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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与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制度衔接路径探讨
苏红巧, 余得光, 牟昆仑
生物多样性    2025, 33 (3): 24570-.   DOI: 10.17520/biods.2024570
摘要   (229 HTML1 PDF(pc) (511KB)(192)  

土地/海洋用途改变是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最大的直接驱动因素,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行动目标1提出通过覆盖全域的空间规划确保重要生态区域零丧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为行动目标1的落实提供了最佳机遇。国家公园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国土空间, 其体制改革必须与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制度充分衔接, 才能有效支撑这一类型国土空间——生态空间的有效保护。但是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中, 整体上缺少与这两项制度衔接的相关内容, 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少的冲突矛盾。建议将国家公园规划体系与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充分衔接作为国家公园空间管制依据; 根据改革难易程度, 分阶段推进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间接或直接统一行使用途管制权; 建立基于空间分区的差异化、精细化用途管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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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家公园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总体框架示意图
正文中引用本图/表的段落
国家公园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落实途径主要体现在基于空间分区对各类用地的预审、审批和对现状用地转用的规则制定、审批上(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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