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于2017年7月23-29日在深圳召开, 由中国植物学会和深圳市政府共同举办,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大会是自1900年第一次大会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 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6,850人注册参会, 盛况空前, 生物多样性科学受到特别关注; 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代表经过认真讨论和表决形成新版《藻类、菌物和植物国际命名法规(深圳)》, 简称《深圳法规》(马克平, 2017); 不断变化的地球和人类社会需要全球植物科学家群体提出一个整体的、相互协作的解决方案, 确定了7个重大行动和优先领域, 为此, 大会通过了《植物科学深圳宣言》(Crane et al, 2017)。习近平主席在给大会的贺信中, 肯定了我国植物科学取得的进展, “中国在水稻育种、基因组学、进化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强调“中国将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广泛开展植物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 同各国一道维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自2017年国际植物学大会召开以来, 我国植物科学研究继续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多个领域从“追赶”跨越到“领跑”地位, 每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刊物(Cell, Nature, Science)上的植物科学研究论文从2017年的9篇快速增加到2021年的24篇; 中国申请和公开的发明专利数量逐步赶超美国, 但在质量上还需努力; 有2项植物科学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6项成果入选“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近年来, 紧紧围绕国家重大需求, 植物科学工作者不断加强植物学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在以水稻和马铃薯等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新途径, 特别是基因编辑解决小麦等复杂基因组作物优异性状难题取得重要突破, 生物多样性保护新策略, 杂交构树产业化新型饲草, 耐盐碱饲草品种选育新理念, 基因编辑技术新突破, 光合膜蛋白复合体结构功能及植物与根瘤菌共生固氮等新机制, 性细胞识别与受精机理的新认知, 植物免疫代谢通路和重要抗逆功能基因的新发现等方面取得重要的理论和应用进展, 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为了纪念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召开5周年, 我们组织相关的学者撰写文章, 回顾近年来宏观植物科学研究进展, 特别是近5年来我国系统进化植物学和植物多样性信息学方面的进展。我们欣喜地看到, 中国植物学家正以无比的雄心和速度, 推动植物科学飞速发展, 为世界植物科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世界上有多少种植物, 其中有多少种已被发现和描述等问题迄今仍未被很好回答。钱宏等(2022)整合分析了全球4个主要植物数据库, 以期回答全球已发现和描述了多少物种的问题。结果表明, 全球已发现和描述的维管植物有376,366种(包括自然杂交种)。排除自然杂交种后, 全球共包含369,054种维管植物, 其中广义蕨类植物13,810种, 裸子植物1,172种, 被子植物354,072种。他们的结果比已有的4个数据库中的任何一个的物种数都至少要多17,700种, 表明世界植物多样性编目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目前, 中国学者正快速推进中国高等植物多样性编目的基础性工作。近20年来, 中国平均每年发表200多个高等植物新分类群;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牵头的“中国生物物种名录”项目自2008年开始发布年度物种名录, 每年发布更新版本, 对在中国分布的植物物种的分类学信息进行整理、核对和更新(The Biodiversity Committe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2); 并于2018年完成《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第一卷): 植物》印刷版出版, 共计13册(贾渝和何思, 2013; 王利松等, 2018)。在2022年版的中国生物物种名录中, 共收录高等植物483科4,275属38,493种7,507个种下等级, 较5年前增加了19科270属2,334种(刘冰和覃海宁, 2022)。
苔藓植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角苔植物、苔类植物和藓类植物三大类群, 其物种数量为高等植物的第二大类群。近年来, 随着袁牧的一首小诗“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的流传, 苔藓植物作为“植物界的小矮人”迅速在中国成为“流量明星”, 以前不起眼的苔藓植物随着科学普及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网红”。在科学研究方面, 自2017年以来, 我国苔藓学者在世界范围发现了10个新属40个新种, 新增了孔雀藓目, 建立了新的地钱纲分类系统; 更新了我国苔藓植物物种名录, 完成了多本分类学专著, 并在苔藓系统发育基因组、苔藓植物多样性与环境关系、苔藓植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朱瑞良等, 2022)。尤其是在苔藓植物系统发育基因组学方面, 中国学者已是在引领世界苔藓植物系统分类工作, Liu等(2019)选取142种藓类代表, 基于每个物种122个质体基因和150个单拷贝核基因的数据, 在目级水平上重建了藓类植物系统发育关系; Gao等(2022)对5,000多个基因家族进行了系统发育基因组学分析, 发现苔藓植物经历古老的大规模基因加倍事件后, 产生的大量抗逆相关的新基因成员得到了保留, 以适应各类极端环境。此外, 中国苔藓植物多样性与青藏高原隆起、热带和亚热带喀斯特生境及附生环境关系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苔藓植物研究新趋势(朱瑞良等, 2022)。
传统意义上的蕨类植物是现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统称, 这是来自地质时代的奇迹, 其起源最早可追溯到4亿年前。在种子植物出现之前,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在地质时代生态系统中多占主导地位, 其现存物种多样性也同样是维管植物的第二大类群。然而, 叶形多变的蕨类植物物种分类和系统演化一直是植物学家头疼的难题, 美国著名作家梭罗有句名言, “上帝创造蕨类就是显摆他摆弄植物叶片的能力” (God makes ferns is to show what he can do with leaves)。20世纪40年代, 中国蕨类植物学家秦仁昌就在蕨类植物系统分类研究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根据《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2版)》最新统计, 我国共有石松类3科12属165种4个种下等级, 蕨类植物38科177属2,215种228个种下等级。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物种多样性编目取得了长足进展, 其中仅2017-2022年间中国境内就发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新分类群106个; 据目前所知, 与世界各国相比, 中国已是记录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物种数最多的国家。王婷等(2022)系统总结了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研究进展, 数据统计显示, 中国学者已开始从传统的蕨类“植物学”领域迈向了综合性的蕨类“植物科学”领域, 在物种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演化和生态适应性等众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 研究对象开始着眼于世界, 研究问题开始关注更为广泛的大尺度科学问题。包括利用大尺度转录组数据构建蕨类植物大系统(Qi et al, 2018; Shen et al, 2018)、利用大尺度流式细胞术测试数据重建了蕨类植物基因组大小的演化趋势(Fujiwara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2)、利用大尺度功能性状数据重构了蕨类植物的性状演化及其对森林环境的适应性(Jin et al, 2021)。
20世纪90年代左右, 当分子生物学开始进入植物系统分类的初期, 中国植物学家有过较长时间的争议和犹豫, 以致于错过了基于分子系统学数据规划世界被子植物系统分类框架的机遇; 但进入基因组时代以来, 中国植物学家迅速跟进, 以绝对优势引领世界植物系统基因组学的发展(图1), 在植物起源与演化、物种形成、性状演化、物种濒危机制、栽培植物的起源和驯化等一系列重大科学问题上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葛颂, 202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陈之端团队通过国际合作首次探讨了中国被子植物物种多样性的时空格局, 发现中国西部草本属分化的比例远高于木本属; 中国东部对草本植物起到了“博物馆”的保存作用, 对木本植物则兼具“博物馆”和“摇篮”作用(Lu et al, 2018); 作为高寒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以及世界第三极, 星耀武团队通过对青藏高原及周边喜马拉雅和横断山地区的18个被子植物类群共3,798种植物进行分析, 发现横断山高寒植物多样性的积累始于早渐新世, 是世界上已知起源最早的高寒生物区和高寒植物多样性的起源地和分化摇篮(Ding et al, 2020)。
图1
图1
2017-2022年间中国与其他国家植物基因组发表物种数比较(数据来源: www.plabipd.de)
Fig. 1
The number of plant genome publ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from 2017 to 2022 (Data from: www. plabipd.de)
习近平主席在致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 “中国人民自古崇尚自然、热爱植物, 中华文明包含着博大精深的植物文化”。如何整理、挖掘中国各民族保护和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 讲好中国传统植物文化的科学故事, 中国学者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程卓等, 2022)。2008年, 龙春林提出“现代民族植物学” (modern ethnobotany)概念, 提倡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当地人群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龙春林, 2013)。现代民族植物学将不同学科中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型等, 特别是植物化学、药理学、代谢组学等手段应用到经典民族植物学研究、民间重要植物的成分和药理活性挖掘、遗传多样性分析、功能基因筛选和评价、植物资源利用模式建立、经济利用价值预测等多个方面。现代民族植物学已成为解释传统植物文化知识科学内涵的主流研究方向。如Li和Weng (2017)等在国际重要期刊Nature Plants上发文, 认为需要使用现代手段揭开传统医药的神秘面纱, 中国学者目前已经对藤黄科和金丝桃科一些传统药用植物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很好地解释了其民间用法的科学性(Li et al, 2017; Ji et al, 2021; Zhang et al, 2021)。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中国学者解析了植物崇拜、风水林、自然圣境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独到价值和科学内涵。例如, 滇西北藏区自然圣境与传统文化驱动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杨立新等, 2019),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信仰和习俗共同促进了当地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留存(Huang et al, 2020), 广西喀斯特地区风水林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明显高于荒山(Tao & Bai, 2018)。
自2017年以来,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逐渐在中国社会成为主流化趋势。2021年在中国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上, 中国宣布启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等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的建设和在北京、广东等地启动国家植物园的建设, 国家植物园和华南国家植物园分别于2022年4月和7月相继揭牌启动, 揭开了中国植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体系和迁地保护体系的新篇章。同样也是在2021年, 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部颁布了新版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共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55种和40类, 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4种和4类,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01种和36类。苏铁类植物是现存种子植物最原始的类群之一, 苏铁属(Cycas)是唯一在中国有自然分布的苏铁类植物, 约20种, 多数种类为中国特有, 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 大部分种类为狭域分布的类群, 其生存繁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均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龚洵团队(席辉辉等, 2022)基于多年来的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野外调查资料, 对中国苏铁属植物的研究和保护做了系统性总结。他们介绍了中国苏铁属植物的分类和地理分布研究, 阐述了中国苏铁植物生存面临的主要威胁及相应的保护措施, 提出了保护方案的制定应遵循遗传学特征等科学依据, 为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行动方案, 可为我国其他类群的植物多样性研究、保护以及可持续利用工作提供参考。
虽然中国2,500多年前编成的诗歌总集《诗经》就记载了130多种植物, 战国时期成书的《尔雅》中也有了一些朴素的生物分类学思想, 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更是被西方社会直接翻译为Flora of China, 但是现代植物学的发展在中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直到1916年, 中国植物学者方开始独立研究本国植物, 并自主完成《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等大型植物学志书, 迄今为止共有3,154位中国学者参与过植物命名或植物名称处理等命名相关工作。2000年以来, 发表或者组合新类群的中国学者数量每年都在上升, 近3年的年度新增学者数量都超过了100人, 但大约70%的学者仅仅只发表或组合过1个分类群, 剩余不到30%的学者发表了较多的类群, 传统植物分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尚有隐忧(杜诚等, 2022)。
中国植物学的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迈步在世界植物科学的前沿。在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修订完成的《深圳法规》, 根据中国学者朱相云的提议(Zhu, 2014), 将原法规中的附录一《杂种的名称》提升为第二篇《规则与附则》中的篇章。这是中国学者对《国际藻类、菌物和植物命名法规》中基本规则条款的重要贡献。中国独立完成了世界上现有物种数目最多的《中国植物志》后, 植物学科普教育深入人心, 公众对植物学知识的兴趣日益广泛, 花伴侣、形色、百度识花等各种人工智能植物识别软件方兴未艾, DNA条形码数据和分子鉴定技术成熟。毋庸置疑, 中国在植物物种分类、物种多样性编目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Mi et al, 2021)。更值得一提的是, 以洪德元院士领衔的中外合作植物学团队正组织编写的《泛喜马拉雅植物志》, 试图解码世界屋脊的植物多样性(Wang & Hong, 2022)。随着高通量数据的发展及中国政府和社会对科技投入的增加, 中国植物学家在植物基因组测序及进化生物学研究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通过不断发掘植物基因组背后的生命密码, 势必将对今后中国以及世界植物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势必将对今后中国植物多样性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植物学家当以开放的面貌、包容的心态平视世界植物科学的发展, 讲好中国植物科学故事。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致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的贺信中所希望的, “关心植物、关注未来”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 真正实现“绿色创造未来”。
参考文献
Research status of ethnobotany (2017-2022)
民族植物学研究现状(2017-2022)
DOI:10.17520/biods.2022372
[本文引用: 1]
《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植物科学深圳宣言》等指导性文件都强调要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重要作用。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在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民族植物学研究人与植物的相互作用关系, 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最主要学科领域, 近些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进展, 研究成果对于《植物科学深圳宣言》第六个优先领域目标的完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回顾了近年来特别是《植物科学深圳宣言》发布后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状况, 主要从认知、利用、保护、管理植物等方面进行概述, 以便全面了解近期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发展状况, 保护传统知识和植物文化, 为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近期获得的民族植物学成果, 说明民族植物学研究可以解决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发现, 该学科能极大地促进传统知识、植物文化、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尤其在农家品种以及濒危语言的保护方面有着巨大优势。
The Shenzhen Declaration on Plant Sciences-Uniting plant sciences and society to build a green, sustainable Earth
DOI:10.1111/jse.12283 URL [本文引用: 1]
Ancient orogenic and monsoon-driven assembly of the world’s richest temperate alpine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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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urrent and historical situation report of Chinese plant taxonomists
中国植物分类学者的历史与现状
DOI:10.17520/biods.2022355
[本文引用: 1]
中国植物资源丰富, 长期以来被外国人所关注和研究。直到1916年, 中国植物分类学者才开始独立研究本国植物, 并且经历了从民国时期开始自立、到新中国自主完成《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等国家级和相对完整的地方植物志以及中外合作完成英文版的国家植物志Flora of China、再到21世纪新一代学者每年更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并且开始主导国际性植物分类学研究工作等3个主要时期。统计表明, 超过3,000位中国学者参与过植物命名或植物名称处理等命名相关工作, 近些年更是达到每年新增100人左右的新高。但这种繁荣局面与中国植物分类学的衰退状况彼此矛盾。为了解释这个矛盾, 结合对历史回顾的深入分析分明, 真正能够反映分类学发展程度的量化指标, 应当是“活跃”分类学者数目。这个数目在21世纪停滞不前, 表明当今的分类学人才队伍建设仍存在不少问题, 特别是新分类群的发表与系统学研究脱节, 对分子系统学证据的应用仍有不足, 以及科研评价体系偏重于论文影响因子等。本文因此提出了当今分类学者应该具有的6条技能标准: (1)应具有科学精神和全球视野; (2)掌握学科内知识; (3)掌握学科外知识; (4)掌握野外技能; (5)掌握标本馆、实验室技能; (6)掌握文献和数据库技能。
Evolution of genome space occupation in ferns: Linking genome diversity and species richness
Ancestral gene duplications in mosses characterized by integrated phylogenomic analyses
DOI:10.1111/jse.12683 URL [本文引用: 1]
A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of plant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in China
中国植物系统和进化生物学研究进展
DOI:10.17520/biods.2022385
[本文引用: 1]
植物系统和进化生物学旨在探讨植物物种多样性的起源、多样化及其进化的机制, 是综合性越来越强的研究领域。2017年在深圳召开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IBC 2017)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展示自身实力的机会和舞台, 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植物系统与进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值此大会召开5周年之际, 本文拟就中国系统和进化生物学领域近年来取得的主要进展和突破做一简要回顾, 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植物系统和进化研究的发展态势, 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该领域的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过去5年中, 中国学者在植物系统与进化生物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和突破, 涉及植物起源和物种多样性格局的演变、植物分类和系统发生重建、物种形成和适应性进化、种间互作和协同进化、新性状的起源及其进化发育机制、植物多倍化的机制和多倍体进化、物种濒危机制和物种保护以及栽培植物的起源和驯化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有显著提升, 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 意味着中国学者已经成为国际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力量, 并将在国际植物系统和进化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Local cultur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promote conservation of large old trees in an ethnic minority region in southwestern China
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neuroprotective, antimicrobial and enzyme inhibitory activities of Hypericum volatile oils
DOI:10.1016/j.indcrop.2021.113991 URL [本文引用: 1]
Functional traits: Adaption of ferns in forest
DOI:10.1111/jse.12669 URL [本文引用: 1]
Demystifying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 with modern approach
DOI:10.1038/nplants.2017.109 URL [本文引用: 1]
Using ultra-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quadrupole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based chemometric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anti-angiogenic biflavonoids from edible Garcinia species
DOI:10.1021/acs.jafc.7b02867 URL [本文引用: 1]
Recent advances in the national inventory of higher plant species in China
中国高等植物多样性编目进展
Resolution of the ordinal phylogeny of mosses using targeted exons from organellar and nuclear genome
DOI:10.1038/s41467-019-09454-w URL [本文引用: 1]
Modern ethnobotany: An introduction
现代民族植物学引论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angiosperm flora of China
DOI:10.1038/nature25485 URL [本文引用: 1]
The best case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 and biodiversity science receiving special attention in the 19th IBC
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盛况空前, 生物多样性科学受到特别关注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biodiversity science in China: An overview
A well-resolved fern nuclear phylogeny reveals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numerous transcription factor families
DOI:10.1016/j.ympev.2018.06.043 URL [本文引用: 1]
How many known vascular plant species are there in the world? An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global plant databases
世界上已知维管植物有多少种? 基于多个全球植物数据库的整合
DOI:10.17520/biods.2022254
[本文引用: 1]
维管植物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拥有超过200年的研究历史。然而, 世界上有多少种维管植物, 其中有多少种已被发现和描述等问题迄今仍未很好回答。本文整合分析了全球4个主要植物数据库, 以期回答全球已发现和描述了多少物种的问题。结果表明, 全球已发现和描述的维管植物有376,366种(包括自然杂交种)。排除自然杂交种后, 全球共包含369,054种维管植物, 其中广义蕨类植物13,810种, 裸子植物1,172种, 被子植物354,072种。我们的结果比已有的4个数据库中的任何一个的物种数都至少要多17,700种。
Largescale phylogenomic analysis resolves a backbone phylogeny in ferns
Carbon storage of ecosystems in holly hill and barren hill in karst areas
Genome size evolution of the extant lycophytes and ferns
DOI:10.1016/j.pld.2021.11.007 URL [本文引用: 1]
Understanding the plant diversity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DOI:10.1016/j.xinn.2022.100215 URL [本文引用: 1]
Insight into the studies on diversity of lycophytes and ferns in China
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DOI:10.17520/biods.2022381
[本文引用: 1]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是维管植物的第二大类群, 其起源可追溯到4亿年前。在被子植物出现之前,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在古地球生态系统中占主导地位, 其重要性一直延续到现在。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 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研究就令世界瞩目, 尤其是2017年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后的5年时间里, 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研究更是面向世界、走向国际, 研究更为广泛的科学问题, 在物种多样性、保护、系统演化和生态适应性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2017–2022年, 多个中国研究团队利用多组学数据构建了世界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科级水平的生命之树并提出了关键性状孢子囊环带演化的新模式; 解决了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中目级、科级、属级和种级众多关键的系统分类学等问题, 发表了106个新分类群; 开展了大量的植物区系调查和研究, 出版了6部中国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多样性专著和1部世界性专著; 对65种国家重点保护的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进行了迁地保护, 同时实现了桫椤科、水蕨属(Ceratopteris)、观音座莲属(Angiopteris)和鹿角蕨(Platycerium wallichii)等重点保护类群的孢子繁殖; 在系统发育框架下, 研究了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生态修复功能和生态适应性演化。通过对2017–2022年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思考, 本文对未来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提高中国寡型科属以及世界性大科大属的关注力度; (2)加强西藏、四川等薄弱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调查研究, 并结合新技术, 如DNA条形码等以提高区系调查中物种鉴别的效率和准确性; (3)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厘清各科、属、种间系统关系的同时, 还应加强系统和生态适应性演化之间的协同研究; (4)关注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系统位置作为陆生维管植物演化起点的共性科学问题; (5)加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学与生态学、植物化学、保护生物学等学科间交叉合作研究。
Resources and protection of Cycas plants in China
中国苏铁属植物资源和保护
DOI:10.17520/biods.2021495
[本文引用: 1]
苏铁类植物含2科10属, 是现存种子植物最原始的类群之一, 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和保护价值。苏铁属(Cycas)是唯一在中国有自然分布的苏铁类植物, 约20种, 多数种类为中国特有。中国的苏铁属植物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 大部分种类为狭域分布的类群, 其生存繁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均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基于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野外调查, 本文对中国苏铁属植物的研究和保护进行了阶段性总结。介绍了中国苏铁属植物分类研究、地理分布; 阐述了中国苏铁植物生存面临的主要威胁及相应的保护措施, 提出了保护方案的制定应遵循遗传学特征等科学依据。文中总结了我国苏铁植物保护科研工作中存在的5个主要问题: (1)苏铁植物基础科学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2)苏铁植物生境破坏较为严重, (3)人为盗采贩卖依然猖獗而苏铁植物园林园艺育种事业却举步不前, (4)苏铁自身生物学特性导致繁殖困难, (5)迁地保护难以保证苏铁种质“纯洁性”等, 同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以期为我国苏铁属植物的研究、保护以及可持续利用工作提供参考。
Action research on Tibetan sacred nature sites (SNS) conservation in Tibetan community in NW Yunnan
DOI:10.17520/biods.2019081 URL [本文引用: 1]
滇西北藏区自然圣境与传统文化驱动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DOI:10.17520/biods.2019081
[本文引用: 1]
本研究旨在将滇西北藏区传统生态文化应用于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之中, 以推动社区参与式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的修复。应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生态学的方法, 调查了位于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3个藏族村寨(巴珠、柯功、追达)的自然圣境与生物多样性分布状况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等, 应用SWOT分析法和社区参与式保护途径, 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活动。本研究结果表明, 社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 社区生计依赖于生物多样性, 保护自然圣境是社区水平保护生物与文化多样性及社区发展的重要途径。藏族自然圣境是基于传统信仰文化并经过长期实践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区保护形式, 藏民社区长期遵从和实践自然圣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UPLC-QTof-MS chemical profil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ntiproliferative and anti-inflammatory compounds from seven Hypericum species in China
DOI:10.1016/j.indcrop.2021.114156 URL [本文引用: 1]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bryophyte diversity in China
中国苔藓植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DOI:10.17520/biods.2022378
[本文引用: 2]
苔藓植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角苔植物、苔类植物和藓类植物三大类群, 其物种数量仅次于被子植物, 是高等植物的第二大类群。我国是世界苔藓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自2017年以来, 我国苔藓学者在世界范围发现了10个新属, 40个新种, 建立了新的地钱纲分类系统; 更新了我国苔藓植物物种名录, 完成了数本分类学专著, 并在苔藓系统发育基因组、苔藓植物多样性与环境关系、苔藓植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对未来的研究, 我们提出5点建议: (1)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国家公园和关键类群的物种多样性调查; (2)加快基于基因组的苔藓植物多样性研究; (3)加强苔藓植物保护研究; (4)加强西北地区苔藓植物多样性研究人才的培养; (5)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努力构建“一带一路”国家苔藓植物多样性平台。
Proposal to move Appendix I into the main body of the Code as Chapter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