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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长江源区鱼类分布及多样性格局
马文俊, 刘思嘉, 李柯懋, 简生龙, 薛长安, 韩庆祥, 魏金良, 陈生学, 牛依萌, 崔洲平, 隋瑞臣, 田菲, 赵凯
生物多样性    2025, 33 (2): 24494-.   DOI: 10.17520/biods.2024494
摘要   (593 HTML47 PDF(pc) (2486KB)(664)  

长江源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 海拔普遍在4,500‒6,000 m之间, 是全球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之一。本研究针对青藏高原长江青海流域鱼类多样性进行了系统调查与分析, 以了解该区域的鱼类资源现状及其面临的威胁。研究覆盖了长江源干流及长江主要支流, 包括长江源的通天河、沱沱河、楚玛尔河和当曲, 以及雅砻江源和大渡河源。2021‒2022年共设置调查样点43个, 记录到鱼类26种(亚种), 隶属于2目3科12属。与历史调查相比, 发现新分布鱼类7种, 其中土著鱼类4种, 外来鱼类3种。相对重要性指数分析显示, 长江源区的优势种为软刺裸裂尻鱼(Schizopygopsis malacanthus)和小头高原鱼(Herzensteinia microcephalus)。α多样性指数显示通天河和大渡河的物种多样性较高, 而雅砻江的物种均匀度较低。相似性系数和主坐标分析(principal co-ordinates analysis, PCoA)揭示了大渡河源与长江源、雅砻江源之间的物种组成差异明显, 反映了地理隔离对鱼类多样性的影响。环境因子同样影响鱼类物种分布, 典型相关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CA)结果表明水温和海拔对鱼类分布有影响。空间自相关分析确定了鱼类分布状态为随机且轻微聚集, 分布热点分析发现通天河和大渡河支流存在鱼类分布热点。研究阐明了长江源区鱼类多样性的空间分布差异, 并提示需要根据不同流域鱼类物种分布特征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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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青藏高原长江源区调查采样点示意图
正文中引用本图/表的段落
本次调查覆盖了长江源区的三大流域(33°-36° N, 90°-102° E之间), 包括长江源(通天河、楚玛尔河、当曲和沱沱河)、雅砻江源(扎曲)以及大渡河源(玛柯河、杜柯河和克柯河), 共设置43个采样点(图1, 附录1), 涵盖了长江源及其主要支流的不同河段及典型生境。长江源、雅砻江源、大渡河源的源头区均位于青海省境内,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且因在长江流域进行鱼类资源调查需要向当地渔业管理部门及省农业农村厅申请捕捞许可证, 遂所有调查河段均位于青海省。调查样点的设置考虑了水域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覆盖了河流的上、中、下游区域, 包含急流、河湾和浅滩等多种生境, 涵盖了青藏高原长江源区主要的鱼类生境, 样点的选择兼顾了道路可达性、河流流量及人口聚集区等实际条件。因每年5-8月是青藏高原鱼类的活动高峰期及繁殖期, 且其余时间研究区域的河流大多处于冰冻期而无法进行有效调查, 因此, 调查时间选择2021?2022年每年的5-8月, 每次调查持续15-20 d。共调查长江源28个样点(沱沱河4个、楚玛尔河4个、当曲3个、通天河17个)、雅砻江源4个样点、大渡河源11个样点, 每个样点均监测1次。调查过程中采用不同规格的地笼进行渔获物捕捞, 地笼规格为口径0.4 m × 0.4 m, 长度8 m, 或口径0.33 m × 0.45 m, 长度7 m。每个样点每隔50 m放置一个地笼, 共放置6个地笼, 当日下午放置, 持续到次日上午收网, 渔网放置时间约为12 h, 以确保充足的渔获物样本。通过YSI水体水质检测仪检测每个采样点的pH、盐度、溶解氧、水温、透明度, 水质测定时间与鱼类采样的下网时间一致。调查河段的海拔数据通过GPS卫星定位装置进行测定。
共线性检测结果显示, 所有环境因子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5, 表明这些因子之间没有显著的共线性, 模型结果较为可靠, 可以进行后续分析。通过CCA整体模型的置换检验, 结果显示(图4), P值为0.001, R2为0.3949, 整体模型达到显著性水平, 结合CCA轴1上图形和统计结果来看, 水温在CCA轴1上对鱼类分布的影响最为显著。海拔的P值(P = 0.137)接近显著性, 表明海拔可能对某些鱼类物种的分布存在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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