的条件下, 对物种的占域率或生境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分析(MacKenzie et al, 2002).占域模型较多应用于我国生态系统旗舰物种研究中, 如大熊猫(Wang et al, 2014)、东北虎(Wang TM et al, 2018; Xiao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a)、华北豹(Yang HT et al, 2021)等, 深入探究生物因素(人类干扰、猎物)和非生物因素对种群空间分布的影响, 为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保护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
... 红外相机调查结果显示, 人兽冲突依然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保护区内的放牧活动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王朗保护区, 放牧活动造成了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分布区的挤压(Wang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7)以及对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严重破坏(Li et al, 2020a); 在邛崃山系的雪豹分布区, 雪豹与家畜之间存在较高的冲突风险(史晓昀等, 2019);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放牧、围栏和家狗等的存在严重影响虎豹及其猎物种群的分布和活动(Xiao et al, 2018; Feng et al, 202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雪豹、棕熊(Ursus arctos)、狼与家畜、藏獒、牧民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存在, 对人畜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闫京艳等, 2019).这些研究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放牧管控和人兽冲突的缓减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建议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共同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
基于标记-重捕模型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种群监测的方法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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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基于标记-重捕模型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种群监测的方法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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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我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的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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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我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的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
1
2014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红外相机技术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编目调查
1
2016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红外相机技术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编目调查
1
2016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红外相机技术在我国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清查与评估中的应用
3
2019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红外相机技术在我国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清查与评估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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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Dual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scatter-hoarding rodents: Pollinators and seed dispersers of Mucuna sempervirens (Fabaceae)
1
2021
... 物种间相互作用是生物多样性发挥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过程, 涉及竞争、捕食和寄生等拮抗作用和传粉、种子传播等互惠作用.结合红外相机技术, 国内在食果动物与植物种间互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Yang等(2018)揭示了森林演替梯度对啮齿动物与种子互作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合集合群落和多层网络分析, Li HD等(2020)首次明确了树上、树下食果动物的觅食生态位分化及其在集合群落及集合网络中扮演的功能角色, 揭示了物种功能性状和分布范围在集合网络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 为区域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的维持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Zhang Y等(2021)借助红外相机为三蕊兰(Neuwiedia singapureana)的种子经由鸟类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Gu等(2017)结合红外相机、种子标签法和鼠类个体标记等方法对单个种子、鼠类个体进行多年连续跟踪和识别, 揭示了鼠类在取食、贮藏以及贮藏后种内和种间盗食等方面的相关行为和生态机制.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食果动物的组成和行为(Zhu et al, 2021, 2022).Xiao (2021)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和种子标签法首次证实在四川都江堰区域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等啮齿动物为常春油麻藤(Mucuna sempervirens)提供了传粉和种子传播等双重互惠功能.此外, 在台湾、香港等地, 也有研究利用红外相机来调查大果油麻藤(M. macrocarpa; Kobayashi et al, 2017)、白花油麻藤(M. birdwoodiana; Kobayashi et al, 2019)和港油麻藤(M. championii; Kobayashi et al, 2021)与传粉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
红外相机技术在我国野生动物监测研究中的应用
1
2014a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红外相机技术在我国野生动物监测研究中的应用
1
2014a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探讨我国森林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规范
2
2014b
... 过去10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各地, 特别是在各类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监测中得到了快速应用.这个阶段所面临的核心任务是以适应全国尺度的同步调查和长期监测为目标来明确科学监测规范标准, 针对数据采集、管理和分析等综合监测流程和标准化技术体系进行集成优化和整合.通过建立保护区(样区)、区域和全国等多尺度的监测与研究网络和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有效地推动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研究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为全国以红外相机技术为重点的野生动物科学监测、科学评估和科学保护奠定了可靠的数据基础(肖治术等, 2014b, 2017; 李晟, 2020).技术方法的进展具体包括: ...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探讨我国森林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规范
2
2014b
... 过去10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各地, 特别是在各类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监测中得到了快速应用.这个阶段所面临的核心任务是以适应全国尺度的同步调查和长期监测为目标来明确科学监测规范标准, 针对数据采集、管理和分析等综合监测流程和标准化技术体系进行集成优化和整合.通过建立保护区(样区)、区域和全国等多尺度的监测与研究网络和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有效地推动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研究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为全国以红外相机技术为重点的野生动物科学监测、科学评估和科学保护奠定了可靠的数据基础(肖治术等, 2014b, 2017; 李晟, 2020).技术方法的进展具体包括: ...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中国兽类多样性监测网的建设规划与进展
3
2017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过去10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各地, 特别是在各类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监测中得到了快速应用.这个阶段所面临的核心任务是以适应全国尺度的同步调查和长期监测为目标来明确科学监测规范标准, 针对数据采集、管理和分析等综合监测流程和标准化技术体系进行集成优化和整合.通过建立保护区(样区)、区域和全国等多尺度的监测与研究网络和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有效地推动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研究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为全国以红外相机技术为重点的野生动物科学监测、科学评估和科学保护奠定了可靠的数据基础(肖治术等, 2014b, 2017; 李晟, 2020).技术方法的进展具体包括: ...
... 2014年以来, 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和国际动物学会等团体的支持下,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联合全国相关科研单位和自然保护区连续组织了4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培训会(2014, 2016, 2018, 2020)和各类红外相机技术培训班, 相继为400多个单位6,000多人次提供了监测技术和数据分析培训, 为全国以自然保护地为代表区域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的推广应用和交流合作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生物多样性》(2014, 2019, 2020)、《兽类学报》(2016)等期刊相继组织出版了4期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与研究专辑(专题), 而且《生物多样性》还设立了生物编目和数据论文专栏, 并增加了监测数据附录, 促进了研究人员、保护区科研人员和民间机构的数据整理分析和科研成果交流.总之, 上述红外相机抽样方案的建立和推广应用得到了行业部门、地方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和民间团体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目前在全国绝大多数保护区已经逐步建立了以红外相机技术为重点的野生动物科研监测体系, 并形成了10多个有影响的区域和全国尺度上的联网监测平台或监测研究网络(肖治术等, 2017;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 ...
中国兽类多样性监测网的建设规划与进展
3
2017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过去10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各地, 特别是在各类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监测中得到了快速应用.这个阶段所面临的核心任务是以适应全国尺度的同步调查和长期监测为目标来明确科学监测规范标准, 针对数据采集、管理和分析等综合监测流程和标准化技术体系进行集成优化和整合.通过建立保护区(样区)、区域和全国等多尺度的监测与研究网络和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有效地推动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研究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为全国以红外相机技术为重点的野生动物科学监测、科学评估和科学保护奠定了可靠的数据基础(肖治术等, 2014b, 2017; 李晟, 2020).技术方法的进展具体包括: ...
... 2014年以来, 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和国际动物学会等团体的支持下,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联合全国相关科研单位和自然保护区连续组织了4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培训会(2014, 2016, 2018, 2020)和各类红外相机技术培训班, 相继为400多个单位6,000多人次提供了监测技术和数据分析培训, 为全国以自然保护地为代表区域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的推广应用和交流合作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生物多样性》(2014, 2019, 2020)、《兽类学报》(2016)等期刊相继组织出版了4期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与研究专辑(专题), 而且《生物多样性》还设立了生物编目和数据论文专栏, 并增加了监测数据附录, 促进了研究人员、保护区科研人员和民间机构的数据整理分析和科研成果交流.总之, 上述红外相机抽样方案的建立和推广应用得到了行业部门、地方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和民间团体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目前在全国绝大多数保护区已经逐步建立了以红外相机技术为重点的野生动物科研监测体系, 并形成了10多个有影响的区域和全国尺度上的联网监测平台或监测研究网络(肖治术等, 2017;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 ...
让决策层心中有“数”
2
2020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2)实时组网传输.考虑到无线传输高清图像的功耗、成本和带宽等限制, 数据采集大都通过人工从野外取回红外相机存储卡, 再转移到存储设备中.同时, 还有一些红外相机可通过GSM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4G网络的连接来实现图像数据的实时传输.由于绝大多数监测区域(保护区)的网络信息覆盖范围极为有限, 加上成本高、网络速度慢, 导致这些联网相机的使用受到了明显限制.针对保护区网络信息不通达、基础设施设备落后、新技术应用和数据管理短板等关键难题, 2018年以来, 北京师范大学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单位在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相继通过集成优化以广电700 MHz 4G网络实现实时传输和以人工智能技术、云存储、webGIS等核心技术来实现大数据智能化管理与可视化分析, 成功构建了以陆生大中型兽类(及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对象的野生动物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为全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科研监测提供了科技示范(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目前, 该类技术也逐渐在全国其他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推广应用. ...
让决策层心中有“数”
2
2020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
... (2)实时组网传输.考虑到无线传输高清图像的功耗、成本和带宽等限制, 数据采集大都通过人工从野外取回红外相机存储卡, 再转移到存储设备中.同时, 还有一些红外相机可通过GSM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4G网络的连接来实现图像数据的实时传输.由于绝大多数监测区域(保护区)的网络信息覆盖范围极为有限, 加上成本高、网络速度慢, 导致这些联网相机的使用受到了明显限制.针对保护区网络信息不通达、基础设施设备落后、新技术应用和数据管理短板等关键难题, 2018年以来, 北京师范大学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单位在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相继通过集成优化以广电700 MHz 4G网络实现实时传输和以人工智能技术、云存储、webGIS等核心技术来实现大数据智能化管理与可视化分析, 成功构建了以陆生大中型兽类(及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对象的野生动物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为全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科研监测提供了科技示范(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目前, 该类技术也逐渐在全国其他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推广应用. ...
野生动物多样性监测图像数据管理系统CameraData介绍
1
2014c
... (3)数据库管理与图像智能识别.在过去10年里, 全国各地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已获取了大量野生动物的图像数据, 但在物种鉴定分类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对科研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均构成了极大挑战, 迫切需要为物种识别、个体识别和行为识别探索一系列可靠、高效的自动分析工具.肖治术等(2014c)组织研发了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CameraData V1.0), 为红外相机大数据规范管理和物种鉴定分析提供了有效应用工具, 目前该平台已为60多个保护区(样区)提供了共享服务和应用.在物种自动识别方面,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等机器学习算法来剔除空拍或无动物照片(Wei et al, 2020; Yang QM et al, 2021)和实现快速物种自动识别(平均精确率可达84.9%-96.0%) (宫一男等, 2019).Hou等(2020)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开发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脸谱识别模型来识别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个体, 而Swarup等(2021)为大熊猫行走、坐、休息、攀爬和进食等5类行为建立了一种基于快速R-CNN的全自动行为识别方法, 为未来大熊猫的长期监测和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工具.近期Shi等(2020, 2022)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和东北虎不同身体部位的斑纹特征来提高个体识别的精确度, 为大型猫科动物个体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及其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 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有望为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大量图像数据的智能自动识别提供高效的分析工具, 有助于减少人工识别物种带来的各种限制, 促进数据的快速挖掘分析和共享应用. ...
野生动物多样性监测图像数据管理系统CameraData介绍
1
2014c
... (3)数据库管理与图像智能识别.在过去10年里, 全国各地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已获取了大量野生动物的图像数据, 但在物种鉴定分类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对科研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均构成了极大挑战, 迫切需要为物种识别、个体识别和行为识别探索一系列可靠、高效的自动分析工具.肖治术等(2014c)组织研发了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CameraData V1.0), 为红外相机大数据规范管理和物种鉴定分析提供了有效应用工具, 目前该平台已为60多个保护区(样区)提供了共享服务和应用.在物种自动识别方面,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等机器学习算法来剔除空拍或无动物照片(Wei et al, 2020; Yang QM et al, 2021)和实现快速物种自动识别(平均精确率可达84.9%-96.0%) (宫一男等, 2019).Hou等(2020)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开发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脸谱识别模型来识别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个体, 而Swarup等(2021)为大熊猫行走、坐、休息、攀爬和进食等5类行为建立了一种基于快速R-CNN的全自动行为识别方法, 为未来大熊猫的长期监测和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工具.近期Shi等(2020, 2022)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和东北虎不同身体部位的斑纹特征来提高个体识别的精确度, 为大型猫科动物个体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及其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 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有望为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大量图像数据的智能自动识别提供高效的分析工具, 有助于减少人工识别物种带来的各种限制, 促进数据的快速挖掘分析和共享应用. ...
Activity patterns and resource partitioning: Seven species at watering sites in the Altun Mountains, China
1
2018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三江源区人兽冲突现状分析
1
2019
... 红外相机调查结果显示, 人兽冲突依然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保护区内的放牧活动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王朗保护区, 放牧活动造成了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分布区的挤压(Wang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7)以及对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严重破坏(Li et al, 2020a); 在邛崃山系的雪豹分布区, 雪豹与家畜之间存在较高的冲突风险(史晓昀等, 2019);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放牧、围栏和家狗等的存在严重影响虎豹及其猎物种群的分布和活动(Xiao et al, 2018; Feng et al, 202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雪豹、棕熊(Ursus arctos)、狼与家畜、藏獒、牧民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存在, 对人畜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闫京艳等, 2019).这些研究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放牧管控和人兽冲突的缓减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建议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共同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
三江源区人兽冲突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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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红外相机调查结果显示, 人兽冲突依然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保护区内的放牧活动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王朗保护区, 放牧活动造成了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分布区的挤压(Wang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7)以及对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严重破坏(Li et al, 2020a); 在邛崃山系的雪豹分布区, 雪豹与家畜之间存在较高的冲突风险(史晓昀等, 2019);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放牧、围栏和家狗等的存在严重影响虎豹及其猎物种群的分布和活动(Xiao et al, 2018; Feng et al, 202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雪豹、棕熊(Ursus arctos)、狼与家畜、藏獒、牧民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存在, 对人畜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闫京艳等, 2019).这些研究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放牧管控和人兽冲突的缓减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建议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共同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
Livestock limits snow leopard’s space use by suppressing its prey, blue sheep, at Gongga Mountain, China
0
2021
Elusive cats in our backyards: Persistence of the North Chinese leopard (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in a human-dominated landscape in central China
4
2021
... 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各种种群指标来评估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和相对多度, 如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占域率(occupancy rate)、种群数量和密度(density).动物的形态特征可用于区分物种的性别、年龄和繁殖状态, 进而分析其种群性比、社群结构、繁殖季节性等(Li et al, 2010a; 陈尔骏等, 2022).对于可识别个体的物种, 如猫科动物(Karanth & Nichols, 1998), 通常应用标记-重捕模型(mark-recapture model)获得种群的绝对数量.与占域模型(occupancy model)针对物种“被探测到-未被探测到” (detection-non-detection data)的抽样设计相比, 标记-重捕模型通常需要更稳健的抽样设计, 即需要在不同地点拍摄足够数量的个体, 才能可靠地推断密度(Wearn & Glover-Kapfer, 2017).识别个体的另一个优势是, 除了密度外, 还可用来估计其他种群统计学参数.一些猫科动物, 如东北虎(Xiao et al, 2016; Wang TM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b)、东北豹(Qi et al, 2015)、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Yang HT et al, 2021)、家猫(肖文宏等, 2019)等通过个体识别, 结合空间标记-重捕模型来估计其种群密度, 还可获得存活率、家域、活动中心等重要参数.针对不能识别个体的物种, 早期使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来估计多种有蹄类种群密度(肖文宏, 2014), 该模型基于气体碰撞原理模拟相机对动物的拍摄, 在动物运动随机性和速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来基于动物的运动模式和红外相机的拍摄事件可用来估计目标物种的种群密度(李欣海等, 2016), cameratrapR软件包的开发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估计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Li XH et al, 2022).此外, 相对多度指数(基于拍摄率计算)常作为表征多度的一个间接指标, 是一种简单、快速了解种群多度的方法, 在物种编目和本底调查中应用较多(陈立军等, 2019). ...
... 动物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种群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对于红外相机监测技术, 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占域模型.基于该模型框架对调查网格开展多次重复调查获得被探测到-未被探测的数据, 在考虑探测率的条件下, 对物种的占域率或生境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分析(MacKenzie et al, 2002).占域模型较多应用于我国生态系统旗舰物种研究中, 如大熊猫(Wang et al, 2014)、东北虎(Wang TM et al, 2018; Xiao et al, 2018)、雪豹(Alexander et al, 2016a)、华北豹(Yang HT et al, 2021)等, 深入探究生物因素(人类干扰、猎物)和非生物因素对种群空间分布的影响, 为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保护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
... 野生动物的时空利用是过去10年间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涉及同营养级的竞争物种(贾晓东等, 2014; 王东等, 2022)、捕食者与猎物之间(邹博研等, 2021)以及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时空生态位分化和共存机制等方面(Yang HT et al, 2021;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 通过对20世纪中期以来大熊猫分布区各保护地内豹、雪豹、狼(Canis lupus)和豺(Cuon alpinus)等4种大型食肉动物的调查分析, Li S等(2020)发现这4种食肉兽的分布范围均有明显下降, 建议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群保护和恢复, 以确保食物链的完整性.宋大昭等(2014)对山西晋中庆城林场华北豹及其主要猎物种群进行监测与评估, 并利用个体识别技术, 从2017年至2021年累计拍摄到成年豹最小可识别数量达64只(Liu et al, 2022), 目前发现该种群呈现出增长趋势, 但也面临放牧的影响以及豹种群恢复对家畜的捕食风险.Yang HT等(2021)在陕西延安子午岭林区发现了华北豹的高密度种群, 共计拍摄到华北豹个体数至少28只.2018年, 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中国雪豹保护网络汇集了多家国内雪豹相关科研机构、民间机构和保护区等红外相机调查数据和文献调查, 整体明确了中国雪豹的分布和种群现状, 为进一步开展调查与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刘沿江等, 2019).最近, 马子驭等(2022)整理了在中国8个云豹(Neofelis nebulosa)潜在分布区的红外相机调查数据, 并结合其他已发表的调查数据和历史资料, 对全国云豹分布现状进行评估, 认为中国云豹目前仅分布于云南和西藏的边境地带, 生存现状堪忧, 亟需加强种群监测和关键栖息地保护. ...
Pig mounting behaviour recognition based on video spatial-tempor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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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3)数据库管理与图像智能识别.在过去10年里, 全国各地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已获取了大量野生动物的图像数据, 但在物种鉴定分类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对科研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均构成了极大挑战, 迫切需要为物种识别、个体识别和行为识别探索一系列可靠、高效的自动分析工具.肖治术等(2014c)组织研发了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图像数据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CameraData V1.0), 为红外相机大数据规范管理和物种鉴定分析提供了有效应用工具, 目前该平台已为60多个保护区(样区)提供了共享服务和应用.在物种自动识别方面, 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等机器学习算法来剔除空拍或无动物照片(Wei et al, 2020; Yang QM et al, 2021)和实现快速物种自动识别(平均精确率可达84.9%-96.0%) (宫一男等, 2019).Hou等(2020)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开发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脸谱识别模型来识别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个体, 而Swarup等(2021)为大熊猫行走、坐、休息、攀爬和进食等5类行为建立了一种基于快速R-CNN的全自动行为识别方法, 为未来大熊猫的长期监测和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工具.近期Shi等(2020, 2022)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和东北虎不同身体部位的斑纹特征来提高个体识别的精确度, 为大型猫科动物个体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及其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 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的进步和应用, 有望为红外相机所获取的大量图像数据的智能自动识别提供高效的分析工具, 有助于减少人工识别物种带来的各种限制, 促进数据的快速挖掘分析和共享应用. ...
Ecological succession drives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seed-rodent interaction networks in fragmented 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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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物种间相互作用是生物多样性发挥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过程, 涉及竞争、捕食和寄生等拮抗作用和传粉、种子传播等互惠作用.结合红外相机技术, 国内在食果动物与植物种间互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Yang等(2018)揭示了森林演替梯度对啮齿动物与种子互作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合集合群落和多层网络分析, Li HD等(2020)首次明确了树上、树下食果动物的觅食生态位分化及其在集合群落及集合网络中扮演的功能角色, 揭示了物种功能性状和分布范围在集合网络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 为区域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的维持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Zhang Y等(2021)借助红外相机为三蕊兰(Neuwiedia singapureana)的种子经由鸟类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Gu等(2017)结合红外相机、种子标签法和鼠类个体标记等方法对单个种子、鼠类个体进行多年连续跟踪和识别, 揭示了鼠类在取食、贮藏以及贮藏后种内和种间盗食等方面的相关行为和生态机制.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食果动物的组成和行为(Zhu et al, 2021, 2022).Xiao (2021)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和种子标签法首次证实在四川都江堰区域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等啮齿动物为常春油麻藤(Mucuna sempervirens)提供了传粉和种子传播等双重互惠功能.此外, 在台湾、香港等地, 也有研究利用红外相机来调查大果油麻藤(M. macrocarpa; Kobayashi et al, 2017)、白花油麻藤(M. birdwoodiana; Kobayashi et al, 2019)和港油麻藤(M. championii; Kobayashi et al, 2021)与传粉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对亚洲象个体识别和种群数量的评估
1
2018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对亚洲象个体识别和种群数量的评估
1
2018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功能分区对黑麂保护的有效性评估
1
2019
... 了解哪些物种使用哪些类型的生态廊道是自然保护地空间规划的关键.Wang等(2014)综合评估了不同管理政策情境下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斑块之间大熊猫种群间交流的潜在连通性, 为该区域栖息地的生态廊道科学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Wang F 等(2018)发现, 并非所有潜在的大熊猫生态廊道都对其他野生动物物种有效, 并建议保护规划者应基于多物种视角来优先考虑生态廊道建设, 而不会失去优先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连通性.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研究人员通过建立空中索道来促进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的扩散迁移, 也加强了该物种栖息地的连通性和种群间的信息交流(Chan et al, 2020).通过对珍稀濒危物种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和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在功能区的分布和栖息地利用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区规划、生态廊道建设以及重点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余建平等, 2019; Shen et al, 2020).基于在我国卧龙、王朗、长青和古田山等4个保护区的红外相机调查, Shen等(2020)发现旗舰物种通常有特化的栖息地需求, 将它们作为同域分布物种的代表以指导保护区规划, 并不能有效保护其他同域分布物种, 进而建议结合详实的监测数据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规划, 以确保对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科学管理.Chen C等(2019)发现, 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6个片区内2种被捕杀物种的当地多度与当地百姓对执法的看法有关, 而不是与执法的客观水平有关, 这表明社区外联作为保护区管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中缅边境北部的高黎贡山的偏远森林中, 研究人员明确了中缅边境地区极度濒危的缅甸金丝猴仅存在一个跨界群体, 多年活动范围为51.50-57.02 km², 群体规模在近年来呈现增长趋势(155-160只), 为这一珍稀灵长类物种的种群恢复和跨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Chen YX et al, 2015, 2022). ...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功能分区对黑麂保护的有效性评估
1
2019
... 了解哪些物种使用哪些类型的生态廊道是自然保护地空间规划的关键.Wang等(2014)综合评估了不同管理政策情境下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斑块之间大熊猫种群间交流的潜在连通性, 为该区域栖息地的生态廊道科学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Wang F 等(2018)发现, 并非所有潜在的大熊猫生态廊道都对其他野生动物物种有效, 并建议保护规划者应基于多物种视角来优先考虑生态廊道建设, 而不会失去优先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连通性.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研究人员通过建立空中索道来促进海南长臂猿(Nomascus hainanus)的扩散迁移, 也加强了该物种栖息地的连通性和种群间的信息交流(Chan et al, 2020).通过对珍稀濒危物种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和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在功能区的分布和栖息地利用等方面的综合分析, 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区规划、生态廊道建设以及重点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余建平等, 2019; Shen et al, 2020).基于在我国卧龙、王朗、长青和古田山等4个保护区的红外相机调查, Shen等(2020)发现旗舰物种通常有特化的栖息地需求, 将它们作为同域分布物种的代表以指导保护区规划, 并不能有效保护其他同域分布物种, 进而建议结合详实的监测数据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规划, 以确保对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科学管理.Chen C等(2019)发现, 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6个片区内2种被捕杀物种的当地多度与当地百姓对执法的看法有关, 而不是与执法的客观水平有关, 这表明社区外联作为保护区管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中缅边境北部的高黎贡山的偏远森林中, 研究人员明确了中缅边境地区极度濒危的缅甸金丝猴仅存在一个跨界群体, 多年活动范围为51.50-57.02 km², 群体规模在近年来呈现增长趋势(155-160只), 为这一珍稀灵长类物种的种群恢复和跨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Chen YX et al, 2015, 2022). ...
Activity pattern study of Asiatic black bear (Ursus thibetanus)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China, by using infrared camera tr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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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Perceived predation risk reduces the number of offspring songbirds produce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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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通常, 红外相机调查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其数据能同时满足多项研究目标的要求, 如估计重点物种种群密度和调查区域的物种丰富度.不仅如此,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中还记录有大量物种的行为学信息, 而这些行为学信息常常缺乏整理分析, 因此如何整合这些行为学数据也是野生动物保护评估中的重要指标.如果在未来的调查设计中同时考虑动物行为在野生动物评估和保护管理中的需求, 可以将行为与其他种群和群落等重要指标一起记录, 从而有助于深入了解动物行为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等过程, 更好地服务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研究猎物对捕食者和人类的恐惧效应是红外相机应用的新兴热点.研究者能够通过红外相机获取动物的时空分布和与恐惧相关的预警、觅食等行为的时长与频率的数据, 从而分析恐惧的时空格局的影响因素(Palmer et al, 2017).而利用红外相机与声音录放设备相结合来开展声音回放相关的景观恐惧操控实验(playback experiment), 是探索捕食者与猎物、人类与动物之间互作关系的重要手段(Durant, 2000; Zanette et al, 2011; Suraci et al, 2016), 为解决野生动物掠食庄稼等人兽冲突问题和改善保护区管理提供新的思路(Palmer et al, 2022).一些研究正在考虑将红外相机和声学监测技术纳入操控实验, 如评估不同动物对引入新异刺激的行为反应(如捕食者的叫声; Suraci et al, 2016).由于林冠是许多树栖动物分布的特殊空间, 研究人员也在借助红外相机来监测这些树栖物种的多样性和行为(Moore et al, 2021). ...
秦岭林区公路野生动物通道设计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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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也被应用到以道路、铁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如长白山公路(王云等, 2016)、秦岭高速公路建设(张洪峰等, 2016; 封托等, 2019; 苏宇晗等, 2022)和青藏铁路建设(封托等, 2013; 王云等, 2017).这些都为道路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
秦岭林区公路野生动物通道设计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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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也被应用到以道路、铁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建设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如长白山公路(王云等, 2016)、秦岭高速公路建设(张洪峰等, 2016; 封托等, 2019; 苏宇晗等, 2022)和青藏铁路建设(封托等, 2013; 王云等, 2017).这些都为道路野生动物通道建设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依据. ...
Divergent responses of sympatric species to livestock encroachment at fine spatiotemporal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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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红外相机调查结果显示, 人兽冲突依然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保护区内的放牧活动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在王朗保护区, 放牧活动造成了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分布区的挤压(Wang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7)以及对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严重破坏(Li et al, 2020a); 在邛崃山系的雪豹分布区, 雪豹与家畜之间存在较高的冲突风险(史晓昀等, 2019);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放牧、围栏和家狗等的存在严重影响虎豹及其猎物种群的分布和活动(Xiao et al, 2018; Feng et al, 202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雪豹、棕熊(Ursus arctos)、狼与家畜、藏獒、牧民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存在, 对人畜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闫京艳等, 2019).这些研究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放牧管控和人兽冲突的缓减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建议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共同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
山西省的物种新纪录——黄腹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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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山西省的物种新纪录——黄腹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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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The neglected otters in China: Distribution change in the past 400 years and current conserva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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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 近年来, 红外相机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中华穿山甲在广东、浙江、江西、云南、海南等省份的更多分布记录(孔玥峤等, 2021), 近期更是记录到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在云南盈江县的分布(http://www.news.cn/2022-05/06/c_1128626651.htm). 这些种群记录为我国穿山甲物种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了机会.鉴于数十年来中国境内对现有水獭种群的分布记录和研究的不足, Zhang等(2018)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以及现有红外相机调查记录, 明确了当前中国水獭物种及种群的现状及威胁格局, 同时联合全国各科研单位、民间团体等开展了全国水獭种群资源调查.目前陆续记录到了更多欧亚水獭的分布(包括吉林、广东、四川、青海、浙江等), 为其种群的长期监测和保护恢复提供了关键证据(李飞等, 2017b;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 ; Zhang et al, 2018; 唐卓等, 2019; 任锦海等, 2020; Wang QY et al, 2021; 史国强等, 2021).此外, Li F等(2019)基于红外相机数据和其他调查数据, 对海南吊罗山小爪水獭(Aonyx cinereus)种群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评估. ...
Population density of snow leopards (Panthera uncia) in the Yage Valley Region of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Conservation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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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Water use patterns of sympatric Przewalski’s horse and khulan: Interspecific comparison reveals nich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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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Seed dispersal in Neuwiedia singapureana: Novel evidence for avian endozoochory in the earliest diverging clade in Orchid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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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物种间相互作用是生物多样性发挥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过程, 涉及竞争、捕食和寄生等拮抗作用和传粉、种子传播等互惠作用.结合红外相机技术, 国内在食果动物与植物种间互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Yang等(2018)揭示了森林演替梯度对啮齿动物与种子互作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合集合群落和多层网络分析, Li HD等(2020)首次明确了树上、树下食果动物的觅食生态位分化及其在集合群落及集合网络中扮演的功能角色, 揭示了物种功能性状和分布范围在集合网络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 为区域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的维持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Zhang Y等(2021)借助红外相机为三蕊兰(Neuwiedia singapureana)的种子经由鸟类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Gu等(2017)结合红外相机、种子标签法和鼠类个体标记等方法对单个种子、鼠类个体进行多年连续跟踪和识别, 揭示了鼠类在取食、贮藏以及贮藏后种内和种间盗食等方面的相关行为和生态机制.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食果动物的组成和行为(Zhu et al, 2021, 2022).Xiao (2021)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和种子标签法首次证实在四川都江堰区域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等啮齿动物为常春油麻藤(Mucuna sempervirens)提供了传粉和种子传播等双重互惠功能.此外, 在台湾、香港等地, 也有研究利用红外相机来调查大果油麻藤(M. macrocarpa; Kobayashi et al, 2017)、白花油麻藤(M. birdwoodiana; Kobayashi et al, 2019)和港油麻藤(M. championii; Kobayashi et al, 2021)与传粉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
Fine-scale activity patterns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mammals in a deciduous broadleaf forest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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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1)监测规范.2010年以前, 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台湾(姜博仁等, 2007)、西南山地(Li et al,2010b; 刘雪华等, 2020)和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王天明等, 2020)相继有探索采用样线法或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和胶片相机来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 而这些探索为随后的标准化监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2011年以来, 在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于2011年启动; http://www.gov.cn/gzdt/2011-01/20/content_1788748.htm)以及中国科学院Sino BON的建设(马克平, 2015; 冯晓娟等, 2019)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建设(China-BON, 李佳琦等, 2018)等同步调查和联网监测的需求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相继有更多的红外相机应用于这些全国尺度上的各类调查、监测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监测研究进展, 肖治术等(2014b)提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建立以公里网格抽样方案为主(针对自然保护地)对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科学调查和长期监测.期间, 北京师范大学在吉林、黑龙江多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3.6 km × 3.6 km的监测网格对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东北豹(Panthera pardus orientalis)及其猎物进行监测(Wang et al, 2016), 而肖治术(2014)结合全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面积为15-100 ha)建立了野生动物公顷网格调查方案(每1-2 ha设置1个相机位点) (也见于秦岭25 ha样地, Zhang YK et al, 2021), 北京林业大学(Alexander et al, 2016a)、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贾丁等, 2020)、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东等, 2020)等相继对祁连山和三江源等广袤区域的雪豹(Panthera uncia)及其猎物建立了1 km × 1 km或5 km × 5 km的公里网格抽样方案.目前公里网格抽样方法在全国自然保护地科研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部哺乳动物观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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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单一物种的发现, 红外相机的大量应用还在于能同时探测到更多的物种, 成为生物多样性编目和评估的重要工具.对野生动物的评估体现为我国过去10多年里完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试点)为代表性区域的大中型陆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群落的编目报告, 其中全国有多达300多个保护区发表了编目论文(图2c).目前, 通过红外相机至少已记录到兽类物种达11目32科165种, 占我国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总数(686种, 魏辅文等, 2021)的24%, 以及鸟类物种达17目61科507种, 占我国野生鸟类物种总数(1,445种, 郑光美, 2017)的35.1% (李晟, 2020).最近, 红外相机调查还揭示了以前被忽视区域的保护价值, 如四川新龙县发现7种猫科动物(Wang YQ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分布有完整的食肉兽群落(Wang F et al, 2021).此外, 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的动物组成和分布(房以好等, 2018). ...
1
2017
...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单一物种的发现, 红外相机的大量应用还在于能同时探测到更多的物种, 成为生物多样性编目和评估的重要工具.对野生动物的评估体现为我国过去10多年里完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试点)为代表性区域的大中型陆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群落的编目报告, 其中全国有多达300多个保护区发表了编目论文(图2c).目前, 通过红外相机至少已记录到兽类物种达11目32科165种, 占我国野生哺乳动物物种总数(686种, 魏辅文等, 2021)的24%, 以及鸟类物种达17目61科507种, 占我国野生鸟类物种总数(1,445种, 郑光美, 2017)的35.1% (李晟, 2020).最近, 红外相机调查还揭示了以前被忽视区域的保护价值, 如四川新龙县发现7种猫科动物(Wang YQ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分布有完整的食肉兽群落(Wang F et al, 2021).此外, 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的动物组成和分布(房以好等, 2018). ...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of wild giant pandas from camera trap photos—A systematic and hierarchic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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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物种的体色和体征是红外相机图像中最容易获取的重要形态信息.有些物种可根据其体表斑纹特征的唯一性以及形态变异开展个体识别, 如虎(李治霖等, 2014)、豹(Panthera pardus) (宋大昭等, 2014)、雪豹(Zhang et al, 2020)、大熊猫(Zheng et al, 2016)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 (杨子诚等, 2018)等.同样, 对于诸多物种的罕见体色个体和色型变异, 红外相机也提供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如长白山区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种群的复杂体色变化(Gong et al, 2021), 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多种体色的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 (王渊等, 2019), 以及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www.scol.com.cn)、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小熊猫(Ailurus styani) (https://mp.weixin.qq.com/s/xjUW2y-NeZngLRIG3XNheA)、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的狍(Capreolus pygargus) (https://www.sohu.com/a/395175219_114988)和湖北神农架保护区的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马国飞等, 2021)等物种的白化个体.此外, 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雉类的自然杂交个体, 如四川鞍子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和红腹锦鸡(C. pictus)的自然杂交个体(史晓昀等, 2018), 以及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片区黑鹇(Lophura leucomelanos)和白鹇(L. nycthemera)的自然杂交个体(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61078541075291&sudaref).除了用于区分个体, 通过比较不同季节的物种形态差异也能反映动物个体的季节体征变化或健康状况等信息(Cui et al, 2020). ...
Why wild giant pandas frequently roll in horse man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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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Arboreal camera trapping: A reliable tool to monitor plant-frugivore interactions in the trees on large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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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物种间相互作用是生物多样性发挥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过程, 涉及竞争、捕食和寄生等拮抗作用和传粉、种子传播等互惠作用.结合红外相机技术, 国内在食果动物与植物种间互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Yang等(2018)揭示了森林演替梯度对啮齿动物与种子互作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合集合群落和多层网络分析, Li HD等(2020)首次明确了树上、树下食果动物的觅食生态位分化及其在集合群落及集合网络中扮演的功能角色, 揭示了物种功能性状和分布范围在集合网络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 为区域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的维持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Zhang Y等(2021)借助红外相机为三蕊兰(Neuwiedia singapureana)的种子经由鸟类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Gu等(2017)结合红外相机、种子标签法和鼠类个体标记等方法对单个种子、鼠类个体进行多年连续跟踪和识别, 揭示了鼠类在取食、贮藏以及贮藏后种内和种间盗食等方面的相关行为和生态机制.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食果动物的组成和行为(Zhu et al, 2021, 2022).Xiao (2021)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和种子标签法首次证实在四川都江堰区域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等啮齿动物为常春油麻藤(Mucuna sempervirens)提供了传粉和种子传播等双重互惠功能.此外, 在台湾、香港等地, 也有研究利用红外相机来调查大果油麻藤(M. macrocarpa; Kobayashi et al, 2017)、白花油麻藤(M. birdwoodiana; Kobayashi et al, 2019)和港油麻藤(M. championii; Kobayashi et al, 2021)与传粉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
Plant-frugivore interactions revealed by arboreal camera tr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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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物种间相互作用是生物多样性发挥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过程, 涉及竞争、捕食和寄生等拮抗作用和传粉、种子传播等互惠作用.结合红外相机技术, 国内在食果动物与植物种间互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Yang等(2018)揭示了森林演替梯度对啮齿动物与种子互作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合集合群落和多层网络分析, Li HD等(2020)首次明确了树上、树下食果动物的觅食生态位分化及其在集合群落及集合网络中扮演的功能角色, 揭示了物种功能性状和分布范围在集合网络功能维持中的关键作用, 为区域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的维持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Zhang Y等(2021)借助红外相机为三蕊兰(Neuwiedia singapureana)的种子经由鸟类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Gu等(2017)结合红外相机、种子标签法和鼠类个体标记等方法对单个种子、鼠类个体进行多年连续跟踪和识别, 揭示了鼠类在取食、贮藏以及贮藏后种内和种间盗食等方面的相关行为和生态机制.研究人员最近还探索了使用红外相机来调查森林冠层食果动物的组成和行为(Zhu et al, 2021, 2022).Xiao (2021)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和种子标签法首次证实在四川都江堰区域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等啮齿动物为常春油麻藤(Mucuna sempervirens)提供了传粉和种子传播等双重互惠功能.此外, 在台湾、香港等地, 也有研究利用红外相机来调查大果油麻藤(M. macrocarpa; Kobayashi et al, 2017)、白花油麻藤(M. birdwoodiana; Kobayashi et al, 2019)和港油麻藤(M. championii; Kobayashi et al, 2021)与传粉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
基于红外相机网络促进我国鸟类多样性监测: 现状, 问题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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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基于红外相机网络促进我国鸟类多样性监测: 现状, 问题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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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调查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就是简单地记录一个物种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存在, 甚至发现中国的新物种和国家新记录物种, 或重新发现一些长期未被发现的稀有物种.2015年, 在西藏墨脱首次发现了白颊猕猴(Macaca leucogenys), 该物种成为由中国人自己定名的灵长类新物种(Li et al, 2015).最近在中国境内通过红外相机影像掌握了很多稀有或鲜为人知物种的分布记录, 包括云南高黎贡山区域发现的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 中国新记录物种) (Chen YX et al, 2019)、缅甸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 (Chen et al, 2015)、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李飞等, 2017a)和贡山麂(Muntiacus gongshanensis) (黄湘元等, 2019)等, 云南西双版纳记录到缟灵猫(Chrotogale owstoni) (Tongkok等, 2019)和大斑灵猫(Viverra megaspila) (Guo et al, 2017), 云南盈江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 (崔士明, 2017), 长白山区域记录到的长尾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刘少英等, 2020).同时, 研究发现獐(Hydropotes inermis)在东北亚地区的分布区有所扩张(Li Y et al, 2022).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 科研人员首次获得了野生孟加拉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在中国分布的影像证据(李学友等, 2020).此外, 红外相机为中国现有雪豹(刘沿江等, 2019)、欧亚水獭(Lutra lutra) (Zhang et al, 2018)、中华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孔玥峤等, 2021)和黄腹鼬(Mustela kathiah) (苗先荣等, 2020; 张建军等, 2022)等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然而, 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印支虎(Panthera tigris corbetti)于2007年被记录后(Feng et al, 2008), 尽管更多的红外相机被布设, 至今仍未被重新发现.目前,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也包括了以往传统调查方法中难以发现的一些物种和类群, 如许多地面活动鸟类和兽类被补充到各保护区的名录中, 提供了大量物种的新分布记录和分布范围(朱淑怡等, 2017). ...
川西高原三种雉类与其捕食者赤狐的空间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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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 野生动物的时空利用是过去10年间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涉及同营养级的竞争物种(贾晓东等, 2014; 王东等, 2022)、捕食者与猎物之间(邹博研等, 2021)以及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时空生态位分化和共存机制等方面(Yang HT et al, 2021;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
川西高原三种雉类与其捕食者赤狐的空间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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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红外相机图像数据为描述和研究野生动物行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可用于研究多种类型的动物行为, 如行为谱(侯金等, 2020)、时空利用(王渊等, 2019; 韩雪松等, 2021; Ji et al, 2021; Zahoor et al, 2021)、繁殖行为(如求偶、交配、抚育等) (郭洪兴等, 2019)、竞争捕食(邹博研等, 2021)、巢捕食(Bu et al, 2019)等(图3).同时, 行为研究也涵盖舔盐(Ping et al, 2011; 官天培等, 2015)、种间互助(Luo et al, 2018)、气味标记为主的通讯行为(如大熊猫, 侯金等, 2020; Zhou et al, 2020)、水源地利用(Zhang et al, 2015; Xue et al, 2018)等多个方面.Wang等(2012)利用红外相机记录了大熊猫较为罕见的食腐行为; Huang等(2014)、刁鲲鹏等(2017)和何嘉乐等(2017)在四川(老河沟、唐家河)和黑龙江帽儿山林场分别用红外相机记录了野生动物取食动物尸体的食腐行为与过程.此外, 红外相机还被证明可用于获取一些稀有繁殖事件, 如鸳鸯(Aix galericulata)在其分布最南端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到繁殖事件(束祖飞等, 2021).Tan等(2022)在大理洱海南部的者磨山亚热带山地森林探索了野生动物对“红黄蓝绿白”等不同颜色反光标识的响应情况, 并建议在保护区内避免或谨慎使用反光材料作为标识. ...
... 野生动物的时空利用是过去10年间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涉及同营养级的竞争物种(贾晓东等, 2014; 王东等, 2022)、捕食者与猎物之间(邹博研等, 2021)以及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时空生态位分化和共存机制等方面(Yang HT et al, 2021; 王东等, 2022).随着统计模型发展并拓展用于群落内多物种评估分析, 许多研究已经能够将栖息地建模并用于整个群落的评估, 而不仅仅研究单个物种.Li XY等(2020a)采用路径分析探讨猎物、人类活动、环境变量与食肉类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生物量间的关联, 发现人类活动可能同时影响食肉类的群落结构和功能.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域对孟加拉虎同域分布的15种大中型食肉动物及其潜在猎物麂类的占域分析, 发现麂类在该区域内的占域率也很高, 可为区域内大中型食肉动物提供丰富的潜在猎物资源(Li XY et al, 2020b).Li XY等(2018)绘制了西南干热河谷生态系统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地图, 并根据栖息地类型可用于预测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的占域率, 明确藏族神山为许多受威胁兽类提供了庇护.Li XY等(2022)基于横断山区45个调查样地红外相机数据, 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分析长期累积的人类改造和实时人类活动对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组成的影响, 通过研究证实二者对哺乳动物群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存在差别, 人类活动会导致哺乳动物功能多样性急剧减少和夜行性行为显著改变.Feng JW等(2021)基于大尺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并采用群落占域模型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陆生哺乳动物(> 1 kg)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发现林下放牧显著降低群落水平上的物种占域和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显著降低了有蹄类猎物的空间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