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腊梅(Sinocalycanthus chinensis)是国家二级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夏腊梅属(Sinocalycanthus)的唯一代表，仅间断分布于我国浙江省临安市和天台县极狭小的范围内。本文采用等位酶淀粉凝胶电泳技术对采自上述两地的天然居群和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引种的人工居群的553个样品进行了遗传多样性检测，并与浙江腊梅(Chimonanthus zhejiangensis)作对比。检测结果表明夏腊梅的遗传多样性极低。从14个酶系统检测到的23个位点看，在物种水平上每位点的等位基因平均数（A）为1.2，多态位点（P）占21.7%，观察杂合度（H_o）为0.010。在居群水平上，A=1.0～1.1，P=0～13.0%，H_o=0～0.014。而对照种浙江腊梅杭州植物园人工居群的上述指标分别为A=1.5，P=39.1%，H_o=0.071。夏腊梅的2个自然居群之间在Mdh-4、Pgd-3和Sod-1发生显著的分化，但居群内亚居群间几乎没有分化。在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引种的人工居群中没有检测到多态性，说明作为迁地保护的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人工居群并没能有效地保护夏腊梅的遗传多样性。由于目前自然保护区基本上采用不加人为干预的经营方式，划入龙塘山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亚居群会因为森林的自然演替而灭绝。所以，自然保护区目前的这种经营方式不适合对夏腊梅的保护。夏腊梅的例子说明，当我们对保护对象的生物学特性缺乏认识时，我们既不知道应该保护什么，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保护。

利用DCCA排序和海拔高程排序相结合的方法，对祁连山北坡中段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垂直分布格局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 1)植物群落草本层和灌木层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在环境梯度上呈单峰曲线变化趋势，乔木层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在环境梯度上无变化。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对环境梯度变化敏感程度的次序是草本层>灌木层>乔木层； 2)植物群落各层次均匀度在环境梯度上没有表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均匀度可能更多地受制于群落自身动态的影响，而独立于生境的资源水平； 3)草地群落物种多样性在DCCA环境梯度上曲线的拟合效果优于按海拔高程排序效果，灌木群落则相反； 4)低海拔、中低海拔和中海拔地带的草本层物种丰富度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 (H′)显著高于灌木层（p<0.01）；高海拔地带草本层仅丰富度指数显著高于灌木层(p<0.05)。在整个海拔范围内，草本层和灌木层的均匀度无显著差异。就资源的可利用性而言，研究区域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在垂直环境梯度上的变化规律表达了物种多样性与资源生产力的单调关系内涵。

浙江省植物资源丰富，有野生维管植物215科1196属3283种，其中包含了我国特有属49个，浙江省特有植物约200余种，许多物种十分稀少，并受到严重威胁，亟待保护。但浙江省需优先保护的植物物种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有些地区的重要保护对象比较集中，对这些地区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保护。本文根据维管植物物种多样性、珍稀濒危植物的物种数量及个体数量特征、受威胁状况以及浙江省特有植物的分布情况，提出了浙江省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的7个关键区域：以西天目山为中心的浙西北山区，以古田山为中心的浙西山区，以九龙山为中心的浙西南山区，以凤阳山－百山祖为中心的浙南山区，以括苍山为中心的浙东山区，以天台山为中心的浙东丘陵，以普陀山为中心的舟山群岛。最后提出了浙江省植物物种多样性保护的几点建议。

将寄生在百合科上11个属的真菌列成图谱，发现霜霉目(Peronosporales)只寄生葱属(Allium)，小煤炱目(Meliolales)只寄生菝葜属(Smilax)。结果显示，葱属和菝葜属之间以及与其他9个属之间的亲缘关系均比较远，这与哈钦松分类系统相吻合。这对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百合科的分类提供了重要佐证。

本文通过自然植物种群接种实验、人工接种实验和野外调查研究了(Geranium sylvaticum)对老鹳草单孢锈菌(Uromyces geranii)（长生活史）的抗病性在受柄锈菌(Puccinia)（短生活史）感病前后和受2种柄锈菌（P. leveillei 或 P.morthieri）感病后有无区别，以及在同一季节里感染同一寄主植物的长生活史单孢锈菌和短生活史柄锈菌间的相互作用。病原菌间的相互作用使寄主植物产生诱导保护抗性。结果表明，P. leveillei 可诱导寄主植物产生短时间的保护抗性，而 P. morthieri 可能诱导寄主植物产生长时期的保护抗性。诱导保护抗性可能是影响自然植物种群中植病式样的重要因素之一。

青海尕海是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比较典型的高盐度且具有丰富卤虫资源的盐湖,海拔高程2849.6 m。1997年夏季我们对尕海盐湖浮游生物主要类群群落多样性特征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期间在内湖主要水体5个断面22个采样站共发现浮游藻类46种，平均密度为54.39×10⁴ Cells/L；浮游动物12种，全湖平均密度为8.22个/L,平均生物量0.29 mg/L。通过盐度含量较高（119 g/L）的内湖主要水体采样断面与盐度含量较低（1.8 g/L）的湖西北岸小水面采样断面比较，浮游生物不论是在种类组成特征、群落的多样性还是其个体丰度都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结果表明：在盐湖生态系统中，盐度是决定生物物种多样性及其个体丰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系统整理我国西部干旱地区啮齿动物的分布资料，获得物种分布范围的基础上，应用GIS软件，基于等面积栅格系统，研究啮齿动物的等级多样性，探讨啮齿动物物种的区域分化特征。结果表明，祁连山地和北塔山、伊犁天山、阿拉套山和阿尔泰山地，以及贺兰山地等处的啮齿动物的属数最高；塔里木盆地中心和藏北高原的属数最低。阿尔泰山南麓、伊犁天山和东祁连山地的啮齿动物科数最多；塔里木盆地中心和藏北高原的科数较少。在青藏高原的周边，寒漠与温性荒漠、荒漠与山地、高原与盆地、荒漠与草原、山地与草原等景观的交界处，多样性指数较高。蒙新荒漠区的啮齿动物的属科数比相对较高，青藏高原的属科数比值较低，但青藏高原的种属数比值相对较高，而且GF指数亦较高。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已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科学问题。生物多样性的空前丧失促使人们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来描述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关系，并试图揭示多样性与系统功能关系的内在机制。本文将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作用机制的有关假说分为统计学与生物学两大类：前者是从统计学角度来解释观察到的多样性－系统功能模式，包括抽样效应、统计均衡效应等；而后者是基于多样性的生物学效应给出的，包括生态位互补、种间正相互作用、保险效应等。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该领域内有代表性的实验工作，包括“生态箱”实验、Cedar Creek草地多样性实验、微宇宙实验、欧洲草地实验，以及在这些实验结果解释上的激烈争论。

保护遗传学是运用遗传学的原理和研究手段，以生物多样性尤其是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为核心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几十年来，遗传学研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简要回顾了保护遗传学的发展历史、研究方向和涉及的概念，着重介绍了植物保护遗传学研究所取得的一些进展，包括植物系统发育重建和保护单元的确定、遗传多样性与物种和群体适应性之间的关系、群体遗传结构与保护策略的制定以及植物遗传资源的鉴定和利用等方面的内容，并强调保护遗传学研究是未来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物学研究中一个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生物入侵是不均衡世界的一个永恒话题，尤其是当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引入物种后。很多引入显然是无害的，但另外一些则有着严重的后果，会给入侵地的生物以至于整个生物群落造成影响。本文总结了分布区扩张的常见模式，概述了它们对遗传多样性和种群结构式样所造成的影响。描述了如何根据以一批遗传标记所得到的遗传多样性式样来推断入侵途径，来揭示伴随扩张选择和漂变在形成种群遗传样式中的作用。本文对日益增多的群体遗传学方法进行了总结，这些技术可以用来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推断种群规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瓶颈效应及种群扩张）。最后，我们以欧洲栎瘿蜂（膜翅目，瘿蜂科，瘿蜂族）一系列入侵的数据为例对一些方法进行了说明。从500～10 000年的时间尺度上，多态的等位酶位点上等位基因频率的数据表明：1）遗传多样性沿入侵路线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支持了冰河期避难所作为遗传多样性中心的作用；2）入侵地区的种群与该物种原产地的种群相比，遗传上的分化更为强烈。这种种群结构在空间上的变异可能是被栎瘿蜂开发的资源尤其是栎树寄主在斑块上出现变异的反映。

为发展毛皮工业，新西兰19世纪中叶从澳大利亚引入刷尾负鼠([WTBX]Trichosurus vulpecula)〖WTBZ〗,后成为新西兰一大害兽。刷尾负鼠不仅因破坏当地植被、捕食鸟蛋等而严重影响了新西兰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因其传播结核病菌对当地畜牧业造成了很大损失。新西兰每年花费巨额资金来控制这一害兽。虽然刷尾负鼠在一些孤立的岛屿和重点自然保护区已完全被消灭或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在新西兰大部分地区其分布却还在扩展，依然威胁着新西兰的生物多样性和农牧业生产。传统的控制方法包括兽夹捕杀、射杀和药物灭杀，其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是：1) 受资金的限制；2) 小面积控制后因为种群密度减小，负鼠的生育率、存活率随之增高。加上新个体从周围迁入，种群数量迅速恢复。生物防治特别是免疫绝育法被认为是经济、人道及有效的方法。新的研究结果证明刷尾负鼠具有一雄多雌的繁殖方式，而且在雌兽被绝育后，种群中雄兽与雌兽之比率反而增高。因此雌兽绝育可能不会降低雌雄负鼠之间的接触频率。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免疫绝育控制刷尾负鼠是很有前景的。

摘要:了解外来入侵物种（alien invasive species，AIS）的生物学涉及纯生物学及应用生物学的问题。但是靠预先设计的实验来加深人们的了解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可以研究现有的入侵，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本文利用新西兰历史上的一些记录,探讨了物种在新环境中成功定居的因素。令人惊奇的是，物种间的生物学差异对成功的定居几乎没有什么作用，相反，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个物种被引入新环境的频率及数量。

香港早在19世纪中叶开始就有外来植物入侵的记录。迄今为止，已发现多达238种已归化的外来或怀疑为外来的植物，其中又以薇甘菊(Mikania micrantha)、五爪金龙 (Ipomoea cairica)、假臭草 (Eupatorium catarium)、大黍 (Panicum maximum) 等最常见。外来植物最常见于受人为干扰的生境，例如荒废农田及路旁等，而较少在天然林地生境及贫瘠的灌草丛中发现。外来植物对本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低地生境。它们常形成单优种群，减少了生境及动植物的多样性。外来动物对香港原生植物影响最大的是于20世纪70年代入侵的松树线虫(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外来的脊椎动物也有可能对香港的植被演替产生影响。目前香港的外来植物当中，有些在大陆较少分布或没有记录。作为华南最大的港口，香港对外来物种的引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制定控制外来种在香港及华南地区的引入及传播的政策及措施非常重要。

本文探讨了外来入侵生物的概念及其在我国的危害状况、入侵原因，提出了外来入侵生物的预防及管理对策。随着国际贸易往来和旅游业的发展，生物入侵在我国不断加剧，正在成为威胁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外来入侵种的生态代价是造成本地物种多样性不可弥补的消失以及物种的灭绝，其经济代价是农林牧渔业产量与质量的惨重损失与高额的防治费用。生物入侵在我国大部分是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这些因素包括：缺乏对引进种的利益与风险进行评估、淡薄的生态意识与不顾生态后果的经济利益驱使下的盲目引进、缺乏严格的科学监管体系或监管不力、缺乏全面检疫的体系与机制。外来入侵生物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已成为当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研究领域。我国对外来入侵生物的预防与管理应着重于国家能力、研究能力、监测与管理能力三大体系的建设上。根据我国国情和目前的紧急现状应制定出优先行动计划。对特定外来种的入侵生物学基础研究、特定生态系统或地理区域入侵种现状及影响的关键评估研究、特定外来入侵生物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风险评估体系及经济损失的模式研究、发展控制外来有害生物的环保型技术与方法研究、外来生物受控制后生态系统的恢复与栖息生境的复原技术与方法等,均是目前亟待研究的课题。

本文在简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研究动态的基础上，从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的概念出发，指出忽视多样性和稳定性的生物组织层次可能是造成观点纷争的根源之一。特定生物组织层次的稳定性可能更多地与该层次的多样性特征相关。探讨多样性和稳定性的关系应从不同的生物组织层次上进行。扰动是生态系统多样性与稳定性关系悖论中的重要因子，如果根据扰动的性质，把生态系统（或其他组织层次）区分为受非正常外力干扰和受环境因子时间异质性波动干扰2类系统，稳定性的4个内涵可以理解为：对于受非正常外力干扰的系统而言，抵抗力和恢复力是稳定性适宜的测度指标；对于受环境因子时间异质性波动干扰的系统而言，利用持久性和变异性衡量系统的稳定性则更具实际意义。结合对群落和种群层次多样性与稳定性相关机制的初步讨论，本文认为: 在特定的前提下，多样性可以导致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