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  2017 , 25 (12): 1321-1330 https://doi.org/10.17520/biods.2017135

研究报告: 动物多样性

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调查单元区划方案

郜二虎1*, 何杰坤2, 王志臣1, 徐扬2, 唐小平1, 江海声2

1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北京 100714
2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广州 510631

China’s zoo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based on terrestrial vertebrates

Erhu Gao1*, Jiekun He2, Zhichen Wang1, Yang Xu2, Xiaoping Tang1, Haisheng Jiang2

1 Academy of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714
2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通讯作者:  * 通讯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805482272@qq.com

收稿日期: 2017-05-3

接受日期:  2017-10-9

网络出版日期:  --

版权声明:  2018 《生物多样性》编辑部 版权所有.《生物多样性》编辑部

基金资助:  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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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早期的动物地理区划主要依靠专家知识和经验, 缺乏系统的定量分析, 而且部分基本区划单元内的动物生态成分差异仍然较大, 使其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应用中受到一定限制。为满足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需要, 尤其为满足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需要, 我们在张荣祖“中国动物地理区划”的基础上, 进行了全国野生动物调查单元区划。将全国陆地区域划分为5 km × 5 km的网格, 基于1,784种陆栖脊椎动物(262种两栖动物、358种爬行动物、814种鸟类、350种兽类)的分布数据, 对各网格内的动物分布型比例及自然环境因子进行聚类分析。根据聚类结果, 并结合指示物种的分布情况以及省级行政区划界线, 将全国划分为2界7区19亚区54个动物地理省239个生态地理单元310个调查单元。与张荣祖“中国动物地理区划”方案相比, 界、区、亚区、动物地理省的数量一致, 边界走向基本一致, 但也有一些界线不同, 而且增加了“生态地理单元”和“调查单元” 2级区划单元。

关键词: 野生动物 ; 区划 ; 聚类分析 ; 动物地理 ; 生态地理单元 ; 调查单元

Abstract

China’s previous zoo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designations were delineated according to expert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However, these previous designations have limited application in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because of a lack of quantitative footing. Additionally, there are stil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cological components of some of the basic unit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wildlif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especially the needs of the Second National Survey on Terrestrial Wildlife Resources in China, we carried out national wildlife survey unit zoning, based on Zhang Rongzu’s “Zoogeographical Regions of China”. In this study,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was applied to a 5 km × 5 km grid of faunistic and environmental component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pecies distribution dataset, consisting of 262 amphibians, 358 reptiles, 814 birds, and 350 mammals. Our results delineated China into 2 realms, 7 regions, 19 sub-regions, 54 zoogeographical provinces, 239 eco-geographical units, and 310 survey units. Compared to Zhang’s scheme, the number of realms, regions, sub-regions, and zoogeographical provinces are the same and most of the boundaries are broadly consistent, however, some discrepancies also emerge. To meet the needs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two hierarchical levels of zoogeographical units were added, namely eco-geographical units and survey units.

Keywords: wildlife ; regionalization ; clustering ; zoogeography ; eco-geographical unit ; survey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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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二虎, 何杰坤, 王志臣, 徐扬, 唐小平, 江海声. 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调查单元区划方案[J]. 生物多样性, 2017, 25(12): 1321-1330 https://doi.org/10.17520/biods.2017135

Erhu Gao, Jiekun He, Zhichen Wang, Yang Xu, Xiaoping Tang, Haisheng Jiang. China’s zoo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based on terrestrial vertebrates[J]. Biodiversity Science, 2017, 25(12): 1321-1330 https://doi.org/10.17520/biods.2017135

动物地理区划表明了动物分布的区域差异(张荣祖, 2011), 反映了各地动物对地质历史过程及现今生态环境适应的结果。它不仅为历史生物地理学、生态生物地理学、进化生物学和系统分类学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空间框架(Kreft & Jetz, 2010), 而且在保护生物学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De Klerk et al, 2002; Kreft & Jetz, 2010; Holt et al, 2013)。

早在20世纪50年代, 我国就开始了动物地理区划工作。寿振黄(1955)将我国毛皮兽的分布划分为8个区; 郑作新和张荣祖(1959)将我国陆地区域划分为7区16亚区, 后经张荣祖多次修改, 将“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修订为2界7区19亚区54动物地理省(张荣祖, 2011)。该区划方案得到广泛认可, 目前仍是我国野生动物方面最重要的全国区划。但是, 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技术手段的限制, 我国早期的动物地理区划主要依靠专家知识和经验, 缺乏系统的定量分析。随着统计模型的发展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我国学者逐步探索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动物地理区划或生物地理区划(李晓晨, 2000; 解焱等, 2002; Xiang et al, 2004; He et al, 2017)。例如, 解焱等根据171种兽类和509种植物的分布信息, 利用GIS技术和定量方法把全国划分为4个区域(8个亚区域)、27个生物地理区和124个生物地理单元(解焱, 2000; 解焱等, 2002; Xie et al, 2004)。He等(2017)根据2,102种陆栖脊椎动物的分布信息, 将全国划分为10个动物地理区。但是, 由于各类区划的研究目的、类群、尺度及方法的差异, 不同区划结果的差异较大, 而且在这些区划中, 部分基本区划单元内动物生态成分差异仍然较大, 在全国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保护管理实践中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因此, 为满足现阶段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需要, 尤其为满足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技术方案(郜二虎等, 2014)的要求, 我们在张荣祖(2011)“中国动物地理区划”的基础上, 根据1,784种兽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的分布信息及自然环境数据, 进行了全国动物地理区划, 划定了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调查单元, 以便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和保护管理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物种分布数据

根据我国两栖动物(费梁等, 2006, 2009a, b)、爬行动物(张孟闻等, 1998; 赵尔宓等, 1998, 1999)、鸟类(郑光美, 2011)和兽类(王应祥, 2003)名录进行统计, 我国已记录到陆栖脊椎动物4纲41目178科2,668种。我们根据《中国动物志》、各省动物志以及其他公开发表的文献(附录1)中关于物种分布的记录, 以县(指县级行政区划)为单位, 建立了全国物种分布数据库。由于兽类中的翼手目物种和迁徙鸟类不适合用于陆栖脊椎动物的区划(Wallace, 1876; Rueda et al, 2013), 因此进行区划时, 我们剔除了兽类中的翼手目物种(120种)以及不在我国繁殖的迁徙鸟类(156种)。此外, 分布型(张荣祖, 2011)不明确的物种(240种)和分布资料不详的物种(368种)也不用于本区划(附录2)。最终, 实际用于本区划的物种数为1,784种, 包括262种两栖动物、358种爬行动物、814种鸟类和350种兽类(附录3), 约占我国陆栖脊椎动物种数的66.9%。

1.2 物种适生栖息地模型

由于我国各县面积差异较大, 以各县记录作为物种的分布区域将会夸大某些物种的分布范围。因此, 我们采用物种适生栖息地模型(Rondinini et al, 2011), 将物种的县域记录转换为面积相等的5 km × 5 km网格记录。首先, 根据动物志及相关文献(附录1), 整理形成了各物种的适生栖息地信息库, 主要包括物种适宜栖息的植被类型和海拔区间。然后, 将全国陆地划分为面积相等的5 km × 5 km网格, 提取每个网格所处的县级行政区划名称、植被类型和海拔区间等基础信息。就各县有记录的每一物种, 将各个网格的基础信息(植被类型、海拔)与每个物种的适生栖息地信息(植被类型、海拔)进行对比, 确定各个网格的物种组成(附录4)。

1.3 分布型

分布型是指具有相似空间分布的物种组群, 指物种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 而不是在局部区域的分布。分布型反映了物种分布对历史压力和环境压力的响应结果(Passalacqua, 2015; Fattorini, 2015, 2016), 其形成是动物适应环境历史变迁直至现阶段的结果, 也是动物在分布上趋同演化的一组事件(张荣祖, 2011)。物种分布型的相似程度体现了不同地域的区系特征(张有瑜等, 2008), 被广泛运用于动物和植物的地理区划中(例如: Xing et al, 2008; 张有瑜等, 2008; 冯建孟和朱有勇, 2010; 田怀珍等, 2013)。根据我国已有的陆栖脊椎动物分布型分类系统(张荣祖, 2011), 我们整理了1,784个物种的分布型信息(附录5, 6), 并根据各区域物种分布型比例对高级单元(界、区、亚区)进行了地理区划。

1.4 环境指标

采用温度、降水、地形、地貌、植被和土壤等环境因子作为亚区以下单元(即地理省和生态地理单元)的区划指标(附录7)。其中温度和降水数据来源于WorldClim数据集(http://www.worldclim.org, Hijmans et al, 2005), 数字高程数据(90 m × 90 m)来源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空间信息协会(the Consortium for Spatial Information of the Consultative Group for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http://www.cgiar-csi.org/data/srtm-90m-digital-elevation-database-v4-1), 数字化的地貌图(1∶400万)和土壤图(1∶100万)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http://www.geodata.cn/), 植被图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1∶100万)》(张新时, 2007)。

1.5 区划方法

首先, 以5 km × 5 km的网格为基本区划单位, 形成“网格号 × 动物分布型比例”的排列矩阵。然后, 采用欧氏距离计算网格与网格间的距离矩阵, 并用Ward方法对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根据动物地理区划“历史发展”、“生态适应”与“生产实践”的三项基本原则(张荣祖, 2011), 为满足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和保护管理需要, 我们遵循现有的动物地理区划系统(张荣祖, 2011), 按照动物区系成分差异, 划分界、区和亚区; 在各个亚区内, 对各网格的自然环境因子进行聚类分析, 根据聚类结果, 并结合指示物种的分布情况, 划分动物地理省和生态地理单元。最后, 若一个生态地理单元跨不同的行政省, 则利用行政省边界进行切割, 划分成不同的调查单元; 不跨行政省的生态地理单元则为一个调查单元。

2 结果

2.1 地理区划

根据各网格动物分布型比例的系统聚类结果, 当聚类树划分为7类时, 全国可识别出7个区域(图1a)。A区包括我国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 B区包括秦岭-淮河以南、南岭以北、横断山区以东的区域; C区和D区包括云贵高原和横断山区; E区包括青藏高原; F区包括内蒙古高原; G区包括除内蒙古高原以外的广大北方地区(图1a)。当聚类树划分为19类时, 各小区也得到了较好的划分(图1b)。例如, A区被划分为云南南部(Aa)、两广和福建南部(Ab)及台湾(Ab+Bc)3个小区; E区被划分为青藏高原腹地(Ea)和青海藏南地区(Eb) 2个小区(图1b)。

因此, 根据各网格动物分布型比例的系统聚类结果, 华南区、华中区、西南区、青藏区能被很好地识别出来, 东北区、华北区和蒙新区(除内蒙古高原)的分界并不十分明显, 但从我国主要动物分布型的分布格局(图2)可以看出: 古北型物种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 东北型物种分布于我国东北及华北地区, 但以东北为主; 中亚型物种主要分布于我国内蒙古和新疆一带。据此并结合张荣祖(2011)的中国动物地理区划方案, 可以划分出东北区、华北区和蒙新区。此外, 根据各网格动物环境指标聚类结果, 我们在19个亚区以下进一步划分了54个动物地理省239个生态地理单元310个调查单元。最终, 我们将全国划分为2界7区19亚区54个动物地理省239个生态地理单元310个调查单元(图3, 附录8)。

图1   各网格动物分布型比例聚类结果示意图: (a) 7类; (b) 19类。其中A-G表示可识别出的7个不同区域; Aa、Ab表示A区可进一步识别出Aa、Ab两个区域, 以此类推。

Fig. 1   Results from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on chorotype proportion of each grids. (a) 7 clusters and (b) 19 clusters. Codes from A to G in the figures representing 7 zones that can be identified, while codes Aa and Ab representing 2 zones that can be further identified in zone A, and so on.

图2   我国主要动物分布型的分布格局

Fig. 2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main chorotypes in China

图3   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调查单元区划图

Fig. 3   Map of zoogeographical regions of China for terrestrial wildlife survey

2.2 各地理区动物区系差异

根据区划结果, 我们对7个区中的动物区系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古北界与东洋界的区系差异主要是东洋型成分比例不同。在东洋界, 东洋型成分大于16.7%, 而在古北界, 东洋型成分小于16.7% (图4)。

在古北界, 青藏区以高地型成分占优(>29%), 特别是在青藏高原腹地, 高地型成分所占比例超过50%。而蒙新区则含有较高比例的中亚型成分(>15%), 并含有古北型和全北型成分, 这3类区系成分在蒙新区各亚区间各有优势。其中, 东部草原亚区以中亚型占优(>35%), 天山山地亚区则以古北型为主(>27%)。东北区和华北区的分异主要表现为东北型成分所占比例不同。在东北区, 东北型成分大于7.5%, 而在华北区, 东北型成分则小于7.5% (图4)。

在东洋界, 西南区具有独特的动物区系(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19%), 西南区的动物区系成分既有北方成分的高地型, 也有南方成分的南中国型和东洋型, 其自身也形成独特的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华中区和华南区的分异主要表现为东洋型成分所占比例的不同(图4), 在华中区, 动物区系成分较为简单, 以南中国型和东洋型为主, 东洋型成分不超过56.5%; 华南区则具有典型的热带性, 东洋型成分超过56.5%。

图4   7个地理区的动物区系成分分类树

Fig. 4   Classification tree on the regional fauna of seven zoogeographical regions

2.3 古北界与东洋界分界

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划分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根据聚类分析, 我国古北界和东洋界的东段基本可沿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图1a), 在我国西部地区, 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分界线穿过横断山区, 但具体分界在水平方向上则难以确定。为此, 我们分析了横断山区不同海拔区间各种动物分布型的比例, 结果显示, 南方类型的分布型比例随海拔升高而逐渐减少, 北方类型的分布型比例随海拔升高而逐渐增多, 海拔 3,500 m以下南方类型动物成分占优, 海拔4,000 m以上北方类型的动物成分占优, 海拔3,500-4,000 m区间成为两大动物区系成分优势度转换的分界(图5)。因此, 本方案根据两大动物区系成分优势度转换的分界, 将高原山脉向南延伸的区域划入古北界, 将河流山谷向北延伸的区域划入东洋界。

图5   横断山区不同海拔区间各动物分布型比例

Fig. 5   Proportion of chorotype along elevation gradients in the Hengduanshan Mountains

3 讨论

总体上, 根据各网格物种分布型比例进行聚类分析, 能较好地识别出我国已有动物地理区划的2界7区和19个亚区。此外, 为满足我国野生动物调查及管理需要, 我们在亚区以下进一步划分为54个地理省239个生态地理单元及310个调查单元。我们的结果支持古北界与东洋界分界的东段位于秦岭-淮河一线, 并表明其分界的西段大致在横断山地区海拔3,500-4,000 m之间。

3.1 动物地理区划

本方案的区、亚区、地理省的数量与张荣祖(2011)区划方案中的数量一致, 边界走向基本一致, 但一些界线有所差异。其中有4处界线差异较大:

(1)张荣祖(2011)方案中, 东北区和蒙新区的分界线大致在大兴安岭山脉主脊-白城-通辽-阜新一线; 本方案东北区和蒙新区的分界线则大致沿大兴安岭西部山麓-扎鲁特旗-巴林左旗-林西县一线, 即在阿尔山以南, 将二者的分界线向西移约200 km,大致移到了森林与草原的分界线, 将大兴安岭南部山前台地、辽河平原和科尔沁沙地划到了东北区。理由如下: ①大兴安岭南部山前台地、辽河平原和科尔沁沙地动物区系成分以古北型为主, 中亚型成分不足20%; 而蒙新区动物的中亚型成分可达40%, 甚至在部分地区可达50%以上。②大兴安岭南部山前台地以农田类型的植被为主, 且分布少量温带落叶阔叶林; 辽河平原和科尔沁沙地由于近代受到人类干扰后出现土地退化, 植被呈现温带落叶阔叶林、温带草原和中温带农田、经济作物三者交错的格局, 而蒙新区的植被以温带典型草原为主。

(2)本区划西南区与华南区在云南的分界线为从高黎贡山南端-无量山南端-哀牢山南端, 至蒙自-丘北-金钟山一线, 比张荣祖(2011)方案界线偏南, 主要是将无量山和哀牢山划到了西南区。西南区和华南区动物成分的差异主要是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所占比例不同(图4), 而偏移区域(无量山和哀牢山)动物区系成分中, 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占到29.1%, 明显高于华南区, 因此划为西南区。

(3)张荣祖(2011)方案中, 蒙新区东部草原亚区和西部荒漠亚区的分界约在二连浩特-银川一线; 而本方案东部草原亚区和西部荒漠亚区的分界约在贺兰山-乌海-狼山一线, 比前者平均西移约100 km。理由如下: 贺兰山一线是我国200 mm等降水量线, 也是我国温带草原和荒漠的分界线; 典型荒漠物种如新疆漠虎(Alsophylax przewalskii)、白尾地鸦(Podoces biddolphi)、野双峰驼(Camelus ferus)只分布于贺兰山一线以西, 而典型草原物种如布氏田鼠(Lasiopodomys brandtii)、草原鼢鼠(Myospalax aspalax)等主要分布于此线以东。

(4)张荣祖(2011)方案中, 羌塘高原亚区与青海藏南亚区的分界约在布尔汗布达山-玛多-玉树-那曲-冈底斯山一线, 而本方案则约在布尔汗布达山-扎陵湖-曲麻莱-巴青-冈底斯山一线。偏移区域主要是通天河河谷地区, 该区域 ≥ 0℃的积温较高, 动物区系成分以高地型和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型为主, 且二者比重均衡, 更接近于青海藏南亚区的动物区系成分, 因此划为青海藏南亚区。

此外, 已有的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中(张荣祖, 2011), 最小的区划单元为“地理省”, 其平均面积为175,800 km2 (5%: 13,347 km2; 95%: 383,323 km2), 难以满足我国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和保护管理的需要。解焱等所提出的我国生物地理区划方案共划分了124个地理单元, 但是其区划选择的类群为171种兽类和509种植物(解焱, 2000; 解焱等, 2002; Xie et al, 2004), 且其区划系统与已被我国广泛接受的区划系统差异较大, 在生产实践中应用时容易产生困惑。本研究在已有的2界7区19亚区54个地理省的区划系统基础上, 增加了生态地理单元和调查单元的划分, 既能较好地衔接已有的区划成果, 也满足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实践的需要。

3.2 古北界与东洋界分界

按照现代陆栖脊椎动物的研究, 我国陆地动物区系分属于古北界和东洋界两界(Wallace, 1876; Hoffmann, 2001; Kreft & Jetz, 2010)。但关于两界的分界线尚存在许多争议。其中关于古北界和东洋界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分界线有19种意见(Hoffmann, 2001; 张荣祖, 2011)。在这些意见中, 最北的界线超过40° N, 最南的可至20° N, 两者之间的距离超过2,000 km (He et al, 2017)。张荣祖(2011)认为, 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分界在我国东部地区为一广泛的过渡地带, 并把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其分界线。我们的结果也表明: 在秦岭-淮河以南, 动物以东洋型、南中国型区系成分为主; 在秦岭-淮河以北, 动物以古北型和东北型区系成分为主。这个结果与张荣祖(2011)区划方案一致。此外, 很多地理区划和生态区划都以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南北分界(罗开富, 1954; 黄秉维, 1958; 赵松乔, 1983; 任美锷, 1999; 郑度, 2008), 体现了此界限作为地理屏障的阻隔作用。

在我国西部地区, 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分界线穿过横断山区, 但由于横断山区南北纵列的山脉-峡谷地貌, 明显形成了两界动物区系相互交流的通道。在海拔较高的地方, 有不少古北界的种类沿山脊向南伸展, 而不少热带种类则沿河谷向北分布, 使该地区两界动物成分混杂。因此, 关于古北界和东洋界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分界, 也有一些不同意见(Chen et al, 2008; 张荣祖, 2011)。张荣祖(2011)认为, 鉴于横断山区复杂的三维空间变化, 古北界和东洋界的确切界线不易确定, 因此, 在其区划方案中暂以虚线表示。我们的结果显示, 古北界和东洋界在横断山区的分界虽然难以用水平方向上的界线表达, 但在垂直方向上仍然可以找到其分界: 海拔3,500-4,000 m 的区间是两大动物区系的分水岭。这个结果与龚正达等(1999)对云南苍山蚤类分布研究(2,900-3,300 m), 孙治宇等(2007)对四川海子山大中型兽类分布研究(3,800-4,400 m), 以及涂飞云等(2012)对四川夹金山小型兽类分布研究(3,600 m)的结论相似。

3.3 不足

由于动物分布数据的不足以及区划方法的局限性, 采用定量化方法进行动物地理区划依然存在许多问题(He et al, 2017)。第一, 由于缺少调查等原因, 在物种分布数据库中, 部分地区的物种记录仍然偏少, 这可能引起区划过程中的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Lennon et al, 2001; Kreft & Jetz, 2010)。第二, 随着物种系统发育研究不断深入, 在区划中融入物种系统发育信息成为可能(Holt et al, 2013), 但由于不同类群间物种系统发育信息的精度和分化时间的不足, 本区划尚未将其考虑在内。第三, 仅仅根据物种分布型比例的聚类结果, 没有明显识别出东北区、华北区和蒙新区(除内蒙古高原外), 可能是由于古北型物种在我国北方地区分布广泛, 且数量较多所致。第四,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 各地区动物组成差异大, 尤其热带(亚热带)及山地地区的动物组成差异大于温带及平原地区, 在统一系统聚类树里划定若干个群集(生态地理单元)显得尤为困难。因此, 在划分地理省及以下单元时, 我们采取在各个亚区之下进行聚类的方法划定生态地理单元, 但这可能造成各个亚区的生态地理单元层级差异不一致。

4 结论

该区划在前人动物地理区划的基础上, 将全国划分为5 km × 5 km的网格, 对各网格动物分布型比例及环境因子进行聚类分析, 根据聚类结果进行了动物地理区划, 并对各区划界线进行了精细化制图。与张荣祖(2011)区划方案相比, 该区划从生态生物地理学的角度, 根据各动物地理省内动物生态成分的差异, 划分了生态地理单元, 并结合野生动物调查及管理实际, 增加了调查单元, 以满足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需要。

致谢: 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华南师范大学对本次区划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张荣祖先生对区划思路、区划方案和具体方法均进行了悉心指导, 提供了大量资料, 并对区划方案修改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究所、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四川省林业厅、云南省林业厅等单位专门组织专家会议, 对区划方案草案进行了研讨; 许多专家, 如: 胡锦矗、冯祚建、王应祥、杨大同、杨岚、韩联宪、江望高、蒋学龙、李保国、李迪强、李林、刘少英、刘洋、隆廷伦、庆宁、饶定齐、苏化龙、吴诗宝、吴毅、杨晓君、袁施彬、赵晓东、张明海、张泽均、赵文阁、钟立成等对区划方案提出了宝贵意见或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均结合当地实际, 提出修改意见或建议; 区划方案形成后, 马建章、郑光美、张荣祖、冯祚建、蒋志刚、张正旺、李保国、杨奇森、杨晓君、周立志、吴孝兵、钟立成等专家进行了评审, 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或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附录 Supplementary Material

附录1 用于区划的物种分布参考文献

Appendix 1 References about species distribution for regionalization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2017135-1.pdf

附录2 未用于区划的物种数量

Appendix 2 Number of species not involved in the regionalization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2017135-2.pdf

附录3 用于区划的物种数量

Appendix 3 Number of species involved in the regionalization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2017135-3.pdf

附录4 物种适生栖息地模型示意图

Appendix 4 Framework of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models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2017135-4.pdf

附录5 用于区划的物种名录及分布型

Appendix 5 Checklist of species involved in the regionalization and their chorotypes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2017135-5.pdf

附录6 分布型代码

Appendix 6 Code of chorotype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2017135-6.pdf

附录7 环境指标及数据来源

Appendix 7 Environmental index and data resources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2017135-7.pdf

附录8 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调查单元区划表

Appendix 8 Table of zoogeographical regions of China for terrestrial wildlife survey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2017135-8.pdf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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