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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信用的企业参与途径、市场发展障碍与建议

彭昀月, 彭奎, 刘昕然, 孙天怡, 张小全

生物多样性 2026, 34 (4): 26031-. DOI: 10.17520/biods.202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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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弥补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与推动生态价值转化的新兴市场化工具, 生物多样性信用正逐渐成为调动社会资本参与自然保护的重要途径。本文围绕形成市场的核心要素, 系统性分析了生物多样性信用如何衡量、如何定价、企业为何参与以及如何参与的关键问题。研究表明, 生物多样性信用通常通过多维度生物多样性指标聚合计算的方法核算生物多样性净增益; 其定价以保护与恢复行动的直接成本和交易成本为基础; 企业参与的动机综合了合规与风险管理需求、品牌与社会责任诉求, 以及潜在的长期资产回报; 企业可通过购买信用、共同开发项目、产品与信用捆绑以及与碳信用叠加等多元方式介入。然而, 当前市场仍面临将信用误用为抵消、碳市场遗留问题引发的“漂绿”担忧、方法与数据瓶颈、市场基础设施与监管规则不完善以及使用场景和信用声明缺乏规范指导等障碍, 阻碍企业对生物多样性信用的投资。为此, 本文针对未来中国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建设提出了汲取碳市场经验教训、链接核算方法与需求、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和监管规则，以及建立信用声明共识的建议, 以期为构建规范、透明的高诚信生物多样性信用体系提供战略思路, 使其成为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投融资并助力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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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种常用的生物多样性信用核算方法框架。A: 先聚合再计算变化; B: 先计算变化值再进行聚合计算。

正文中引用本图/表的段落

较为常见的核算方法(图1A)是选择一系列指标代表生物多样性的不同维度, 采用加和、平均等指标聚合计算方式, 分别计算出保护和恢复行动及基准线情景下某监测年对应的生物多样性状态, 两者相减计算得出的差值即生物多样性净增益,再与面积相乘, 得出监测年的生物多样性信用数量, 例如Verra SD VISta自然框架(SDVM002); 或先根据指标在保护和恢复行动及基准线情景下的变化量, 再进行聚合计算, 最后与面积相乘, 得出监测年的信用数量(图1B), 例如Plan Vivo基金会的PV Nature方法学(Pollination & Taskforce on Nature Markets, 2023; Wauchope et al., 2024; WEF, 2024; Wunder et a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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