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作者对竞争排除法则的研究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群落多样性假说。按照作者的观点，占用相同生态位的物种可以稳定共存；这样，群落内物种多样性将受到4个基本因子所控制。它们分别是：(Ⅰ)生态位的数量；(Ⅱ)区域物种库的大小；(Ⅲ)物种迁入速率，以及(Ⅳ)物种灭绝速率。该假说强调区域生物地理过程与局域生态过程共同决定了群落内种多样性的大小及分布模式。

本文以羊草(Leymus chinensis)-杂类草群落和贝加尔针茅(Stipa baicalensis)-线叶菊(Filifolium sibiricum)群落为代表，在东北松嫩平原研究了草地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取样强度。巢式样方种-面积曲线结果表明：两个群落的最小面积均为1/4～1/2 m²。 Pielou积累样方多样性指数-取样数曲线结果表明：羊草-杂类草群落1、1/4、1/6 m²正方形样方最小取样数分别在12、22、28个左右； 贝加尔针茅-线叶菊群落分别在10、18、25个左右。群落水平结构的复杂性导致取样数目的增加。当积累样方数超过最小取样数后，多样性指数-取样数曲线进入平衡状态，上述3种取样面积的结果趋于一致，并在概率95%水平差异不显著。赞成小面积大数目的取样策略。

采用mtDNA RFLP和PCR-RFLP技术研究了东北虎和华南虎的mtDNA的多态性。在mtDNA RFLP研究中，分离纯化了东北虎和华南虎肝、肾和心脏组织的mtDNA，用20种识别6碱基对的限制性内切酶消化， 结果只有1种限制性内切酶(XbaⅠ)检测到多态性片段，其余19种限制性内切酶消化产生的限制性格局在东北虎和华南虎完全一致。在PCR-RFLP研究中，用PCR技术分别扩增了东北虎和华南虎mtDNA的控制区(control region)，用8种识别4碱基对的限制性内切酶分别对扩增产物进行消化，结果只有1种限制性内切酶(RsaⅠ) 检测到多态性片段。mtDNA RFLP及PCR-RFLP的结果均提示东北虎和华南虎之间的遗传距离极小。这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两者分布区间无天然隔离屏障；具有强扩散能力；近几百年才被相互隔离。

丙型肝炎病毒(HCV)是一种有包膜的单股正链RNA病毒，其编码的前体多聚大蛋白可加工成具有不同功能的结构蛋白和非结构蛋白。研究结果表明，HCV核酸序列的变异很大，因此存在许多不同的基因型和亚型。了解HCV基因组多样性的分子基础，对HCV的病原学、流行病学、诊断和治疗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黑颈长尾雉是鸡形目鸟类中的濒危物种，分布局限于印度东北部、缅甸北部、泰国西北部和中国西南部。在中国，该雉仅栖息于广西西部和云南中部、西部及南部地区。1992年至1995年在云南对黑颈长尾雉的分布及栖息生境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共有13县18个地点记录到黑颈长尾雉分布。通过访问还获得一些可能有黑颈长尾雉分布但需进一步证实的地点。黑颈长尾雉在云南的栖息生境主要有热带季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暖温性针叶林、暖热性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等5种类型。栖息地丧失和高强度狩猎是导致黑颈长尾雉濒危的主要原因，如欲有效保护该物种，不仅要注意保护其栖息地，更要严格控制非法狩猎。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陕西、 宁夏、 青海、 新疆、 西藏和内蒙古西部， 其总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46.52％，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33％。共有陆生脊椎动物1273种，占国内2414种的52.73％。其中：两栖类81种，占国内两栖类的28.52％；爬行类119种，占34.69%；鸟类781种，占62.83％；兽类292种，占53.66%。有259种仅分布在西部地区，占西部地区陆栖脊椎动物种数的20.35％，我国大型有蹄类几乎全部集中在西部地区。这里有国家保护的陆栖脊椎动物174种，占全国333种的52.25％; 我国特有鸟、兽54种，占国内特有鸟、兽的60.67%。西部地区丰富的动物资源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生态效益。因环境破坏，乱捕滥猎，近一个世纪以来确知已有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高鼻羚羊(Saiga tatarica)、虎(Panthera tigris)和灰冠鸦雀(Paradoxornis przewalskii)4个物种在西部地区消失。朱(Napponia nippon)已成为极危种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也已接近极危种的界限。一些主要经济动物种群数量逐年下降，马麝(Moschus sifanicus)和林麝(M. berezovskii)分别以年均8.97％和8.44％的速率下降(n=12)。马鹿(Cervus elaphus)，白唇鹿(C. albirostris)，野牦牛(Bos gruniens)、野驴(Asinus spp.)、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藏羚（Pantholops hodgsoni)、岩羊(Psendois nayaur)、鹅喉羚(Gazella subgutturosa)等大中型有蹄类遭大肆捕杀。1963年以后得以休养生息正在恢复的动物资源再次遭到破坏。有的种类，如盘羊(Ovis ammon)、野骆驼(Camelus ferus)种群数量分别以年10.06%和10.89％的速率增加(n=16)。为达到持续利用的目的，本文提出六项持续发展对策：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建立各省、自治区自然保护基金；保护栖息环境；迁地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人工复壮孤隔种群；提倡人工驯养野生经济动物；人为扩大某些珍稀和经济动物分布区。

对中国13条主要河流淡水鱼类分布进行的系统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分异最小的是闽江与九龙江。瓯江与钱塘江、淮河与黄河、东北的水系分别较早聚为一类。相异系数在0.60～0.69时分为三类: 东北的水系、黄河到珠江间的水系和云南的元江。淡水鱼种类数与流域特征的相关和回归分析揭示了：鱼种数分别与河流流域面积、年平均流量呈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单位干流长和单位流域面积的鱼种类数分别与河流径流深、比降呈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 而与河流平均纬度呈显著负相关。主成分分析得到的第一和第二主成分分别综合反映了河流鱼种类数和相对种类数与河流特征值的关系。

通过对宽坝林区珍稀濒危植物的区系分析，得出该林区珍稀濒危植物区系具有种类较丰富，起源古老，区系复杂等特征。并探讨了该区珍稀濒危植物的致濒原因，提出了系列保护对策。

在持续10余年对我国特有珍贵树种长叶榧树的分布区、生长环境、生物学特性调查研究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该树种保护措施与开发利用意见。

生境破碎和种群隔离在野生动物管理中倍受关注，种群遗传异质性结合种群统计学和生境资料，可解释和推测种群经历的种群统计学随机事件，分析异质生境对种群遗传组成的影响，估计地理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和遗传分化,对物种保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文论述了传统进化论学说对生物多样性解释的不足,探讨用生物适化学说解释生物多样性的形成,提出生物多样性产生的表达式：

B_d=∫^T_Ｏ［(G_c-m+M)·E_c-(N_t+A_p+H_f)］dt,

并以此说明制订保育它们的原则对策。

外来种有害生物传入新区之后，在适宜条件下，往往严重干扰本地的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平衡，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传统生物防治学，采用国外天敌引种的策略和技术防治有害生物，常可获得持续控制的效果。文章概述国内外天敌引种研究情况，并根据我国现状提出了尽快健全法规，提高技术水平等若干建议。

本文介绍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制、开发的“鱼类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和用此系统建立的鱼类标本及物种分布信息库。对系统需求的基本分析、结构设计、数据结构、基本功能和特点，及完整的统计及查询功能，对本系统创建和应用的物种和地名代码体系作了介绍。通过全文可以了解昆明动物研究所鱼类标本及云南鱼类分布名录数据库的现状。

昆虫纲是动物界物种数最多的纲。尽管植物的生物量是所有动物生物量的许多倍，但昆虫与植物的关系仍是生物相互作用中的主要部分。昆虫个体数目庞大，且种间与种内有很大变异，故其功能也极其重要。人类对其重要性了解不足连同对昆虫的普遍轻视厌恶，构成了对昆虫保育认识上的极大障碍。该障碍和分类上的障碍(昆虫中至多有约7%～10％被科学地描述过)在实际的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中都必须克服。考虑到物种目前的灭绝速率，认识所有物种是不可能的，因而，保育尽可能多的生境和景观以及特有种的原产地是很必要的。这些生境和景观可能是针对典型的物种和群落，也可能是针对特有性汇集点。保育种的发生地作为未来生物多样性的保证也是必要的。保育区必须通过尽可能多的迁移和基因流动走廊相联系。人的认识、功能上的重要性、分类上的独特性、典型性、基因变异和重要的行为特性，这一切使生物多样性保育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昆虫生态学家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要防治作物、家畜和其他产品上的有害种群，同时又要识别和利用有益的种类。众所周知，许多传统的控制方法固有对环境的危险性，利用遗传工程生产的杆状病毒等生物杀虫剂危险性更高。需要尽快地发展使个体生命活动处于停滞状态的保存技术。但是这些技术以及恢复计划，诸如原产地恢复、人工繁殖、重新引入和转移等，要达到预期的目标都需要相当知识和经济上的投入。甚至最简单群落的生态恢复也涉及到众多生物和非生物的相互作用，实际上不可能预测到各种可能条件下的结果。所以重点必须集中在保存和保育尽可能多而大的原初的和接近原初的独特和典型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