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 2023, 31(7): 23110 doi: 10.17520/biods.2023110

保护与治理对策

国际法视野下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

冯莉,,*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武汉 430072

On synergistic governance of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Li Feng,,*

Environmental Law of Research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通讯作者: *E-mail:fengli_sherry@whu.edu.cn

编委: 徐靖

责任编辑: 周玉荣

收稿日期: 2023-04-12   接受日期: 2023-07-15  

Corresponding authors: *E-mail:fengli_sherry@whu.edu.cn

Received: 2023-04-12   Accepted: 2023-07-15  

摘要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了气候变暖进程, 同时, 气候变化也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 二者之间是耦合关系, 应当将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 实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都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重要联系, 二者存在相互交叉的议题。故本文从国际公约的角度出发, 梳理了UNFCCC中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的谈判焦点与发展、CBD中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谈判焦点与发展以及二者履约机制的协同现状; 总结出国际法视野下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所面临的困难: (1) UNFCCC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回应不足; (2) CBD对气候变化议题单向回应; (3) UNFCCC与CBD履约机制分割显著; (4)防范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措施之间的冲突。基于此, 本文以整体系统观为理论基石, 提出促进两公约的综合协调性、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落地执行、探索多元融资机制、制定长期战略等建议,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增效。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 应对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协同治理

Abstract

Background & Aims: Abnormal climate change significantly affects biodiversity, while biodiversity loss also affects the climate system. Addressing the issu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in isolation is insufficient, as there exists a strong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Despite their interconnectedness, achieving synergistic governance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encounters several challenges.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primarily regulates climate change, focusing on a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climate adaptation. Simultaneously,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oversees organisms and strives to maintain biodiversity sustainability. Since their inception, UNFCCC and CBD have been interlinked, with complementary objectives that necessitate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for thei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However,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global concerns, it is crucial to enhance the synergy between UNFCCC and CB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isting synergy between the two conven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aiming to support the resolution of the interwined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loss.

Review Results: From the current status of synergy between UNFCCC and CBD, we can find problems of synergy between UNFCCC and CBD as follows, insufficient response, one-way response and notable fragmentation in compliance mechanisms during their collaborative efforts.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a holistic systems approach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t puts forth recommendations for enhancing synergistic governance of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It suggests foster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conventions,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 exploring diversified financing mechanisms, and developing long-term strategies.

Keywords: biodiversity;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UNFCCC; CBD; synergist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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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莉 (2023) 国际法视野下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 生物多样性, 31, 23110. doi:10.17520/biods.2023110.

Li Feng (2023) On synergistic governance of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Biodiversity Science, 31, 23110. doi:10.17520/biods.2023110.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随着全球变暖和全球总降水量增加, 预计气候变化将成为未来50‒100年内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主要驱动因素之一(Sintayehu, 2018)。同时, 随着生物多样性丧失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固碳减碳能力, 也会进一步加快气候变暖的进程。可见,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之间是耦合关系, 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减轻气候变化的风险, 二者密不可分, 应当将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 实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都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重要联系, 二者存在交叉议题。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双重危机的背景之下, UNFCCC与CBD在进程上亟待加强实质性协同。本文在国际法的视野下, 从国际公约的角度研究UNFCCC与CBD的协同现状, 分析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所面临的挑战, 进而在理论基础和实践方面提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建议, 为解决困难提供支撑。

1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1.1 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不可分割性已经成为共识(Pires et al, 2018)。虽然CBD和UNFCCC是不同的公约体系, 有各自的重点, 但是二者具有密切的因果关联和制度联系。用单向思维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或气候变化, 会面临事倍功半的窘境。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共存于生态系统中, 二者相互影响, 它们之间的联系如图1所示。一方面, 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 生物栖息地减少进而导致物种减少, 物种减少使得生态系统结构受到损害, 加速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另一方面, 生物多样性丧失也会加剧全球气候变化, 生态系统具有减碳和固碳功能, 生物多样性丧失造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进而加剧土地退化, 随着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土地的碳储量下降, 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可见,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二者之间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关系。保护生物多样性对减缓气候变化有重要作用, 通过发挥生态系统的碳减排和碳汇功能, 可以减缓气候变化。同时减缓气候变化也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其通过降低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概率, 保护迁徙物种, 进而维护地球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此, 在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共同挑战时, 需要用协同治理的思维来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问题。

图1

图1   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联系图

Fig. 1   Framework map linking biodiversity loss and climate change


1.2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是发展趋势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不能孤立地解决, 二者共存于完整的生态系统且不可割裂, 协同应对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单纯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 可再生能源是缓解气候变化难题的重要解决方案之一, 但棕榈油等生物燃料的生产挤占了大片热带雨林, 破坏了大猩猩、犀牛等珍稀物种的栖息地, 甚至导致当地特有生物濒临灭绝; 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物种或生物栖息地会造成损害(Gibson et al, 2017)。国际社会已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协同和权衡问题。2020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开展了首次合作, 发布了《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相互作用的工作报告》, 关注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相互影响作用和权衡问题, 建议对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采取综合办法。两个机构的合作为日后的常态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为两公约构建协同履约机制创造了条件。

2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协同现状

2.1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谈判焦点与发展

我们梳理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谈判焦点发展历程(Box 1)。总体来看, 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鲜少直接涉及保护生物多样性, 涉及生物多样性的相关议题主要集中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及林业(Land 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LULUCF)、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以及损失与损害。相关议题的具体发展情况如下:

  

Box 1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中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谈判焦点发展历程
时间/会议决定
COP4第9/CP.4号决定 提出“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及林汪” (LULUCF)的议题
COP6第5/CP.6号决定 确定了LULUCF活动应遵循的原则, 并讨论了清洁发展机制(CDM)中吸收碳汇项目的具体范围
COP7第11/CP.7号决定 确定LULUCF规则第17/CP.7号决定 确定CDM的发展模式和规则
COP8第13/CP.8号决定 认识到UNFCCC、CBD以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三公约的协同作用, 在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下促进协调合作, 避免重复工作, 提高资源利用率
COP9第19/CP.9号决定 《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CDM的植树造林和再造林项目活动的模式和程序
COP11第3/CMP.1号决定《京都议定书》第12条定义的CDM的模式和程
第4/CMP.1号决定 关于CDM的导
第6/CMP.1号决定《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CDM下小规模造林和再造林项目活动的简化模式和程序, 以及促进其执行措施
第16/CMP.1号决定 提出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REDD)议题
COP13第1/CP.13号决定 提出“损失与损害”概念, 通过了《巴厘岛行计划》
第2/CP.13号决定 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及退化造成的排放问题上的政策方法和激励措施
COP15第4/CP.15号决定 建立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的排放量以及保护和加强森林碳储量的机制(REDD+)
COP16第1/CP.16号决定 关于REDD+问题的激励机制和方针政策
COP17第2/CMP.7号决定《京都议定书》之下LULUCF活动有关的定义、模式、则和指南
第7/CP.17号决定《损失与损害问题工作方案》
COP19第2/CP.19号决定 设立华沙国际气候损失与损害机制, 应对毁林和森林退化建立了REDD+华沙框架
COP26第CMA.3号决定 达成《格拉斯哥气候协议》, 强调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COP27第1/CP.27号决定《沙姆沙伊赫实施方案》提及确保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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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LULUCF是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之一。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Si et al, 2021), 也是生物栖息地破坏和丧失的主要原因。LULUCF的谈判内容和焦点主要是林产品和森林经营的碳汇核算规则。经过多次谈判, 各缔约方就LULUCF活动有关的定义、模式、规则和指南达成了一致。

其二, CDM与生物多样性有一定关联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减缓全球变暖, 对保持生物多样性有重要作用。《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了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任务, CDM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 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列入发达国家所有。CDM不仅解决了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的问题, 同时也助力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 在减缓全球变暖的过程中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 REDD议题也是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议题之一。《京都议定书》将林业列为气候变化、减排固碳的重要途径。REDD旨在通过对保护森林资源的行为提供经济激励来减少热带森林的砍伐和退化, 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在实施REDD的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可能因为加强森林储碳量而取得收入,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带来动力。UNFCCC还确立了坎昆保障措施以规制REDD+在实施过程中的风险。总而言之, REDD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维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 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袁梅等, 2009)。

其四, “损失与损害”议题与生物多样性也有一定关联, 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和损害是无法避免的, 发达国家的过往活动对气候变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何志鹏和马文飞, 2019)。排放者在本国排放温室气体, 造成全球变暖, 最后造成其他国家的气候灾害, 这种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虽不是违法行为, 但造成了境外区域人身和财产损失, 因此排放国需要承担气候变化损害的国际赔偿责任。在“损失与损害”的议题中还未明确提及生物多样性, 但是损失与损害补偿对象是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发展中国家, 涉及的国家通常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而充足的资金支持是维持生物多样性重要的保障, 通过资金投入减少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不利影响。

2.2 《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谈判焦点与发展

《生物多样性公约》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一直很高, 将气候变化认定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驱动力之一。我们梳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谈判焦点与发展(Box 2)。

  

Box 2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中气候变化相关议题谈判焦点发展历程
时间/会议决定
COP7第VII/15号决定 设立“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议题, 促进缔约方在国家层面开展促进里约三项公约的协同活动
COP8第VIII/30号决定 鼓励政府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气候变化的相关国家政策, 推进CBD、UNFCCC、《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拉姆萨尔湿地公约》及其他公约合作项目
COP9第IX/16号决定 要求缔约方获取有关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的情况, 并将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纳入国家战略计划中, 鼓励发达国家在监测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上给予技术与资金的支持
COP10第X/20号决定 大会强调里约三公约的主要任务, 注意避免工作重复, 促进资源利用, 通过协调一致地执行里约三公约和其他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
第X/33号决定 缔约方大会鼓励REDD的实施过程中考虑CBD, 注重REDD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保护效益, 提出减少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影响
COP11第XI/6号决定 各国际组织和捐助方加强和提高UNFCCC、CBD和其他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 通过适当的城市森林管理, 以期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影响
COP12第XI/19号决定 强调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活动中, 以便增加缔约方在执行的UNFCCC与CBD的协调性, 鼓励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 保护和增加森林碳储存
第XII/20号决定 强调虽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 但良好的生态系统和保持生物多样性可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COP14第14/4号决定 设计和有效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的自愿准则
COP15第15/4号决定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第15/13号决定 加强里约三公约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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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气候变化是CBD一直关注的议题, 源于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有严重影响。该议题在COP7上首次提出, CBD力求减少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负面影响, 同时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 减少极端气候灾害。CBD多次提及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议题, 强调了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联性, 呼吁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也要关注生物多样性。此外, CBD敦促里约三公约, 包括CBD、UNFCCC、《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需要采取联合行动, 因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关联性, 采取联合行动可以避免重复工作, 达成协同增效的目的(Cowie et al, 2007)。对于这个议题, 有两个针锋相对的集团, 一个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另一个是以巴西、哥伦比亚、中国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大国, 在这个议题上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立场比较激进, 希望除了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议题之外, 将气候变化的问题扩大到各个领域, 并且敦促里约三公约需要采取联合行动, 达成协同增效的目的(吴军等, 2011)。而以巴西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大国立场则相对谨慎, 考虑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复杂性, 如果过于激进是否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

其二, REDD议题是CBD关注的议题之一。毁林是仅次于化石燃料燃烧的全球第二大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源(D'Amato et al, 2017)。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灭失均与森林退化相关, 森林面积的减少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Thompson et al, 2013), 气候变化同样也影响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管理。CBD鼓励在REDD的实施过程中考虑生物多样性。

2.3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约机制的协同现状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协同履约机制上, UNFCCC第8条第2款(e)规定秘书处需要与其他国际机构的秘书处保持协调。CBD (里约宣言)指出缔约国应尽可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进行跨国合作; 第24条(d)规定秘书处需要与其他的国际机构取得协调。此外, 为了加强里约三公约的协作增效, 2001年建立了里约三公约的联合联络组, 旨在加强信息交换, 该联合小组由各公约的科学附属机构的官员、执行秘书和公约秘书处组成, 进行了一系列的协作活动, 比如推进科学机构之间的合作, 开展里约三公约国际研讨会, 促进三公约之间的信息交流, 这些活动意在加强三公约的协作效果。

3 国际法视野下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面临的困境

UNFCCC与CBD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相互交叉的议题,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关系密切, 无法割裂, 协同治理是其共同进路。通过对UNFCCC和CBD相关内容进行梳理, 发现两公约在LULUCF、REDD、CDM等议题中存在交叉, 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日益严重的背景下, 两公约协同治理增效亟待加强。目前二者协同治理面临如下困境:

其一, UNFCCC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回应不足。UNFCCC没有与生物多样性直接相关的议题, 但有部分议题与生物多样性有间接关系。在履约机制上, UNFCCC对生物多样性的回应仅仅体现在目标和秘书处职能以及少量条文中。UNFCCC的研究议题集中在减少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减缓气候变化上, 对气候变化给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损害关注不足, 显然没有针对性地回应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的问题。在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的背景下二者的协同治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二, CBD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单向回应。虽然CBD针对气候变化的议题进行了回应, 但回应多为宣示性、原则性条款, 缺乏实质性条款。CBD多次提及气候变化议题, 但条款的目的在于传递协同治理的价值理念和认识, 缺乏具体的协同措施, 执行力度低。条款也未设定主体的法律义务, 对气候变化的回应仅是“表面”回应。这也反映出CBD单方面地关注气候变化, 并未发挥二者协同作用。

其三, 两公约履约机制分割显著, 综合协调性不足。UNFCCC与CBD有各自的履约机制, 缺乏正常的协调与沟通。虽然两者在秘书处职责上对信息交换有粗浅的规定, 但在缔约信息交流、监测、履约等重要制度上协调路径闭塞。缺乏协同的履行机制归根结底是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引起的问题, 这也是国际法的普遍问题(Biermann et al, 2009), 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建立两公约的协同履约机制。此外, CBD和UNFCCC中对于相同缔约方履行义务和条约下相关国际经营项目等公约基础性事项缺乏必要规制, 在项目履行和国家履行机制等国家条约执行制度上还有待加强。

其四, 防范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措施之间的冲突。一方面,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造成事实影响, 另一方面, 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因此,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促进UNFCCC与CBD的协同治理, 更要防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制度措施之间的冲突。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可以比喻成两个集合, 分别有各自的价值、法律关系、法律客体, 但是二者存在交集部分。

4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路径

4.1 理论基石——整体系统观

整体系统观是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新发展, 它体现了人与生态系统关系的新观念、新策略和新动态(李一丁, 2020)。其突出表现形式是把自然内部各要素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共同存在于生态系统, 二者协同治理需统筹兼顾、整体谋划。基于此, 整体系统观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提供了理论根基。

整体系统观的发展肇始于牛顿的自然观和笛卡尔的机械论整体观, 这种观点认为, “整体是部分的结果” (蔡肖兵和金吾伦, 2010), 但忽略了整体, 认为需要从部分入手了解整体, 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忽略了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而后贝塔朗-奥诺非提出一般系统论, 即将生物和环境看作是互相作用的部分, 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相互依赖性。20世纪中叶, 随着科学和思想的不断进展, 整体系统观被完善并运用在生态学、管理学、工程学等领域。在生态领域中, 整体系统观注重事物的内部联系, 并非突出要素的独特性而强调协同, 认识到生态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联系密切、相互影响, 要从整体上对生态系统进行系统化治理, 又要对各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和配置, 从系统和全局的角度寻找治理之道(李广兵和熊婧妍, 2022)。在现代环境治理中, 人们为了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常常将问题简单化, 用“一叶障目, 不见森林”处理生态环境问题, 可能在短期内会达成目标, 但是长远来看是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故需要整体系统观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整体系统观将人类和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耦合, 为复杂问题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Liu et al, 2015)。因此, 未来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协同治理应建立在整体系统思维的基础上, 在整体系统视角下, 生物多样性丧失或者气候变化问题不可孤立地解决, CBD也认识到这点, 《昆明宣言》指出单一的措施或者部分措施都是不够的, 每项措施的效力可能因另一项措施而增强。换而言之, 在采取措施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时也需要考虑到减缓气候变化, 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也应考虑生物多样性。

4.2 实践层面

在实践层面, 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推进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治理:

第一, 促进CBD与UNFCCC的综合协调性。(1)推进建设两公约的协同履约机制。借助 IPCC与IPBES的合作推进建设协同履约机制, 建立两公约之间常态化交流机制, 推进两公约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专家交流, 促进在制定短期目标和年度计划时考虑各自需求, 共同规划, 加强合作, 设定相应的项目活动(薛达元, 2015)。两公约的进一步合作能够落实更加具体的措施以避免两公约在制度上的冲突。在科学研究、信息管理、国际合作等项目中共同开展行动, 达成两公约协同履约的效果。(2)在国际法上, 可以参照UNFCCC在公约之下制定《巴黎协定》的方法, 在CBD下制定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议定书, 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执行能力。

第二, 探索多元融资机制以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缺口。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自然金融状况》显示,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与防止土地退化的资金缺口高达4.1万亿美元。绿色金融为解决融资问题提供了新途径, 由120余家金融机构发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行动方案》指出, 要加大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领域资金的投放力度。法国巴黎银行通过发放绿色贷款等形式, 支持蚂蚁集团等企业实现碳中和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目标。瑞典北欧斯安银行发布了用于支持保护生物多样性、减缓气候变化和循环经济转型的绿色债券。此外, 还可寻求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比如私营企业资金和众筹等作为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补充资金。

第三, 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 NbS)落地执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提供了技术方案。NbS通过保护、恢复和改善森林、湿地和其他生态系统, 提升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通过增加碳汇有效缓解气候变化, 提高气候韧性, 是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增效的重要纽带和桥梁。研究表明NbS方式不仅保护了生态系统, 还为生态系统提供了最具成本效益的抵御气候影响的措施(Gardner et al, 2020)。未来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推动NbS的落地执行: 一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 分享NbS的经验和技术、开展NbS合作项目, 共同推动NbS的落地和实施; 二是将NbS理念本土化, 在生态保护的政策和实践中吸收NbS理念; 三是提高公众对NbS的认识, 引导公众参与NbS项目。

第四, 根据国情将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协同治理写入发展行动方案或者纳入国家的发展规划。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 这也凸显了制定长期战略、法律的必要性。一些国家已经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问题, 将二者协同治理融入法律的顶层设计, 为二者的协同提供法律保障。比如荷兰环境评估署发布的《生物多样性气候防护适应战略》, 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国家行动》, 英国的《英格兰生物多样性战略气候变化适应原则: 保护气候变化下的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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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loss on ecosystem functioning

Ecology, 99, 1203-1213.

DOI:10.1002/ecy.2202      PMID:29714828      [本文引用: 1]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loss are expected to simultaneously affect ecosystems, however research on how each driver mediates the effect of the other has been limited in scope. The multiple stressor framework emphasizes non-additive effects, but biodiversity may also buffer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climate change may alter which mechanisms underlie biodiversity-function relationships. Here, we performed an experiment using tank bromeliad ecosystems to test the various ways that rainfall changes and litter diversity may jointly determine ecological processes. Litter diversity and rainfall changes interactively affected multiple functions, but how depends on the process measured. High litter diversity buffered the effects of altered rainfall on detritivore communities, evidence of insurance against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ltered rainfall affected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litter diversity influenced decomposition, reducing the importance of complementary attributes of species (complementarity effects), and resulting in an increasing dependence on the maintenance of specific species (dominance effects). Finally, altered rainfall conditions prevented litter diversity from fueling methanogenesis, because such changes in rainfall reduced microbial activity by 58%. Together,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loss on ecosystems cannot be understood in isola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se stressors can be multifaceted.© 2018 by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Si RS, Aziz N, Raza A (2021)

Short and long-run causal effects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using VECM approach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8, 64419-64430.

DOI:10.1007/s11356-021-15474-1      [本文引用: 1]

Sintayehu DW (2018)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biodiversity and associated key ecosystem services in Africa: A systematic review

Ecosystem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4, 225-239.

DOI:10.1080/20964129.2018.1530054      URL     [本文引用: 1]

\n Introduction:\n  Biodiversity and biodiversity-based ecosystems services are intrinsically dependent on the climate.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climate change has posed major threats to biodiversity in Africa, and impacts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as climate change continues and perhaps even accelerates.\n Outcomes:\n Our review shows that the multiple componen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projected to affect all levels of biodiversity, from genes over species to biome level. Loss of biodiversity as a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can alter the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African ecological systems. As a result, the provision of biodiversity-based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well-being of people that rely on these services are being modified. Of particular concerns are “tipping points” where the exceedance of ecosystem thresholds will possibly lead to irreversible shifts of the structure of ecosystems and their services. In recent years, climate prediction models have portended continued warming and more frequent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cross the region. Such weather-related disturbances such as El Niño will place a premium on biodiversity and biodiversity-based ecosystem services that people rely on.\n Conclusion:\n As biodiversity underlies all good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ecosystems that are crucial for human survival and well-being, this paper synthesizes and discusses observed and anticipated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biodiversity and biodiversity-based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 and livelihoods, and what strategies might be employed to decrease current and future risks on the well-being of human in Africa.\n

Thompson ID, Guariguata MR, Okabe K, Bahamondez C, Nasi R, Heymell V, Sabogal C (2013) An operational framework for defining and monitoring forest degradation. Ecology and Society, 18, art20.

[本文引用: 1]

Wu J, Zhang CY, Xu HG (2011)

Climate change issue i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Negotiations and focuses

Biodiversity Science, 19, 400-40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DOI:10.3724/SP.J.1003.2011.04040      [本文引用: 1]

Recently, the issue of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is becoming a focus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and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have carried out heavy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on the issu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background pertaining to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discusses the disputes and standpoints of major parties, and highlights two opposing group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the mega-diversity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Brazil, Columbia and China. The main disputes of the negotiations include: (i) Expansion of the climate change con-cept: EU nations hope to expand consider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tegrate it into various issues within the CBD, and to promote synergy among three Rio Conven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Howeve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more leery of these tendencies. (ii) Geoengineering and ocean fertilization: EU suggests forbidding geoengineering and establishing a global management framework, whereas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uggest applying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to these issues. (iii)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 EU urges development of “Biodiversity Safeguards” for REDD, while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oppose this proposal. We surmise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se debates is that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afraid of being restricted by the EU and related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at these debates will become more fierce in the future. In the end, we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for debate resolution: (i)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relevant domestic agen-cies; (ii) summarize and propagandize successful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area of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and (iii) improve research on REDD mechanisms.

[吴军, 张称意, 徐海根 (2011)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气候变化问题: 谈判与焦点

生物多样性, 19, 400-403.]

DOI:10.3724/SP.J.1003.2011.04040      [本文引用: 1]

近年来,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逐渐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焦点议题, 各缔约方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多边谈判。本文梳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气候变化问题谈判的发展历程, 探讨了其中的焦点问题及各方的主要立场, 指出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巴西、哥伦比亚、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生物多样性大国是针锋相对的两大主要谈判集团。谈判焦点问题主要包括: (1)气候变化问题的扩大化。欧盟希望将气候变化问题扩大化, 使其全面渗透到《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各议题中, 并促进《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简称里约三公约)之间的联合; 而发展中国家对此比较谨慎和保守。(2)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和海洋施肥(ocean fertilization)。欧盟提出全面禁止地球工程, 并建立全球管制框架; 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可遵循“预先防范”原则。(3)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欧盟要求为该机制建立“生物多样性保障”制度, 而发展中国家表示反对。两大集团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担心欧盟的快速推进会使自己将来受到制约, 这也反映了在环境领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固有矛盾, 而这种矛盾未来还会继续深化。本文最后还就我国的应对策略和工作方向提出了建议: (1)要加强国内相关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2)要总结和宣传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成功的做法和经验; (3)要加强对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的研究。

Xue DY (2015)

On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synergy strateg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related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Science, 23, 673-68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DOI:10.17520/biods.2015136      [本文引用: 1]

Internationally, there are a series of conventions (including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related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uch as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CITES), and the 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 (Ramsar Conven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hese are implemented by different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s and at the national level by various responding ministries. In China, the leading authorities for implementing the biodiversity-related conventions are the ministri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estry, agriculture, etc. However, there is very littl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the leading ministries for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nd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resulting in the inconformity of external policies and repetition of internal implementation actions. In this paper, the explicit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nventions’ objectives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re clarified, and based on existing domestic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for each convention implementation in China, the current mechanism is to establish a multi-minister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coupled with an administrative body for actions set in the responsible ministry. Furthermore, the problems often existing in the convention implementation are revealed as follows: (1) shortag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leading conventions’ implementation; (2) lack of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among the relevant ministries; and (3) inadequate mutual support from the partner ministries. Finally, 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o establish a synergy strategy at the national level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s related to biodiversity, including setting up a synergy working group special for coordinating the state positions for the conventions’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ons on biodiversity issues and for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implementation actions by integrating the efforts from relevant ministries, as well as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clearing-house mechanism for biodiversity.

[薛达元 (2015)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国际公约的国家履约协同战略

生物多样性, 23, 673-680.]

DOI:10.17520/biods.2015136      [本文引用: 1]

目前国际层面已有多个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多边公约(包括条约和协定), 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等。本文基于相关国际公约的既有战略目标, 分析了这些战略目标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这些公约的实施在国际层面是由联合国的不同机构负责, 在国家层次也是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来牵头。在中国, 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履行机构主要有环境保护、林业、农业等多个政府主管部门。我国现有履约机制的模式是针对某一公约建立一个多部门的履约协调委员会, 并在牵头部门建立一个行政办事机构。履约工作中常见的问题有: 各履约机构在参与公约国际谈判和开展国内履约工作中因缺少沟通和协调, 造成对外政策不一致、对内工作重复的现象; 部门间缺少信息共享机制, 甚至相互不提供数据。最后, 作者建议在国家层次上建立生物多样性国际履约的协同战略, 包括为协调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国际谈判立场而建立协同工作组, 为增强国家履约效率而综合各部门履约行动, 以及建立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交换机制等。

Yuan M, Xie C, Huang D (2009)

A study on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s of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 (REDD)

Forestry Economics, (10), 23-2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本文引用: 1]

[袁梅, 谢晨, 黄东 (2009)

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REDD)机制研究的国际进展

林业经济, (10), 23-28.]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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