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女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刘海鸥1,2, 陈海君2, 刘蕾2, 晏薇2, 薛达元1,*
1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1
2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项目执行办公室, 北京 100035;
* 通讯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xuedayuan@hotmail.com
摘要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 也是高度重视性别平等的国家之一, 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世界性别平等舞台上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目前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性别主流化方面仍进展较慢, 这与其在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不相匹配。为此, 本文通过梳理生物多样性与性别的特别关系, 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性别概念的产生和演化过程, 分析了国际组织、多边基金和一些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性别主流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进展, 进而提出加强性别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研究、相关机构能力的建设、性别与生物多样性的政策导入以及国内生物多样性项目的管理等建议, 以期为中国在未来生物多样性与性别领域开展工作、国家履约和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谈判提供参考。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公约; 性别平等; 性别主流化
Incorporating gender equality in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Haiou Liu1,2, Haijun Chen2, Lei Liu2, Wei Yan2, Dayuan Xue1,*
1 Colleg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2 GEF/GCF Implementation Office, Fore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Offic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ijing 100035
Abstract

China is rich in biological diversity resources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gender equality as a country. Chin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wide realm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and gender equality. However,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and does not match with positive roles promot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nationally. Therefore, we analyze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gender, discuss the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gender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summarize the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ultilateral funds and frontrunner nations regarding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research on gender and biodiversity issues, enhancing capacity-building of related agencies, promo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gender and biodiversity issues into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d improving domestic biodiversity project management, all with the aim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follow-up work and a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China.

Keyword: biodiversity;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gender equality; gender mainstreaming

近年来, 生态系统功能不断退化、物种濒危程度加剧、遗传资源不断丧失和流失等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极大关注(环境保护部, 2011), 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推动性别主流化近年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 生物多样性与性别” 已经作为热点议题写入《生物多样性公约》(https://www.cbd.int/gender/)。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过程中, 脱离社会性别因素孤立地考虑生物多样性问题是片面的, 原因在于女性和男性在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https://www.cbd.int/gender/doc/fs-gender-perspectives-en.pdf/)。全面认识和探讨性别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联性, 将性别因素纳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个方面, 对于推进性别平等、推动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保护、可持续利用以及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共享、实现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性别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众多案例和资料显示, 女性和男性对于生物多样性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知识和实践。根据Huisinga等(1993)的研究, 地方传统知识的性别特点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一是女性和男性均掌握了对不同事物的知识; 二是女性和男性对于相同事物所拥有的知识不同; 三是女性和男性可能对他们知识的认知方向不同; 四是女性和男性采用不同的方式传递他们的知识。这些区别使女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和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与男性一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1 女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作用

女性作为地方社区的守护者、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村家庭的管理者和农业文化的传承者,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蒋爱群和冯英利, 2011)。

1.1.1 女性在植物种质资源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作用

在很多国家, 女性都负责农作物和蔬菜种子的选择、保存和管理。安第斯山区的女性基于其烹饪喜好选择土豆品种(Sillitoe & Howard, 1981), 卢旺达女性种植了600多种豆类植物, 秘鲁阿瓜鲁纳族地区女性种植了60多种薯类(http://www.fao.org/sd/ 2001/PE1201a_en.htm/),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和秘鲁安第斯山区, 女性在保存种子以及维持遗传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Sachs, 1997)。墨西哥女性在农业生产中通过利用粮食作物和药用植物提升了当地的植物多样性。这些知识和管理使当地社区得到持续发展(Cabrera et al, 2001)。

除了广泛种植的品种以外, 女性还对一些较少利用的植物的种植和保存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植物一般仅在特定社区作为补充食材。例如, 在也门, 一些农作物仅由女性种植, 被称为“ 女性作物” , 包括花生、南瓜、药用植物、豇豆、黄瓜和红薯等。这些农作物对提高农场生物多样性和粮食安全产生了积极影响(https://www.cbd.int/doc/world/ye/ye- nbsap-01-en.pdf/)。不丹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中指出, 他们已经认识到人们不经常利用的植物对家庭食物和生计安全也具有重要作用, 而这些植物的管理和采摘往往由女性负责(https://www. cbd.int/doc/world/bt/bt-nbsap-v2-p1-en.pdf/)。类似知识并非仅局限在食用植物方面, 在马里, 由于当地女性经常使用一些韧性较强的植物品种制作篮子等容器而使得这些植物具有了特殊价值(https:// www.cbd.int/doc/world/ml/ml-nbsap-01-p1-fr.pdf/)。可见, 女性在植物种质资源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1.2 女性在家畜种质资源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作用

妇女在畜牧业生产经营、草地生态保护与建设以及家庭事务管理等方面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Zhang & Zhang, 1994)。妇女喂养牲畜、饲养家禽, 如羊、兔和猪等(Shen & Qian, 2009)。在中国祁连山牧区的农村社会变革中, 女性是畜牧业生产的主力军, 承担着将近80%的生产管理工作(苟钰姣等, 2015)。在墨西哥东南部, 女性在其后院中保存和饲养着多个地方品种的鸡、鸭等, 并能根据当地环境选择出最适合的品种(http:www.fao.org/gender/en/ag ri-e.htm/)。可见, 女性在家畜种质资源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2 女性在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方面的作用

Malika等(2008)对西亚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的农业活动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调查发现, 女性关于地方品种属性以及对药用植物、香料植物的知识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些社会, 女性提供了超过80%的野生植物食物。一个针对印度北方邦的研究发现(https://www.cbd.int/gender/doc/fs_uicn-c bd_abs.pdf/), 男性主要使用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植物, 女性主要使用与家庭生计有关的植物, 这些植物主要用作药材、保健品、清洁用品、纤维、食物和工具; 女性通过森林和公用土地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33-45%, 而男性仅占13%。通过案例研究发现, 女性在一些物种通过可持续利用得到保护、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Martina, 2005)。

1.3 女性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中的重要作用

女性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 女性在野生物种、当地植物品种和种子的筛选和使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价值丰富的遗传资源; 其次, 女性往往负责重要传统知识的掌握、发展和传播(Howard, 2003)。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多达80%的人口将传统医药作为其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 与男性相比, 女性对药用野生植物的知识往往更多、更专业(Sillitoe & Howard, 1981; https://www.cbd.int/doc/world/sv/sv-n bsap-01-p1-es.pdf/)。Rodriguez等(2004)对巴西国家公园的调查显示, 助产师拥有对某些特定植物的知识; 而在尼加拉瓜的地方社区调查时, 当问及社区周围和森林中的药用植物种类时, 男性往往倾向于求助他们的配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中性别主流化对于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目标的实现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https://ww w.cbd.int/gender/doc/fs_cbd_biodiversity.pdf/)。

2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性别主流化问题的产生和演化

“ 社会性别” 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妇女运动中, 80年代后逐渐被联合国广泛采用, 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分析性别平等的基本概念(刘伯红, 2009)。一些西方国家首先制定了性别平等的法律和政策, 用以抵制性别歧视, 使性别平等概念得到巩固和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越来越多从事性别相关领域研究的机构和个人由关注性别平等概念演变为更加强调性别主流化的概念(王爱华和潘寻, 2015)。性别主流化的含义是在追求性别平等时更多关注社会发展主流的性别敏感问题, 从而确保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是建立在性别平等的基础之上,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基本思想(李小云, 2001)。

关于性别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在国际政策层面始于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 报告中首先把消除性别歧视作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 并把性别平等问题和减贫问题进行了关联。此后《公约》首次正式将性别和生物多样性问题联系起来。随后, 《公约》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Subsidiary Body on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TA)就女性实践、知识、公平展示和性别角色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将生物多样性与性别问题和减贫问题分别考虑。在上述建议的基础上, 2007年, 《公约》秘书处进一步提出了在《公约》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框架内纳入性别主流化的问题, 从而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性别主流化的概念得到正式确立。

2010年, 《公约》秘书处编制了《促进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中性别主流化指南》, 并在同年召开的第10次缔约方大会的决议X/19中得到采纳。该指南要求将性别问题纳入到《公约》的所有工作中, 还要求《公约》秘书处制定明确的指标以监督性别主流化的实施进展。

目前, “ 生物多样性与性别” 已在《公约》官网上成为一项独立的主题(https://www.cbd.int/gender/), 并在《公约》的相关决议中做了明确规定。例如, 《公约》在序言中规定, “ 并认识到妇女在保护和持久使用生物多样性中发挥的极其重要作用, 并确认妇女必须充分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级政策的制订和执行” (https://www.cbd.int/doc/legal/cbd-zh.pdf/); 《公约》决议V/16条[关于第8(j)款及相关条款]规定, “ 认识到女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强调应当对这种角色予以强化, 对土著和地方社区女性参与规划工作给以更多关注” 。《公约》相关工作组的工作计划也对性别问题进行了规定, 为生物多样性的性别主流化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3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性别主流化的做法和进展
3.1 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组织的做法

性别与生物多样性主题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公约》中性别议题的确立等工作都与国际组织的推动息息相关, 尤其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IUCN等机构。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影响深远而且广泛。世界银行将人类发展与性别作为一项重要主题, 在该主题下设立了社会性别的分主题, 介绍其性别研究的最新进展、相关工具和做法, 并依靠其广泛的影响力推动了性别政策在全球多个地区的实施, 如非洲、东亚太平洋地区、欧洲和中亚、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等地区(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gen der/overview/)。亚洲开发银行的做法与世界银行类似, 也制定了性别政策、原则和指南, 设立了性别与发展的主题, 通过贷赠款项目推动其性别战略和政策的实施(http://www.adb.org/themes/gender /main/)。

IUCN的做法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不同, 主要是通过对环境类国际公约的影响来推行其制定的性别原则、政策、目标和指标体系。IUCN推动了包括《公约》在内的多个国际公约性别主题和议题的确立, 并制作了多套与性别和环境相关的宣传材料在相关国际会议、活动中散发, 包括“ 性别与生物多样性” 、“ 荒漠化公约性别政策框架” 、“ 将性别融入里约三公约” 、“ 将性别融入全球环境基金” 、“ 美国国际开发署宣传材料” 等。

在项目执行实施层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性别平等和给予女性权利作为其主要使命, 并确立了“ 性别与可持续发展” 、“ 性别、气候与灾难响应” 等主题, 通过执行和实施的国际项目, 从政策、项目、宣传等多个层面和角度推动性别主流化(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ourwork/gender-equality/overview.html/)。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则聚焦农业生物多样性, 对性别与农业生物多样性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和分析, 为相关问题提供了理论和数据支持(http://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 ment-goals/en/)。

3.2 多边基金的做法

受到IUCN、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环境国际公约的影响, 《公约》的唯一资金机制“ 全球环境基金” (GEF)将性别政策作为其重要的管理政策, 并在机构治理、项目管理等层面推动这些政策的实施, 取得了良好效果。2011年, GEF发布了性别主流化政策, 并通过贷赠款项目进行推进。在项目设计、实施、监测与评估、验收等各个环节全程考虑性别因素。如GEF在其项目申报模板中, 设计了专门的性别分析模块, 确保项目申请机构在项目设计阶段充分考虑性别平等因素; 在项目实施阶段, GEF委托执行机构对相关指标进行监测和评估, 确保项目中与性别有关的活动能够按照计划开展; 在项目验收阶段, 对设定的目标完成情况和质量进行考核, 并依靠GEF平台传播成功经验和案例(http://www.thegef.org/publications/gender-equality-action-plan/)。

与GEF类似, 2015年, 专门服务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绿色气候基金在其第九次董事会上通过了“ 绿色气候基金性别政策” , 并同时发布了《2015-2017年性别行动计划》, 依托贷赠款项目在设计、执行和实施各个层面推动性别政策落地。

3.3 部分国家的做法

在《公约》的影响下,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按照《公约》关于性别的要求, 将性别主流化问题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NBSAP)。2008年4月, IUCN调查的160个当时已经编制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的国家中, 有77个提到了性别或女性问题。比如, 墨西哥是《公约》支持的3个试点国家之一, 已明确将性别问题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政策、计划和规划中, 并承诺将性别主流化落实到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中。乌干达也是《公约》的试点国家, 采用了与墨西哥类似的做法(https:// www.cbd.int/nbsap/search/)。

4 中国如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推进性别主流化

目前中国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女性劳动力与农业发展的角度(李旻和彭艳斌, 2009; 吴慧芳和饶静, 2009; 刘筱红和姚德超, 2012), 仅有少数研究涉及了女性与农业生物多样性问题(蒋爱群和冯英利, 2011)。此外, 中国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几乎没有涉及性别问题, 相关研究也几近于空白。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缺少相关研究和理论依据作为支撑; 国内生物多样性相关机构在性别主流化方面能力不足; 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中没有考虑性别因素; 生物多样性项目中缺少对性别因素的考核指标。基于上述问题和挑战,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性别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研究, 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撑。首先, 应考虑将性别分析纳入研究方法体系。通过梳理女性和男性在生物多样性相关问题中的不同表现, 帮助研究人员探索女性和男性在生物多样性项目中的不同角色和关系, 如女性和男性如何获取和使用生物多样性资源, 他们分别拥有哪些不同种类的知识等。然后, 初步识别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差异, 收集性别分类数据, 这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参与式评价等方法来实现。调查的问题可以包括: 女性和男性负责哪些不同的活动?获取和使用哪些资源?参与家庭和社区决策的情况、日常喜好等。再次, 确定研究的优先顺序, 找出重要的性别差异, 并根据这些差异调整研究方法。最后, 基于上述研究最终确定性别差异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成果将有益于保护中国传统知识, 尤其是女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过程中的经验, 为生物多样性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2)加强相关机构能力建设, 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 和“ 走出去” 战略。生物多样性与性别在国际上属于热点前沿问题, 但目前国内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对此关注不够, 存在机制不完善、意识较弱等问题, 所以, 应全面提升相关机构的能力建设。首先, 可以参考一些国家和机构的做法, 选聘具有专业知识的性别联络人, 专门负责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全面纳入社会性别因素。其次, 在生物多样性管理部门和机构开展性别主流化培训, 提升工作人员的基本意识。最后, 有条件的机构可以效仿国际组织的做法, 制定性别主流化政策, 从机制上解决机构性别主流化问题。这些做法也将有利于国家“ 一带一路” 和“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 减少中国在国外的投资企业因环境与社会安全保障和性别问题无法满足国际标准和当地要求的情况。

(3)加强性别与生物多样性政策导向, 服务政府履约工作。中国是最早加入《公约》的国家之一, 一直高度重视履约工作(薛达元等, 2012)。在国家层面, 虽然2010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未能强调性别主流化问题(环境保护部, 2011), 但是在未来国家生物多样性政策修订和制定方面, 可将性别平等的因素考虑在内并得以体现; 在地方和部门层面, 应在地方生物多样性政策中纳入性别平等因素, 有条件的部门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也可以先行试点, 为国家层面和其他地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示范, 为我国履行《公约》和参与国际谈判提供支持。

(4)加强国内生物多样性项目管理, 全过程引入性别平等考核标准。国内纳入了性别平等因素的大都为国际贷赠款项目, 这些项目采用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的性别政策和标准, 为国内机构实现生物多样性项目中的性别主流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 国内资助的生物多样性工程和项目对性别平等方面的考虑相对较少。国内项目管理可以借鉴国际贷赠款项目的做法, 在项目设计、实施、中期评估和终期验收评估等各个阶段将性别平等纳入考核。例如, 在项目设计阶段, 需要制定完整的女性参与方法, 必要时应制定性别发展计划; 项目实施阶段, 对女性参与项目的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 在项目验收阶段, 对女性参与的情况进行终期评估, 总结相关经验, 将好的经验和案例推广宣传。

作者声明没有竞争性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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