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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豹种群分布现状与关键栖息地信息更新
生物多样性
2022, 30 (9):
22349-.
DOI: 10.17520/biods.2022349
云豹(Neofelis nebulosa)是中国大型猫科动物中对森林生态系统依赖性最高的物种。中国作为云豹的主要分布区, 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深入研究和有效保护, 在盗猎、森林采伐、土地利用变化等威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云豹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近数十年来均大幅缩减, 其分布现状亟需全面评估。本研究系统检索和查阅了国内1950年以来的云豹标本、野外调查记录、地方志、新闻报道等直接证据, 整理了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内云豹记录存在的年代; 基于2010-2020年国内55个地区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 结合同期研究文献中记录的中国云豹确认分布位点, 校准了已发表的云豹栖息地适合度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叠加保护地和行政区划图层, 根据2010-2020年间森林覆盖率的减量评估云豹栖息地适合度的变化, 以识别我国的云豹关键栖息地和保护优先区。结果显示, 1950-2009年, 我国的云南、西藏、四川、陕西、甘肃、重庆、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以及台湾共17个省级行政区有云豹分布, 但其中12个迄今已超过20年无确凿记录, 且目前仅在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仍有云豹记录延续。当前我国大陆地区云豹潜在栖息地总面积64,093 km2, 分别位于9个连续的栖息地斑块中, 其中3个为跨境斑块。2010-2020年间, 我国境内共在5个自然保护区的10个样区记录到云豹, 全部位于西藏东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南部的2个跨境栖息地斑块(即“喜马拉雅-横断山脉西侧-若开山脉”和“无量山南麓-安南山脉”)的边缘。2010-2020年间, 这两个斑块在中国境内区域的年均森林覆盖率减量(0.84%)小于境外(1.57%)。从本研究的结果推断, 中国目前确认分布的云豹种群极有可能维持在跨境分布的生境中, 面临内部和跨境的双重挑战。相关保护地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反盗猎执法, 并开展栖息地恢复工作以提升云豹栖息地质量与斑块连通性, 同时与周边分布区国家开展跨境保护合作, 为现有云豹种群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基础。 ![]() View image in article
图1
1950-2010年云豹在标本、文献、地方志、报道和其他国内可查证的历史记录总结。横轴以10年为刻度, 各省、市、自治区名称后的黑色线段表示云豹分布证据延续的年代, 黑色圆点表示有确切采集时间、地点的标本以及可查证的活体或死体及其记录年份, 其大小表示当年记录总数(n); 黑线上的灰色数字表示该地区相应年代的年均云豹猎获量记载或估计。
正文中引用本图/表的段落
MacDonald等(2019)基于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9个国家、45个监测网络中的2,948个红外相机位点的调查数据, 结合森林覆盖率、地形、气候、土地覆盖类型、人口密度、自然保护地分布等13个环境变量在250 m、500 m、1 km、2 km、4 km、8 km、16 km和32 km 8个尺度的取值, 建立了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 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 并以赤池信息量准则(AIC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为标准选取了最优尺度和参数组合, 在云豹位于亚洲大陆上的整个分布区范围内(不包括台湾岛、海南岛等曾经有云豹分布的岛屿)评估了该物种的栖息地适合度。该模型中, 对云豹在红外相机位点探测率的影响因素按贡献度从高到低依次为: 16 km范围内的郁闭森林比例, 32 km范围内的年均降水量, 16 km范围内的灌丛/草地面积, 8 km范围内的保护地面积, 1 km范围内的景观破碎程度和500 m范围内的地形指数。其中, 最重要的郁闭森林比例和年均降水量皆与云豹探测率正相关: 当16 km范围内的郁闭森林比例低于65%或32 km内的年均降水量低于1,700 mm时云豹的探测率会降到不足其稳定分布区平均探测率的1/4水平(MacDonald et al, 2019)。本研究提取该模型的云豹栖息地适合度预测值, 采用2010年以来我国的红外相机调查结果, 进行了模型验证和潜在栖息地划分: 首先, 将我国红外相机平台中的云豹探测记录与文献中的东南亚云豹探测记录合并, 得到境内外有云豹分布样区(presence) 86个; 将我国红外相机平台中未探测到云豹的所在地区按每平方千米保留单笔记录的标准稀疏化, 并选取境内工作达到5,000及以上有效相机日的高确定性样区以及境外所有未探测到云豹的样区共130个作为无云豹分布样区(absence) (图1)。随后, 针对以上216个有或无云豹记录的样区提取模型预测值, 计算TSS (true skill statistics)评价指标最高的切分阈值, 并据此二值化模型结果以划分我国云豹的当前分布区域。MacDonald等(2019)将原模型预测值大于其90%分位数的区域定义为云豹的高质量栖息地, 且大于800 km2的连续栖息地被认为是支持云豹种群的必要条件(Petersen et al, 2020), 因此本研究沿用此标准, 并将二值化后包含连续高质量栖息地斑块的区域作为中国云豹的潜在栖息地。
最后, 叠加中国行政区划、中国自然保护区边界(北京大学未发表数据), 以及WDPA自然保护地边界图层(UNEP-WCMC & IUCN, 2021), 并按栖息地地图投影栅格化保护地数据(网格分辨率1 km), 计算我国各省区云豹潜在栖息地斑块内的保护地覆盖比例与高质量栖息地占比。所有地理信息管理和作图使用QGIS 3.16.9 (QGIS Project,
统计表明, 在此时间段内, 我国的云南、西藏、四川、陕西、甘肃、重庆、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以及台湾共17个省区皆有云豹分布记录(图1)。其中, 广西和广东西部的记录数最少, 20世纪60年代后每年仅有少于10件的云豹皮毛收购(国家林业局, 2009), 同时缺乏标本和野外记录; 海南岛中西部山区以及低海拔区域都曾是云豹的分布区域(寿振黄, 1966), 但全岛已有40余年未记录到云豹; 台湾的云豹在1983年最后一次由猎户目击, 并于2014年被认为在岛上灭绝(Chiang et al, 2015); 四川西部、陕西、甘肃的云豹也超过30年未有记录; 四川东南、贵州、长江中下游山地和福建、粤东北山地的云豹种群存续时间相对较长, 其中湖南、湖北的云豹在标本与文献中记录较少但湖南有大量地方志记载, 对狩猎数量统计较全的是江西(盛和林, 1976; 盛和林等, 1984), 且福建、浙江、江西和安徽(陈文豪, 2003)在1990年后出现的云豹记录相对较多; 然而在2010年后, 仅有云南南部、西部和西藏东南部尚存云豹的持续确凿记录(表1)。在采集于我国境内的47号云豹标本中, 产地数量从高到低的前5个省份依次为云南、贵州、海南、福建和四川。
盗猎是目前云豹生存面临的重要威胁。在20世纪中期之后, 我国南方曾为了经济发展组织狩猎, 当野生虎、豹被大量猎杀而种群数量快速下降, 云豹被猎杀贸易的数量随即上升(盛和林和陆厚基, 1982)。而云豹贸易量的上升, 可能导致当时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中云豹的种群数量被高估(盛和林等, 1984; 国家林业局, 2009), 与1990年以后原云豹产区仅存少量个体, 甚至缺乏标本形成对比(图1)。在江西省, 仅在1955年一年就有超过200只云豹被猎杀(盛和林, 1976); 1963-1981年间, 每年云豹的猎取量维持在稳定的100只左右, 共计1,351只被猎杀(盛和林等, 1984)。在云豹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 部分地区的盗猎还在零星持续, 造成云豹种群数量下降。例如在安徽省石台县, 1998年仍有云豹被非法盗猎的报道(陈文豪, 2003)。而在地处中国-老挝边境的云南省南部, 近两年仍有老挝盗猎团伙非法越境捕杀云豹的事件发生(未发表数据)。
本文的其它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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